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勇：東亞體系轉型及中國的戰略選擇
導讀：冷戰後，東亞體系轉型整體上擺脫了歷來國際體系轉型所經歷的陣痛，呈現「和平」轉型特點，但這種「和平」表現下也隱藏著不確定因素。影響東亞體系轉型的主要因素歸根結底在於中美兩大體系如何共存，文章主要選取「道義現實主義」對中美體系共存進行分析，在未來的東亞體系轉型中，中國應選擇合適戰略積極主動參與其中。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推動了地區主義發展，地區事務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隨著中國崛起與東亞整體實力提升，東亞體系發生了複雜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在安全領域以美國為主導的「軸心—輪輻」同盟體系、經濟領域以中國為核心的「多元共同合作」體系共存。
一、當前東亞體系轉型特點
第一，中國在東亞地區影響持續增加，積极參与東亞地區事務。
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以購買力平價算，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達到17.6萬億美元（美國是17.4萬億美元），且到2019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會超越美國百分之二十。中國的經濟主導實力的強勢上升與美國金融危機後的相對衰落引起了世界的極大關注，由此甚至出現了「兩國集團」(G2)以及「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2008年華盛頓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出版了《Eclips》一書（中文名《大預測：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一書，引起美國學界廣泛討論，在這本書中作者根據從1870年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做出預測，到2030年左右中國將全面主導全球經濟事務，人民幣也將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當前東亞國家對中國經濟更加依賴，自2001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啟動以來，中國已成為東盟各國主要貿易夥伴。此外，中國積極調整與東亞各國關係，始終以「親、誠、惠、容」理念發展與周邊國家外交關係，積极參与東盟地區組織，努力為東亞整體發展貢獻力量。
第二，短期內中國難以主導東亞地區。
經濟實力的崛起並不等於整體實力的崛起，可以預見的是，雖然美國在金融危機後自身實力有所衰落但其依舊是世界事務主要領導者，在東亞也是如此。主要表現就是當前以美國為主導的「輪輻-軸心」同盟體系的存在，主要東亞國家在安全事務上嚴重依賴並且認可美國的主導體系。根據IMF數據，中國的經濟總量雖然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在軍事硬實力以及制度軟實力等多方面仍有著較大差距。
在軍事實力上，以軍費開支為例說明。2014年美國軍事開支為6100億美元，佔全球總軍事開支近三分之一，是中國的三倍。在制度軟實力上，中國崛起帶來「中國模式」熱議，但總的比較起來以中國模式與美國民主模式在制度軟實力上有所區別，以盟友多少為例說明，目前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鮮有純戰略意義上的夥伴。與之相反，美國則在東亞有著不少鐵杆盟友，中國目前在東亞地區內話語權與軟實力吸引均有所不夠。以英國BBC國家形象調查數據為例說明，2010年東亞國家對中美影響力態度調查數據顯示，僅有巴基斯坦一個國家對中國的認同率超過了美國。（見表1）
表1：東亞部分國家對中美影響力態度比較
(資料來源：2010 BBC World Service Poll,pp.6-7.http: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106410bbcwspoll.pdf.)
