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誕辰九十周年有感-資訊-紫金網 zijin.net

　　十年前，我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舉辦的顧准誕辰八十周年座談會，那是顧准逝世後，在北京舉辦的第一次紀念活動。九十年代初的時代氛圍，能夠開會紀念顧准就已經很不容易，因種種限制，與會者寄託追思，也只能談論顧准思想的歷史意義。但在那次會議上，李慎之、徐雪寒、駱耕漠等老一輩人緬懷顧准生前行跡，發掘出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徐雪寒回憶顧准挨整時曾對孫冶方悲憤地說：我的手是乾淨的，沒有沾過別人的血！我知道這一沉痛說法，就是在那次會議上第一次聽到。李慎之回憶海外學者曾經質問中國是否有學者在文革十年中堅持獨立思考。李當即回答：有，有一個，他就是顧准！這一後來被不斷引用的情節，也是在那次會議上聽當事者親口說及。

　　十年過去了，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在當初五七幹校所在地——河南省信陽市息縣東嶽鎮，舉辦顧准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會，具有特殊意義。遺憾的是，有些老人已溘然長逝，如李慎之；有些老人因身體衰落不克旅途勞頓也難以出席，如駱耕漠先生。因此，此次會議出席者基本上是中青年，年事最高者為顧准胞弟陳敏之先生，年滿85，行走需攙扶；次高者吳敬璉先生當初是顧准最為看好的學生，也已經75歲，兩鬢飛白。老一輩人迫切希望中青年能接過顧準的思想火把，有所堅持，有所發展。我因在河南底層長期生活過，對顧准息縣日記中出現民相食、易子而食的悲慘記錄，曾有耳聞，但是身臨現場，就在顧准當年的受難地緬懷其思想行程，畢竟與當初耳聞不一樣，觸目之處，心潮起伏，難以平靜。

　　信陽事件餓死二十萬人，息縣是這一災區的重中之重，此次接待我們的縣、鄉兩級幹部，幾乎家家都有長輩餓死的親身經歷。顧准生前下放此地，身心經受巨大煎熬，耳聞目睹民間慘狀，即折磨了他，也成全了他。他能以那樣堅忍的毅力，兜頭反思中國這場極左人禍的歷史、思想根源，走出那麼遠——直至追尋到以1688、1787為坐標的世界歷史主流，以及另一股歧途旁出以1787、1917為坐標的歷史潮流，這兩股潮流如何分手，進入中國後如何影響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如此長距離的思想旅程，恰恰是以腳底下的息縣苦難為背景展開的。不到息縣，能理解顧准，但是只有到了息縣，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到顧准，感受到他的思想脈動是如何與民間苦難連接在一起。僅此而言，信陽事件那麼多死難者是可以安息於地下了，老百姓沒有白死，他們是以餓殍二十萬的代價激勵了顧准，推動了顧准，換來了中國思想界1949年以後最為紮實也最為沉重的一次收穫。

　　顧准這一思想特徵也啟示我們反思自己這代人的學風。他去世不到十年，閉關鎖國大門開啟，可以出外訪學，可以邀請海外學者入境講學，還可以通過館際借閱的渠道閱讀國際同行最新出版物，網路之發達，一瞬千里，鍵盤所及，就是哈佛，就是劍橋，信息資源之豐沛，是顧准當年不可想像也不敢想像的，以致今天回首他一燈如豆，在思想隧道中孤苦掘進，幾乎使人悲憫。又過十年，科研資金突然湧現，文科課題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已經不是天方夜譚。但是，能夠與顧准比肩的思想成果寥寥無幾，能夠告慰顧準的思想成就卻沒有出現。造成這一現狀的首要原因當然是體制窒礙，所謂學術體制其實是權力體制的近親繁殖，在它的內部還是顧准當年深受煎熬的逆向淘汰。但不可迴避的是，一代人的學風食洋不化，以西方問題置換中國問題，以文化批判置換政治批判，以西方校園中的喝彩置換中國土地上的艱難實況，畢竟是這一代人主觀上的事。「上窮碧落下黃泉」，顧准當年以民間苦難為動力，可謂「下黃泉」；另一方面追尋隧道盡頭極其微弱的域外光線，在翻譯熊彼得時，通過一個小小的註解，擴大思索，終於掘通與韋伯相鄰的思想蔽障，可謂「上窮碧落」。今天我們的研究條件相比顧准，「上窮碧落」唾手可得，卻很少人肯「下黃泉」了。不要說掘開中國的地下，即使踏著地面行走，也是寥寥無幾。十年前說「愧對顧准」，十年後不得不重複這句話：我們不僅愧對他的研究條件，更愧對他的胸懷，愧對他以民間苦難為動力，知難而上甚至迎難而上的境界。我們遠離了那個時代，這是幸運，但在精神氣概上，我們離顧準的境界似乎也在遠離，則未必是幸運。

