祝志男：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豐富內涵
祝志男：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豐富內涵
核心提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直面了我國發展的現實需要，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可以說，「四個全面」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
祝志男 首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教師，法學博士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四個方面」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關係。「四個全面」直面了我國發展的現實需要，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可以說，「四個全面」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
今天我想從兩大方面，就「四個全面」簡單地跟同志們進行交流。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四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鮮明特點，之後我們來具體分析「四個全面」的豐富內涵。
一、「四個全面」的歷史發展和鮮明特點
習總書記第一次提出「四個全面」是在什麼時間呢？是2014年的12月，當時習總書記在江蘇省調研。但是在這之前，「四個全面」已經醞釀了很多年。「四個全面」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繼承了我們黨關於小康社會、關於改革、關於依法治國以及從嚴治黨的一系列思想。「四個全面」的提出有一個「萌生」、「豐富」和「發展」的過程。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十八大報告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形成了「兩個全面」。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專門討論依法治國問題，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至此，在「兩個全面」的基礎上形成了「三個全面」。2014年10月，習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2014年12月，習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這是在公開報道中，習總書記第一次將「四個全面」並提，意蘊深邃。這是我們要掌握的第一點。
「四個全面」之間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有著非常嚴密的邏輯關係。排在第一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因為它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這是國家發展的最重要的目標。那麼，要實現這個戰略目標，需要兩大重要舉措，一是經濟發展，一是法制保障。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就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支撐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有了這兩大舉措之後，還需要什麼呢？還需要堅實的保障體系，這就涉及到黨的建設。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從嚴治黨是各項工作順利推進，各項目標順利實現的根本保證。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習總書記把「四個全面」定位為戰略布局。可以看出，「四個全面」不是一陣風，這是我們需要長期予以貫徹的方針。從現在到2020年，甚至到2050年、2099年，「四個全面」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2）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豐富內涵
接下來，我們具體看一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本內涵。四方面都包括什麼？有什麼樣的要點？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想問同志們一個問題，「小康」這個詞是誰最先提出來的？最早是在哪裡出現的？源自《詩經》，《詩經》里有一句話，叫「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什麼意思啊？老百姓每天辛勤勞作，就能過到像小康一樣的生活水平。後來，《禮記·禮運》也對小康社會有描述，就是家裡有十幾畝地，有十幾間房子，房子旁邊種著桑樹，養著雞，養著豬，家裡的孩子想穿新衣服就織布、紡紗，如果老人一周想吃一次肉，那麼我們可以殺一隻雞，這個就是老百姓最樸素的美好生活願景。
後來，鄧小平把這個美好願景繼承下來，並結合實際賦予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他說什麼是小康？雖不富裕，但是日子好過。不過要突出強調一點，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人都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日子要普遍好過。鄧小平又給出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如果給小康社會提一個硬性指標的話，那就是人均GDP達到一千美元，這是當時對小康社會的一個基本定位。
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注意幾個要點。
1.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國家百餘年發展戰略的科學總結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體現了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性、長遠性和根本性特徵，是國家百餘年發展戰略的科學總結，這裡面蘊含了幾代領導集體對國家建設的認識和規劃。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制定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了「兩步走」的設想。
