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與西方意識形態滲透

「阿拉伯之春」與西方意識形態滲透 ● 王震 　　 　　［內容提要］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與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不無關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通過多種渠道對中東地區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該政策導致部分阿拉伯國家喪失政治改革主導權，執政當局統治基礎被削弱，部分社會精英思想出現混亂，最終催生、加劇了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與社會動蕩。 　　［關鍵詞］西方 中東 阿拉伯之春 意識形態滲透 　　 　　2011年發生在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與西方國家長期在該地區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直接相關，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更是充當了意識形態滲透的先鋒。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日益引起阿拉伯國家的警惕和不滿。埃及當局2011年12月底查封了10家非政府組織，2012年初頒布了針對外籍非政府組織人員的旅行禁令，此後又起訴43名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包括19名美國人)。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因非政府組織問題多次與西方國家發生齟齬。西方國家是如何在中東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這種滲透對中東政局，尤其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產生了哪些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一 　　 　　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戰略緣起於冷戰時期的「和平演變戰略」。冷戰結束後，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重點從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轉向發展中國家，滲透傳播的內容也從傳統的「制度優勢」轉向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主要通過援助、合作、交流等方式向對象國宣傳和灌輸西方價值理念，進而達到潛移默化地改造對方社會的目的。「9?11事件」後，中東地區開始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重點。 　　具體地說，西方國家在中東的意識形態滲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設立各種「民主促進」和「社會治理」援助項目，促使阿拉伯國家開展有利於西方的社會政治變革。「9?11事件」爆發後，美歐等西方國家首次將自身安全與中東地區的「民主化」聯繫起來，「促進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開始成為美國戰略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小布希總統2003年11月在美國民主捐贈基金會(NED)成立二十周年的講話中指出，「六十年來，西方國家遷就和適應中東缺乏民主的做法並未帶來安全。追求穩定並不能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只要中東依舊缺乏民主，它就仍然是一個輸出落後、怨憤和暴力的地區」。為此，美國實行了推進中東自由的新戰略。為實現該戰略目標，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設立了名目繁多的「援助項目」，對中東地區進行全方位滲透。在葉門，僅在2010年，美國就資助了20多個社會改革項目，內容涉及政府機構培訓、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的能力建設等多個方面。美方公開宣稱，其在葉門最優先的外交目標就是「促進當地的民主與治理」。在埃及，國際開發署早在2006年就以「治理援助」名義啟動分權改革倡議(EDI)，在行政、財政等領域進行分權改革實驗，目的是擴大地方財政自由，形成支持分權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並使政治權力「從中心向邊緣地區轉移」。埃及政府根據西方國家要求進一步擴大分權改革試點範圍，但這項改革使埃及政府統治權威受到削弱，國內政治秩序日趨混亂。同時，從2009年開始，國際開發署和民主捐贈基金會向埃及一些工會組織提供資助，宣稱要「捍衛工人權利、加強法治，在埃及民眾和勞工組織之間搭建橋樑」，並藉此在傳統工會聯盟之外組建獨立的工會組織。這些獨立工會通過「臉譜」等新媒體贏得大批同情者和追隨者，很快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有組織抗議團體。由這些工會所組織的抗議示威，實際上成為後來開羅街頭大規模政治抗議活動的預演。 　　二是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積極開展政治活動。2004年12月，根據美國參議員山姆?布朗克(SamBrownback)的提議，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向國務院撥出專款用於為埃及提供民主、人權和治理援助活動，並「向開展此類援助的公民組織提供幫助，而且此類援助不必事先得到埃及政府的批准」。這意味著美國開始繞開埃及政府，公開直接資助西方非政府組織在埃及從事政治活動。這一政策出台後，大量西方非政府組織湧入埃及，並在人權、勞工、婦女以及經濟與政治改革等領域進行全面滲透。近年來，全國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等所謂「非政府組織」從美國國務院、美國民主捐贈基金會、國際開發署等處獲得大量資助，「自由之家」還是美國對阿拉伯國家非政府組織提供援助的「主要渠道」。這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扮演了意識形態滲透的「先鋒」角色。