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歷史轉型及其當代挑戰

意識形態的歷史轉型及其當代挑戰

2014-03-13 中國宗教學術網

核心提示：我們也必須看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又一次轉型，也有其歷史合理性，這就是當代意識形態必須面對的：在以和平發展為特徵的時代條件下，意識形態如何發揮作用。對於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就是如何在這一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保持其革命理想主義。

意識形態本質上是國家現象，這就決定了其實質是階級意志的思想表達，其作為歷史現象所固有的歷史合理性和變動性。意識形態不僅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消亡而消亡，而且遵循階級鬥爭發展的歷史規律、隨著國家形態的變化而轉型。意識形態的歷史轉型不僅體現了它與其為之服務的經濟基礎之間的辯證關係，為我們準確定位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依據，而且體現了歷史規律客觀性與選擇性的辯證關係，為我們在歷史發展的曲折反覆中堅定理想信念提供戰略定力。大體上說，意識形態在其歷史變動中，出現了兩次重大的轉型：這就是適應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生從傳統意識形態向現代意識形態的轉型，以及隨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蛻變和時代特徵的轉變，革命意識形態向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的轉型。

一、現代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及其歷史作用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意識形態是國家權力的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層建築」，其功能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就是說，任何一個政權的建立，總要先造輿論，取得道義上的廣泛認同；而一個政權的鞏固，則總要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統治思想，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無論階級鬥爭如何變化，意識形態的這一基本屬性都始終不變。但是，傳統意識形態具有兩大特點：第一，不穩定性及相應的滯後性，也就是說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可以不一致，因而鞏固政權的意識形態就不具有奪取政權的先導性，而只是適應鞏固政權需要的一種被選擇。例如，中國在公元前475年就進入了封建社會，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而漢武帝在公元前134年後才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確立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期間有近百年到數百年的時間差，這種滯後充分表明了傳統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國家權力面前的被動性。第二，依附性及其非核心性。傳統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僅為國家暴力所選擇，而且完全服從於國家暴力，具有鮮明的工具特色和辯護意識特徵。因此，意識形態在國家權力體系中處於非核心的地位，其能動性基本上限於「執行」方面，而缺乏對於國家權力系統的「建構」功能。

隨著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意識形態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轉型。這一轉型使意識形態成為歷史發展的引領力量，以北美獨立和美國建國為標誌，開創了近代以來近兩百年的「意識形態時代」。和傳統意識形態相比，現代意識形態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具有以新國家制度建構為目標的先導性。現代意識形態最大的特點是革命性，所謂的「意識形態時代」也就是革命的時代。現代意識形態通過對現實罪惡的無情批判，通過對未來美好社會基本原則的確立，激發人民的理想熱情，開啟人民革命的政治動員。從思想觀念上超越現存的統治思想和統治秩序，揭示未來的政治和社會構架，使意識形態的作用空前加強。黑格爾因此斷言，我們真正來到了一個「用觀念創造現實的時代」，列寧在解讀黑格爾相關思想時明確指出：「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當代黑格爾主義者弗朗西斯·福山則聲稱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意識形態革命，並借口意識形態的終結而斷言「歷史的終結」。現代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強大政治動員能力、廣泛的人民參與性和大規模的歷史實踐形式，均源於建構美好未來的理想性。這種可以付諸實踐的理想（接近於黑格爾的「觀念」）構成了現代意識形態的核心。第二，成為國家權力運作和權力結構調整的合法性依據。現代意識形態不僅是立國的先導，而且是立國之本。從權力運作的規範、制度建構和調整的可能到國家形象的塑造，意識形態都是基本依據。正因為如此，現代意識形態在國家的權力體系中不再處於外圍和邊緣，而是成為基礎和核心，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制度生命力的內在依據。這種狀況不僅使意識形態在奪取政權中的作用空前重要，而且使其在鞏固政權中的作用顯著增強。當一個政權主要依靠暴力來維持時，試圖推翻它的力量就很容易找到使用暴力的理由，而在鬥爭中獲勝了的一方，同時也就獲得了道義上的合法性，正所謂「成王敗寇」。然而，在現代國家，「我們發現了一個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已經深入那些被列入權力範圍的人的思想及情感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暴力推翻現存的權力就變得較為困難，因為「只有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相信現存的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這樣的信念被動搖時，建立在權力之上的機構才可能得到改變」。更為重要的是，建立了新政權的一方，卻在思想上還保留著舊秩序合法性的空間，而被推翻的舊統治者當然不會承認新秩序的合法性，他們依然保留著思想上的巨大優勢。「這樣，儘管勝利由無產階級獲得了，但它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仍是不相等的。」如果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劣勢不能有效改變，則舊政權復辟的可能隨時存在。可見，單就意識形態的歷史轉型而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任務就是空前艱巨的。

