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王朝:日本天皇為何能夠萬世一系

天皇無力左右武士階層,武士階層卻可以左右天皇,天皇只有安心為「神」放棄權力才能保自身安全。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即使在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響的學者們眼中,只要天皇失去為君之德,武士們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剝奪天皇的權力。宮廷權力鬥爭中的「德」總會偏向強勢的一方,幕府大權在握,一旦天皇威脅了幕府權力,激怒了幕府,幕府便可以以「天皇失德」為借口,廢黜天皇。

  日本人對太陽的熱愛毋庸置疑,太陽神天照大神從來是日本人最敬仰的神之一,早在鎌倉時代,生死難測的武士們就在隨身攜帶的摺扇上畫上太陽的圖案,一如中國的文人墨客在自己心愛的扇子上寫詩作畫。

  而天皇,恰恰被認為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的神裔,直到二戰戰敗前,日本的學校都會認真地告訴學生,天皇的祖先是太陽神。天皇對日本人來說,就如上帝對西方人那般重要,明治維新讓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西學也在日本廣為傳播,這些都沒有絲毫削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儘管在日本歷史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天皇都沒有掌握實權,像落於人間的神仙那般,不問人間紛繁世事。日本的歷史是動蕩的,充滿了野心勃勃的慘烈戰爭,讓外國人最為驚奇的是,天皇家族卻從未因此中斷過,雖然也不是沒有被臣子廢棄、謀害的天皇,可中國歷史上那種「今天李姓人當皇,明天朱家人稱皇」的情況卻始終未曾出現過。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日本人都堅信日本是神國,天皇是人與神的結合體,是日本人的祖先。受神道教影響頗深的日本,格外尊崇祖先,天皇對人們的統治是神聖的,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自然要肩負起統治世界的使命。在二戰中,最能鼓舞日本士兵士氣的口號莫過於「對天皇效忠」。為了天皇,這些士兵從不顧及自身生死,遠離家鄉的他們,時常會對著日本皇宮所在的方向叩拜,彷彿天皇就在眼前,他們以這樣的禮節表達對天皇效忠的決心。而在絕大多數日本士兵眼裡,由神聖的天皇宣布發起的戰爭,毫無疑問也是神聖正義的,不容懷疑。

  直到二戰後,對天皇的種種質疑之聲才漸漸浮現出來,歷史學家安丸良夫也曾經是一名堅定的軍國主義者,日本的戰敗以及戰敗後社會的凋敝讓他心痛不已,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曾經篤信不疑的天皇,並寫下了《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他用確鑿的史實向人們指出,天皇對日本的統治雖然由來已久,但在日本歷史上,天皇並不時時都握有大權,18世紀後天皇制的成熟概念才逐漸形成,而今天的天皇制也同古代的天皇制有本質的不同。公元7世紀之前的日本,根本沒有天皇這種說法,在律令制改革後,人們用「大王」來稱呼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天皇」一詞起初不過是一種宗教術語,是道教對宇宙的統領者的尊稱,眾所周知,道教並非日本的本土宗教,而是由中國傳入的。

  雖然「大王」們後來也曾自稱「天皇」,用來表示自己身份的高貴神聖,可與此同時,「天皇」也絕非對最高統治者們唯一的稱呼,在中世紀到近代這漫長的歲月里,帝、院、朝廷、天子、主上都曾是統治者們慣用的稱呼,甚至推翻幕府統治、重新掌握國家大權的明治天皇也是在反覆思量後才決定採用「天皇」這一稱謂的,而在其統治之初,諸如「皇帝」、「天子」這樣的稱呼也不絕於耳。

  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始於18世紀,尤其是關於天皇制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至於「天皇制」一詞,出現得就更晚了,直到1928年才被日本共產黨明確提出,且不過是作為日本國家權力的代稱。

  公元7世紀,推古女皇曾派遣使臣到中國進行考察,並逐漸仿照中國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日本的封建制度,大化革新後,天皇的統治地位得到確立。然而,好景不長,這種天皇掌權的制度並沒有存在太久。隨著地方領主勢力的不斷加強,天皇的權力日益衰微,朝廷中的一些貴族逐漸控制了國家政事,如果新登基的天皇年幼或身為女性,由貴族擔任的關白等攝政大臣甚至可以代替天皇,天皇逐漸淪為國家的傀儡。在這一時期,被幕府流放的、殺害的、任意廢立的天皇並不少見,顯然,在那時的幕府及國家實權派眼中,天皇並非神聖不可欺,天皇無疑是國家權力鬥爭中弱勢的一方。