到了1978年，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用一年時間，相繼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這一系列出訪，特別是對美國和日本的訪問，幫助鄧小平完成了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準確定位，初步形成了通過實行改革開放促進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戰略大思路。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 這是二戰之後中國領導人首次踏上日本國土，日本以非常盛大的儀式接待了鄧小平。在訪問期間，鄧小平乘坐了日本新幹線的高速列車。在車上,一名日本記者採訪他乘坐此車的感受,鄧小平回答說:「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適合坐這樣的車。」
訪問期間，鄧小平在東京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一次為世人矚目的記者招待會。參加記者招待會的400多名記者來自共同社、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新聞機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在出訪時第一次同意以「西歐方式」同記者見面。
在回答有關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時，鄧小平讓西方記者們充分領略了他坦率、務實和開放的風格。他說:「我們所說的在本世紀末實現的現代化，是指比較接近當時的水平。世界在突飛猛進地前進，那時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現在的水平，我們要達到日本、歐洲、美國現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達到22年以後的水平就更難。我們清醒地估計了這個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樹立了這麼一個雄心壯志。」
為了實現現代化，他指出:「要有正確的政策，就是要善於學習，要以現在國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再就是善於學習。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向第三世界窮朋友中的好經驗請教。相信本著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我們是有希望的。」
談到要承認落後的時候，他突然說了一句饒有風趣的話:「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這一尖刻的自我評價逗得記者們哄堂大笑，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態度正是中國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
（3）
鄧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社會」的概念，是吸收借鑒了中西方文化的成果。
隨後鄧小平又繼續發展，把小康社會整體的發展理念，按時間段分成了「三步走」，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老三步」。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隨著時間的發展，江澤民同志把「老三步」中邁得比較大的第三步，又繼續給它細分，提出了「新三步」。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新三步走」戰略，即：21世紀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看，這就很好地實現了一個穩步地、階梯式地發展，既有遠期的目標，又有近期的方針，便於穩步前進。
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了一千美元，老百姓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前的老百姓，整體上的衣服顏色都是黑白灰，不是很鮮亮。所以，曾經有一位駐華大使夫人說過一句話，她說站在北京街頭，怎麼樣？就好像在看一部黑白電影，沒有什麼顏色。隨著改革開放的起步，人們逐漸打開了禁錮，女同志開始以冬天穿紅羽絨服、夏天穿紅裙子作為時髦。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電影《街上流行紅裙子》第一次直接以時裝為題材，記錄了80年代開放初期人們思維方式的變化。
現在，習總書記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麼，「總體小康」和「全面小康」的差距在哪裡？「總體小康」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九個字：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
「總體小康」光是解決了衣食住行的問題，更多側重於物質方面，對精神層面、政治文明的規劃不足。「總體小康」不夠均衡，從全國的範圍來看，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整體發展很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東西部之間、不同基層之間的差距還是非常巨大的。
二十世紀初，
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上中等收入地區。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於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3960美元，而低於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這六省市人口佔中國總人口比重的21.8％。