意識形態的這一歷史轉型，反映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即歷史發展的可知性和規律性正在顯現，人類自覺創造歷史的時代正在到來。其表現就是革命意識、階級意識和立國意識形態的統一。區別於傳統社會的政權更迭和歷史震蕩，資產階級革命超越了以往革命的「純政治性」而呈現出政治—經濟立體化的趨勢，因而減弱了其偶然性而表現出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說，這種革命的發生地及其引領者是確定的，「人們根本不可能指望這些發生在西北歐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當時會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革命，除了資產階級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外，我們無法想像還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不僅如此，歷史的必然性還表現在這種革命註定要向全世界擴展。「這種變革所需要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政治和理論工具，無論如何已經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做好了準備，並足以讓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意識形態的歷史轉型，就是對這一客觀歷史趨勢的思想預演。它以高調的方式宣告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在折射了歷史必然性之光的同時，也包裹著「絕對真理」、「普世文明」的虛假光環。馬克思則通過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把被顛倒了的現實再顛倒過來，最終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現代意識形態的歷史變化也因而得到科學的說明。

意識形態的這一歷史轉型告訴我們，對於力圖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的中國，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無論是面對「冷戰」的歷史環境還是改革開放的新形勢，超越整體上居於統治地位的統治思想至關重要。這就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必須始終堅持「思想建黨」的原因。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歷史經驗證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就是要堅持黨的指導思想一元化。只要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來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如社會民主黨），也會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原因在於，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種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資本主義佔優（包括今天的「西強東弱」）的形勢下，實際上就是取消了對於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的獨立存在，也就談不上對其進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這樣的黨無論是革命還是執政，都不會有所作為。這就是說，必須看到，在今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思想「獨立」必須高于思想「包容」。只有思想獨立，才能擁有思想陣地，才能獲得認同、凝聚共識，才有可能去「包容」。

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蛻變及其歷史必然性

以資產階級國家為基礎的現代意識形態在資產階級鞏固了自身的統治後，由於統治者既得的特殊利益迅速膨脹，其革命時期與下層人民的利益紐帶基本斷裂，隨著其革命性的褪色而發生了根本的蛻變。本來，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特殊階級，其爭取的解放必定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解放，因此，資產階級要以全社會的名義發動人民大革命，就必然是有條件的。在馬克思看來，「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會特殊階級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個等級被承認為整個社會的等級，社會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於另一個階級，一定的等級就必定成為引起普遍不滿的等級，成為普遍障礙的體現；一種特殊的社會領域就必定被看作是整個社會中昭彰的罪惡，因此，從這個領域解放出來就表現為普遍的自我解放」。確實如此，當資產階級以「自由平等民主」為旗幟，把革命的鋒芒集中在國家領域，直指「專制主義」這一萬惡之源時，它的確成了全社會的代表，極大地煥發了民眾的革命熱情。

不難發現，真正使人們產生歷史熱情的並不是那種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壓迫、剝削並最終消滅階級這一具體的平等要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這種實質上的分歧，使革命的預期和實際結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自由民主」在歷史的實踐活動中越來越暴露其作為階級權利的本性。行動的結果並沒有如願產生「自由平等」的社會現實，相反，卻出現了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把民主共和國看作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里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尤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逐步高漲以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發生了「告別革命」的歷史轉型。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意識形態發生的深刻嬗變，保守的自由主義由以成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歸結為革命的罪過，歸結為革命所激發的群眾狂熱、所產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壞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們屈從現實，以利己主義個人本位去階級鬥爭化、以不可能有統一的「公意」為由把民主虛化為「投票的民主」、把社會矛盾歸結為個人自由和公權力的抗爭。這樣，原來還包容了革命原則的「普遍人權」，就完全蛻變為粉飾現實的辯護工具。於是，「憲政民主」成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為最優經濟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此而陷入了一個悖謬，即時代問題的解答有沒有一個「節點」：如果沒有，那麼一切「主義之爭」便成為多餘，它就必須放棄優越於其他主義的思想霸權；如果有，矛盾焦點就必然存在，社會質變和革命就不可否定。這樣，一方面，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及其預言的共產主義革命，西方意識形態不遺餘力地攻擊「矛盾焦點」說。布熱津斯基就認為：「共產主義之所以能稱雄於20世紀大半部歷史，主要歸功於它所起的適時的『大簡化』作用。共產主義把財產私有制看作萬惡之源，自以為是地認為取消財產私有制就能實現真正的正義，就能使人性盡善盡美。這種前途得到千百萬人民的贊成和嚮往，使他們充滿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剛剛覺醒的民眾的感情。」西方批評家們都把「大簡化」看作理性主義一元論的產物，而在馬克思那裡，則具體演化為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他們堅稱這種方法過高地估計了邏輯把握歷史的能力並且必然企圖把各種因素綜合到某個核心上。「同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密切相關的更重要的後果是，過高地估計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某些巨大作用，或者把它絕對化。」