例如，2012年初埃及執政當局查禁的幾家西方非政府組織，雖然自詡為非盈利的非政府組織，事實上都與西方國家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三是通過各種文化交流、合作與培訓項目，向阿拉伯國家的青年和文化精英系統地灌輸西方文化與政治理念，並積極扶持代理人。對於中東地區的人權活動分子、青年領袖、媒體人、作家乃至知名「博主」，西方國家或是資助其赴西方參觀訪問，體驗西方民主；或是對他們進行培訓，系統地灌輸西方文化價值與政治理念，傳授組建社交網路和從事政治抗議活動的技能。從2008年開始，美國對部分埃及青年運動領袖進行系統資助和訓練，並將這些人送到塞爾維亞，接受受到美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坎華斯」(CANVAS)的訓練。這批成員中的不少人後來成為「4月6日青年運動」的骨幹力量。一位曾參加過美國非政府組織培訓的葉門青年活動分子表示：「培訓對我非常有幫助。此前，我認為變革只能通過武器和暴力才會發生。現在看來，和平抗議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也可以達到目的。」另據美國助理國務卿邁克爾?波斯納(Michael Posner)2011年透露，在此前兩年中，美國政府投入了大約5000萬美元研發新網路技術，專門用於突破網路封鎖、網路追蹤和緊急聯絡等。這些技術可以「幫助中東地區的社會活動者保護自己，免於被當局抓捕或迫害」。其中一項被稱為「應急按鈕」的新技術，能夠幫助抗議人士在被捕後立即清除手機中的聯繫人名單。 　　四是積極扶持政治反對派，並借其向現政權施壓。2008年5月小布希總統在埃及參加國際會議時曾公開批評中東國家：「真正的民主要求競爭性選舉，反對派候選人可以在沒有恐懼和恫嚇的情況下參加選舉。在中東政治中，通常只有一位當權的政治領導人，另一位反對派則是在監獄裡。」美國還直接要求中東國家放鬆對政治反對派的管制。迫於西方壓力，埃及政府從2005年開始允許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在內的反對派候選人自由參加議會選舉。由此使埃及境內黨派活動日趨活躍，街頭抗議活動日趨頻繁，一些抗議者公開質疑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提出了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口號。這實際上為後來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爆發做了組織準備。在敘利亞問題上，西方國家長期支持流亡海外的敘利亞反對派，並在該國出現政治動蕩後不斷向敘反對派提供金錢、技術和政治支持，導致該國政局始終動蕩不定，瀕臨內戰邊緣。 　　五是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冷戰結束後，推動阿拉伯國家的市場經濟轉型成為西方國家中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一道，在中東地區大力鼓吹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鼓勵私人參與經濟，減少國家政權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並仿照「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模式建立了「大中東發展銀行」。美國政府還先後與摩洛哥、巴林等中東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並計劃在2013年之前建立一個中東自由貿易區。「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美歐等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大對埃及、突尼西亞、葉門等阿拉伯國家經濟改革的支持力度，為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提供經濟支持。 　　最後，當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內部力量無法推動西方所期待的政治變化時，西方國家就會以「人道主義干預」的名義直接進行政治和軍事干預。在這次中東劇變過程中，西方國家先是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和各類援助，鼓勵阿拉伯世界的持不同政見者、民主人士或公民組織舉行抗議示威乃至衝擊政府，從而引起當地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而當部分阿拉伯國家政府起而鎮壓抗議活動時，西方藉機將這些國家打入「國際賤民」行列，然後又假借「人道主義干涉」名義，進行政治施壓乃至武裝干涉，迫使這些國家按照西方國家的意願進行所謂「民主化改革」。在利比亞，西方國家正是借「人道主義干涉」之名，先是設立「禁飛區」制裁卡扎菲政權，繼而對其發動軍事打擊，最終在利比亞實現改朝換代。 　　 　　二 　　 　　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與西方國家的這種意識形態滲透有多大關聯？學界對此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在這次阿拉伯政治劇變中，「國外的支持發生了作用」；另一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促進民主的政策或許對「阿拉伯之春」產生了影響，但這一政策的成效根本無法得到驗證。不過，持第二種看法的人也不否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塑造了有利於中東政治變革的話語體系，為阿拉伯政治反對派開展活動創造了寬鬆環境。本文認為，在這次中東劇變中，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滲透的影響不容忽視。具體來說，它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它增加了阿拉伯執政當局進行社會政治改革的壓力，使部分阿拉伯政權逐步喪失了改革主導權，並由此加快了政權的崩潰進程。西方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使其日趨成為影響阿拉伯政局走向的最大外部因素。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發的中東劇變，儘管主要是內因所致，但來自西方的外部因素影響顯而易見。斯蒂芬?