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史學中的民族主義

一、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史學

「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先天性格，亦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主要潮流，與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密切相關，是與「科學主義」並起的「西方近代性」的主要指向之一。如果從近代化的起源和發展來看，「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資本主義」幾乎是孿生的同胞兄弟。如圖1所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科學主義之間的關聯及互動，處於圖形核心的是至今也難以描述的「西方的近代」。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觀點，近代國家的概念其實是「國族」或者說「想像的共同體」構建的過程，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家的產生，便是基於文化運動的結果。歷史或者說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在每個國家民族意識的形成過程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或稱之為多元文化並存與衝突的時代，依然處於舉足輕重的位置。畢竟，「在民族記憶的建構中，歷史的學術研究發揮著重要作用」。

王晴佳教授在《論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與缺失(上)—從全球比較史學的角度考察》一文中詳細描述了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在西方興起整個過程後，又以被後來者接受為「如實直書」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學為例，說明西方近代的科學主義史學雖然推崇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經驗性，但又帶有明顯的實用目的，其宗旨往往是為了服務於民族國家的構建。因此，民族主義與科學主義史學，旨趣暗合，不可分離。

利奧波德·馮·蘭克認為歷史並非如德國同胞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所描繪的那樣，有著必然的固有軌跡，但他也主張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共同的道路，如在人類的歷史邁進近代的途中，「民族國家」的出現及其歷史作用就是典型的一例。正是站在這樣認知的立場上，蘭克有意識地將自己的歷史研究和著述都以服務自己民族國家的興起為志向。所以，後來者多關注蘭克的史料考證方法和歷史研究中科學客觀性的一面，卻少有考慮到其史學的觀念和目的，即民族立場、宗教意識以及政治動機的部分。

對於蘭克史學接受的現狀，若放在其思想史脈絡中抑或近代史學的發展過程來看，是較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如蘭克十分關注民族國家歷史的研究，就與當時歐洲的政治氛圍有著密切的關聯。17世紀以降直到20世紀前半期，歐洲範圍內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鬥爭是一條清晰可辨的主線。在蘭克史學之前，歐洲曾經興起的「古學運動」(antiquarian movement)，就以科學的形式和面貌出現（以科學發現為理想，搜集各種材料，從文獻到地下古物，以求重建過去），但在本質上都與其關注本民族意識的興起脫不了干係。蘭克培養的弟子中，很多都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政治色彩的「普魯士學派」成員。與此相似，在「西學（力）東漸」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諸國的近代史學，雖然具體發展各具特色，但在史學所具有的民族意識和立場上卻是近似的。

源發於歐洲的近代史學影響下興起的亞洲近代史學也難免沾染了西方近代史學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反自由主義傾向，而這又是與各自的國家意志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的。

具體到日本而言，其近代化國家的產生、變動與民族主義立場的史學之建構密不可分。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方向和領域：一是對內的日本民族問題（起源與天皇制），二是對外的中國史學（東洋史學）之研究。

日本近代史學不僅受到西方近代史學的科學與理性思想的影響，對西方近代史學中的反自由主義傾向的接受也十分明顯。正如同日本在其他各個方面多以德國為藍本，日本近代的史學更多地傾向於汲取德國的史學精神與學術風格。有的學者早就指出，如同日本的憲法最後以德國為範本一樣，在史學領域，由於德國歷史學派不僅有著與日本舊有的史學近似之處，更是滿足了明治政府的口味，因此被拿來借用，進而欲將之修改為官方的史學指導形態。

二、宮崎史學中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包含諸多層面的內容，丸山真男（Maruyama Kanji，1914—1996）認為日本的民族主義既有個人樸素的對鄉土的愛，也有體現為國家意志的文化和道德層面的創建。此文中作為論述對象的宮崎市定史學中的民族主義亦是包含了國民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情感與認可等多個層面的內容和指向。但由於本書不專以研討民族主義之構成為目的，恕不展開論之。

為了便於考察和梳理，筆者將宮崎市定史學中的民族主義劃分為二次世界大戰前和「二戰」後兩個時期，分階段地來解讀。具體言之，第一個時期，是戰前與日本侵略政策糾結的民族主義（宮崎市定方法論的開始），第二個時期，是戰後日本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繼承與發展。

第一個時期的特點是在國家意識形態直接影響下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和觀念，第二個時期的特點則為更多基於學術建構下的民族主義立場和觀念。二者的產生與發展都基於宮崎市定對於日本民族主義文化的體認，以及對於現實日本和日本民族之存在與發展的熱愛和關注。

此外，宮崎市定民族主義史學立場關注的核心是對於近代日本的歷史評價問題，該問題又集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於日本的歷史位置與意義。