而另一方面，當西方意識形態需要表明自己對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時，便又不得不回到「焦點」說，只不過往往把這一「焦點」從「經濟」轉向了「政治」。胡克認為，當代的新技術革命使各國的經濟生產方式趨向一致，從而使政治制度成為體現不同價值的根本制度。他寫道：「從我們時代的技術革命的觀點看來，歷史中的經濟因素的首要性到政治因素的首要性的這種發展趨勢，大概是不能倒轉的。」克羅斯蘭等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經濟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使「1914年以前的傳統資本主義的所有重大的特徵不是大為變形，就是完全改變了」。兩種社會制度的主要區別，「與其說在經濟方面，不如說在政治方面：這是專政和民主之間的差別」。這種悖謬說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告別革命」的蛻變，使之真正淪為「虛假意識」，主義不再是信仰的方式，而是實用主義的工具，是實現其卑劣思想霸權目的的手法。它要告別的是危及其統治地位的革命，而對於推行其霸權主義的「顏色革命」則是從來不告別的。

「告別革命」使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告別了其原初的形態，使意識形態在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型中再次面臨著轉型。這次轉型有兩大特點：一是意識形態的立足點不再是未來的美好社會，而是能夠控制的現存衝突社會。波普爾寫道：「我們永遠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不完善的社會中……沒有衝突就不會有人類社會：沒有衝突的社會不是朋友的社會而是蟻類的社會。即使能達到這樣的社會，有些最重要的人類價值就會由於達到了這種社會而被毀滅。」其結論是階級永存、國家和政治權力永存，從而放棄了對實質民主和事實平等的追求。這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拋棄了理想主義的旗幟，它由以激發的不再是群眾創造未來的激情，而是相互競爭的慾望。二是意識形態的核心依託不再是理論邏輯「觀念」，而是普世倫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立足於個人主義，但經歷了由理性人向生存人的轉變，其特徵由革命時期生氣勃勃的理性主義轉向了相對主義、多元論和不可知論，其斷言由於個人理性的先天缺陷，人們永遠不能從總體上認識世界和設計未來社會，而只能通過對現實制度的局部修改以走向進步。因此，凝聚共識、指引人們超越現實制度的就不是以真理性認識為基礎的理論邏輯，而是人們內心不證自明的普世倫理，由此產生的價值追求成為激發人們共同行動的力量。倫理價值高於真理價值、道德制高點優於歷史制高點，是現代意識形態的新變化。波普爾還以此批評馬克思主義把真理置於倫理之上、理論置於人道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不願承認他們自己的倫理觀念具有任何終極的和自明的意義；他們寧願從理論方面來說明其人道主義的目標；這種理論解釋他們的倫理觀念是社會環境的反應或產物。」他認為這樣一來，判別道德是非的標準就從大眾轉移到少數真理擁有者，轉移到道德以外的領域，道德成了階級鬥爭的武器。殊不知，他們的這種所謂的自明道德，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就是對統治階級思想的自發認同。道德脫離理論自覺，就只能是流行的統治思想的附庸。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發生的又一次歷史轉型，表明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隨著資本擴張驅動力的金錢本性顯現，原來籠罩其上的「新教倫理」信仰激情逐步褪去，經由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和政治幻滅，其實現思想操縱的方式也就從激發未來的熱情轉向刺激商品消費和生活享受。世俗物質主義取代理想主義，享樂主義取代艱苦奮鬥，個人利己主義取代犧牲奉獻。除了物質利益的博弈，它已經找不到任何能夠激發人們創造熱情的精神動力。從把創造財富視為「天職」、靠信仰引領創新的新教倫理，到向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回歸；從毫無顧忌、無所畏懼地追求真理，靠理性引領實踐的理想主義，到躲避崇高、嘲笑真理、貪圖私利的庸人世界觀；從敢於直面社會矛盾、勇於以全社會的名義發聲，到無奈於社會利益的分裂、止步於社會窟窿的修補的特殊利益守護；諸如此類。這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墮落的軌跡，充分表明當代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生存危機和道德通則危機，是「告別革命」、「非意識形態化」的後果；資本主義不能延續其創業精神，新教倫理挽留不了艱苦奮鬥，自由主義無力開拓精神發展新空間；表明這一意識形態的精神內核的確已經「終結」。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非意識形態化」，更不是「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並發揮作用，意識形態依然是爭奪和鞏固階級統治權的重要方式。