　　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去世以後，後人面臨新的分化新的問題，通常總會問：如果這位思想家活在今天，將如何回答？顧准也在面臨這一追問。他是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第一個提出市場經濟的人，而面對今天的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人們的爭論又一次聚焦於市場經濟，他會怎麼想，又會怎麼說？

　　顧准不僅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市場經濟，這一點已經無用爭議。容易忽視的是，他也是第一個提出市場經濟必須要有上層建築政法體系相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們今天的語言討論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但是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現代化起步早於英美，卻被英美遠遠拋後的歷史教訓時，已經內含「要好市場經濟，不要壞市場經濟」這一尖銳主張。換言之，對顧准而言，首先是一個市場經濟有與無的問題，其次才是一個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的問題。如果不割裂顧准有關市場經濟這兩個密不可分的思想，那麼我們在假設他今天的回答時，可以有把握地認為：他首先會堅持市場經濟的前提，然後是力爭「好市場經濟」的前途，前途只有在堅持前提時，才不會在批判中走失方向。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足可稱「壞市場經濟」，或可稱「權貴資本主義」，但是這個「壞」「權貴」首先來自於權力體制，而不是來自市場經濟的「原罪」。市場經濟沒有「原罪」，如有之，來自左翼思維的頭腦，而不是來自外部現實。把今天發生的社會弊端歸咎於市場經濟的「原罪」，是左翼思維之回歸，旨在倒退，把中國拉回沒有市場經濟的昨天。在堅持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批判「壞」「權貴」的來源，改革「上層建築政法體系」，壞市場經濟才有可能釐清，變為好市場經濟；不把批判的矛頭針對「壞」「權貴」，有意無意地轉移向市場經濟，那麼能夠代替「壞市場經濟」的，只能是更壞而不是更好的「計劃經濟」。

　　自覺程度不高的知識階層經常會從社會良心的自我期許，陷民族於烏托邦地獄。「壞市場經濟」也好，「權貴資本主義」也罷，在中國不是第一次出現。上一次出現時，最為猛烈的批判也是來自城市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但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與烏托邦激情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批判由於方向性錯誤，終於釀成歷史大錯：從批判壞市場經濟走向消滅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從有到無，從無生有，現在是第二次出現，出現不久又陷入「權貴資本主義」，幾乎是一場歷史的循環。這期間浪擲多少生命財富，乃至二十萬、二百萬甚至二千萬以上平民餓殍之血淚？不正視歷史循環，不正視循環中是千百萬平民在付出生命血淚，僅僅以虛幻的社會良心自慰，就不可能理解顧准，不可能理解顧准在半生革命生涯後為什麼會有那麼徹底那麼沉痛的反思？所有的反思如果不歸結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將失去其應有的歷史深度，而歷史則很有可能失去起點，在平面交接處再一次陷入了無新意的陳舊循環。只是這一次循環，很有可能不是社會而是知識分子，不可救藥的不是社會，而是批判社會的知識分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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