第三，「輪輻—軸心」同盟體系下美國的地區主導權延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戰略舉措確立了以美國為軸心，由五對正式雙邊同盟和若干非正式安全關係構成的、涉及軍事合作領域、輻射全東亞的輪輻體系（hub-spoke system)。2009年奧巴馬政府宣布增加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強化其同盟體系的同時在經濟上通過推行《垮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加強對中國經濟的全面遏制，企圖打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與此同時在文化上美國的民主價值理念滲透在東亞也有著天然的優勢，由於歷史原因，東亞國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多數深受西方影響，民主的價值理念在東亞也更容易獲得多數國家的認同。
作為域外霸權的美國始終將東亞視為權力核心地帶，有效維護美國在東亞的安全同盟結構始終是美國在東亞最核心的利益。隨著中國的地區影響力持續提升，從2009年開始美國政府就著眼提出「回歸亞太」，其實質不只是遏制中國崛起，更是其一整套安全、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全面戰略部署。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及其同盟體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繼續存在並鞏固，鑒於美國的實力地位，回歸亞太必將東亞體系轉型塑造產生深刻影響。隨著中國崛起，世界權力中心總態勢基本明朗，雖然說短時期內中國暫時無法超越美國，但可以肯定的說，世界中心正在由西方向東方轉移。在這種背景下的美國重放亞太，必然塑造了東亞體系轉型的權力特性。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施展縱橫捭闔之術，加大戰略投入，多種力量博弈，同時由於整體性缺乏制度性安排與新興國家的崛起，東亞體系未來發展存在著巨大的權力特性。
第四，穩定性與衝突性始終並存。
當前東亞體系體系轉型中充滿了權力特性，但並不是我們說的衝突不可避免。事實上，我們所說的東亞缺乏整體性制度安排，但卻存在著多種地區性多邊組織，如APEC、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亞信會等，而這些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東亞體系的穩定。但正如制度主義的缺陷，一者是缺乏如歐盟似的整體性制度安排，東亞整體發展形勢有著不確定性。再就是各制度之間存在隱形的競爭，如「10+3」、中日韓合作等地區組織之外，美國主導的TPP帶來了地區關係複雜性。
二、影響東亞體系轉型的因素
雖然在長時期內東亞保持了一種「冷和平」狀態，但在和平表象之下也隱藏著不穩定因素。東亞國家間歷史發展、政治經濟水平各不相同，域外國家的參與主導以及中國的強勢崛起等都決定了東亞體系轉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可以確定的是，作為東亞地區大國的正在崛起的中國與美國的「權力轉移」關係構成了東亞體系轉型的主要影響因素。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三方面：「兩國關係調整」、「兩種體系博弈」與「一種共識構建」。
（一）權力轉移進程中的中美關係調整
兩國具體指美國與中國，在很長時期內中美協調共治體系並存將是東亞體系發展的主要方向。作為在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互動將直接決定該地區秩序演化。現實的問題是，國內外學者多將中美關係置於現實主義「權力轉移風險」視角展開論述。筆者所論述的基礎在「權力轉移不必然導致衝突」的視角下對處於權力轉移進程中的中美關係調整進行論述。
現代意義上的權力轉移理論源於奧根斯基對沃爾茲的「均勢」（power balance)理論不滿所創，他於1958年出版了其專著《世界政治》一書，初步闡述了該理論，強調「均勢」理論所說的的聯盟並不能成為增加權力的手段，一個國家權力的增長取決於其內生的工業化動力以及人口、地理要素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均勢」強調在國際政治中，很難有一個國家形成絕對主導的霸權力量，所以戰爭往往容易依靠「恐怖均衡」來制約，並能有效維持和平。在奧根斯基的第二版《世界政治》中他考察「恐怖均衡」時寫到，國際體系實質上是一個金字塔形等級體系，居於最頂端的是權力主導者，中間層的是中等國家，最底層的是弱小國家，當崛起國權力接近主導國時，這種所謂的「均勢」將會最大可能導致「爭奪區與戰爭危險地帶」（the zone of contention and probably war)的出現。通過考察作者的幾部經典著作，可以得出權力轉移邏輯核心主要是：權力轉移必將產生對現有體系不滿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為此，戰爭不可避免。