  鎌倉幕府建立後,國家大權更是掌握在武士們手中,他們為國家製法,還將朝內的敵對大臣驅逐出去,他們擁有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軍權。

  17世紀,定「武士道」之名的山鹿素行也認為,武士因為天皇「失德」剝奪了天皇的權力,不能算篡權。從戰國時代開始,直到江戶時代,將軍都是日本實際權力的象徵,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天皇根本沒有政治權力。

  本居宣長是日本歷史上最著名的國學大師之一,他的學說對日本文化有著深遠影響,而「天皇統治,萬世一系」的說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長不滿中國的朱子學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確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認為《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古代傳說表明,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作為神裔的天皇的存在,讓日本不同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天皇是神聖的,日本也是神聖的,在整個世界上,只有日本才有資格承擔起統治世界的責任。

  治學之人必要嚴謹客觀,和本居宣長同時代的一些學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後指出了本居學說中的漏洞,認為本居宣長不應該把《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的神話傳說當作歷史事實,將現實和神話混淆一體。對這兩部史書研究多年的津田左右吉還認為,神武天皇,即日本第一代天皇由神變人的故事根本就是後人杜撰。近代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學史序說》中,再次指出本居宣長學說中的這一謬誤,並認為本居宣長的這種神秘化天皇的學說,具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本居宣長這種漏洞頗多的學說在後來卻贏得了大部分日本人的認同,幕府末期,「萬世一系」的概念又被推崇王權的人士利用,直接影響了近代天皇制概念的產生,而在明治政府的幾經努力下,「天皇神聖」、「日本國是神聖之國」的觀點逐漸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內心,成為明治政府鞏固統治的思想教化手段中的重要內容。

  從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確實是「萬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稱世界上歷史最長的王朝,從建立至今,擁有著125位天皇,雖經過不少坎坷,卻從沒有被其他王朝取代過,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來,就會發現,「萬世一系」不過徒有其表罷了,天皇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不是國家權力的中心。

  日本戰敗後,關於天皇家族是否「萬世一系」的爭論從未停止。上個世紀50年代的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認為,天皇制在日本歷史上時斷時續,近現代的天皇制和古代天皇制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本質上看,菊花王朝根本稱不上「萬世一系」,今天日本人眼中的天皇制的歷史並不長久,19世紀後半期的「王政復古」就是它的源頭,讓它確立下來的就是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中也有和井上清類似的觀點。但安丸良夫個人的境遇卻更能反映戰後日本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艱辛。曾幾何時,安丸良夫本人也像千千萬萬個日本人一樣對天皇「萬世一系」的說法深信不疑,並相信由天皇宣布、支持的戰爭是「聖戰」,是絕對正義公道的,當天皇宣布投降的聲音從廣播里傳來,安丸良夫還按捺不住失落的心情,流下了眼淚。

  全盤否定自己曾經的思想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極其痛苦,需要極大的勇氣,更何況以思想著稱的學者。很多人終其一生都不敢正視自己的失敗,日本在戰敗後也依然有不少學者名流,固執地堅持天皇是神的說法,並繼續對天皇頂禮膜拜。但安丸良夫不同,戰後的種種現實讓他逐漸意識到神化天皇的危害,他悉心研究分析了大量歷史材料,終於大膽地提出,為日本人敬若神明的近代天皇制不過是幕府末期出於政治權力鬥爭需要偽造出來的學說。

  安丸良夫認為,日本近代的內憂外患是近代天皇制產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統治末期,日本內有層出不窮的起義,外有不懷好意的西方列強,幕府的統治癒發軟弱無力,人們急需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逐漸淪落的國家拯救回來,重整國家秩序。當時的每個人都對未來焦慮不安,水戶學派宣揚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並進而樹立起天皇對國家的絕對權威,而只要對他們這一時期的學說多加分析,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濃濃的危機意識。

  安丸良夫感慨道,現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強調追求個人自由,一方面又在偽造的天皇說中尋找心理的依託,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恥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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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可以被罷免或放逐是已然發生、不容更改的歷史,也是最堅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迴避的事實。天皇的統治權被權臣中斷是古代日本屢見不鮮的現象,若天皇的統治當真延續的話,就不會有鎌倉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權在握,也不會有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權的梟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曾經出現過的皇權專制,近代的天皇制極其獨特,這種獨特為19世紀特殊的歷史環境造就。其實,從18世紀開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間或出現的外國船隻,甚至那些悄悄登陸的外國航船都讓幕府寢食難安。1804年俄國人的船開到長崎,並提出了與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國人來了,1837年美國人也來了,他們都提出了和俄國類似的要求——通商。習慣了閉門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預料地回絕了他們,可不安的感覺卻與日俱增。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國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的潰敗,淪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這讓幕府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論國土,日本沒有中國大;論士兵,日本沒有中國多。日本社會是由一個個藩鎮連綴起來的,等級森嚴,一旦西方人把侵略的視線移到日本,像日本這樣結構鬆散的國家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幸運的是,國家的危難重新喚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大敵當前,危機關頭,日本人迅速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必須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只有國家統一了,力量才能凝聚起來,只有力量凝聚起來,才有可能抵制住外敵。

