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殉道者：解碼宋教仁

——需要永遠謹記這位民主主義的傑出先驅

民主型政治家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權柄的獲得不是通過革命、武力或殺人，而是通過民選，而且這民選具有自由的衡量尺度，不是控制下的選舉。回溯中國，到目前為止近170年的近現代歷史中，儘管朝代更替頻乃，豪傑輪番登場，唯一夠格榮獲「民主型」政治家稱號的就是民國初年的宋教仁。湖南人宋教仁，在1912-1913年初那場曇花一現的唯一一次中華大地上夠得上自由選舉的有限的民主舞台上，憑藉自己非凡卓爾的政治才幹——不是那種打仗、殺人、政bian的專制政治的才幹，而是實實在在的民主政治的才幹，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硬是將那時人人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民主玩得風生水起、令人咂舌，最後獲得了民意的認可成為了完全靠選民賦予國家權力的第一人。可惜，在那個政治風雲變幻的「亂世」， 這位宋教仁先生尚未完成民主程序的最後手續，國家權力的履職尚未開始最多算個「准」民主型政治家的當口，一槍斃命了，一顆專制的子彈結果了這位「前途無量」的年輕人的生命，以31歲的而立之年告別了人類，也告別了多難的中國。

隨即，初露曙光的民主政治還未上演就被強大無比的專制扼殺於預演之中，至於那位被掐死在搖籃的民主「嬰兒」宋教仁，也就成了中華民族民主的絕響，他的悲壯赴死並未阻止完全靠拳頭攫取懸掛在紫荊城金鑾寶殿上最高權力的歷史進程，近100年來誰都不再玩那「天真幼稚」的民主了，玩得都是穿著民主外衣的鐵血政治，他們豈敢相信民主還能在中國重生——最多是從心裡敬佩還有這麼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兒，竟然在專制2000年立國的炎黃子孫群里演起了民主的「兒」戲。問題是，何以他宋教仁能夠導演一出有聲有色的民主大戲，為中國的政治史平添一幕偶露崢嶸的靚麗風景？這也許就是歷史的魅力所在。宋教仁未必悟透了，以至於成了刀下之鬼先生還在天真地堅信，民主的大旗定會有人擎起繼續高高飄揚，素不知自己所以碰上這千載難逢的政治良機，豈是自身才幹所致、信念所賜，實在是那清朝垮台之後，依然是要刺刀說話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那一把把林立的刀鋒尚未緩過神來，這民主究竟何方神聖，不要槍炮也能玩，給了宋先生一個機會。一旦發現這隻靠民意說話的「活兒」原來如此之後，那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紛紛出鞘，刀落命喪，這民主連同民主的兒子宋教仁也就飄然絞殺了——原來，宋教仁不過是在刺刀林立的政治舞台上跳舞，握刀人一旦發現民主不過爾爾地黔驢技窮後，死期就到了。然而，即使如此又如何？這就是宋教仁的價值，中華民族民主的早期排練，宋教仁的死宣告的不是民主的亡，僅僅是民主的早產，一旦發育成熟，再次擎起民主大旗的後來人定能永遠守衛在它的輝煌之下。同時，它還宣告了，偌大的中國孕育民主的過程必然更為漫長，也更為痛苦，但絕不是孕育不了。

一、革命家宋教仁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出生在湖南桃源一個逐漸衰敗的地主之家。6歲（一說4歲）進入私塾接受傳統儒學的正規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儒學功底，1899年17歲進入桃源漳江書院學習，深受縣教諭黃壽彝和書院山長瞿方梅等人的影響，反清的政治志向開始形成，而國破山河碎的殘酷現實亦刺激著年少的宋教仁。1901年，宋教仁奉母命參加縣試考中秀才，但他沒有繼續博取科舉功名，而是在1903到武昌投考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文普通學堂。主考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題目是《漢武帝論》，宋教仁的論證大為梁鼎芬讚賞，被取為第一名。

1、革命起步。1903年6月，黃興從日本回到武漢，在文普通學堂發表演說，痛斥清廷，提倡政治改ge，宋教仁深受鼓舞，遂與黃興結為摯友，正式開始了反清的革命生涯。鑒於宋教仁的反清言行，學堂監督紀巨維擔心其受到拘押，建議他悄悄離開了。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在長沙參加了黃興召集的華興會籌備會，1904年2月15日參加了華興會的正式成立大會，被推為副會長，他們共同的目標推翻滿清。華興會的鬥爭方略為：湖南先發動，各省繼起，然後直搗幽燕。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開展活動，這年7月3日湖北進步學生呂大森等聯合組織科學補習所，呂大森被推為所長，宋教仁擔任文書。在進行了充分準備後，華興會決定在同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歲壽誕於長沙發動起義，並將湖南多路起義進行了分工。宋教仁除負責與科學補習所進行聯繫外，具體主持常德一路的組織與發動工作。期間，宋教仁回鄉變賣家產籌措經費，後經常德到長沙時才知道起義事宜已經泄露。隨即，宋教仁經曹亞伯等人的勸說，前往武漢，追尋黃興。11月16日到漢後，宋教仁了解到科學補習所已關閉，風聲正緊，難以安生。在漢得知黃興等人已在上海創辦了啟華譯書局作為革命機關，準備舉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號輪船順長江到達上海。

2、日本戰鬥。到達上海後，受萬福華刺殺王之春案的牽連，啟華譯書局遭到破壞，黃興等人已被捕入獄，宋教仁無法立足，經朋友們幫助，於1904年12月5日被迫東渡日本，開始了流亡的革命。這時，日本已經成為了反清的大本營。從長沙起義失敗中認識到宣傳教育的重要，宋教仁到東京不久爭取創辦一個面向全國的綜合性雜誌。1905年1月，宋教仁與陳天華等人聯合組成「二十世紀之支那」社，雜誌的名稱亦為《二十世紀之支那》。在日本，宋教仁的主要工作如下：

1）辦報。宋教仁被推為「二十世紀之支那」總庶務，負責組織與聯絡工作，在《二十世紀之支那》（1905年6月24日出版的第一期上宋一個人所寫的文章幾乎佔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寫稿，在中國留日學生中贏得了聲譽；