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包括河北、東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人均GDP均低於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居世界第100至139位之間，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26％。
第四世界是如中西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邊遠地區和低收入地區。中國目前約有一半以上的地區屬於第四世界，排名在世界第140之後，人口佔中國人口總數的一半。
這就是發展的不均衡，我們要達到全面小康，就是要扭轉這麼一個狀態，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
一位西方外交官在總結中國發展時作出一個形象的比喻：「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個比喻非常真實地揭示了我國城鄉發展的差距。從這來看，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小康社會，它應該是彙集十幾億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它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協調的小康。
（4）
2.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新階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加突出了「全面」，從原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又添加了生態文明建設。同時，還提出構建橄欖型收入分配的格局。什麼是橄欖型？就是咱們說的棗核型，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應該佔大多數，富人和窮人都很少，這種結構是最穩固的。評價一個地區是否有發展活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中產階級是否佔大多數。中產階級佔大多數，地區整體發展穩定，民生、民主都會促進得很好。中國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金字塔的形狀，我們富人也不是很多，但是中產階級也不是很多，相對來說，廣大的貧困地區還很多。我們要逐漸向橄欖型的一個社會發展，就是使中產階級成為大多數。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在哪兒？在基層和底層群眾，就是金字塔底層這一部分。習總書記說了一句話，「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政府做好服務保障引導工作，我們要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幹部清正，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好的環境。
同時我們還要知道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它不是整體發展戰略的終點，它僅僅是中國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個起步要求。我們剛才說過「老三步」和「新三步」，今天，習總書記結合新的時代特點，又提出了一個「三步走」。第一步，在建黨一百年的時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步，在建國一百年的時候，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三步，要在本世紀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百年的發展戰略，是由幾代國家領導集體接力制定、逐步完成的，就像傳接力棒一樣，一棒接著一棒跑。這和西方的那種民主、多黨制選舉，互相拆台是不一樣的，我們就是要把這一棒跑好，跑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大家知道，習總書記參觀了「復興之路」展覽。為什麼叫「復興之路」？1820年，清政府的末期，中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1/4，是一個超級大國。雖然經濟總量很大，但是在武力、國防等方面都很弱。就像一個兒童，手拿珠寶，置身於鬧市，怎麼不讓強盜起覬覦之心呢？所以，西方列強就打開了你的大門，從此之後，中華民族就滑向了痛苦的深淵。
現在，我們談民族復興，我們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國人。
《時代周刊》是美國一本重要的綜合性期刊，已經創刊了90多年。1950年，新中國成立第一年的時候，《時代周刊》給了中國的一個封面。毛澤東登上了封面，毛主席的整體形象顯得很灰暗，體現了當時的冷戰思維。我不知道同志們能不能看清毛澤東周圍是什麼呀？是蝗蟲，它代表了中國人當時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1963年，又有一張封面給了中國，這是代表了中國的一艘龍船。龍船上擠滿了人，不少人都掉了下來，而且這是一艘破船，在船後面還放了一個原子武器，這暗示什麼意思？中國人連飯都吃不飽，還要搞原子武器。當年咱們不是勒緊褲腰帶，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嗎？這是西方人對我們的一種嘲笑。所以配的文章題目叫《孤航》，說你中國這艘船在孤獨地航行，不知道要駛向哪裡？唱衰中國的心態表現地很明顯。
1985年，這張封面也很有意思，它用了一個中式的屏風，屏風中間是鄧小平的照片。在屏風的左邊，有很多人拿著馬克思的畫像在街上遊行，還有的人在插秧，呈現的是比較原始的農耕狀態。經過改革開放以後，在屏風的右邊，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邊老百姓騎著自行車，運輸帶上放著漢堡包、耐克跑鞋，還有照相機。這個封面介紹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變化，但是這個標題用的是什麼呢？用的是《中國遠離了馬克思》，也就是說，在西方人眼中，認為我們拋棄了老祖宗，所以你才發展好了，這當然是不對的。
2005年，毛澤東時隔20多年，又一次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這一次毛主席的形象非常飽滿，金光閃閃，大家注意一下毛主席的穿著。穿的是什麼？其實是中山裝，但是上面印著美國品牌LV的商標。