  然而,這一沉重的歷史使命又是弊端叢生的幕府根本沒有能力承擔的,德川幕府的統治已持續了200多年,幕府中人早已習慣了坐享其成、不勞而獲的奢靡生活,除了為一己私利勾心鬥角外一無所長。天災總是借人禍之機肆虐,饑荒、地震加上數目不菲且日日增加的國防費用,幕府的財政混亂不堪。

  農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國難天災糾結一起,直接落在了他們羸弱的肩上,就在美國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的前一年,全國性的大饑荒爆發了,連連上漲的米價讓農村餓殍遍野,也讓起義的烽火此起彼伏。

  此時德川幕府建立時的魄力和橫掃天下的氣概已蕩然無存,民心的流失已成必然,舊有的體制就如病入膏肓之人,已回天乏術。一些日本人在歷史中尋找幫助國家渡過難關的對策,後期的水戶學者突然發現古代大和朝廷的美妙之處,於是他們竭盡所能地美化天皇,將天皇渲染成完美無缺的理想統治者,他們希望這被神化了的天皇能團結日本民眾,喚起他們的民族自尊心。

  水戶派中的藤田幽谷寫作的《正名論》和會澤正志齋的《新論》都對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影響頗大。《正名論》中說:「先有天地,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上下。」日本人向來注重等級秩序,藤田幽谷便將天皇放在了等級的頂端,他認為日本人應遵奉神道教,採取「祭政合一」的國體。具體來說,幕府首先要尊敬天皇,這樣諸侯就會尊敬幕府,諸侯如果尊敬幕府,卿大夫也隨之尊敬幕府,如此整個國家就可以和諧團結。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會澤正志齋在《新論》中將日本說成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是萬物之氣發端的地方。因為作為天照大神之裔的天皇居住在日本,所以日本的神聖性不會因日本土地的狹小有絲毫損失。會澤正志齋將世界比喻成一個「人」,認為日本是世界之首,依此類推,那些狂妄的西方國家實是這個「人」的下半身,美國就剛好是世界的腹部,這些位置的國民愚昧野蠻,只有日本能擔當起執掌世界,賦予這混亂世界以新秩序的使命,日本早晚有一天會成為世界的支配者,日本是為神庇佑的國家,日本是不會失敗的神國。

  會澤正志齋是「國體」一詞的首創者,而他所謂「日本是神國」依據竟也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

  危機中的人總會將希望寄托在一些深不可測的事物上,以此安慰自己焦躁的內心,希望宇宙間能有一種神秘的力量突然降臨,拯救自己於水火。今天的人在閱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時候,可以很輕鬆地指出其中的哪些故事是神話傳說,哪些是歷史記錄,而當時那些終日籠罩在國家很有可能被外敵吞噬的陰影下的日本人,在現實中難見一絲希望,他們寧願相信那些充滿著迷幻色彩的傳說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日本人在近代對天皇的頂禮膜拜正出自這樣一種心理,本居宣長、會澤正志齋以及數不清的日本民眾都是如此。

  神話是人創造出來的,而創造神話的人絕不只生活在遙遠的過去。

  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很快建立起來,在這個價值體系中,天皇就是獨一無二的核心。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經天皇同意就和西方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此事成了「尊王攘夷」的導火索,而「尊王攘夷」又逐漸引發了倒幕運動。在舉國上下都轟轟烈烈的倒幕尊王時,水戶派也不失時機地將「國體」和「大義名分」等理論散播開來。

  認為天皇制是連續性的富永健一曾將日本的近代化和歐洲的近代化做對比,歐洲國家在走向近代化之時,不是像法國那樣徹底推翻了封建皇權,便是如英國那般架空皇權建立起君主立憲制。而唯獨日本的天皇,不僅沒有隨著近代化的來臨退出歷史舞台,其權力反倒更加集中了,日本的天皇在經歷了封建時代後又順利地成為近代國民國家的統治者。富永健一因此認為,明治維新是在恢復古代天皇制的基礎上展開的。