2）組黨。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通過宮崎寅藏的介紹，結識了黃興等人，計議建立一個全國性革命團體。經過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華興會骨幹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充分討論，大家消弭分歧，決定成立包括各革命團體的全國性政黨，並準備於同年8月20日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的住宅內正式召開同盟會成立大會。大會參加者100餘人，通過了宋教仁起草的會章，孫中山推選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科總幹事（相當於協理），宋教仁則當選為司法部檢事長，隨後又被推為同盟會湖南分會副會長，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機關報，因被迫停刊，決定以《民報》發行，仍由宋教仁擔任庶務，兼撰述員，主持社內日常事務。

3）學習。留學生在日的反清活動激起清國不滿，日本政府在清廷要求下於11月2日頒布《取締清朝留日學生規則》，規定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政治活dong，取締言論自you，禁止集會和結she，檢查書信來往，強迫學生們（因他們不少是官費留學的）遵守清朝法令，激起學chao。宋教仁、胡瑛等發起抗議（此時孫、黃都不在日本），最後因意見不一分化了，不少學生回國了，而陳天華則投海自殺了，抗議宣告失敗。有感於知識的重要，宋教仁則於年1905年6月進入日本政法大學學習，1906年2月1日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也辭去了《民報》的職務，改名宋煉，選擇了一條最積極的革命方式。上學之餘，宋教仁仍然堅持翻譯和寫作，先後翻譯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國的官制和政治制度，還翻譯了日本憲法和各國的警察制度，為後來的憲政運動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原本打算升入本科，因病宋教仁不得不輟學。

4）起義。1907年初，黃興離日歸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委託宋教仁代理庶務總幹事，協助孫中山處理同盟會東京本部的日常工作。1907年2月，黃興返回東京，同宋教仁協商力爭東北的「馬俠」（東北一股反清的民間武裝）參與到反清洪流中（此時，黃興、宋教仁、章炳麟因政見均與孫中山發生了衝突）。3月，宋教仁親赴東北，完成了這一使命，並成立了同盟會遼東支部。最後，因泄密起義失敗。

5）護權。在東北期間，宋教仁得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成立長白山會，製造所謂「間島問題」，妄圖侵佔我國延吉地區。在日本友人幫助下，宋教仁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內部，獲得第一手資料。回到日本後，又通過查閱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及其它圖書館的大量相關資料，寫了《間島問題》一書，用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證明，延吉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間島問題》成書後，日本政府曾經用重金收買，遭到堅決拒絕。清廷則派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出面，通過駐日公使楊樞索去書稿，並且贈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官職，要宋歸國任職。宋教仁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本想利用這個機會深入清廷內部從事革命活動，為部分同盟會員反對沒有成行。但是，雖然宋教仁把清廷的千元贈款大部分資助了貧寒的中國留日學生，還是引起了同仁不少人的猜疑，有人甚至認為宋教仁勾結清朝，更有人推測他出賣了黨。日本政府更是痛恨宋教仁，視其為清廷密探，多方刁難。為證明清白，宋教仁給清廷寫了一封公開信，重申在國內事務上同清廷不可調和的政治觀點，並要清廷取消自己的留學生資格，撤掉其所享受的生活費。這是宋教仁最為艱難而痛苦的一段時期，同盟會組織逐漸渙散，武裝起義接連失敗，同志們多不信任。內外的夾擊，宋教仁心灰意冷，憂鬱消沉，借酒澆愁，欲哭無淚，甚至向日本使女借錢買醉，整個一個頹廢墮落的末路英雄。

3、回國舉事。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動暴亂的罪名將《民報》查封，組織渙散，起義失敗，革命一片蕭條。鑒於現實，為重整革命，1910年，意志未被摧垮的宋教仁幾次與秘密到日的孫中山商都不歡而散後，擅自提出把革命的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會，作為直接領導機關，得到譚人鳳等許多同盟會員的贊成，他們擺脫孫中山自己幹了。譚人鳳出面召集東京的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討論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宋教仁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先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甌脫地，密布黨羽，進居邊要，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雲南、廣西，此策之又次者也。」並堅信中策較宜。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應于右任之邀擔任《民立報》主筆，宋教仁的一篇篇檄文發揮了巨大的宣傳作用。4月中旬，宋教仁奔赴香港參加即將謀劃的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代替陳炯明擔任編製課課長。27日傍晚，宋教仁與何天炯等人乘輪船離開香港，次日凌晨到達廣州時才知起義已經失敗。宋教仁等無法上岸，只好原路返港。

4、革命成功。從香港回到上海後，宋教仁仍然擔任《民立報》主筆，一面大造輿論，一面準備下一次起義。7月31日，中部同盟會在湖州會館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宋教仁擬訂了總會、總務會和分會的各項章程，並且當選為總務會的幹事，成為中部同盟會主要領導人。根據宋教仁的方案，中部同盟會決定在武昌首先舉事，然後組織各省響應。為了做好起義，總部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永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作為重點的湖北，則由譚人鳳親自前往，居正則促使共進會與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歸屬上海總機關直接領導。上述各分會分別策反當地清軍，主持當地起義事宜。同時，總部又讓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會，與長江中下游各地起義遙相呼應。9月25日，聯合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楊玉如到上海，向中部同盟會彙報了湖北近況及起義計劃，懇請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前往武漢主持大計。此時，因黃興遠在香港近日無法趕到，譚人鳳生病住院行動很不方便，宋教仁決定立即準備西行。恰在這時，囚禁於武昌獄中的胡瑛派人送來密信，說湖北形勢極為險惡，不能近期發難。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報告疑信參半，下定的決心又發生動搖。譚人鳳堅信武昌起義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趕快前往，並於10月8日抱病先自登程，宋教仁卻仍然遲遲未動。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了，而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均不在場，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共和國」的歷史一問世就開起了帶淚的「玩笑」。