2007年，《時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國形象很飽滿，一個紅日化身於五星，噴薄而出，之後萬里長城綿延而去，這是什麼？他用的題目是《一個王朝的黎明》，西方人從來沒有把這樣的溢美之詞加到中國人身上，這是我們經過近60年的發展，用自己的雙手得來的。《國際歌》里有一句話，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我們自己，洋大人是不是尊重你，說到底，要看我們自己的發展。
再來看一下，美國和中國的力量對比圖，1999年，美國經濟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30%。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如此巨大，他開始不可一世，認為其他國家怎麼能跟我平起平坐？所以，隨後就打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國當時的經濟水平，只是美國的1/10，而且隨著這些年的發展，美國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了。10年前，日本的經濟差不多是咱們的8倍，而到今天，咱們已經是他的兩倍了，所以，大家從中可以看到中國這些年的整體發展。
（5）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社會上各種輿論很繁雜，有人說，是不是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了？有人說，是不是改革開放要止步了？十八大勝利召開之後，我們看到，這兩面國家發展的重要旗幟，國家都沒有丟下，我們既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同時也要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正像習總書記說的，「中國越發展，就越開放，中國開放的大門不可能關閉。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我們要知道，中國為什麼要不斷地深化改革？是由問題倒逼出來的。我們正在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這條路上不斷有問題產生，我們要解決它，就必須要不斷深化改革。
當然，改革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什麼風險？
第一，改革是否能堅持正確的方向？
有人說，改革有可能改旗易幟。那麼，我們是不是就不改革了？我們不妨看一下我們的鄰居，朝鮮原來一直很封閉，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持贊成態度。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年過去了，朝鮮的整體發展還是相對薄弱的，從這兒來說，不改革是不行的。
我們說改革，蘇聯當年也改革了，但是為什麼最後失敗了？這就涉及一個根本問題，改革要改什麼？我們要改的不是整體的制度，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優越性的，只是存在一些不適應它發展的具體體制。我們要改體制，而蘇聯人是在改革具體體制的過程中，覺得制度本身就有問題，最後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發展中，注意這兩點之間的協調，要明確我們要改革的是具體體制，而不是制度本身。
我們不妨看一下，這是普京的一句名言，他說，「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俄羅斯人民來說，蘇聯解體也是一個悲劇。當時，蘇聯的GDP排名世界第二，但現在俄羅斯的GDP排名是17—25名左右。俄羅斯現在又受石油價格的影響，發展狀況相對弱勢很多。從這兒來看，中國人捍衛自己的道路，捍衛改革的方向，它是正確的，這是很好的一個對比。
俄羅斯的一個院士曾經說，把蘇聯送入停屍房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用我們自己沉痛的災難做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登上了祭壇。他自己也說，個別的超級大國絕對沒安好心。他說，我當年也是蘇共的黨員，但是在國家解體、蘇共垮台的時候，我也是抱著歡迎態度的，當時蘇聯有兩千萬的黨員，沒有一個人上街為自己的組織，不要說拿起槍，就是振臂高呼、捍衛一下都沒有。但是今天他回過頭來，他說，我現在黨證還壓在箱子里，我覺得這十多年來，對國家和民族這種巨大災難，我是抱有負罪之感的。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一定要堅持自己正確的道路，不能在改革中偏離了方向。
所以我們有兩點啟示，不改革沒有出路，但是，如果改革像蘇東那樣，借改革之名而偏離了正確的道路，教訓同樣深刻。習總書記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顛覆性的錯誤指什麼？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的錯誤。我們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是第一點，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
第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要實現什麼？
我們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國家的水平要制度化、科學化、規範化，還有程序化。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要有大視野、大思想、大戰略、大局觀，這樣才能引領好一個國家。我們不妨回頭看，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大思路轉變，可能就沒有改革開放的起步。1992年的時候，各方面思想爭論不休，討論改革是不是要繼續深入，在這個時間點上，如果沒有鄧小平南巡講話，我們可能又要錯失發展良機。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裡面有一句話，「有權不可任性」。那麼，你怎麼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是說政府公務員管得越多越好，而是要科學認識自己的職能定位，真正地明確政府能幹什麼、不幹什麼，在一些領域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三，要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種關係。