庫克指出，外部因素對阿拉伯國家政治改革的影響可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告知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它們開始關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雖然這些阿拉伯國家公開反對外部干涉，但為了緩解外部壓力不得不做出改革姿態。這種策略性迎合可以使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分子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開展政治活動，並引導整個社會話語體系聚焦到政治改革上來。在第二個階段，執政當局被迫放鬆社會管制，並採取一些象徵性的改革舉措，如放鬆對非政府組織的管控等。第三階段，如果政府前面採取的安撫措施沒有成效，國家強力部門就會出面壓制日益增長的變革呼聲。但由於此時民眾的觀念已經發生變化，當局的變革言論與因循守舊的政策之間的落差只會加劇民眾不滿，形成更為強大的改革壓力。 　　2011年阿拉伯世界發生政治動蕩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直接對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和敘利亞等國領導人施壓，要求這些國家的執政當局不能使用武力鎮壓國內政治反對派，甚至公開要求他們「和平」交權。如埃及在1月25日出現街頭抗議活動後，穆巴拉克最初仍寄希望於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保全自己，遲遲不願交權。2月中旬，美國政府公開指責埃及改革滯後，並要求「埃及政府必須毫不含糊地通過切實可信的途徑推進真正的民主」。 　　其次，它放大了民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滿，人為加劇了阿拉伯國家的朝野對立，使執政當局統治基礎被極大削弱乃至被徹底推翻。對於大多數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阿拉伯國家來說，要想在短期內實現經濟、政治和社會現代化並非易事。在「阿拉伯之春」前後，西方國家先是通過各種官方和非官方渠道提出保護人權、實行憲政、反對腐敗、實現社會公平等種種看似非常合理的社會改革訴求，這不僅使原有的社會問題被擴大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普通民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這為阿拉伯民眾在「阿拉伯之春」中起而反抗政府提供了群眾基礎和思想理論土壤。與此同時，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還在組織、經費和技術等方面為阿拉伯國家的社會抗議活動提供直接幫助，這些努力後來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曾接受過「自由之家」培訓的「4月6日青年運動」領導人巴希姆?法蒂赫(Bashem 　　Fathy)表示，「我們在參加培訓的過程中學習了如何組建抗議聯盟，這在革命中非常有用」。2011年埃及發生政治動蕩後，西方非政府組織更加活躍。2011年4至12月，僅全國民主研究所就在埃及開展了739次短期培訓，接受培訓的人數多達13671人，其中參加培訓的政黨領導人、活動分子、候選人約有7700多人，培訓內容包括輿論觀察、社會調查、選舉制度、婦女候選人培訓、志願者招募、通信聯絡、新媒體技術等。埃及國際合作部長阿布?納賈指出，目前埃及境內有120多家非政府組織接受過美國資助，2011年3月到6月埃及境內的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大約1．75億美元的外來援助，是此前4年援助總額的3倍。正是由於西方國家對阿拉伯民眾的有意塑造和影響，才使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朝野對立日趨加劇，更使中東動蕩烈度逐步升級。 　　最後，它擠壓了阿拉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空間，引起阿拉伯國家部分社會精英的思想混亂，從而加劇了一些阿拉伯國家社會動蕩後的國內政治分裂與社會失衡，為西方國家按照自身意願改造並控制中東地區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阿拉伯世界意識形態的內核始終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並且二者間具有一系列「天然聯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開展全球反恐戰爭的過程中，通過誇大極少數伊斯蘭激進勢力的極端活動來抹黑整個穆斯林世界，使伊斯蘭成了落後、愚昧乃至國際恐怖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代名詞」，從而壓縮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發展空間。受此影響，大量學術和文化資源被用於西方社會所偏好的領域，直接服務於全球反恐戰爭或是所謂的「民主化」建設。在此背景下，部分當地精英在民族傳統和西方主流價值之間出現認知混亂，甚至陷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泥沼，喪失了對自身國情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判斷，不自覺地認同西方鼓吹的民主政治理想。例如，埃及籍、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在《金融時報》上公開稱，要在埃及建立「社會公正、機會均等、尊重人權以及其他普世價值基礎上的民主」。被西方稱為阿拉伯世界「革命英雄」的谷歌前高管瓦伊爾?高尼姆(Wael 　　Ghonim)也公開表示，他為谷歌公司服務的目的就是因為這「有助於改變中東」。二人的觀點代表了不少知識精英和「臉譜抗議者」的呼聲，卻忽視了阿拉伯國家「國情」和多數民眾的想法。在這次中東劇變中，阿拉伯知識精英的「集體失語」，使阿拉伯抗議民眾內容廣泛的訴求被簡化為「民主與專制」之爭，而一味要求「民主」和「改變」的狂熱情緒，又使這些國家簡單地將實行「民主」視為解決阿拉伯國家自身困境的靈丹妙藥。在這場社會劇變的大是大非面前，阿拉伯知識精英的「集體失語」並不是因為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個體差異」、「歷史傳統」和「長期政治壓制」等因素，恰恰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混亂的表現。 　　進一步看，阿拉伯精英的思想混亂不僅加劇了國內政治動蕩和社會失衡，而且也為西方國家利用政治與社會轉型之機控制中東、按照西方意願改造中東地區創造了有利條件。