二、活動家宋教仁

革命家的任務完成之後，開始活動家的使命了，宋教仁轉換了角色，而且這一不僅遠遠超越了與他一道革命的所有精英，更是非常成功，連縱橫捭闔的政治強人袁世凱都十分欽佩，更被夫子到底的革命家章炳麟視為真正的宰相，這就是宋教仁非凡的地方。因為革命成功後，有人坐享其成了（劉揆一），有人開始權鬥了（陳其美），有人麻木不仁了（孫中山、黃興），有人遠離政治了（章太炎），更有人心灰意冷了（鄒永成寫就一首絕命詩後投黃浦江自盡了，詩曰「不諒猿猴筋斗出，共和成夢我歸天」），唯宋教仁在自認的民主舞台上進行積極的建設性的政治重組。這裡，單表宋教仁作為活動家的政治之舉。

1、構建憲政藍圖。起義大權的旁落預示著這場革命發展的複雜性，宋教仁非常清醒，一面撰文大讚首義成功，一面敦促黃興等控制東南各省的主導權。但黃興主要是應對清軍對武昌的圍剿，10月24日由香港抵上海就與宋教仁「久別重逢，傾談競夕」，並拉宋教仁於28日一道到了武漢。到達後武昌形勢吃緊，黃興被黎元洪的軍政府任命為戰時總司令，宋教仁只是協理胡瑛處理外交事宜。大材小用的宋教仁發現革命黨已經不可能在武昌獲得權力，便為湖北軍政府制定了《鄂州約法》後，於11月13日乘船東下到達上海，謀求突破。

1）協調內部團結。到達上海後，不少省份已經獨立，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身份參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提出「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時一地之勝負，實在統一機關之成否。」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聯軍內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鎮江去見林述慶、柏文蔚調和，南京城下後（12月3日），林述慶、徐紹楨、程德全等之間都督問題不能解決，宋教仁又到南京調停。隨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定中央臨時政府設在南京（此前定在武昌，一些代表也齊聚黎元洪的大都督府作為領導革命的臨時機關，並制定了政府組織法），宋教仁則協調各方關係於12月4日與上海都督陳其美等人組織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方式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但黃興堅辭不就，黎元洪來電要求取消。17日，江浙聯軍軍官聚眾鬧事，迫使各省代表會選黎元洪為元帥，黃興偉副元帥。但擁護黃興的人要逮捕鬧事軍官、懲辦改選代表，革命軍幾乎要火併。此時，宋教仁則是全力斡旋，才避免了武力衝突，而其湖南同鄉的龍公館，一時也成了南京的一個中樞機關。各省都督府代表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後，黎元洪仍駐武昌，黃興代行大元帥，在南京組織中央臨時政府，黎元洪贊同，黃興也接受。

2）就任法制局長。恰在這時，孫中山即將歸國的消息傳來，黃興立即放棄就任，繼續留在上海等候孫中山到來再作決定。孫中山於12月25日到達上海，宋教仁開始並不歡迎，經張繼等人出面勸解才改變態度，從南京趕到上海和孫中山一起籌商建立中央臨時政府。面對時局，宋教仁同意孫中山為大總統，但堅持實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故與主張美國式總統制的孫中山發生嚴重分歧，黃興苦勸亦不為所動。最後，黃興把兩種意見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討論，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議案被否決。宋教仁並未放棄，而是繼續努力，一度在代表會上演講2個多小時，但響應者寥寥，甚至因章太炎著文公開宣稱「總理莫宜於宋教仁」而遭誤解，以至於孫就任臨時大總統提名宋為內務總長難獲通過，最後只好擔任了總統府法制局局長。29日，省都督府代表會議一省一票表決，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湖南代表的），黎元洪為副總統。任上，宋教仁不負重望，出台了《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各部官制通則》的法規。

3）草擬臨時約法。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面臨的現實困難是巨大的，沒有最基本的財政支持（準備從日本借一筆貸款也被參議員否決），國外列強不予承認，最主要的是袁世凱手握雄兵完全可以消滅武昌、南京等革命重鎮，而且形成了清朝、袁世凱的北洋勢力、臨時政府、黎元洪的武漢大都督四大政治勢力，其中袁世凱具有決定各政治力量重組的決定性力量，所以都只能以袁為中心進行新的政治設計。還在臨時政府未成立時，黎元洪及其一些張謇等立憲派就祈望袁世凱終結清朝後承接大統，當然是共和國的總統，即中國的華盛頓、拿破崙。也因此，武昌首義後，南北議和已經開始了，南方代表為黎元洪任命的伍廷芳，北方代表為袁世凱指定的唐紹儀，同時黃興也派代表與袁世凱的代表私下會談，兩類會談均表示只要袁世凱迫使滿清退位，即被共推為未來的大總統。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凱的操縱下，滿清宣布正式退位結束帝制，根據南北議和的方案，孫中山於13日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18日，孫中山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專使，宋教仁、汪精衛等為成員，前往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被婉拒，宋教仁也同意（因此，宋教仁回南京後被革命黨人馬君武以妥協為由打了一巴掌）。3月10日下午3時，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11日頒布了以宋教仁草擬（也有認為不是其草擬，但《鄂州約法》的痕迹是明顯的）且反覆修改1個多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要是將原來的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中國，在短暫地分裂後，和平地統一了，沒有流更大的血，也沒有死更多的人，國家權柄的更替與專制向共和的替換以軟著陸的方式實現了，袁世凱的不世功績無法否認——假如他非要消滅了南方革命黨，再來個回馬槍廢了清朝將如何？

