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誤讀的中國人口
資料來源：Jonas Salk The Next Evolutionary Step in the Ascent of Man in the Cosmos, Leonardo, Vol. 18, No. 4, Special Issue: Jacob Bronowski: A Retrospective (1985), p.238為何有20世紀世界人口巨變，這源自於人口轉變（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轉變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過程，而人口轉變背後是工業化、現代化。因此，18、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率先發生了轉變。20世紀二戰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走向現代化之路，加持著「後發優勢」，其人口轉變有了與傳統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所謂「後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學習、利用和接受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先進技術。由於人類總是渴望健康與長壽，所以，西方先進的醫學技術和公共衛生的發明成果很快傳到不發達地區，並使其人口死亡率比早期歷經現代化的國家迅速的多。例如，「在模里西斯，死亡率從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時間，而英格蘭和威爾士卻為此花了100年的時間。」（卡洛.奇波拉，1993，p77-78）。由於20世紀後半葉世界人口變化由佔70-80%發展國家的人口轉變所主宰，而相對於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其生育率的轉變顯得遲緩滯後，因此， 20世紀人類人口出現了空前絕後的人口增長高峰，出現了空前絕後的人口大爆炸，這是人類發展史上重大轉折，這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發展的必然結果。當今世界人口正處在人類史上轉折時期，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更是如此。超長期歷史視角的人口研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史上人口變遷的規律，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20世紀、21世紀人口巨變在人類超長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二、誤讀的中國人口轉變歷史19世紀初期，馬爾薩斯在其後再版的《人口論》中利用全世界各地的資料，以支持他追求的普適性的觀點。馬爾薩斯認為，饑荒是「對中國人口來說所有積極性抑制中最強有力的」。因此，中國的人口體系是以積極性抑製為主導的。中國歷史人口是馬爾薩斯東西方二元人口平衡模式中的一個典型東方代表，是以饑荒、動亂、戰爭等因素平衡的人口。20世紀80年代，學者何清漣（1987）借用馬氏人口原理重新審視了中國近代人口變遷。她認為，中國近代史中各種動亂，並非只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是人口與資源平衡關係打破之後所引發的社會動亂；各種社會矛盾的背後，都隱藏著人口和資源比例失調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可以看出，葉女士有關中國近代人口史解讀延續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觀。對於馬爾薩斯人口論，尤其是對中國近代人口變遷的解釋，何炳棣先生（1953）認為，看待中國近現代人口，要將所有重大的經濟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這些因素對人口變遷有重要作用，且在各個階段都不相同。因此，在各個階段獨特的事實和因素得到考證之前，不能隨意運用人口原理。李中清、王豐（2000）也系統全面地批駁了馬爾薩斯的觀點。李、王二人認為：中國的歷史並不是一個生育無節制、饑荒頻繁、死亡嚴重，如馬氏所說：「以現實性抑製為主導」的社會。固然不同學者的學術立場會對相同的歷史做出不同的結論，但對於歷史人口變遷，至少有兩點是清楚的。其一，由於不存在現代統計制度，所以，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全局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調查數據。正因為只擁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數據，所以才有了不同社會側面的觀察和不同觀點的爭論；其二，由於中國還處於農業社會，其人口變化還是處在高出生高死亡階段，也因此，中國近代歷史上不可能出現人口轉變意義下的「人口激增」過程。對於新中國以後的人口變遷，不少人都有著嚴重誤讀，廣為流傳的看法是這樣：20世紀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結果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以及學習蘇聯英雄母親鼓勵生育的結果，並由此帶來了人口負擔。其實，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人口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人口也隨之進入了轉變時期。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全民醫療的「赤腳醫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較之一般發展中國，除三年困難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穩定（見表1），中國人口像所有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一樣在其初期出現了「人口爆炸」，顯然，這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結果，而不是鼓勵生育的結果。對於同樣數據，葉女士卻有著不同的解讀。固然我們並不否認前30年中國在許多領域存在著重大失誤，但是，人口學上死亡率從高水平迅速下降的社會意義必須得到正確的解讀。事實上，當高死亡水平迅速下降時，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群是嬰幼兒。同期，中國嬰兒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這是新中國社會發展最惠民的統計事實。與舊時代相比，生育水平並沒有變化，所不同的是，新時代嬰幼兒存活幾率大大提高。龐大的50、60後受益於那個死亡水平速降的時代，因此，「人口爆炸」是那個時代健康醫療等公共政策惠及到千家萬戶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的標誌。同樣，縱向評價人口變化，不難發現前30年的人口能量積累，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徹底釋放出來了，創造了後30年舉世無雙的偉大成就，也就是說，後30年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恰恰是由那個被視為「包袱」的「人口爆炸」50、60、70後作為主力軍所創造的。表1 欠發達地區、中國和印度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長率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1三、「污名化」的流動人口超生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把流動人口與超生群體劃等號。