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濫施 道教淪落(3)

番僧中最惡者，當屬楊璉真加。忽必烈時代，此人被任命為「江南釋教總統」。這位楊璉真加「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他最大的「功勞」，是在元世祖默許下，發掘南宋諸帝陵寢。窮刨深掘後，楊璉真加盜盡南宋陵墓內的珍寶，然後把諸帝屍骨混在一起，又雜置牛馬枯骨埋於地下，上築一塔，名曰鎮南塔。而且，密宗習俗，「得帝王骷髏，可以厭勝致富」，所以，南宋諸帝的頭蓋骨，均被楊「總統」挖出鑲金嵌銀當成潔器和酒器。特別是宋理宗屍體，由於傳說中他嘴裡有大粒夜明珠，被楊璉真加派人倒懸於樹上，瀝干水銀後，遍剖胸腔頭部，探找那隻大珠子。除南宋諸帝陵外，楊「總統」連南宋舊臣的墳墓也不放過，共掘墳一百一十一處，徹頭徹尾一個「掘墳賊」。杭州任上，楊璉真加「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雜寶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賦稅直接交他）……」這些「罪狀」，只是他貪瀆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對此，元廷的處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畝」，抄家了事，沒過多久就把楊璉真加放了。現在，杭州靈隱寺內那些山上不倫不類的石佛像，皆是當年楊「總統」的傑作。對於宗教，忽必烈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只要對他「有用」。信奉什麼都可以，前提是必須為蒙古統治服務。看似開明的宗教政策，實則蘊含勃勃殺機。舉例講，忽必烈對伊斯蘭教大力扶持，但當有基督徒告訴他《可蘭經》中有「盡殺一切多神教徒」時，他登時青筋暴露，馬上找來大都的伊斯蘭教士（蒙語譯為「答失蠻」）詢問此事是否屬實。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說確實有此類記載。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爾等盡誅異教徒，奈何爾等現在不立時殺盡他們呢？」此教士傻不拉嘰回答：「時機未至，吾等尚缺盡誅異教徒的手段。」忽必烈大臉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衛士把回話教士的腦袋卸掉。同時，他對回回人割喉殺羊的習俗和其他飲食習俗也十分不滿，表示：「此輩乃我大元奴屬，飲食敢不隨我朝乎！」同時下令，敢有再以斷喉法宰殺羊只的，將被以同種方式處死。雖如此，由於元朝回回人能經商致富和為蒙古人斂財，仍舊大受信任。特別是阿合馬專政二十年，援引同類，回回人的勢力更是滲透到帝國各個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馬本人似乎並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在宗教方面，忽必烈也擅長在各教之間搞制衡。乃顏叛亂失敗後，望見戰場上狼藉遍地的頂端飾有十字架的乃顏部軍旗，元軍中的伊斯蘭教徒歡呼：「看吧，跟隨這種宗教的人，已經被殲滅了！」忽必烈聞言，坐在大象背上頓發雷霆，發表高論，指出乃顏的失敗，正是他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嚴懲。「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會站在乃顏這種謀逆之賊的一邊。所以，每逢復活節等節日，忽必烈總是裝出一臉虔誠，與基督徒們一起舉行宗教儀式，像模像樣，收買人心。從他對馬可·波羅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對基督徒確實有好感。這些人不僅能向他貢獻各種異寶奇珍，又能向他講述各種奇聞佚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風土人情。忽必烈時代，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最為淪落。邱處機死後，全真派隨著教長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別是二次佛道大辯論，傾向性明顯的忽必烈徹查道教徒偽造道經之事，並下令當眾剃掉參與辯論的道士頭髮，迫其為僧，狠狠羞辱了這些「仙風道骨」的道徒。當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師」張可大由於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時獻過媚言，說「王爺後二十年當一統天下」，忽必烈記之於心。大元建立後，張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晉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區的道教事務。所以，忽必烈本人身上「薩滿教」的蒙古人心性十分明顯，對於讖言、巫術、燒骨、施咒等等怪力亂神最感興趣，教門義理倒成為次要。除正一派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為皇帝「祠醮」，也一度大受青睞。總體而言，元代社會中，漢人本土宗教道教頹勢明顯，連遭打擊。且一蹶不振。到了清朝，異族入統中原的帝王們與元帝一樣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擠得幾無立足之地。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對亞洲特別是中西亞的伊斯蘭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以伊兒汗國為例，旭烈兀與其蒙古、突厥上層統治集團曾到處殘殺迫害伊斯蘭教徒。但是，到他曾孫合贊汗統治期間，為了能使寶座穩固，合贊汗下令全體上層蒙古統治集團及軍隊將領、士兵全部皈依伊斯蘭教，由此，波斯大地徹頭徹尾變成了伊斯蘭地區。昔日存在的多種宗教，幾乎全為一種宗教所代替。這種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鐵血政策，單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立竿見影」。在漢地，忽必烈並未被儒臣說動「以夏變夷」，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蒙古統治者卻被當地征服者同化。同化後，他們靠強力使廣大地區泛伊斯蘭化。世界歷史上最饒有趣味的一個現象是：一個地區一旦伊斯蘭化，就會永遠伊斯蘭化。可悲的是，強力的合贊汗死後，伊兒汗國迅速衰落，軍事帝國的弱點很快把汗國帶入墳墓。而他推行的伊斯蘭化，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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