2、出任農林總長。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唐紹儀組成了第一屆內閣，其中內務、外交、財政、陸軍、海軍五個部門為袁世凱親信擔任總長，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個部門由同盟會人士擔任總長。3月30日，宋教仁出任農林總長，4月初赴京就職，入住屬農林部管轄的農業試驗場（今北京動物園前身）的鬯春堂。在這個全新的部門，宋教仁全力以赴履職，不敢懈怠，唐紹儀也是大事小事與其協商，被時人戲稱為「唐宋內閣」，袁世凱更稱其「天資才調，超越齊輩」。但是，在民主政體幾個月的運轉中，總統與內閣的矛盾凸顯異常，唐紹儀只得辭職，以後則是總理走馬燈式地更換。7月，因袁世凱專權日盛，並對政黨內閣日益不滿，宋教仁、蔡元培（教育總長）等同盟會成員辭職。辭職時，袁極為誠懇地說「我代表四萬萬人民挽留總長」，蔡元培回敬「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3、組建國民黨。唐紹儀去職後，陸徵祥的超然混合內閣很快失敗，袁世凱有意宋教仁組閣，黃興也勸宋教仁就任，宋教仁拒絕並反推黃興出山。黃興到京見袁世凱時，袁世凱也懇切勸其出任，黃興亦不就任。辭職後的宋教仁深知這樣的內閣制只有以多數政黨控制的國會才能穩定，也不可能為總統任意驅使，下定決心立馬開闢政黨政治的實踐，其第一步就是組黨，基礎就同盟會。1912年3月，經宋教仁建議同盟會公開為政黨後日益渙散，在北遷後的臨時參議院中所佔席位已在梁啟超的共和黨之後，這根本適應不了政黨政治的需要，儘管宋教仁提出改造同盟會，孫中山、黃興等人均不熱心。之後，鑒於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宋教仁經與張繼、張濯曾、胡瑛、魏宸組等同盟會重要人物協商逐步得到積極回應，初步提出「以同盟會舊部作懇親會，以為前清革命之紀念事業，即在會中揀選人才，另行組織政黨，以吸收新黨員、擴張黨勢。」

1912年7月14日，同盟會本部召開會議，宋教仁等人正式提出將同盟會改名為民主黨，「淘汰會員，改良組織。」提議遭到多數人反對，認為同盟會「經國中志士群策群力，數十年之辛苦經營，革命始達目的，」對此置之不顧，「未免忘同盟之名義。」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擁護之，不能更易一字。」宋教仁的提議遭否決。

1912年7月21日，宋教仁當選為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主持同盟會工作，獲得了組黨的主導權。

1912年8月初，宋教仁主持同盟會與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統一共和黨談判合併組黨事宜。

1912年8月13日，發表《國民黨宣言》，提出了全新的黨綱：「國民為國主體，吾黨欲使人不忘斯義，故頒其名曰國民黨。」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具體政綱為五項：「曰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權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曰發展地方自治，將以待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勵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曰維持國際平和，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與同盟會相比，政綱取消了「男女平權」，將「實行民生主義」改為「採取民生政策」，「力謀國際平等」改為「維持國際平和」。新黨綱公布後，部分同盟會員反映激烈，批評新建的國民黨「分子複雜，熏獲同器，良莠不齊」，甚至宋教仁挨了一位女同盟會元老（不要她們加入）一記響亮的耳光。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先一天才到北京的孫中山出席了大會，被選為國民黨理事長，黃興為副理事長，理事共9人。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代孫管理黨務，成為國民黨的實際負責人，並開始了作為民主型政治家短暫而輝煌的實踐。

三、政治家宋教仁

所謂政治家是指宋教仁在同盟會交出權力後，沒有放棄在新的民主與憲法格局下實施政黨政治，並為此奔走呼號，演繹了一出有聲有色的民主政治的活劇，更將那個時代的政治交鋒推向了民主博弈的最高點。反觀其他所有政治人物，要麼沒有這樣的實踐，要麼沒有這樣的能力，要麼沒有這樣的輝煌。不過，這出民主大戲是那樣不可思議地超越了中國政治整體專制的生態，也就預設了必然的悲劇，不論是宋教仁，還是憲政民主——皇帝沒了，專制就沒了？

1、暫短的民主結構。清王朝的結束是和平讓位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主動讓權的，須臾也不能空擋的最高國家權力轉交給袁世凱則是以民選的方式實現的，雖然人人清楚這是建立在袁世凱強大武力基礎上的，沒有他的北洋新軍哪會有這樣的政治結局？但是，這個結局的形成，袁世凱的和平斡旋無疑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他得到權力是選舉，不是什麼禪讓，也不是武力加刺刀。於是，民主具備了暫時的政治空間，袁世凱也不能摧毀，更別說其他人了。如果從運行的角度講，儘管最有權力的大總統與參議院都到位了，但袁世凱就任的是臨時大總統，不是正式的，又不能自己宣布是正式的，還得通過民主機制轉正；那個議會也是臨時的，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同樣需要民主程序轉為正式的。同時，這袁世凱與那些議員們的權力總體上是繼承了南京臨時政府的，採用的也是臨時政府草草制定並生效的法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是，後面就是逐步穩妥地落實約法的憲法安排，選出正式國會、政式大總統、正式內閣。迎合這個恰巧的時機，一個民主政治的天才從天而降了。

1）確立國會選舉。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參議院成立後10個月舉行國會選舉。1912年5月6日，北京的臨時參議院提出的第一案就是「國會組織及選舉法大綱」，7月9日一致通過《國會組織法大綱》和《國會選舉大綱》。接著，起草《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義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8月3日三讀議決通過，10日袁世凱正式頒布生效，同時成立隸屬於內務部的「籌備國會事務局」， 留學德國的法學專家施愚為委員長，全面負責國會選舉事宜。《國會組織法》共22條，規定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院議員由為議席分配如下：各省省議會每省選10名，蒙古選舉會選27名，西藏選舉會選10名，青海選舉會選3名，中央學會選8名，華僑選舉會選6名，總計274名；眾議院議員以各省民選產生，每80萬人產生1名（人口不滿800萬的以10名為限），蒙古、西藏、青海同參議員名額。鑒於未予全國人口普查，各省名額實際分配採取前清咨議局三分之一為據，總計議員為596名。1912年9月5日，臨時參議院頒布眾議員選舉日期令，規定眾議員1912年12月10日初選，1913年1月10日複選。1912年12月10日，臨時參議院頒布參議員選舉日期令，規定參議員1913年2月10日選舉，蒙、藏、青海三地1913年1月20日選舉。

2）選民資格認定。根據選舉法議員資格主要有財產與教育限制，即凡有中華國民國國籍的男子，年滿21歲，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有權選舉眾議員、省議員：1、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2、有價值五百元以下不動產（蒙、藏、青海以動產計算），3、小學以上畢業，4、有與小學以上畢業相當的資格。《眾議員議員選舉法》還對行政及司法官吏、巡警、僧侶、宗教人員、精神病、吸食鴉片、不識字者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進行了限制；參議員資格與眾議員相同，但年齡須滿30歲，參議員選舉還對蒙古、青海、西藏、中央學會做了專門規定。全國登記的選民共4000萬，佔全國4億人口的9.98%，比清末咨議局議員選民人數增加了24倍。