毋庸置疑，隨著中國崛起，兩國間的權力轉移已經悄然發生，但權力轉移並非意味著衝突必然結果。這是因為，權力轉移提出者提出這一理論時有著諸多局限，權力轉移之所以強調衝突戰爭的結果，從根本上源於對國際體系霍布斯無政府性的認同。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狀態」可以被視為「無政府狀態」的直接來源。基於「人性惡」的倫理立場，他提出在沒有一個主權者的情況下，人和人將因為貪慾處於一種無休無止的戰爭狀態。這種自然狀態觀為各派現實主義者所接受，源於這種「恐懼」「敵意」的核心特徵，往往導致「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但事實上，「無政府」（anarchy)一詞在這裡是奧根斯基的一種錯誤性指稱，「無政府狀態」為所有派別所接受的定義是「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主權者」，這也恰恰是問題所在。無論是過去還是可預見的未來，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世界政府。這使得「無政府狀態」實際上就等於了包含其他各種狀態的一切狀態。例如，均勢概念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與無政府狀態概念形成了重合。同樣的戰爭與國家之間的合作狀態也是如此，無論是何種具體狀態本質上都是屬於「無政府狀態」的具體狀態。同時，無政府狀態在建構主義看來又可分為「洛克式無政府」與「康德式無政府」狀態，在溫特針對將無政府狀態視為結構的觀點指出，「無政府狀態是指出不存在規則的狀態，它告訴我們不存在，而不是存在，而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能被當做結構的。」所以，這種將霍布斯無政府狀態作為權力轉移衝突的必然邏輯也是有失偏頗。再次，考察21世紀的當今國際體系，隨著理論範式的不斷演化，國際關係研究對象由國家、體系到國內製度等不斷拓展。所以不難發現，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並非永久真理，其缺陷十分明顯。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金字塔形等級體系中，必然有對體系不滿的修正主義國家，正這種修正主義心態下，當崛起國權力不斷增大達到主導國權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時就會試圖挑戰權力主導國。顯然，它過多將重點放在關注國際體系中的單級權力上，事實上，國際體系內部也必然包含多種等級層次，有可能某一時期存在涵蓋地區體系的國際體系的多元重疊權力主導國，例如從1500年以來到二戰之初這段時期，至少包括一個以歐洲為主導的歐洲地區體系和一個涵蓋世界的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但一直到二戰前尤其是19世紀的歐洲卻事實上處於一種地區多級力量均勢下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從國家實力來看，目前國際體系中很難有能超過現有主導國美國百分之八十的國家，但這不意味著不存在地區內的次等強國，事實上，中國作為次等強國在亞太地區正日益發揮著重要影響。全球化以來，世界多極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已經形成了「多極化」格局，恰如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所說，冷戰後的單級格局已經結束，未來世界將進入「相對大國時代」。顯然，多極化格局下多種新興國家的崛起挑戰主導國的論斷不符合多極化時代的需求，而繼續以崛起國與守成國衝突的論調來討論國際秩序未免有失偏頗。
（二）中美關係調整可基於道義現實主義
融合道義與現實主義在一起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理論架構。道義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最顯著的不同在於，這一理論側重強調權力基礎下的「道義」、「政治領導力」與「戰略信譽」在權力和平轉移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傳統現實主義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視道義，長久以來，道義與權力已經構成了國際關係的一對基本矛盾。認為講道義將成為束縛國家爭奪權力的絆腳石，信奉強權政治。或將道義視為其利益或價值觀念的等同物，打著道義的幌子為自身謀取利益，這一類例子典型代表是美國，美國自稱自己是世界上最講道義的國家，對此米爾斯海默說到「這種道義優先的原則使得我們陷入各種各樣的國際糾紛之中，也讓我們顯得更具侵略性。」實際上，在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的國際體系中，道義是可以融於現實主義的，由於現實主義理論最核心的變數是利益與實力，於是一些人就誤認為現實主義者不關心道義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關於政治現實主義原則中有兩處就涉及到道義思想，他說到，「政治現實主義明白政治行動的道德意義。」