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講義稿

編輯推薦：民國大師傅斯年專著，讀透《詩經》的經典著作傅斯年以淵深的國學根底，融通中西，不僅擘划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開創了一種圓融通博且富於個性特徵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範，其作品受到今人的推崇。《詩經講義稿》裝幀用紙考究，內容精心編校，通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國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必讀本。內容簡介　　《<詩經>講義稿》是傅斯年在中山大學講授《詩經》時所作的講義，該講義涵蓋了《詩經》的研究歷史、研究方法、地理、藝術性等豐富內容，充分展現了傅斯年深厚的國學根底以及獨到的西方研究思想。書中對《詩經》理解的廣度和深度，為人所稱道，堪稱《詩經》研究中的經典之作。目　　錄敘 語泛論詩經學一、西漢詩學二、《毛詩》三、宋代詩學四、明季以來的詩學五、我們怎樣研究《詩經》《周頌》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大雅》一、雅之訓恐已不能得其確義二、《大雅》的時代三、《大雅》之終始四、《大雅》之類別《小雅》一、《小雅》《大雅》何以異二、《小雅》之詞類三、「雅者政也」四、《雅》之文體《魯頌》《商頌》述一、《商頌》是宋詩二、《商頌》所稱下及宋襄公三、《商頌》非考父作《國風》一、「國風」一詞起來甚後二、四方之音三、「諸夏」和《國風》四、起興《國風》分敘一、《周南》《召南》二、邶鄘衛三、王四、鄭五、齊六、魏七、唐八、秦九、陳十、檜十一、曹十二、豳《詩》 時代周詩系統非周詩《詩》地理圖《詩》之影響論所謂「諷」《詩三百》之文辭附錄文學革新申義詩部類說風雅頌《詩經》中之「性」「命」字 154一、論《詩經》中本無「性」字二、《詩經》中之「令」「命」字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辨》媒體評論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梁啟超《詩經》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傅斯年在線試讀部分章節下列關涉《詩經》之講義十二篇，大體寫就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頌》一篇，十一月所寫，論文辭之一節，次年一月所補也。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於談話，理無取乎斷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藉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後，此時面目最好無一存也。此為論經之上卷，所敷陳諸題多為敘錄《詩經》而設，中卷將專論語言文字中事，下卷則談《詩經》旁涉所及之問題，均非今年所能寫就。若所寫就者，幸同學匡其失正其誤也。　　「詩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辭之盛，抑之者以為不過椎輪，揚之者以為超越李杜，皆非其實。文學無所謂進步，成一種有機體之發展則有之。故一詩之美，可以超脫時間，並非後來居上；而一體之成，由少而壯，既壯則老，文學亦不免此形役也。《詩經》之辭，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詩經》之體，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則亦時代為之耳。欣賞之盛，盡隨主觀，鳩摩羅什有言，嚼飯與人，乃令嘔噦。故講習《詩經》最宜致力者，為文字語言之事，茲編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時整理所能得其條貫。若論文辭一節，應人之請強為主觀之事作解說，恐去講章無幾，刪之亦可也。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稿》擬目中三節涉及《詩經》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論為敘錄《詩經》，文學史中所應述說，理非二事，故不別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寫記　　泛論詩經學　　《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他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他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他的議論非常複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議論他的大體上有多少類，那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秋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了春秋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別出，《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裡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了。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才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只是寫下的事在後罷了。《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他的源流的。《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別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別）。稱謂之差別又沒有別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麼周漢唐宋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秋時人，大約總是春秋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歷史了。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麼，如果春秋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秋時書只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了許多有意作偽的東西，以致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秋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時要留心罷了。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合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倖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面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面目，例如東晉偽《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秋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了。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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