我們提出，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頂層設計，同時要在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還有幾個類似的關係，這個說起來很簡單，互相協調起來還需要不斷地在改革的實踐中去探索、去發展。
第四，堅持穩中求進，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是不是經濟發展越快越好？不盡然。我們要綜合考慮幾種因素：經濟發展程度、社會可承受度、老百姓滿意度，這幾者要結合在一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得最多的詞是「發展」，一共提了134次，改革提了86次，經濟提了85次，建設提了75次，政府提了42次，從中可以看出，未來國家發展所側重的方面。那麼，我們怎麼發展？
首先，要穩中求進。中國要發展，但不要帶血的GDP。要統籌考慮各種因素，不能單兵突進，也不能盲目冒進，破壞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要改革創新。我們首先說，中國的產品如何走出國門？其實，世界上的中國產品已經很多了，但是我們真正需要走出去的是什麼？是品牌。有幾個中國品牌是國際知名品牌？有人說海爾、華為、奇瑞，還有張裕葡萄酒、青島啤酒等等，但是這還遠遠不夠。2011年，國外有一個調查，83%受訪的外國人都用過中國產品，但是你讓他說一個中國品牌，他說不出來。所以，我們的產品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內涵，我們要在國際上提高競爭力，要走的路還很長。
（6）
品牌內涵如何去塑造？比如說，提到法國，大家就會想到法國的產品代表奢華和精緻；提到瑞士，大家就覺得瑞士產品一定是非常精準的；德國的產品一定很結實；日本汽車很省油，造型很漂亮。一提到中國產品，外國人聯想到什麼？大規模生產和低質量。這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們要潛心培育自己的品牌。
我們要實現一個技術轉變，把「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一個美國主婦寫了一本書叫《離開中國製造的日子》，說的是什麼？外國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也會感到緊張， 2004年聖誕節，薩拉女士收到了39件聖誕節禮物，結果回來一看，其中25件都寫著「中國製造」。她覺得這很可怕啊，中國人已經把全球化的觸角伸到我們的家門口了，回家之後，她又翻了一下家裡的用品，發現「中國製造」的產品很多。於是，她決定，2005年全家不用「中國製造」的產品，而且她把這一年的生活都記錄了下來。一年過去了，她把這一年的感受集結成冊，最後得出了什麼結論呢？她說，既然離開「中國製造」就導致生活很不方便，既然中國人已經走到了我們身邊，我們和中國的貿易不可避免，那麼，我們不妨展開雙臂，去迎接全球化懷抱。
這個例子曾經被很多學者引用，不少人覺得中國多牛啊，美國人已經離不開咱們了，到處都是「中國製造」，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個現狀，就會發現很多深層次問題。
現在全世界每生產四台電腦，就有一台是在中國江蘇生產的，我們本應該自豪，但是生產一台電腦賺多少錢？「十個蘋果的錢」。利潤的大頭被誰拿走了？被英特爾、微軟這些有技術的公司拿走了，他們有品牌權，我們只賺一個加工費。「人家吃肉，我們喝湯。人家吃米，我們吃糠」是對目前中國製造這一「汗水工業」最形象的描述。有數據統計，我們要出口八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來一架空客飛機。
所以，我們亟需實現三大轉變。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從「血汗經濟」向「智慧經濟」轉變；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我們需要飛躍的過程。
（三）全面依法治國
法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法律是人類最大的發明。別的發明使人類學會了如何駕馭自然,而法律使人類學會如何駕馭自己。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現在有種誤區，好像一談法律、一談民主，就覺得美國怎麼怎麼樣。我們要說，美國的民主不是世界第一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們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
首先，我們的法治道路和西方法治道路不同。西方的特點是，政府政黨的作用在不斷弱化，法在往前走。在中國，法和黨「平行前進、互相制約」，這是第一點。
其次，我們的法治道路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法治道路。中國古代有法家學說，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地去吸收，而不是全部照搬。
另外，我們的法治道路也不同於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道路。除了中國，現在還有四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幾個國家裡，除了共產黨，其他的政黨全是非法黨。很明顯，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新的16字方針，以前我們說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隨著時代的發展，新16字方針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我們要知道，法治的建設發展不能簡單地推給社會，也不能全部推給政府、政黨，每一位社會成員都應該積极參与，培育一種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文革時期，劉少奇同志被從中南海揪斗出來的時候，手拿一本憲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憲法保護我。但是結果被紅衛兵一把搶過憲法，打翻在地。
我們回過頭看這段歷史，心情都很沉痛。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有一個整體的法治氛圍。泰戈爾說過，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什麼？「生若夏花般絢爛、死若秋葉般靜美」。對每個生命要尊重，每個人都要守法，自覺地營造這樣一個氛圍。就像法國思想家盧梭有一句話，他說：「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7）
（四）全面從嚴治黨