卡爾（Edward Carr)也指出，權力與道義並不能給割裂開來，忽視權力是烏托邦主義，但忽視道義也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政治完全可以建立在道義基礎之上。只是應該怎麼量化這種道義以及如何在行動中實施有所曲解，如美國乾脆就將其自己的民族道義就是國際普世道義。對此摩根索就旗幟鮮明地強調過，「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某一國的道德法律當做普適的治理原則。」真正的普適的國際道義必須是一種體現公平公正符合國際道德規範的原則規定，以美國為代表的「道義」並非普世道德，其只是反映美國人固有的「美國道義」，是一種民族道義，而絕非國際道義。
根據陳思德（Steven Chan）對權力轉移的補充，戰爭爆發峰值最高的可能性決定於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分配的適應程度，並非權力轉移交替所造成。所以國際秩序與國家利益相適應將最大限度彌補戰爭衝突的風險。此外，主導國對崛起國的認知態度與政策也是決定權力和平轉移的重要變數。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切戰爭的根源，但在建構主義看來，兩者卻並非有著必然聯繫。事實上，不同的行為體的互動會產生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正是如此，無政府狀態又有霍布斯無政府狀態、康德無政府狀態與洛克無政府狀態之分，所以不同的建構互動行為會產生不同的權力轉移方式。在權力轉移中，權力主導國與權力崛起國相遇時會有不同的認同心理。那麼就需要加強認知分歧的溝通，講道義正是這樣一種化解分歧的建構行為。目前的中美關係從整體上講呈現「競合」的特點，中美權力轉移可以從一種「洛克無政府狀態」的框架下加以分析，中美雙方是競爭合作對手，但這種競爭關係不是霍布斯無政府所強調的敵人般的「恐懼」「威脅」。溫特在強調安全認同建構時強調，行為體的初次互動如果將對方所發出的信號視為友好的話，那麼在另一行為體看來就不會具有威脅，安全認同的構建就能夠完成。所以，中美之間權力轉移時的互動將直接影響主導國的自身威脅感知，「安全困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如果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行為自身感受到威脅，那麼顯然權力轉移必然會產生衝突。在建構主義認同理念的背景下， 道義現實主義所強調的「道義」因素就成了崛起國釋放這種友好信息的重要載體。具體來說，這種道義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和」「禮」「王道」等精髓，從普世價值上講，這種道義是真正彰顯中國「政能量」的國際道義。權力和平轉移離不開「道義」，在國家外交大戰略中應該重視「道義」的優勢來增強自身的國際認同。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政治領導力對權力和平轉移起到了決定作用。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國家對外政策有時並非總以國家利益為第一出發點，政治領導者的政治領導力往往會起到決定作用。為此，道義現實主義將按國家實力將政治領導類型分為：無為型、守成型、進取型、爭鬥型。道義現實主義在解釋對外戰略、制定安全政策時，在「體系」假定下引入了國家領導者政治領導力的變數，這種領導力可以理解為領導者對權力對比的個人感知（perception）以及自身人格魅力塑造。不同的政治領導力在國家對外戰略方面有著明顯的不同，不同領導類型的政治領導力對外交政策也會產生根本不同的影響。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內涵可以看出，源於要滿足於權力分配與國際秩序的相適應，中國的對外戰略以拓展全球經濟合作到塑造外交話語主導權為主，中國領導者也絕不是對現行體系不滿的「修正者」，從「新型國際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等的提出可以看出。所以道義現實主義所指的中國目前的政治領導力，決定了權力轉移不會以一種急劇衝突的方式進行。
（三）兩種體系與一種共識
東亞地區政治上主要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同盟體系，經濟上則組要是以中國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呈現出政治地緣與經濟地緣分裂的狀態。在某種程度講，在東亞地區內部以權力和核心的政治地緣地位超過了以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兩種體系的互動將成為影響東亞秩序的重要因素。