我們也必須看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又一次轉型，也有其歷史合理性，這就是當代意識形態必須面對的：在以和平發展為特徵的時代條件下，意識形態如何發揮作用。對於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就是如何在這一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保持其革命理想主義。一般說來，革命時期與和平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條件，列寧從他所處的革命時代出發，把這兩個時期分別稱為「政治消沉期」和「政治高漲期」，前者為後者積蓄力量。特殊地說，今天的和平發展時期已經不是兩個革命之間的「間隙」，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同一世界市場中長期共存的一個歷史階段，其和革命時期的不同就更加需要我們去面對。就兩個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態而言，區別起碼有三。

第一，革命時期是社會生活的「質變」、「飛躍」時期，人們容易「激情燃燒」；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建設時期，是社會生活的「量變」、「平淡」時期，人們容易「精神懈怠」。馬克思曾稱，革命時期的社會變化是「一天等於二十年」，而非革命時期則是「二十年等於一天」。在革命時期，人們的熱情、創造性和歷史主動性空前高漲，新事物層出不窮，因此「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民的盛大節日」。列寧在革命的「沉默期」曾用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告誡共產黨人，要善於抓住社會生活的革命本質，積累革命的力量。他指出：「對運動，不僅要從過去的觀點來看，而且要從將來的觀點來看，並且不是像『進化論者』那樣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緩慢的變化，而是要辯證地理解：『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二十年等於一天，雖然以後可能又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期』……在每個發展階段，在每一時刻，無產階級的策略都要考慮到人類歷史的這一客觀必然的辯證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時代或龜行發展即所謂『和平』龜行發展的時代來發展先進階級的意識、力量和戰鬥力，另一方面要把這種利用工作全部引向這個階級的運動的『最終目的』，並使這個階級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日子到來時有能力實際完成各項偉大的任務。」在今天，面對已經幾十年的社會緩慢變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後冷戰」狀態，如何保持工人階級的自覺意識、激發廣大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的熱情，的確是一個挑戰。

第二，革命時期是革命團體共同目標高度一致、共同利益高度穩固的時期，容易集中在統一的意識形態旗幟下；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建設時期，利益多元導致的價值多元，尤其是個人利益和價值的逐步凸顯，造成了堅持一元化指導思想的困難。革命必然發生在社會矛盾高度集中對抗的時刻，社會罪惡的高度集中導致了社會反抗力量的高度一致，兩軍對壘迫使人們進行「二擇一」的選擇，立場、共同目標和信仰相互推動使「主義」必然成為人們的精神支柱。在今天，市場經濟為激發個人的活力必然提升個人利益和價值的地位，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同利益如果沒有相應的加強，利益的多元和分化必然導致共同理想的削弱，導致主流意識形態的削弱。

第三，革命時期是著眼於未來、通過憧憬未來獲取前進力量的時期，理想性是題中應有之義。正如馬克思所說，真正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ZW(〗《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頁。〖ZW)〗。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建設時期，人們更為關注的是現實生活、眼前利益和當下價值，容易虛化未來、淡化理想。人們更加關注現實生活，合理之處在於生命的價值已經更多地體現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而危險之處在於因沉溺享受生活而封閉了自我，從而阻斷了自我超越和自由全面發展之路。如何在關注日常生活中激發理想的火花，保持對於未來的強烈關注和執著追求，是今天必須面對的又一難題。