2、宋教仁競選。那是一個政黨林立的時代，黨禁與報禁都不存在的時代，政治的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今也未達到。在那個千載難逢的時刻，只要你是英雄，那種以和平方式玩政治的英雄就能自我站出來演戲，宋教仁因此應運而生了，將那民主政治演繹的出神入化。

1）多黨競選。中國人從來不缺乏政治熱情，更不缺政治人傑。辛亥革命成功後，一元化的專制頃刻崩塌了，現代政治的載體——政黨雨後春筍般爆發，僅從1912年2月至10月，在民政部登記的政黨就達80多個，未登記的更多，1913年底各類政治黨團更達300多個，一個政黨多則萬人，少則幾十人。而且一些主要政治人物更是跨越多個政黨，如黃興有11個黨籍，黎元洪9個，熊希齡8個，唐紹儀7個，汪精衛5個，梁啟超3個，一度孫中山成了自由黨黨魁，黃興成了自由黨副黨魁。這些政黨，根據來源不同大致為三類，第一類是同盟會分化出來的原革命黨人重組的（章太炎、程德全、孫武、藍天蔚、饒漢祥等，推黎元洪為領袖），第二類是由原來的立憲黨人組織演化而來的（湯化龍、林長民、孫洪伊、籍忠寅，周太烈等，湯化龍為領袖），第三類是新成立的一些五花八門的小黨。這些政黨面臨國會選舉的政治潮流，都紛紛基於政綱與個人威望進行重組，到選舉前夕出現了以下有影響的大黨，除了宋教仁的國民黨外，還有：

統一黨，成立於1912年3月2日，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宋教仁5人為理事；

共和黨，成立於1912年5月5日，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等五政團合併，黎元洪為理事長，章太炎，張謇，梁起超等為理事；

民主黨，成立於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共和促進會、共和統一會、共和俱樂部組成，湯化龍擔任理事長，梁起超、林長民、孫洪伊等為理事。

2）宋教仁演說。那是一次實實在在的自由競選，多個政党參與競逐，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取得了最為輝煌的成就，而這與他全力以赴、充滿才氣的競選緊密相連。對於競選，宋教仁說：「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然而，「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所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註於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宋教仁充滿信心地宣稱：「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宋教仁的競選主要舉措有：在各省成立國民黨的組織，提出切實的治國政綱，親自到全國主要省份發表演說，毫不留情地抨擊民國以來現政府的治國無能。這些演說，主要內容包括：

駁。「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內政上，「至於民生困窮，實業不興，政府亦無策以補救之。」「財政之狀況，其紊亂已達極度，政府對於財政之將來全無絲毫計劃，司農仰屋，惟知倚賴大借款，以為補苴彌縫之術。」外交上，列強「百計要挾，以制中國之死命。」所以如此，「殆以臨時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國民之責，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之後人，此則政府罪無可逭之處也。」這是「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故吾人第一主張，即在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長官，當由國民選舉，始能完全發現民意。」 「高級地方自治團體當畀以自治權力，使地方自治發達，而為政治之中心。」 「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蓋延聘醫生之責任，則在吾國民黨也。而其道即在將來建設一良好政府，與施行良好政策是已。」「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扶危濟傾，端在我黨有志之士。」「從今而後，宜將國民所以失望之點為之補救，而使國民得一一慰其初願。」

從1912年10月18日直到1913年3月20日，歷史整5個月（在桃源老家住了1個多月，1912年2月1日離開），宋教仁始終在為選舉日夜兼程、風塵僕僕，將自己的政治才華、政治人格、政治抱負、治國韜略表達的淋漓盡致，掀起了一陣宋旋風。具體路線為，離京南下從河南、湖北、湖南，探望自己的母親與妻子後，又經長沙武漢、安微、南京、杭州到上海。宋教仁一路演說，一路慷慨陳詞、雄辯滔滔、魅力四射，凡聽過其演講的民眾無不動容。而且，宋教仁的競選沒有人生攻擊，沒有政治威嚇，只談國政，只為國民，表現了一位民選政治家高貴的胸懷，不含任何私利與陰暗。1913年3月初，國民黨獲勝的消息傳來，宋教仁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並在杭州暢遊西子湖畔時賦詩表達心愿：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

　徐尋曲屈徑，競上最高峰。

　村市沉雲底，江帆走樹中。

　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3）反對派應對。反對派的應對主要是袁世凱與共和黨。宋教仁的競選，袁世凱預感不妙，主要採用了利誘拉攏、爭鋒相對、秘密監視等手段反制。拉攏主要是委以高官、送錢、色誘，但，袁世凱曾提出宋教仁出任國務總理被婉言拒絕，宋教仁離京南下看望老母（8年未見）送給五十萬元費用的支票用了3百元（這是給袁一點面子）如數退回，要知道宋教仁的妻兒老母在家過著多麼凄苦的生活（回袁如下：「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還配給宋教仁一個漂亮的女秘書更是不要。至於監視那就須臾不能馬虎了，幾乎是指令親信爪牙全程監視宋教仁的一舉一動。據說，一天袁世凱看到秘書處呈上宋教仁在湖北的演說詞，說：「口鋒何必如此尖刻！」同時，還授意馮國璋暗中主持「救國團」，攻擊宋教仁「莠言亂政」，抱「總理熱心，思攫現政府而代之。」對於袁世凱的反擊，有人勸說宋教仁當心其使用黑手，宋教仁雖有警惕，但自認心底坦蕩，沒有絲毫防範：「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國民黨勝選後，袁世凱曾憂心忡忡，對楊度說：「我不怕國民黨用暴力來奪取政權，我只怕他們以合法手段贏得政權！」

與國民黨競爭的政黨主要是共和、統一、民主三黨，主要的領軍人物是梁啟超、湯化龍，梁啟超主要提供政綱，湯化龍則與宋教仁一樣，親力親為，自上海溯江而上沿途發表演講，彰顯了民主政治的真正價值。其實，這次競選的實質是擁袁派（三黨）與反袁派（國民黨）的鬥爭，一個是強化中央權威，一個是主張責任內閣制，但均在憲法與民主的軌道上和平競賽，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質。最後，反袁派取得了勝利——如果這時袁世凱破壞或者滅了競選，會有國民黨的勝利？可能一是袁世凱當時尚無這能力，二是袁世凱也必須尊奉民主機制，他畢竟獲得大位靠的是選舉，不是武力，他自己也得遵守。