當前東亞地區存在明顯的政治、經濟分裂狀態的兩種體系狀態，政治方面以美國為主導，日本、韓國為軸心的安全同盟體系與以中國為主導的經貿體系，從層級體系看，美國處於最頂層，中國處於第二層次，從總體上看兩種體系存現交織共存的均勢狀態。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所說的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通過對內獲取軍事資源對外結成軍事同盟的硬均勢行為。當前東亞地區分散匯聚的多邊機制並存體現的是非傳統均勢，筆者將這種均勢定義為「軟均勢」（soft balancing)，從總體看，中美分別主導的兩大體系只有維持在「軟均勢」基礎上共存將是東亞秩序的重要因素。從現實看，當前中國整體實力上升與美國整體實力有所下降，無論是美國通過遏制行為企圖將中國擠出東亞，亦或者中國想要通過雄厚的經濟基礎帶動對美國在東亞的存在構成威脅，均不是現實的選擇且會對相互依存產生消極影響。從現實看，中美在東亞地區並未出現明顯的軍事均勢，也沒有陷入「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美在戰略上都進行了一定的相互確認，2009年美國前國務卿斯坦伯格對中國戰略定位為「戰略再保障」，中國也認識到美國在東亞的存在，美國依舊是這個世界的領導者，中國無意挑戰其領導秩序。在多邊合作與同盟體系並存的政治體系下，中美需要更多通過經濟合作來塑造政治合作。在某種程度上中美經貿聯繫已成為兩者關係的壓艙石。
當前東亞地區缺乏共同的東亞認同觀，一方面東亞部分國家從所謂國家利益出發，偏離東亞投靠美國，成為美國在東亞存在的重要棋子。另一方面，近代以來東亞多國遭受殖民統治以及遺留下的關於領土等方面的歷史遺留問題依舊存在，上升的民族主義與歷史問題糾纏，嚴重影響了東北亞國家區域認同。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的東盟意識逐漸匯聚成，這些均導致東亞地區很難達成類似歐盟的地區認同。隨著全球化的推動，地區一體化成為主流，在大規模衝突不可能爆發背景下，塑造共有利益成為這種共識構建的關鍵。加強地區文化與經濟交流是構建共有利益的基礎。在當前東亞體系政治化佔主體但卻程度不高的同時，更加突出文化經貿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加強人文經貿化交流，構建文化經貿交流平台機制，事實上通過文化經貿交流能更好促進政治認同。
三、東亞體系轉型前景
東亞體系現狀複雜性源於其自身所包含力量主體多重博弈導致的政治、經濟地緣分裂狀態，缺乏統一制度安排與對東亞認同共識。與此同時，東亞體系又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域外國家依舊在該地區發揮著主導影響，本地區大國依舊未能扮演領導角色，雖然在低層次政治層面合作取得一定進展，但在政治與安全機制合作層面依舊有所缺陷。作為該區域秩序最重要影響因素，兩大體系博弈所帶來的安全困境揮之不去，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雖已實現中日韓經濟一體化，但由於朝核問題以及日本對歷史問題的反思與中韓國內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等，東北亞地區尚未構建起穩定的共同體意識，與之相反，在東南亞地區，則有著較高程度的共同體共識，東盟地區論壇也成為東亞地區秩序建構的重要推動者。東亞體系困境在於當前本地區內安全與經濟處於分離狀態，國家間處於自身利益出發，往往採取不同的戰略主張，多數國家主動投靠域外霸權國美國，成為美國在東亞存在的重要盟友，中國的多邊合作理念則與東盟多國家更為接近，因此出現同盟安全與合作安全兩種對沖機制，兩種機制嵌套相交即不構成軍事衝突也難以形成多邊合作體系。當前東亞體系面臨複雜的轉型與變動之中，多種力量博弈下的穩定東亞秩序尚未形成。筆者認為，未來的東亞秩序不會走向弗里德博格所說的「東亞安全困境與衝突不可避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穩定的東亞秩序並非沒有相對條件。
首先，地區主主義成為主流共識。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地區開放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東亞各國經濟、政治制度多元化決定了排斥性合作不利於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封閉自守，排他主義合作在東亞地區即不現實也是對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逆動。開放主義成為東亞地區體系建構的重要條件，且已得到普遍認可。
其次，地區合作模式得以確定。就當前東亞地區機制而言，次地區層面已建構起有效多邊機制，主要表現在東亞合作的「10+X」六層架構形成，第一層面是「10」，即東盟地區論壇致力於東南亞地區共同體發展與合作；第二層面是「10+1」，即東盟分別與中日韓合作；第三層面是「10+3」，即東盟與中日韓對話合作；第四層面是「3」，即中日韓經濟一體化；第五層面是「10+6」，即東盟與中日韓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六國的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對話與合作；第六層面是」10+8「，即東亞峰會，在「10+6」基礎上加入了美國、俄羅斯，形成了經貿、能源等定期會晤機制，這一機制也成為東亞合作的大平台。從機制安排來說，地區合作已成為東亞國家普遍共識。