下面談一談全面從嚴治黨。我們要知道，「從嚴治黨、黨要管黨」是我們從建黨之初就提出來的要求。2014年10月，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總結大會上，習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並且在12月的時候，把它加入到「四個全面」之中。
毛澤東非常注重從嚴治黨，他認為，如果官員腐敗，那麼老百姓必然不滿，這可能會引起老百姓的第二次革命。毛澤東吸取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精髓，說治國就是治吏。是什麼意思？要先管好領導幹部，先管好公務員。
毛澤東曾經處理過不少貪污或者是殺傷人命的官員，在全黨起到了很好的震懾作用，時間關係，我們可以稍微介紹兩三個。
第一個就是處決謝步升，他是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槍決的第一個貪污分子。謝步升原來是瑞金縣葉坪村的蘇維埃主席，原來也是一個好同志，但是因為有了權力，很快就墮落了、腐化了。謝步升就是這樣，貪污公款，強搶民女，後來一個掉隊的軍醫住在他家，謝步升發現掉隊軍醫有毯子和金戒指，他為了這點財產，把軍醫給殺掉了。
後來，這個事情報告給了時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那兒，鄧小平聽了非常生氣，說這樣的腐敗分子不處理，那麼我這個縣委書記是沒有辦法跟人民交代的。毛澤東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的旗幟是打不下去的。所以，當時萬人公審大會之後，槍決了謝步升，明確指出，你貪污腐敗、手上有人命，你是官員也沒有用。
隨後不久，在1937年的時候，我不知道同志們聽沒聽過，處決了黃克功。當時是震驚國共兩黨的一件大事，黃克功曾經跟著毛澤東上過井岡山、走過長征路，是一員悍將，當年26歲，是紅軍師團級幹部。那個時候，全國各地的年輕人都聚到延安，黃克功就和一個年輕女學生劉茜自由戀愛了，結果兩個人接觸了一段時間，發現不太合適。黃克功屬於一個草莽英雄，劉茜是一個知識分子，兩個人覺得不太談得來，所以劉茜就跟黃克功說，我想跟你分手。黃克功很傳統，接受不了，就把劉茜約到了延安的延水邊，兩個人談判。黃克功說，你要是跟我分手，那你就去死。劉茜說，我就是去死，我也要跟你分手。黃克功就掏出手槍，給了她兩槍，把劉茜給打死了，之後揚長而去。當時警衛員聽到槍聲出來了，但他也沒說，如果那時候搶救，說不定還能活過來。結果第二天發現了屍體，這個案子很好破。但是這個時候，在延安就出現了爭論。一方面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沒什麼說的。但是更多的人說黃克功是高級將領，現在又是抗日時期，能不能讓他戴罪立功。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重慶方面聽到了這個消息，報紙就登了，說延安出了桃色新聞。後來，這件事報到毛澤東那兒，毛澤東聽完之後非常生氣，拍著桌子說，我要把蘇區建設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地方，怎麼能出這種事情！沒什麼好說的，交給延安法院公審，直接看公審結果。結果在公審的時候，黃克功當著很多人的面，就把上衣給脫掉了。他屢立戰功，身上全是各種刀疤和槍傷。黃克功說，我這件事情做得是不對，我不應該把劉茜殺掉，但是她已經死了。不如怎麼樣呢？你們監督我，我上戰場去殺鬼子，我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了，一直到我戰死為止。結果呢，法院的同志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讓自己的警衛員快馬送來一封信，這是毛澤東當時的親筆，大家可以看，寫得也比較潦草、比較著急，這麼看可能不是很清楚。信中寫道，「雷經天同志：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的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並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黃克功當時聽完之後，放聲大哭，他說我伏法，當眾被執行了槍決。從劉茜被殺害，到黃克功執行槍決，總共不到四五天的時間，很多人都被震驚了，很多民主黨派對共產黨很佩服，說共產黨能為了一個平民，殺掉自己的高官。
今天我們看這個事情，好像覺得很簡單，其實在當時，這是很有魄力的一件事情。同時，在國民黨內部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張靈甫號稱瘸腿將軍，他聽聞一些謠言，以為妻子出軌了，回家之後，掏出手槍打死了他的妻子，揚長而去。結果他妻子的娘家人不幹了，娘家人就通過婦女協會，通過宋美齡給蔣介石施壓。後來，蔣介石為了平息這種議論，給張靈甫判了幾年刑，把他關到南京。但是關他的那個地方，既可以作畫，又可以聽戲，整體環境很好，結果關了一年多的時間，抗戰爆發了，之後蔣介石說，國家危難之時，事有從權不拘於小節，就把他給放出來了。
後來，張靈甫成了一個著名的抗日英雄，但是我們說，如果黃克功不被處死，黃克功也可能是一個抗日英雄，是不是？但是歷史不能假設，你當時這麼做，你就失掉了民心。所以我們說，為什麼最後共產黨取得了勝利，這個跟「從嚴治黨」的要求是分不開的。
在毛澤東時期，提出了「兩個務必」，防止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等等。毛澤東還經常說一句話，我們不當李自成。為什麼這麼說？有一個歷史的典故。
大家可能都聽過著名的「窯洞對」。1945年，民主黨派黃炎培等七位人士到了延安。毛澤東見了黃炎培，第一句話說什麼？說黃老，咱們已經25年沒見了。黃炎培很詫異，他是著名的教育家，黃炎培說，對不起，你認錯人了吧？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毛澤東說，25年前，您在上海做了一場關於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報告，我去聽了，我到今天還記著您的觀點。你想，那個年代聽報告不像現在，當時都是坐著火車去聽報告，結果25年前的一場報告，還有人記得。所以，黃炎培特別感動。
過了幾天，毛澤東把這七位民主黨派人士請到他的窯洞去吃飯，他問黃炎培，您覺得我們現在的缺點是什麼？黃炎培覺得毛澤東非常真誠，所以就說，貴黨、貴軍的治理是非常好的，但是中國歷史有句話，叫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人亡政息是什麼意思呢？因為人生七十古來稀，人的壽命也就70來歲，一個政黨的發展，也差不多就那六七十年，之後就可能走向衰落。黃炎培說，「歷史的發展，其興也勃焉，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甚至一個人、一個家族，你興起的時候，眾人拾柴火焰高；其亡也忽焉，當你走向滅亡的時候，嘩啦啦大廈將傾，倒得也很快。你們現在是很好，但是貴黨以後怎麼發展，能不能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