3、競選勝利。根據選舉法，1912年12月中旬先舉行參眾兩院初選，1913年2月上旬再舉行參眾兩院複選。經過兩輪選舉，國民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具體如下：各黨所佔席位，除去跨黨和無黨派外，眾議院596個議席中，國民黨得269席，共和黨120席，統一黨18席，民主黨16席（3黨共154席）；參議院274個席位中，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55席，統一黨6席，民主黨8席（3黨共69席）；無黨派和其它小黨獲眾議院173席，獲參議院82席。國民黨與所有它政黨相比，在眾議院是269席比327席，在參議院是123席比151席。

議員在各省的總體分布為：國民黨在江西、廣東、安徽、湖南，參議員全部囊括，眾議員99人，佔83％。國民黨東三省、山西、陝西、甘肅、浙江、福建、廣西、雲南等省，除山西無法統計外，參議員計90人，國民黨72人，佔80％；眾議員計202人，國民黨162人，約佔80.2％（或164人，佔81％）。共和黨在湖北、江蘇、四川、直隸、河南、山東等省，眾議員計212人，除超然派1人外，共和、統一和民主3黨合計109人，比國民黨7人；參議員，國民黨30人，共和、統一和民主3黨也是30人。共和黨在新疆和貴州取得絕對多數。

這屆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年齡與教育狀況如下：中華民國的第一屆正式國會，參議員平均年齡35歲左右（一說36.6歲），眾議員平均年齡36.1歲，在國內受現代教育和留學海外的人數佔82.1%。

上述結果是，國民黨在第一屆正式國會中雖是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均未過半數，單獨組閣尚無可能，只能與其他政黨或無黨派議員聯合組閣。不過，算上跨黨議員，參議院中國民黨議員145人佔總數的54.5%，眾議院中國民黨議員307人佔總數的60.4%，完全能夠單獨組閣。

四、殉道者宋教仁

一槍，兩槍，三槍，宋教仁死了，死在了前往北京組閣的上海。至於那幾顆罪惡的子彈是袁世凱陣營還是孫中山陣營射出的，已不重要，民主在那一剎那與宋教仁一同死了。接著，中國是100年的內憂外患與兵荒馬亂，及其一直承受著沒有皇帝的專制統治，民主遙遙無期了。所以，中華民族的又一個歷史悲劇與宿命在於，宋教仁是探路者，中國民主之路的探路者，由於尚未敞開就一往無前地探索，任何一個荊棘都可以要人的命。宋教仁執意探路，也就成了殉道者。

1、宋教仁殞命。還在上海，袁世凱來電催宋教仁趕快進京，宋教仁決定3月20日乘車同幾個新當選議員一起北上。當日晚上，宋教仁來到《民立報》社，向同仁友好辭行話別。徐血兒緊握宋教仁的手說：「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於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危險，願先生慎重防衛。」宋教仁坦然道：「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晚10時45分，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人走出滬寧車站議員休息室，準備上車。剛到剪票處，一聲槍響，隨後第二聲、第三聲。宋教仁晃了一下，倒在旁邊一張鐵椅子上，說：「吾中槍矣。」此時，送行的人忙於救護，兇手武士英逃走。

被刺後，于右任送宋教仁至車站附近的鐵路醫院，醫生不在，在別室等候。宋教仁極為痛苦，但神志清楚，便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前，吃力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隨後，黃興趕到醫院詢問傷情，宋教仁見了，即以手招之，說：「如我死後，諸公總要往前做。」並請黃興報告袁世凱遇刺事宜，在病榻上口授電文，黃興代擬致袁：「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勢惡化，雙手發冷，眼睛泛白，嘴裡卻一直重複：「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說著說著，沒有了聲音，在場人員無不嚎啕大哭。

歷史在這裡沉默，歷史在這裡流淚，中華民族的苦難在這裡聚焦。

2、宋教仁必死。宋教仁的死亡直接葬送了民主——其實，民主之路在當時的中國根本走不通，宋教仁非要走，而且走的風生水起，那就只好加速死亡。這就是宋教仁的命數，中國民主的命數——有人當時就在追尋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有人直指袁世凱，有人懷疑孫中山，而且至今還是迷霧重重，不得要領。既如此，也就任它成為歷史之謎，供後來者眾說紛紜吧！也許沒有答案更能增加歷史的神秘性與生動性。

可是，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如果窮究最後的原因，那就非常簡單，是專制的拳頭結果了民主的性命。兇手，是那袁世凱也好，孫中山也罷，無所謂了。他們都是沒有皇帝帽子的專制者，儘管歷史的後來定義是，孫中山是獻身民主的大好人，袁世凱是復辟帝制的大壞蛋，但他們一生的所作所為玩得都是專制政治，與宋教仁真格玩民主不在一個道上，因此是各路專制力量聯合絞殺的應該沒有任何冤枉，這就夠了。問題在於，在所謂民主共和的潮流之下，宋教仁順應潮流，何以死於專制之手？這就是歷史的詭秘，難道在袁世凱、孫中山、立憲派的聯合行動下，清王朝壽終正寢了，民主就真成了潮流，真成了大勢？宋教仁就能理直氣壯地行走在共和的政治大道上？也許宋教仁這麼看，也許當初大量接納了西風歐雨洗禮的一干政治精英這麼看，也許今日的民主主義者這麼看，但幾乎所有依靠鐵血獲得權力的政治強人都不這麼看——他們所以如此現實，不是他們不喜歡民主，而是不可能行，現實的中國根本演不出民主之舞，宋教仁非要演那就死在舞台上吧！