有西方學者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市場經濟，不僅可以「賦予公民對抗政府的權力」，而且還能夠「促進導向民主的社會、文化、宗教和心理變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公開呼籲西方應加強對突尼西亞的援助，他認為在推動民主事業方面，西方國家援助突尼西亞的投資回報率「比伊拉克戰爭高出百萬倍」，而且他毫不諱言，西方國家這樣做「不只是為了突尼西亞，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由此不難理解，在中東劇變後，西方國家為何熱衷於幫助阿拉伯國家推進「民主轉型」。美國政府不僅減免了埃及10億美元債務，還向埃及提供了10億美元貸款擔保，以期引導埃及朝西方設定的政治軌道轉型。國際開發署用於埃及民主與治理的援助資金也增加到65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以「支持選舉和政治進程」。2011年5月底在法國召開的八國集團峰會上，西方國家承諾將在未來幾年內和部分海灣國家一道提供400億美元援助，用以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經濟與政治轉型。 　　 　　三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的意識形態滲透，不過是冷戰時期「和平演變」戰略的變種。只不過在新形勢下，這種「和平演變」在手段上更為多樣化，在內容上更具欺騙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更加赤裸裸。它以非西方國家的社會轉型矛盾為切入點，充分利用所在國執政當局的軟弱和國內反對派勢力，通過官方施壓和非官方滲透互相配合，製造社會輿論、放大社會矛盾、操控當地政治走勢，使其向著西方國家所期待的方向演進。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滲透過程中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其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一塊遮羞布而已。事實上，許多西方學者和政治家不僅公開將「阿拉伯之春」比作當年的柏林牆倒塌和蘇東劇變，也從不諱言它們在意識形態滲透過程中的利益訴求。美國《新共和》雜誌在題為「開羅的教訓」社論中指出：民主化是美國的利益所在，「這不只是出於一些不言而喻的哲學或道義原因，還在於其他一些具體的原因」。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不僅公開承認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坦言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政策選擇反映了它在能源供應、反恐和保護地區盟友等方面的利益訴求。「阿拉伯之春」發生後，西方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更是採取了典型的「雙重標準」政策：一方面，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埃及、葉門、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施加強大壓力，乃至直接進行武裝干涉；另一方面，它們對海灣君主國內部的政治抗議和武力鎮壓活動卻視而不見。在限制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問題上，西方國家對埃及頻頻施壓，甚至以「取消」軍事援助進行威脅，可是對海灣國家的類似舉動卻不置一詞。 　　西方國家出於私利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鼓吹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乃至直接干預阿拉伯世界政治轉型，並未給阿拉伯民眾帶來期望的結果，相反卻使一些國家陷入了內亂、動蕩和衰退之中。政治上，這些國家新的政治秩序遲遲無法建立，國內政治派別林立，各種力量間分歧和矛盾凸顯，內鬥不已。安全上，國內治安形勢快速惡化，恐怖活動、暴力事件迭出，一些伊斯蘭極端勢力也藉機捲土重來。經濟上，由於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能源出口或旅遊業等支柱產業受到破壞，一些經濟發展勢頭原本不錯的國家也陷入了停滯，國內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卻依舊居高不下，民眾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得到提高，反而大幅下滑。 　　阿拉伯國家在這次中東劇變中的遭遇，也為其他非西方國家提供了前車之鑒。在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面前，非西方國家必須提高警惕，既不能被西方國家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所蒙蔽和誤導，更不能對那些披著西方「援助」與「合作」外衣的隱性意識形態滲透掉以輕心。非西方國家要規範和引導西方非政府組織在本國的活動，使其能夠成為本國改革與發展的一種有益補充而非顛覆性力量。除此之外，這些國家也要加強自身「免疫力」。一是要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加快改革與發展進程。二是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改革必須從國情出發，自主設置改革議程。不管是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促進」項目，還是其他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援助，其本質都以服從西方國家自身的利益為前提。一旦讓西方國家的援助與合作主導了改革議程，使改革脫離自身國情，本國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瓦解反而會加快。三是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既要強調經濟、科技等物質層面的內容，也要重視精神層面的國家「軟實力」建設，尤其不能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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