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的挑戰及其歷史轉型

西方意識形態的又一次轉型具有兩重性：它既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是其文明類型衰落的徵兆，又是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一種應變，是力圖保持其意識形態優勢地位的調整。而對於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來說，就不能簡單地一刀切，而必須兩面作戰：既不能「告別革命」，也不能「照舊革命」；既不能「非意識形態化」，也不能「再意識形態化」。具體地說，我們既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一元歷史觀，堅持真理觀決定價值觀，又要充分肯定價值觀在當代意識形態建設中的突出作用；既要堅持意識形態的階級性、黨性原則，又要努力擴大意識形態的開放性、包容性；既要保持革命傳統，又要致力於將這一傳統有機融入現代社會生活；既要堅持集體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又要給自我實現預留足夠的空間；既要堅持遠大理想、包括共產主義信仰，又要切實關注現實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等等。如果我們不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會要麼被搞亂、被「妖魔化」，要麼被架空、被虛幻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也有一個適應新形勢的轉型問題。

這一轉型是個兩位一體的任務：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發揮主流意識形態凝聚共識、調動力量的作用，一是要讓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思想理論全面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一是要把意識形態的作用機制轉移到核心價值觀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轉型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我們還是把意識形態的基礎建立在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之上，不否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可知性；我們堅信歷史的發展和人性的變化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人們在改變外部自然的同時也改變著內部的自然即人性；我們堅信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史，因而必然走向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個性自由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承認階級的存在和自私的人性是永恆的社會現象。

毫無疑義，思想理論仍然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支撐著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理論創新決定了意識形態的活力，理論武裝決定了意識形態的能力。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作為黨建的第一位任務，就是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關鍵。現在的問題是，「一些黨員、幹部忽視理論學習、學用脫節，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不僅是黨在今天遇到的首要問題，而且是即便下大功夫也難見成效的難題。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口頭上重視而實際上冷漠、輕視乃至歧視，使輕視理論學習成為一些人最願意承認的缺點，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似乎嚴重而實際無關緊要的問題。「重視理論」似乎可以和「實事求是」、「群眾路線」並列，成為黨建的三大難題。

究其原因，大致有兩條：一是理論本身的某些欠缺，導致人們可以遠離理論而生活在另一話語體系中；二是理論作用於實踐缺乏中間環節和實踐載體，致使人們可以置身於理論邏輯之外。就第一方面而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不是其基本原理、在今天要不要繼續堅持和發展、如何堅持和發展這個問題首當其衝；就第二方面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及其向社會生活的滲透至關重要。

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核心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權」。這恰恰是我們今天必須堅持和發展的基本理論。馬克思在1852年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里明確指出：「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２）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從客觀上說，現代無產階級的產生是階級社會走向自我解體的徵兆；從理論上說，科學闡明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是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理論貢獻之一。有了「工人階級」這一科學概念，階級存在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的暫時性、社會主義的過渡性和共產主義的必然性才有了透徹論證的基礎。因此，決不能以否定「階級鬥爭為綱」為借口，淡化甚至否定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熊彼特也承認：「社會階級並不是分類學家的產物，而是有生命的現存的實體。他們的存在必然有各種後果，如果把社會看作是個人或家庭的無定形的集合體，那就全然漏掉了這些後果。」

實際上，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個共產黨執政的核心問題是說不清的。對於「群眾」歷來有兩種解讀：一是把它作為「個人的集合」，其基礎是個人，這是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解讀；另一是把它作為「人民的別稱」，而人民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但始終是以先進階級引領的、以勞動群眾為基礎的大多數，其基礎是階級。作為階級，最為重要的是具有政治意識、即以領導權為核心的整體意志。因此，它不僅不同於一般的社會階層，而且嚴格說來，不具有爭奪統治權的被統治者，都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階級。「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否認或不了解領導權思想的階級就不是階級，或者還不是階級，而是行會，或者是各種行會的總和。」這樣，群眾路線就內在地包含著黨的領導，把依靠群眾和堅持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是對群眾路線的扭曲。當下存在的那種離開黨性講人民性、離開階級講群眾、把人民虛化為個人的集合名詞的傾向，根子在理論的不徹底。

「實事求是」不是無黨性的口號，而是一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實際運用。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立場就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而不是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不是流行觀點或自發傾向；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而不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或具體研究方法。因此，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對於個人，則是一個改造世界觀、轉變立場的自我革命過程。離開了這一精神實質，實事求是就必然變成消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放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擔當和社會責任的借口，就必然變成淡化意識形態、混淆政治界限、兜售西方價值觀的方式，就必然變成沒有善惡是非客觀界限的折中主義，從而成為個人投機鑽營、滿足私慾的工具。因此，堅持工人階級立場，按照工人階級的階級使命去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是實事求是的精髓和靈魂。事實證明，不講立場的選擇、不講世界觀的改造，就不可能真正把群眾當作親人。中國講了幾千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吾老」和「人之老」、「吾幼」和「人之幼」之間的鴻溝就是邁不過去。當下那種離開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抽象地談論實事求是的傾向，本身就不實事求是。