之所以分為兩個部分考查其民族主義立場，考慮有三：其一，戰前與戰後的史學研究語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體現在宮崎市定的史學觀念中的變化則是原有依附並對抗關係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在戰後的消退；其二，變化只是部分，核心的民族主義史學立場卻貫穿一致，兩個時期和階段的處理方式恰恰是為了說明該立場和觀念內在的穩定和統一；其三，日本的民族主義構成極為複雜，在缺乏內外觀察和深度辨析的情況下，籠統以史學的民族主義立場稱之，並以某一時間為界點劃分兩個時期亦有與現實妥協的意味。

1. 第一個時期，即二次世界大戰前，宮崎市定史學中的民族主義。

在上文中，我們論及宮崎市定的「世界文明起源一元論」觀念的生成和出發點與國家意志的關係，這一關係並非個人在法西斯社會環境下對於集權和專制的一種妥協那麼簡單，而是更多地源自於宮崎市定本人自身的民族體認，即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1892—1982）所說的，歷史學家是歷史的一部分，他在遊行隊伍中的位置，決定了他觀察往昔的視角。那麼，我們且看一下宮崎市定本人所在的歷史位置及其對於該位置的自覺。1922年（大正11年），宮崎市定進入當時最著名的兩大帝國大學之一的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師從內藤湖南（Nait Konan, 1886—1934）、桑原隲藏(Kuwabara Jituzou, 1871—1931)、羽田亨(HanedaTouru, 1882—1955)、狩野直喜（Kano Naoki, 1868—1947）等人專攻東洋史。1926年畢業後留校當助理，隨後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研究生院）學習，不久應徵入伍，轉為預備役，回校繼續讀書。1927年後，又相繼在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執教。1930年，從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退學，同年與小西松枝女士結婚。1931擔任京帝大文學部講師。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應召入伍，前往上海。同年4月回國。1933年返回京帝大，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29至1934年間，他曾兩次到中國東北和北京作短期考察旅行。1935年，入巴黎東方語學校學習。其間一面學習阿拉伯語，一面旅行「中東」「近東」地區。1938年經美國回國後繼續在京帝大任教。1940年發表論文《東洋中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的社會》。1943年出版申請學位的論文《五代宋初的通貨問題》。1944年5月，升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教授。

以上為宮崎市定在「二戰」前生平的簡單介紹，就此也可看出京都帝國大學在其戰前人生和學術生涯中的核心位置，在其間的學習和生活，成為其人生和學問的轉折，而其有關「世界史的體系的方法論」也在此期間即戰前得以確立。

需要補充的是，依據史料和宮崎市定自己的敘述，我們知道宮崎市定還以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專家身份參與了1939—1944年為期五年的東方文化學院與東亞研究所的合作項目，其集體成果為《異民族統治中國史》，並參與了文部省主持下具有顯著的「大東亞共榮圈」構建意圖和指向，因戰敗而未能成稿的《大東亞史概說》。

眾所周知，無論是東方文化學院抑或東亞研究所，無論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抑或《大東亞史概說》，均與日本對外擴張的殖民侵略國策關係緊密。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研究群體在戰前集體合奏的近代中國學的變異，也已經為嚴紹?等諸位前輩先生所論證，那麼就宮崎市定而言，其身在其中並參與其中的「歷史位置」，也定然在其史學中有著相應的作用和反映。

下面我們僅就其參與編輯《大東亞史概說》之事項，具體說明其構建「世界史」的方法論的實踐與日本殖民擴張的國策之間的直接關聯，並基於其自身位置的體認來說明其民族主義立場。

前文「世界史觀的形成及與國家意識形態的關聯」之章節，已經引述此例，藉以說明，宮崎市定世界史觀的形成與國家意識形態直接的關聯。其實，這一事例也包含了足以見證宮崎市定自身民族主義立場的可能。宮崎市定等參與者雖然否定了其政府官員們將日本描述成「天皇史觀」觀念之下的「世界文化的起源、並澤被四方之國」，但在商議後，合作寫出了一部「以西亞為扇軸，文化發源於西亞，逐漸東延，最後在日本結晶」的《大東亞史概說》，這樣一部讓日本殖民地民眾閱讀、宣揚日本文化作為「終點文化」而最終優越於諸國的觀念和世界史觀，從此被宮崎市定付諸實踐，並堅守一生。以上主要摘引了宮崎市定自己著述中的文字，以便於我們了解宮崎市定史學方法論世界史觀，既有基於基本的史學學術的訓練而抵抗「皇國文化的光芒向西普照那樣的歷史」的想法，亦有民族主義立場與國家意志的結合對於西方列強的對抗意識，也有基於此面向亞洲推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協力意圖。