1）專制力量搭建的民主舞台。人人都知道，那個民國初年的民主大潮孕育了宋教仁的民主競選，但有人深究這舞台究竟是誰搭建的嗎？沒有。因此，我要說，這舞台根本就是靠專制力量搭建的，這專制就是沒有統一的各路政治力量形成的一個相互制約的格局變成了多元專制後，他們無一例外地發現暫時採用民主這法子都能接受，成本也較低，各自都還有生存的空間，也就合力建築了這麼個沒有民主基礎的民主舞台——在這個多元化的專制政治力量相互角力的過程中，誰都沒有絕對吃掉對方的能力，雖然袁世凱的力量最強，要想全部消滅，變成袁世凱的一元化專制也非常困難。因此，這一舞台的建造，袁世凱的功勞最大，收益自然最大，但沒有全贏；孫中山功勞最小，收益自然最小，也沒有全輸。

那麼，有什麼根據證明是多元化的專制搭建的民主舞台呢？從學理的視角分析肯定是應該多維梳理的，否則難以令人服氣，只是這裡主要不是全講學理，也就只抓最主要的進行交代，各位自己判斷好了。這裡的主要根據就是，袁世凱榮登大位後，只是個臨時的，而之所以是臨時的，在於袁世凱也僅僅以自己的強大力量逼退了清王朝，全國所有反清的力量成為了你袁世凱上下裏手和平奪取清朝統治權的籌碼。一旦清朝交權了，那些不在你麾下的政治力量就是一股以自己的實力實質就是拳頭支配的專制力量，因為你袁世凱也好，那些諸侯也好，手中的權力無一例外是靠拳頭獲得的，沒有一個是靠民意獲得的。即使那些立憲派人物，有點民意的影兒，一旦成了獨立後各省的什麼都督、議長，要想今後說話有分量還是看手中有沒有軍隊，有就發聲，沒有就出局。於是乎，1912年的中國，一個專制力量終結了，以推翻專制皇帝為名卵翼出來的大大小小無數個專制力量出山了，他們在誰也吃不掉對方的情況下，只有採納全新的政治遊戲：民主。

2）民初中國的專制力量比較。現在，我們看看有多少股專制力量出山了，就是這些力量決定了民主的劇目能夠上演。

第一股就是袁世凱的北洋軍事集團，這是一股最大的專制力量，他們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有北洋六鎮，但他的實力控制地域僅限於河北、河南、山東、東三省等地；

第二股就是孫中山的同盟會軍事集團，實際控制地為江西（都督李烈鈞）、上海（都督陳其美）、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地；

第三股就是黎元洪的首義軍事集團，主要限於湖北地區，在三大股軍事力量中力量最弱；

其他多股軍事力量（主要是控制一省的督軍），或是從上述軍事集團中分離出來的（如陝西的同盟會員張鳳翙，湖南的國民黨人譚延闓，山西的國民黨人閻錫山，四川的國民黨人尹昌衡），或是傳統政治勢力的自我聚集迅速鵲起的（江蘇的舊官僚徐寶山，浙江的舊軍人朱瑞，立憲黨人陳德權，福建的舊官僚孫道仁，雲南的舊軍人蔡鍔，貴州的舊軍人唐繼堯，廣西的舊軍人陸榮廷，新疆的舊官僚楊新增），還有西藏、蒙古等地是都控制不了的獨立王國。

上述軍事力量，都沒有國家化，儼然一黨（國民黨）一家（袁世凱、黎元洪、都督們）的私人武裝，這些軍事力量雖有分化重組與此消彼長，但成為專制政治力量的支撐卻是不爭的事實。中華民國的成立，國家大權的和平民主轉移，絲毫沒有改變這樣的政治格局。因此，民國後的憲政民主不過是各軍事政治集團暫時建構的一個舞台，各個參與競選的政黨在民主舞台上演戲是需要這些實力做後盾的，而這個實力哪有民意的丁點基礎，幾乎都是自我建立的軍事力量。這樣的力量算得上民主力量嗎？沒有了這樣的力量的支撐民主政治還能玩嗎？一旦這樣的軍事均衡打破了，民主政治能夠運行下去嗎？那就只有兩個結局，天下大亂，或者在混戰中重新權歸於一，而這兩條道路都沒有宋教仁民主政治的市場。宋教仁主張並演繹的眼花繚亂的民主，不過是專制軍事政治力量平衡尚未摧毀前的一把把刺刀支撐的舞台，一旦平衡打破了，民主就死了，專制就開戰了。不以拳頭訴諸權力的宋教仁，要玩民主，也只有一死為專制開道了。

3）宋教仁可以不死。當然，宋教仁也會不死，你看袁世凱、孫中山、、黎元洪、黃興等民國四巨頭都沒未為民主赴死，而他們卻都是實在在的專制的信奉者（最多黃興柔和得多，但也是不行了就武力解決的主兒）。因此，他們自我保護很到位，你看那個黎元洪首義1年了就是不肯離開武昌老巢，袁世凱那麼財粗大氣粗也不敢前往南京就任大位，孫黃二人更是在絕對沒有風險的時候前去北京「拜見」袁世凱（1912年的8、9兩月孫黃才先後赴京，此時正是南北兩派的蜜月期，而且絕對不對袁世凱構成權力威脅了）。宋教仁不同，為了民主，到處跑，毫不設防，什麼人都交往；更要命的是，要以民主手段奪專制的權，還天真地相信每個政客，以磊落對權術。結果是，一旦沒有力量的民主玩過了頭，非要專制權力交出來的時候，死期就到了。

不死，也行，那就是，沒有力量時，要麼服服帖帖成為奴才，要麼依附於強權俯首稱臣，要麼遊山玩水退出江湖；有力量時，用拳頭與你一比高下，敗了任殺任剮，勝了徹底滅你。這就是宋教仁的政治出路，不死的出路，放棄民主的出路：或者是袁世凱的出路，或者是孫中山的出路，或者是黎元洪的出路，或者是黃興的出路。也可能有玩專制被殺的出路——陳其美的出路，那是因為你的自我保護能力不夠，活該。以宋教仁政治之才幹，即使玩專制也不至於被殺。好了，假如宋教仁不死，那就，或者成為一個專制者，或者成為一個攀附者，或者成為一個歸隱者。假如你理想破滅了，心灰意冷了，不想活了，那就自我了斷吧！民國初年不少人也是選擇了這條道路的。