再次，規避衝突成為主要大國共識。後冷戰時代下的大國已被全球化與一體化罩上了「戰略緊身衣」，其行為受到諸多越約束。一是冷戰後基於核威懾與和平發展主流，再者是東亞地區秩序的複雜性使主要大國均認識到塑造共有利益規避衝突才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最佳選擇。當前東亞地區雖然並沒有一個凌駕於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地區是毫無秩序的，從多邊制度與合作框架架構，美國參與東盟峰會組織等，說明主要大國認識到想要單一主導東亞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通過制度均勢、經貿聯繫，在制度均勢上尋求多元體系共存，塑造共有利益是必然選擇。
中國與東亞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作為正在崛起的地區大國，能否促成穩定的國際體系是衡量大國崛起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正如此，崛起的中國怎麼參與到東亞體系建構之中成為世界矚目的重要問題。從90年代至今（至少短時期幾十年內會一直如此），中國開始將外交重心放在地區建設上來，積极參与到東亞一體化進程之中，在塑造共有利益基礎之上取得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強大的經濟實力下的中國崛起為本地區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產品，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從崛起效應來說，依舊有不少國家對中國崛起持不信任態度，並因此轉向美國的東亞戰略支點，成為美國的戰略盟友，一方面這些國家經濟上依賴中國，卻又對中國有著相當不信任，寄希望於美國的安全同盟保障，對東亞體系建構產生了消極影響。
四、中國的東亞戰略
（一）戰略目標
現階段中國東亞戰略目標可歸納為：「政治—經濟—安全」三位一體的總體戰略。政治層面，有效減少來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結構性體系壓力，最大限度讓中國崛起效應在東亞地區得到普遍認可，促進中國與東亞國家的多邊關係發展，共同為塑造共同利益，建構東亞共同體做出努力。作為中國自身來講，應當認識到中國崛起的本質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中國崛起不是整體性崛起，更不是能在短時期內能重塑中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崛起，因此現階段乃至以後長時期內，重心應放在如何實現地區崛起，學會做好地區大國。經濟層面，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無與倫比的工業化能力，通過經濟崛起可以整體推動中國綜合崛起，並給地區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與「搭便車」的機會，但問題是，東亞部分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遠遠達不到對美國的安全保障依賴，按照本文對中國東亞經濟戰略的規劃，中國已成為地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除此之外，在政治領域影響實則不大，中國主張的多邊合作體系影響力本質上遠未達到越美國的「輪福-軸心」同盟體系影響，因此，中國面臨的挑戰是：怎麼將經濟影響有效帶動政治影響？安全層面，東亞地區是世界上地緣博弈最複雜的地區，這一區域強國大國密集，中國自身的地緣位置又決定了其處於地緣戰略的不利位置，因此中國東亞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就是維護自身發展與安全，與區域內國家間維持和平相處的穩定狀態。
（二）戰略原則
第一，地區主義開放始終是中國東亞戰略的總原則。東亞地區國家間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各異，立足東亞鼓勵東亞多元化，尊重東亞國家與域外國家在東亞的開放合作。中國的發展離不開東亞，東亞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秉承地區開放主義，在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為構建東亞共同體做出努力。與此同時，中國在積极參与東亞體系過程中也應認識到在區域體系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國家間矛盾，立足於尋求共同利益匯聚點，而不是短暫的暫時性的利益點，只有穩定的長期的利益才能有穩定長遠合作。而尋求共有利益重塑，必須平衡東亞體系轉型過程中國家間力量博弈，推進政治互信與合作，通過合作帶動政治互信。