無疑，這一實踐的出發點也折射出了宮崎市定史學方法論體系與生俱來又獨具特色的民族主義史學態度和立場。這一立場的獲得和確立，概而言之，是近代日本朝向以歐美近代化為目標的過程中，民族國家意識培養的結果，是時代所賦予的，具體則可見宮崎市定所接受的人生和社會體驗，尤其可知當時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文化教養和學科訓練。換言之，可以說其民族主義立場正是宮崎市定天然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經過以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文化熏染之後，在學術層面得以確立和具體展現的。此文不以探討宮崎市定的學術思想史的形成與發展為重點，也不以發生的具體語境為考察重心，故不再贅述，但宮崎市定在戰前民族主義立場的形成，則確定無疑。這樣基於樸素國民主義的故鄉情緒，經過學術的渲染、添加了科學的酵母，會異常固執乃至偏執，雖然史學家均號稱自己的研究客觀中立並作為職業操守，但實際的操作卻會誕生出另外一種風景。

此外，在戰前，除了其史學方法論的出發點上其民族主義立場與國家意志發生糾結以外，出版於1940年的《東洋樸素的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一書，也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宮崎市定民族主義史學立場和態度：

進入近世以來，東洋的內部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沾染了文明主義之病的中國毫無生命力，而日本藉助樸素主義則開始主導東亞，並為東亞其他地區所矚目和期待。「樸素主義的日本和滿洲一脈相承，即便語言不通，但以心傳心，相互了解。所謂英雄惜好漢。與中原（中國）的文明社會相反，幸而東洋存在著一個樸素主義的社會。這就是日本。……日本人樸素謙虛，正邪分明，天真如鏡，無一點瑕疵。」

在宮崎市定看來，保持樸素主義的日本不僅接受了自古以來西亞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社會的古代文明，也很好地吸收了近代以來的西歐文明，人類文明的種子最終在日本落土，開出優秀而獨特的花朵。若按此邏輯推演下去，日本無疑就是代表了世界當下的先進文明和優秀文化，是亞洲的未來，也是樸素的民族之代表，「進入」中國，其實就是幫助中國「解毒」。

因此，本質上所謂「終點文化論」，實乃日本宣揚自身民族文化優越論的「天皇史觀」的翻版，與近代日本的「分裂與統一性格」相吻合：一方面，面向亞洲內部宣揚日本當下文化的先進性（與原本產生於漢字文化圈內部文化中心之轉移的「華夷變態」思路一致），以解放者自居，為侵略尋求歷史和現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亞洲代言人的身份，藉以東洋的歷史文化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現實層面則體現為對抗列強獲得自身侵略利益）。無論是「天皇史觀」還是「終點文化論」都是沾染了近代西方之病毒的變態反應，這一病毒的名稱可暫定為「近代的魔咒」，其中最大的咒語即是民族主義國家。宮崎市定也同樣感染了這一病毒，最為明顯的即是其史學中無處不在的褊狹的民族主義立場。

2.第二個時期，即「二戰」之後，宮崎市定史學中的民族主義。

「二戰」後，宮崎市定曾經撰文回憶其參與《大東亞史概說》的經歷：「在戰敗後的今天，人們總是喜歡把戰爭說成一切一切都是日本不對；但是至少把亞洲歸還給亞洲人這一口號是沒有錯誤的。」

《亞洲史概說》（『アジア史概說』正續編，人文書林）出版於1947—1948年，其內容是宮崎市定負責撰寫因戰敗而未能出版的《大東亞史概說》的一部分。一葉知秋，雖然戰後日本史學研究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天皇史觀」等極端民族主義史學已無存在的根基，但宮崎市定這樣基於「史學」的、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史學卻依然存在，並與戰前保持驚人的一致和統一。

宮崎市定戰後的民族主義史學立場，還體現在對中國文化的解構上。這一解構的本質指向，以學術史的視角考察，則來源於東洋史學這一學科自身的確立和設定，此章節不再過多論述，僅以舉例說明。《亞洲史研究》第二卷《中國文化的本質》一文中，宮崎市定在深刻指出中國文化與漢字之間的深刻淵源、漢字與權力關係的同時，也以西方拼音文字和日本假名為參照，指出漢字所謂的「未完成性」：「如果不照舊用夾雜著漢字的文體來寫的話，不會有人來讀它。這是漢字文化所釀成的悲劇。」

在西力東漸，日本全面迅速西化、擺脫列強壓迫並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化國家的背景下，身為「第一等准白人」而自豪的宮崎市定視野中的中國文化總是有缺陷和亟須改變的。

宮崎市定在《亞洲史研究》第一卷序言中還講道：

我這樣說，也許會被理解為我是在抵抗當時的政府和軍部，實際上我絕沒有那種打算。戰爭既然開始了，我想日本如果打敗了可就糟了，所以但能增強一份作戰力量，任何事情我都願意做。