3、宋教仁悲劇。宋教仁的斃命，打破了幾大專制力量的政治平衡，民主政治也就提前謝幕了，中國的政治回到了靠拳頭說話的常態。袁世凱一直是這樣想的，孫中山也一直是這樣想的，其他大大小小一心權力的文人武夫都是這樣想的，不這樣想的都紛紛告別了政壇，一如梁啟超、章太炎之類。所以，我始終認為，孫中山是國民黨最高層真正懂得在中國怎樣搞政治的，他始終不放棄武力就是證明。說孫中山破壞什麼民主、共和，那是天大的冤枉，因為他知道自己就是像宋教仁一樣死心塌地的信奉，袁世凱信奉嗎？黎元洪信奉嗎？從袁世凱、孫中山手下成長起來的那幫政治強人信奉嗎？既然都不信奉，民主能夠持續下去嗎？所以，孫中山是清醒的，怪不得他是暴力派，或者放棄派。從這一意義上說，既不能責備孫中山破壞了憲政，更不能責怪孫中山的專制行為，怪只能怪中國的政治那個時代除了玩專制，沒法玩民主。

至於說到袁世凱，也許更複雜些。袁世凱並不相信民主，但基於世界潮流，也基於辛亥的一聲槍響要了清王朝的命，更因那滿清的專制將一個中國整得日薄西山，成了東亞病夫，也就在自己以實力為後盾的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之中，以民主的名義得到了權力，那就玩玩吧！而在這一過程中，自己的權力總是受到掣肘，什麼事也做不成，哪一方也調和不了。權欲與治世的雙重體驗發現，民主不能玩，這樣玩，自己無權不說，國家如何富強呀！知道了民主如此，那就要下手了，內閣不斷被逼下台，參議院不斷妥協退讓，反對派不斷分化瓦解，民主政治的運作也就日益艱難。最後，乾脆在宋教仁死亡之後，迅速滅了。

那麼，宋教仁死亡的悲劇究竟在哪裡呢？不在於民主死了，沒有宋教仁的死，民主也會死的，只不過不會死的那麼快。宋教仁的死亡加速了民主的死亡，這是一個悲劇，但這只是一個附帶的悲劇。真正的悲劇在於，袁世凱假借消滅反政府的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將抗衡袁世凱的最大的反袁專制力量以武力迅速消滅了，因為他袁世凱據此迅速贏得了其他相對獨立的弱小專制力量的共同支撐。同時，在消滅了這一力量後，袁世凱就迅速對其他所有小專制者下手了，他們也一個一個都至少比以前更加賣力地依附於袁世凱了，全國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袁世凱的專制力量也可以暢達全國了。這也罷了，能在袁世凱的專制統一下，一心謀國發展也行，袁世凱治國是有能力的，也是可以期待的。問題是，袁世凱在幾年鬧哄哄的民主治國的權力軟弱中，看到了民智未開、國力積弱的中國實行開明專制是最為恰當的，而這樣的制度考量又得到了什麼朱爾典、古德諾一幫外族專家的強力支持，更得到了一幫康有為、嚴復國內士林領袖的的高度認可。結果，袁世凱一不做二不休，硬是將可以實行開明專制轉換成了必須世襲專制的政治方案，並且大張旗鼓地做起了黃粱美夢，今後的天下姓袁了。

那麼，這樣政治倒退何以能夠發生，悲劇就在於宋教仁的死亡。如果民主政治不玩過頭，袁世凱能夠握有大權，而以國民黨為首的強大反對派形成抗衡，袁世凱的專制也許強勢，但要復辟帝制似乎非常艱難。這樣，也可以一任袁世凱統治個20年，國家興許會步入正常發展的軌道，也就少有後來不斷的內憂外患了。可是，宋教仁的民主玩到了極端，專制的力量無論哪方面都不容他了，也就死了。這下脆弱的政治平衡沒了，孫中山直指袁世凱是殺人兇手，主動再次造反，激怒了除少數國民黨實力派以外的所有政治強人。袁世凱獲得了理由，專制的鐵棒首先對準備了國民黨，在撲滅了幾個國民黨的造反都督之後，鐵拳不斷前進，通緝國民黨要犯，將自己的將軍們派往各地擔任都督，收拾那些騎牆的地方實力派，取締國民黨議員資格，國會陷於癱瘓，廢除天壇憲法，成為終生總統。當這一步一步專制舉措均沒阻擋後，袁世凱決定向皇帝的目標前進了。這下，闖下大禍了，這一政治倒退超越了幾乎所有當時其他專制強人的道德底線了。

專制，憑什麼是你一家一姓，我們都得有份，你走了我們還可以過過癮。這是民國的辛亥革命貢獻給國人唯一的政治遺產，你袁世凱要拋棄，別說孫中山不幹了，立憲派不幹了（張騫等），集權派不幹了（黎元洪等），就是那些死心塌地追隨你的將軍們也不幹了（馮國璋、段祺瑞等）。我等，可以允許你袁世凱專制，但沒有說允許你寸功沒有、德才全無的子孫成為我們的皇帝，也就是我等都同意專制，就是不能同意世襲專制。都民國了，還玩這個，沒門。於是，那幫都認可袁世凱專制的各色人等一起拋棄了袁世凱，一個蔡鍔的振臂一呼，世襲專制的袁項城頃刻完蛋了。一個有能力以專制之力控制所有大小專制者的袁世凱立馬放棄了世襲，一個憑藉專制也能夠治國於逐步興盛的袁世凱很快斃命了，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立即顯現了，所有的大大小小以武力為後盾的軍事專制強人沒了袁世凱的節制後，誰也不服誰地幹起來了。他們，連袁世凱的專制能力都不具備，天下只好大亂。天下大亂了，談何治國？

宋教仁的死，這才是最大悲劇，根本不是什麼民主憲政中斷的悲劇，那樣的悲劇只是一個兒戲——因為，宋教仁不死，民主憲政依然不能實現。假如宋教仁不死，國民黨依法組成政黨內閣，可以肯定不會長久，治國照樣一事無成，因為袁世凱的實力依然可以扼殺，使其落得個與其他內閣沒有兩樣的下場。只是宋教仁不死，國民黨的節制雖不足以阻止袁世凱專制，但足以節制袁世凱稱帝。那樣，中華民族也許幸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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