第二，努力適時推動地區制度建構。從區域主義發展來看，制度建設是確保地區合作的可行範式，制度建設應被視為中國東亞戰略的重心，加強制度建設的重點在於：中國目前應努力加強「10+1」與「10+3」兩個合作框架，擴大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戰略空間。考慮到東亞發展模式的多元化，在推動制度構建的過程中應選取合適可行的方式，在政治制度建設層面合作尚難以建構的背景下，應重點推進經濟合作制度建設，尤其是與東亞國家間的多邊經貿合作，以經濟一體化合作制度為動力帶動政治、安全制度一體化建設。在政治制度建設層面，尋求重塑共有利益破解安全困境。當前東亞地區始終揮之不去的安全困境問題根本在於中美兩種不同體系：多邊合作與單邊霸權體系的分歧，導致東亞地區出現霸權、均勢、合作安全機制等不同類型的安全制度體系重疊相交。從現狀看，當前東亞地區存在著安全困境，卻並未出現衝突與戰爭保持了長時期的「冷和平」狀態，中國的多邊合作制度體系與美國的單變霸權同盟體系越來越顯示出共存的表現。因此，在政治安全制度層面，中國的戰略重心依舊是擴大利益匯聚點，尤其是中美日、中國與東盟的長遠穩定的共同利益塑造。筆者認為，第一是中國應闡述自身的「道義」外交，通過實際行動證明中國的道義外交是符合地區利益而非對地區秩序構成威脅的所謂「強勢」、「進取」的外交。第二是，中國應當努力將美國納入到中國所主張的東亞體系建構之中，在地區事務上通過合作協調增加政治互信，中美兩國都要尊重彼此的利益，共同推動東亞合作安全。中美兩種制度體系共存將是中國東亞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在努力做好兩種制度嵌套共存的前提下，當期中國的東亞制度戰略部署主要以以下方面為主：首先，要處理好與本國自身密切相關的兩岸問題，大力推動兩岸經貿合作一體化；其次，主動參與RCEP，打造中國-東盟經貿一體化升級版，參與東亞峰會組織與東盟地區論壇，通過對話深化與東盟國家關係，促進中國-東盟互信，以經貿合作促進深化多種領域合作；再次，以地區開放主義為契機，在中國經濟無與倫比的優勢下全面提升中國的經濟戰略地位，以經濟合作為契機推動東亞政治安全合作協調，從而減輕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壓力。
從長遠看，通過經濟一體化帶動政治安全制度一體化是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認識到當前東亞在整體制度上仍處於欠缺狀態，中國不僅僅應積极參与到東亞制度一體化建設中來，更應為東亞制度建設與制度遵守合作加大努力，為自身也為東亞體系轉型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加強國內製度體制建設。政治層面，中國作為東亞大國雖在地區安全事務有著一定的影響，中國也一直扮演著六方會談的主導者角色，但在具體解決地區衝突化解安全矛盾上任然處於低影響層次，東北亞安全問題上，中國至今難以通過六方會談機制（到了後期這一機制甚至形同虛設）解決朝核問題。經濟層面，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與美國等量齊觀，但人均GDP依舊排名很低，在科技創新層面，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美國相比還有著較大差距，在貿易方面，中國是貿易大國，但不是貿易強國。總的來說，「大而不強、結構失衡、影響不足」成為中國綜合國力的基本特徵。因此，當前的中國東亞戰略紀要注重對外戰略，更要注重自身體制機制創新。從根本上講，只有從制度體制機制上不斷創新，做大做強自身，讓中國綜合國力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地區大國、世界大國，中國崛起才是完全意義上的崛起，僅僅只是經濟上的崛起依舊是不完整的，而中國崛起又與東亞體系轉型緊密相關，一個崛起的中國才能更好為地區事務處理髮揮更為建設性作用，才能在東亞體系轉型中扮演主導角色。
作為世界上有著最為複雜地緣的地區之一，與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相比，後冷戰時代的東亞體系轉型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從總體上看，冷戰後的該區域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或衝突，呈現一種「和平轉型」的特徵。中國作為東亞整體崛起的典型代表，其崛起與發展離不開東亞。因此，崛起的中國如何參與到東亞體系轉型進程之中，制定何種東亞戰略處理好多方力量博弈的平衡，將直接影響到中國自身的崛起環境乃至世界局勢的走向。東亞體系轉型是一個長期漫長的過程，事實上，任何時期的國際體系轉型從來都不是一撮而就的。東亞體系轉型與中國利益高度關切，中國的崛起本質上是東亞內部的崛起，對中國來說，應該主動參與其中，以一種負責任的公共產品提供者角色更多為東亞體系和平轉型做出更多貢獻。（作者系湖北大學國際關係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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