同樣京都帝國大學出身，後來成為日本中國學研究權威之一的吉川幸次郎（Yoshigawa k

ziro, 1904—1980）卻在戰爭期間逃避戰爭，研讀中國文學，宮崎市定在戰爭期間的思想與行為，與此比照，就可發現二者之間巨大的差異。這也說明從事歷史研究的宮崎市定比從事文學研究的吉川幸次郎等人更具現實精神和政治情懷。另外，作為二者共同的老師狩野直喜等人戰爭期間的辭職讀書行為也可與之比照。

宮崎還在《亞洲史研究》第二卷序言提及他自己在戰爭期間的內心活動與想法：「一個問題是，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怎樣來支撐這場現實的戰爭；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把這場大事件，應該怎樣編入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歷史之中，並應該樹立起什麼樣的歷史觀。」從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宮崎市定史學中持有的近代日本國民意識的自覺和堅定而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另外，宮崎市定在戰後的民族主義史學立場與日本整個史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如宮崎市定也曾在1978年出版了《中國史》一書，書中有這樣的文字：

但實際上，第一號准白人的出現，絕不是與其他的東方人毫無關係的。直到最近，人種的平等終在觀念上為世界普遍承認，其實際也正在逐漸地上升；然而，這是由於有了現實的准白人的緣故。如果沒有這種實際，則連人種平等原則的樹立將落空，又若即使原則受到承認，那也不過是完全的空文而已。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日本所提出的人種平等案被遺棄而不顧，並不是那麼久遠以前的往事。把這種事情寫在歷史概說書中的，或許別無他人，但是我以一位歷史學家的立場，卻深感那是最要緊的事情而有非寫不可的義務。其故何在？因為若是委由歐洲人來寫歷史，絕不會提到這件事的。

宮崎市定在1978年，即日本戰敗三十餘年後，仍然以亞洲代言人的身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長。既體現了其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困境，更表現出了困境背後的民族主義情結。以上言辭，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政治背景，與戰後日本史學界曾經流行的「近代化論」密不可分。這種觀念一方面受到美國帶有政治意圖的誘導，一方面也是基於日本經濟再次起飛的現實心態和民族主義情緒而發。

近代化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美國官方學者傳到日本的。美國肯尼迪政府的駐日大使埃德溫·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也曾以學者身份著書立說，發表談話、講演，系統宣揚近代化論，核心即是日本的近代化既有歷史的依據和前提，在現實中也是歐洲以外最成功的近代化國家典範。這樣的近代化論無疑是美國政府曾經的意識形態戰略之一，不過隨著後來形勢的變化，這樣的近代化理論不攻自破，業已破產。美國當年兜售的近代化史學理論卻成為日本的一個學術潮流，在曾經的日本文化優越論盛行的土地上生根發芽。不過，這樣的新史觀的近代化論一旦出現，就引起了日本學界廣泛的討論。對此，日本史學史專家永原慶二（Nagahara Keji，1922—2004）教授曾說，這一史學觀念的興起，無疑與民族的自負心態有著直接的關係。

此種基於民族主義立場（有時為國民主義意識的作用，有時則以國家主義面容出現）的情緒和觀念，也不止一次在戰後宮崎市定的著述中出現。如1993年出版《宮崎市定全集》的第18卷《亞洲史》的自跋中寫道：

隨著日本國力的提升，試圖改變由西洋人撰寫世界史的習慣，並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撰寫東洋人參與世界的歷史，而未完成的《大東亞史概說》以及自己的《亞洲史概說》則在此點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在現實層面，「二戰」後，亞洲各國從歐美的殖民地狀態脫離出來，漸次走向民族獨立和發展的道路，究其原因，這一大變革的原動力正來源於日本。比之於俄國的十月革命，日本對於亞洲的解放的貢獻，更應該被命名為人類歷史上20世紀最偉大的事業。這樣偉大事業的實現者—日本卻未能獲得到正確的歷史評價，所以，作者就在《亞洲史概說》的第三冊，增加了一些章節，補充說明日本所做出的偉大犧牲。

不僅如此，宮崎市定還在戰後的著述中，依然堅持早已失敗的亞洲解放論的殖民理論和思維。他不僅將台灣說成是一個「國家」，還無視朝鮮半島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國家的現實，並且認為原來對中華文明無比信賴的朝鮮和中國台灣，由於日本的佔領，戰後發展卻超過了中國大陸，無疑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等等。

由此可知，戰後宮崎市定的民族主義史學立場及觀念，不僅與戰前一脈相承，而且這一立場和觀念得到了更為深入的發展。

結語

總之，民族主義因素作為宮崎市定史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貫穿其研究的整個生涯，並影響著宮崎史學其他層面的產生與發展。可以說，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沒有國界，但在人文學科領域卻有不同。即便以客觀和真實為其目標的歷史學科，也難以逃避其天然的主體性追問及其宿命。隨著國內學界對於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深入展開，海外漢學相關著述中的民族主義表述也必將受到持續的關注。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