自上世紀90年代小品「超生游擊隊」上演之後，超生游擊隊就成了流動人口的代名詞，這頂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而且還有學者和官方時不時地舉出例證強化這一「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認為，由於對流動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僅沒有成為限制流動人口生育的現代生活天地，反而成為他們「超生」的隱蔽所，流動人口被認為是逃避計劃生育責任的群體，是超生現象的主體。為了說明流動人口的超生事實，葉女士文中使用了2007年國家人口計生委做了一項關於流動人口生育的調查數據。這項調查結果被官方和媒體廣泛傳播使用。調查結果的內容是這樣顯示的：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達到1.5億，超過全國人口的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齡人群，全國流動人口違法生育佔50%-80%，福建佔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動人口的超生已超過60%。或許，因為調查由權威機構實施，我們不必對數據的來源與質量產生懷疑。但是，從計生部門公布數據的技術上看，卻有不少統計數據指標的選擇和「貓膩」。在這組公布的數據中，只有「嚇人」的高百分比，沒有關鍵的分母總量絕對數，即違法生育總量。因為沒有這個關鍵的分母總量，僅僅依靠相對數指標我們不可能推論出「超生」問題的嚴重程度。很顯然，有關部門心虛才會在關鍵的總量絕對數上「含糊其辭」，在統計指標誤導視聽。葉女士一不留神也落入了計生委的數字「陷阱」，包括她使用計生委2006年調查總和生育率1.87數字。實際上，人口學家專家已經證明這是一個抽樣設計有偏的不可信的數據。此外，葉女士關於A人口B人口的假設及推論，可以看成是葉女士眼中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生育狀況的寫照。但其實這種假設和推論讓葉女士自己也底氣不足，因為這是一個不現實且靜態封閉的推論。且不說目前中國沒有A人口這麼高生育水平的人群，就是有，A人口生育水平也伴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不斷降低。更重要的現實是，中國正處在加速的城市化過程之中，這是一個A人口轉向B人口的過程。所以，葉女士擔憂不可能出現。人們在論證中，時常會陷入邏輯推論的陷阱。這種邏輯推論的荒謬之處在於：在一個違背事實的假設條件下，演繹推出一個不可能的「真實」結果，而這個不可能的「真實」結果又成為支持他們觀點的「有力」論據。在人口數量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許多這樣貌似合理卻很荒謬的邏輯推理，著名的「人均分母效應」推論就是一例。其實，人口學家利用全國數據分析已經證明，當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水平低於非流動人口。流動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紀80年代為超生而流動。以當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為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萬，其中外來常住人口898萬，佔總人口近4成。調查顯示這些外來人口中的80%是來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嚴的生活的。四、誇大的人口增長潛力國家計生委一直在對中國人口的增長潛力做誇大宣傳，但許多事實被遮蔽了。在2006年底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中，依據計生委測算曾有這樣的中斷言：「今後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的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1000萬人；」 但事實上2003年開始中國凈增人口就低於800萬，而按照聯合國2011版的中、低方案推計，2010-2020年，中國凈增人口在150萬-470萬間。和政府擔心一樣，葉女士也十分擔心「如果放鬆計劃生育，人口自然增長率有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葉女士擔心「人口自然增長率報復性反彈」實際上是擔心生育水平的報復性反彈。對於一個人口來說，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人群人口學定義為15-49歲的育齡婦女，考慮到現實社會生育是在婚姻條件下完成的，這個人群可為20-49歲。這樣一來，中國的現實是，50、60後或許都願再生但基本都過了生育期，70後具備想生也能生的條件，80、90後呢？這個群體雖然已經或將是生育主體，但她們絕大多數是不想多生的。再加上年輕人群中，不育人群比例上升，單身族、同性戀、丁克族也在漸次增加，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哪裡能來「報復性」生育。當然，更不會出現葉女士生誤用生育率指標而計算出來的所謂16億，甚至20億的可能。實際上，今天的現實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上世紀8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次人們的生育文化觀念也相繼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也就是說，近三十年的社會大變遷無論從哪個方面講，經濟的、社會的、文化觀念的、制度的所有影響生育率變化的因素，總體上大致都是一個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導致生育率水平反彈的不利影響因素無論是在範圍上還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斷減弱。維持一個高於更替水平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及生育文化基礎已不復存在。2010年普查數據的公布再次證明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時代。中國20世紀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來，每兩年更新數據的聯合國人口預測就不斷地調整中國未來人口峰值數據，從16億下調15億，再調至2011年版的不到14億。如今中國人口增長是大大低於更替水平的慣性增長，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一個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時代，繼續實施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只會帶來更大範圍更長久的危害。對於人口自身變化來說，結構是本質，數量是表象，人口數量問題的解決最終只能通過結構問題的解決來實現。因此，今日主張放開計生既是從還權於民、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也是從追求人口內部結構長期均衡發展的角度出發，以最終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參考文獻：何炳棣 《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葛劍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何清漣 《人口：中國的懸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意）卡洛.M.奇波拉 《世界人口經濟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李中清、王豐 《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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