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與文化產業——批判理論的批判與中國語境的規範_中國論文下載中心_社會文化論文_文化...

摘 要：大眾文化的崛起與文化產業的興盛帶來了許多理論話題與現實問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帶有鮮明文化革命色彩的傳統批判理論曾盛極一時，是伯明翰學派與後現代主義諸家為大眾文化批評帶來的反撥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後革命」時代。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先後引進，刺激了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的開展，也能解決一部分中國的大眾文化現實問題；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來遮蔽中國本土的問題情境，或把西方社會的文化問題硬性移植到中國而變成「假想敵」。

關鍵詞：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語境規範；文化批評。

Mass Culture and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que of Cultural Theory and Standard of China』s Context

Abstract：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culture is an industry. The mass cultur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ultural products produced by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ch as films, advertisements, popular music, common novels, and TV programs.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an hardly be detached from the mass culture. So 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the vulgar mediocre content and the curry favor with popularity, in particular, are likely to be the problems of mass culture. Though with its fundamental shortcomings, mass cultur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ts historical retionalization, can noe be got rid of by force. People can only keep an attitude of cultural criticism toward the mass culture.

Key words：the industry of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contextual standard; cultural criticism. 一、反撥與突破：批判理論的批判

大眾文化理論肇源於西歐，雛形見於英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利維斯派」的文學研究，成形於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英國「伯明翰學派」和其後的後現代主義諸派文化理論豐富和開拓了當代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實踐，繼而影響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眾文化批評迅速普及於許多國家，並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成為當前世界上最活躍的理論領域。大眾文化在現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生、崛起與發展，是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的嶄新現象，是文化發展中具有重大轉折性意義的事件。這種轉折性，一方面表現為文化的生產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這兩者共同地標誌著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就是由文化工業塑造和支撐起來的消費型文化和消費主義取向。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模式，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20世紀中葉受到了西方來自各個方面的思想家和學者的批判，形成了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主要體現於文化理論、哲學理論、審美理論、文藝理論、文學批評以及社會理論等理論形態之中。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與大眾文化理論不是完全同一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屬於大眾文化理論的一種研究立場和理論形態，表達了對大眾文化的一種否定性、批判性的價值判斷和理論定位；而大眾文化理論可以是對大眾文化純粹經驗的研究，也可以是肯定性的價值定位。大眾文化批判主要是針對文化工業和傳媒技術所造就的商業型文化、媒體文化、娛樂文化對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之影響而進行的批判，主要是一種文化價值論或文化哲學。大眾文化批判與席捲西方的技術理性批判思潮是直接相關的，因為大眾文化正是技術理性和經濟力量侵入文化領域的結果，因而意味著理性化和物慾化對文化的一種侵佔與滲透。所以，大眾文化批判與技術理性批判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也意味著對技術理性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歷來被視為大眾文化與文化產業的一個理論支點。在法蘭克福學派代表性人物的理論表述里，「大眾文化」這種文化形態成為「文化產業」這種文化經濟類型的主要對象和內容，因此，文化產業的所有弊端尤其是內容上的粗鄙、平庸及媚俗也就是大眾文化本身的毛病。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文化產業本質上是一種工具理性的表現，是工具理性對主體及其真理的一種勝利；它對大眾意識形態的塑造和控制，也就消解了任何反叛和顛覆的可能性。伴隨大眾文化與文化產業概念的誕生，肯定性意見便出現了。1936年，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對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就非常讚賞，看到了它所包涵的技術進步和商業價值，並認為它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是文化「共享」時代的開端。後世的英國學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在其專著《通俗文化理論導論》中，曾對歷史上強大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進行過總結和反思。斯特里納蒂認為：對大眾文化多年來的非難，其實是一種非常愚蠢和自以為是的「精英統治論」；在「精英統治論」看來，只有從高雅文化或高深理論所提供的優勢地位、根據源於文化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美學與鑒賞力的原則，才可能恰當地理解和解釋大眾文化。在這種觀點中，精英的價值標準和美學被設想成是正確的和有權威的，因而能夠評價其他類型的文化，無須就這些設想及其批准文化判斷的能力提出任何疑問[1](P.47)。這種「精英統治論」的自大與無知，竟然使自己從沒有認識到大眾文化可以由社會其他群體從獨特的、非精英統治論的社會立場和美學立場來理解、解釋與評價。相比之下，以威廉斯、斯圖爾特·豪爾、托尼·本尼特、珍妮·沃勒考特、約翰·費斯克等人為代表的英國「伯明翰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態度要民主得多了。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兩種經濟」理論，是專為大眾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設性和現實意義的新理論。所謂兩種經濟，一是「金融經濟」，一是「文化經濟」，理論根據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商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理論。費斯克以電視為文化產業的例子，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電視節目作為商品，生產和發行於這兩種平行而且共時的經濟系統之中，其中「金融經濟」注重的是電視的交換價值，流通的是金錢；「文化經濟」注重的是電視的使用價值，流通的是「意義、快感和社會認同」[2](P.311)。費斯克認為，在工業社會中大眾文化資源也是一種工業資源，這些資源可以是符號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物質的。所以在消費社會裡，能帶來意義和快感的商品都有「文化經濟」價值；並且建議，大眾文化的研究取向必須走出「金融經濟」系統而轉向「文化經濟」領域。他在研究中發現，大眾文化產業無論如何不能完全等同於商品的買和賣，它不單純是消費，同時也是文化；他明確指出，文化不是指在藝術傑作中能找到什麼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麼超越時代、國界和永恆的、普遍的「人類精神」，而是指工業社會中意義的生產和流動、是指現代化社會中生活的方式，它涵蓋了這種社會的人生經驗的全部意義。