毛澤東聽完後非常感動。為什麼我們建國之後，要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黨派人士好多都是知識分子，有思想、有魄力、有見識，能夠為治國理政發揮很大的正面影響。
1944年3月，著名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甲申三百年祭》。寫了一個歷史故事，明末的時候，官逼民反，李自成和張獻忠帶領農民軍起義。有一點很有意思，李自成和張獻忠，他們當時所隸屬的正好是延安府，這和當時共產黨待在延安蘇區有些相似之處。明末的農民起義「其興也勃焉」，勢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李自成帶領部隊進了北京城之後，文官開始急忙招入門生，武官開始斂財抓人，昏昏然，好像天下無事了一樣。結果這時，一聲炮響，清軍入關了。李自成怎麼樣？倉惶而敗。李自成失敗了，最後戰死九龍山。
這篇文章以古喻今的意思很明顯，毛澤東當然看懂了，所以他就指示這篇文章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登載。同時，毛澤東親筆複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正是基於對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毛澤東在全國勝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這就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8）
我們說西柏坡也是著名的革命聖地了，胡錦濤去過，習總書記也去過。習總書記去的時候，還用了一句還現代的話，他說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要多學習、多重溫，心中就會增添許多的正能量，我們都需要正能量。
毛澤東時期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反腐舉措。當然，我們也要說，第一代領導集體關於從嚴治黨方面也有需要總結的地方，是什麼呢？我們對反腐敗鬥爭，不能擴大化、無序化，不能一年到頭總是運動反腐，正如鄧小平說的，「不能採取過去關於搞政治運動的方法，而要遵循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一定要在法律範圍內進行。」
改革開放之後，歷屆黨中央也一再強調「從嚴治黨」。
胡錦濤同志也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自身建設，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動黨的建設在不斷改進中得到加強。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隨著黨執政時間的增加和黨的隊伍的變化，黨的自身建設面臨許多新課題新考驗，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考驗將是長期的、複雜的，管黨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
鄧小平在
我們看這些年，這是2000年之後查處的官員的一些案例，很多也是大案，我們也槍決了很多人。當年著名的瀋陽「慕馬案」，瀋陽的原副市長馬向東被注射死刑，他是怎麼落網的呢？馬向東在澳門豪賭三天，輸掉了近千萬，面不改色，震驚整個澳門城，後來中紀委介入調查，發現是瀋陽的副市長，後來這裡還有黑社會、有命案等等，拔出蘿蔔帶出泥，瀋陽的政府官員被抓起來很多。當時瀋陽的市長叫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所以叫「慕馬案」。
在注射死刑之前，馬向東寫過一個心靈剖析，他說，「我過去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蛻變為一名腐敗分子，接受人民的審判和法律的制裁，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劇。」馬向東是怎麼一步步蛻變的呢？他自己寫道，「我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1986年，有些下屬幹部開始到我家，彙報工作，聯絡感情，尤其在春節期間以給小孩『壓歲錢』為名義，送給我幾百元、上千元。開始我也曾堅決予以謝絕，但後來感到情面難卻，不收怕傷了對方感情，就收下幾份。豈不知這個防線一旦鬆懈，就一發不可收拾，以後逢年過節給我送錢的人數越來越多，送的金額也逐步增加。」
漸漸地，馬向東對收錢已經麻木了，膽子越來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他看到一些民營老闆那麼富有，那麼瀟洒，自己的內心很不平衡，也想退下來時品嘗一下當老闆的滋味。於是，他就開始儲備資金的原始積累，開始收一些私企老闆、外商的錢，一次受賄的金額有時高達十幾萬元、幾十萬元。
「受賄」的金錢越多，喪失了擔當和責任之後，心靈就會出現極大的空虛。有了錢之後，他反而覺得自己天天生活得非常無聊，非常乏味、非常空虛。突然，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麼呢？到澳門去賭博，每周五坐飛機過去，輸個兩三天，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獲得了極大的滿足，到了周一再飛回來。我們說，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馬向東的悲劇是從一個「小縫」開始，最終走向了不歸路。
當前的全面從嚴治黨延續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否則就要亡黨亡國」的戰略思想。黨中央強調，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零容忍」這個說法，其實是美國人最先提出的，後來香港廉政公署也在用這個詞。那麼，什麼叫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專員湯顯明所說過的一番話：反貪的關鍵不是「嚴懲重判」，而是要做到「逢貪必被抓」。「死刑並不能阻嚇貪污犯罪的發生，因為只要有高利潤在，殺頭的生意總會有人做；而『逢貪必被抓』則屬那種肯定賠本的買賣，不會有人做，所以，反貪機構的關鍵是要做到對腐敗『零容忍』。」這種「零容忍」態度頗值得借鑒。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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