還要看到，和革命時期不同，現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並不直接面對理論，因而即便是徹底的理論也還要經過轉化才能被大多數人接受。核心價值觀就是促使這種轉化的中介。努力培育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關鍵一環，也成為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價值追求和價值理念，也是社會主義區別於和高於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背離這一精神的核心價值觀的概括，就不能增強而只會削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因此，我想重申，人民至上、勞動優先、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定性上，有兩點必須明確：第一，它是社會主義而不是「普世價值」；第二，它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就第一點而言，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否要以及如何通過其「社會主義性」去整合人類性和民族性這一根本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較為主要的偏向是，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即「普適性」作為價值觀提煉的最高原則，不但有意無意地淡化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而且「默認」了當今強勢的西方價值觀。可見，包容要有立足點，這就是社會主義，否則，包容就會變成「消融」。就第二點而言，今天有不少人對於集體主義諱莫如深，總怕因此挫傷了個人的積極性，因而直言不諱要把個人主義作為主導價值觀。實際上，只有在真正的集體中，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可能的；而個人主義的主宰，只能導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閉。正如海爾布隆納所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在設法通過培養普遍的社會意識來克服資產階級生活的異化和分裂時，也必須用這種方式來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精神氣質很可能是『神聖的』而不是『瀆神的』，是道義上負責的而不是不講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講求實際功利的。功利主義的打算將讓位於對個人責任的考慮。社會主義社會必將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資產階級社會只講求個人名利，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以心懷集體為榮。」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培育、形成，也需要在實際生活中發揮引領作用。目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需要在理論建設、生活方式和學術話語的建構上發揮作用。從理論建設上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人們的利益、生活經驗、情感體驗等直接聯繫，因而把不同的價值選擇和人生道路鮮活地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迫使人們去思考、追問和探索，從而提升了真實的理論需求。另一方面，核心價值觀既著眼於人的培育，同時又規範著制度的建設，把育人、用人和制度建設有機統一起來，可以較為有效地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制度導向和理論導向有所脫節的現象。總之，緊緊圍繞著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滲透，思想理論建設就不會與實際生活、利益訴求脫節，那種輕視理論學習、學用脫節的狀況也就有望得以克服，這個無論對於執政的共產黨或是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

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培育，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落腳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不同，源於兩者對於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自由主義看來，保持「優越意識」及其實現渠道，是社會保持活力的不竭源泉，其前提是承認存在「不可避免的和無法根除的」不平等。請注意，這裡講的不平等不是指人們的自然差別，而是社會差別，主要是經濟政治差別。它認為能夠為優越意識提供發泄渠道的是：企業家的經濟活動、民主政治以及「體育、登山、賽車等純粹形式上的活動」。因此，「民主社會和貴族社會的區別，並不在於消滅了優越意識，而是把它引到了地下。民主社會堅持人人平等的命題，它們的精神是平等精神」。可見，西方自由主義所承認的平等，僅僅是「平等精神」，而不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共同富裕意義上的平等。在保持實際不平等的條件下，人和人、人和自然就不能全面交往，人的發展空間不但必然有限，而且社會的對抗和惡性衝突在所難免。可以肯定，人類不會長久沉醉於資本主義文明堆砌的生活方式藩籬，衝破這一束縛是遲早的事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全可以在健康生活方式的豐富多樣和超越創新上起引領作用。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及其學術標準的建設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個著力點。使學術性和意識形態截然對立、借加強學術性排斥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是值得注意的動向。如果說我國學界長期存在重理輕文、重社會科學輕人文科學、重文化輕意識形態的話，那麼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就是重所謂「文本」而輕實際研究。即不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以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為主線，而是力圖把「西馬」乃至西方哲學的問題和話語、或者純文本的解讀方式，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學科建設的「範式」。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學術性」，而關注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只是「意識形態」，就是這一傾向自以為有力的支撐。馬克思主義研究當然要加強學術性，但不能製造意識形態和知識的對立，更不能通過淡化意識形態達到。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所謂學術性，就是要把決定廣大群眾思想和行動的問題找准、道理說透、起到辨別是非、釋疑解惑、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功效，從理論上闡明問題，而不是脫離實際、故弄玄虛、甚至混淆是非、散布謬誤。建立學術性和意識形態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體系和學術評價標準已經刻不容緩。（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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