大眾文化總是介於兩種不同傾向的擴張之中，既承受封閉意義的壓力(意識形態性局限和設定意義)，又提供意義開放的可能(不同的受眾各取所需)。批判理論家們突出了前一方面，伯明翰學派注意到後一方面。鑒於大眾文化的「生產者式文本」的特點，費斯克要求對大眾文化的分析應「雙重聚焦」[3](PP.129-130)：一方面分析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內容，揭示大眾文化配合主流意識形態、穩定現存秩序、控制大眾的作用和機制；另一方面分析讀者觀眾對大眾文化的接受特徵，研究大眾如何與現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閱讀文化商品所提供的文本，又如何利用文化商品這一材料資源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過去討論後現代概念時，更多地集中於解構主義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討論後現代理論去中心化、破除整體性、反宏大敘事等等；其實，後現代主義還有另一面，即：強調消解藝術與日常生活界限、抹平高雅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之間的分野、有意使用戲謔式的反諷手法、使總體性風格含混不清等等。這些平民化的、反本質主義的以及反等級的文化傾向，無疑是當代西方消費社會文化生產的機制和特徵。有「後現代大祭司」之稱的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與角度出發，對大眾文化作了進一步的肯定。在1970年出版的《消費社會》這本書中，鮑德里亞提出大眾文化與其說是將藝術降格為商品世界的符號的再生產，不如說它是一個轉折點——終結舊的文化形式，並將符號和消費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所以，傳統批判理論指責大眾文化被框定在極度的消費主義之中、風格是千篇一律的刻板單調和平庸陳腐，是無的放矢，因為在這一方面它正體現後現代文化的真正邏輯。通過對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的細緻分析，鮑德里亞認為，大眾文化不再是批判理論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御用工具，恰恰相反，它形成了對意識形態的一種挑戰姿態。鮑德里亞非常重視關於日常生活的審美解釋以及現實轉化為審美幻象的文化機制，他的模擬理論是理解當代消費社會審美特質最為有效的學說；在他看來，消費社會的現實就是超真實的，超現實主義的秘密是可以將最平淡的現實變成高於現實的東西，但只是在某些特殊時刻才能如此，它仍然只能來自藝術和想像。以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後起理論的反撥與突破，豐富和充實了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話語。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傳統批判理論的苛刻與冷酷，使人不由得聯想起「革命」時代文化的絕對控制；而後起理論的反撥與突破，則使人感覺到一份寬容與博大，很容易將其與美國當代著名文化學者德里克的「後革命氛圍」理論里要求剔除激進主義、重新發明革命來完成人類解放議程的倡議相聯繫。從這層意義上說，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已經告別「文化革命」或「審美救贖」階段、步入多元開放的「後革命」時代。

二、中國語境與「後革命」特色：文化批評的現實意義

告別尖銳的「文化革命」、進入「後革命」時代的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話語，在西方存在以下幾個有影響的流派：第一，以阿多諾、本雅明、霍克海姆、洛文塔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以霍加特、霍爾、威廉斯、湯普森、莫勒、霍布森、威利斯、費斯克為代表的英國「伯明翰學派」；第三，以列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特、阿爾都塞、葛蘭西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第四，以福柯、摩德絲吉、安戈、萊德威為代表的女性主義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斯、鮑德利亞、利奧塔、貝爾等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它們的先後引進，刺激了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的開展，也能解決一部分中國的大眾文化現實問題，至今仍是我們建構中國大眾文化理論所必須汲取的話語資源；但也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來遮蔽中國本土的問題情境，或把西方社會的文化問題硬性移植到中國而變成「假想敵」。

從大眾文化的發展態勢來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以及閑暇時間的大量增加，社會對於大眾文化的需求將會有更大的增長。「文革」後的中國思想文化藝術曾努力重建歷史敘事，使之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的革命傳統建立牢固的歷史延續性，而自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當歷史確實趨於祛魅、宏大的歷史敘事趨於解體，這使思想文化及文學藝術不得不尋求新的表意方式，但是現實的意識形態依然具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加上對新的所指的不明晰，使中國思想文化陷入一種新的兩難和無根的恐慌。在這種情境下，大眾文化的崛起成為各種文化力量的想像性戰場。

對於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如果從文化接受層面去考察，人們對於大眾文化的價值評價不盡一致。一種是以精英意識和純審美的眼光，對大眾文化持激進的批判態度，以為大眾文化的出現是中國文化衰落的標誌，由此加劇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與之相對的另一種觀點是對大眾文化表現出相對寬容的姿態，並從文化人在大眾文化面前的失落感中看到了過去的畸形的文化心態和中心情結，從而努力調整心態，以適應發展變化了的文化格局。當然，這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人對大眾文化表現出來的喪失原則和立場的一味認同、撫慰的態度。從惡棍、小丑到明星，中國大陸大眾文化的形象發生了極大的變遷：作為反面教材的資本主義文化產品，大眾文化要麼以因軟化革命鬥志而屬於******的性質，要麼因經常涉及兇殺、暴力和色情而屬於道德腐化性質，總之其惡棍形象反映了階級鬥爭論的殘餘；作為低層次與商品性的大眾群氓文化的化身，大眾文化難逃「小丑」的角色，反映了精神貴族居高臨下的霸權作風；而作為國家、集體或個人的搖錢樹與社會時尚，大眾文化藉助市場邏輯的霸權搖身變成了當代的明星、成了消費文化的代表。也許在短時期內，大眾文化還會有不少角色變遷，但是理想的或曰真實的身份應該是文化中的普通一員，淡化人為的炒作，從偽個性化到真箇性化，在順從與反叛、消費中的制衡與狂歡中的抵抗之間實現大眾的自主與文化的嬉戲，使大眾的文化努力回歸到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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