  這樣看來,日本天皇似乎真的站在時代前端,引領著日本人進步。可即便在「天皇是神」的主張格外高漲的當時,天皇也並沒有顯出多少「神性」。1844年即位,身為天皇20多年的孝仁天皇就沒對時代的發展表現出多少前瞻性,民間倒幕之聲愈演愈烈,他卻遲遲不能下定倒幕決心,他從沒想過維新改革,相反,卻希望閉關鎖國的政策能繼續推進下去。就連最為日本人稱道的明治天皇,在即位之初,也會為一兩聲炮響膽戰心驚,一點沒顯現出其應有的「神性」。

  歸根結底,是歷史讓天皇重掌大權,亦是歷史讓天皇披上了神聖的外衣。國力凋敝之時,人們都需要一個力量強大的絕對權威領導時政,安撫大家焦慮的心情,要打擊外敵,切忌自家陣腳大亂,而結合日本實際,天皇則是這一絕對權威的最好人選。天皇的神性有古老的史書為據,天皇在歷史上也曾執掌政權,把天皇推上神聖至高的地位,既有利於凝聚天下民心,又不妨礙對西方文化的學習。

  隨著近代天皇制的建立,日本國民的自卑情緒逐漸淡漠,既然日本是神居住的國家,日本人當然自認為是神的子民。明治維新後的強大,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勝利,讓日本人對天皇的權威更加堅信。

  幕府在日本的統治有數百年之久,在這期間,絕大多數天皇都小心謹慎地扮演著「神」的角色,遠離世俗百姓。因此,近代的天皇制的民眾基礎雖不能說絕對沒有,卻也是十分薄弱。而其之所以可以如此迅速地建立,並深深地影響了整個日本民族,除了要歸因於水戶派等日本學者在理論上的大肆宣傳,也和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

  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在登基諭書中,就已經開始大力渲染天皇的神性。各地發布的諭書都稱天皇為神,是日本理所當然的主人,只是在此前的數百年間,日本紛亂不斷,北條、足利之輩趁亂作惡,奪取了理應屬於天皇的地方。而天皇在經歷了數不清的坎坷後,到今天依然保存著血脈。

  儘管諭書巧妙地向日本人解釋了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以來天皇都「默默無聞」,但當時的日本人還是對突然強調自己是「日本主人」,是「神的後裔」的天皇感到陌生,即便是身在皇宮所在地京都的百姓,也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感受過什麼天皇的神恩。他們的生活辛苦而艱難,並沒有因為和天皇住所不遠得到什麼好處。

  然而,諭告只是對百姓進行皇權教育的開始,只是讓百姓對天皇的神性有個模糊的印象,明治天皇上台後不久,日本就開始了系統化的大規模的皇權教育。

  大力興辦教育是明治政府最為後來的日本人稱道的維新內容之一,明治政府從很早就意識到要教化國民,讓天皇是神的觀念深入每一個日本人內心,沒有比教育更好的手段。當時教育的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傳播西學,一個就是皇權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皇權教育的效果就越明顯,1871年明治政府在日本設立了文部省,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在全國大設學校,並逐步施行義務教育。

  當時的每個小學,無論級別高低,規模大小,位置是否偏僻,都有一套由政府制定頒發的《節日祭祀儀式規章》,都要認認真真地組織學生們學習對天皇的禮儀。每個小學生在看到天皇像時都懂得停下來進行跪拜。每逢升國旗之時,也要高喊天皇萬歲。雖然一開始大家並沒有將這種做法放在心上,但久而久之,這些硬性規定的禮儀便也成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天皇在人們心中的形象也逐漸高大起來。

  人在幼年時接觸的理念往往會伴隨人的一生。愛國被等同於愛天皇,皇權教育見縫插針,一些專為天皇而設的節日出現了,每到過節之日,老師們就會不厭其煩地教育學生要崇拜天皇,信奉神道教,並相當肯定地告訴孩子們天皇是神裔,是不可侵犯的。19世紀80年代,明治政府還頒發了不少教育令,強化對學生的皇權教育,譬如1880年頒布的教育令中就規定,皇室應是歷史教育的重點,學校在培養學生對天皇的忠誠和愛國情懷上必須下大功夫。而根據當時的日本法律,若想成為一名教師,無論教授什麼科目都必須精通皇室歷史。

  而到了19世紀90年代,愛國教育就完全被皇室教育取代,按照皇室教育的要求,身為日本國民,為源遠流長的皇運效力,是與生俱來的職責,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明治政府試圖用大力強化皇權神性的辦法保護日本的國體。

  為此,明治天皇還破天荒地從舒適的皇宮中走了出來,到全國各地看望他的子民,一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二來考察皇權教育的效果,而在明治天皇之前,根本沒有哪任天皇這樣做過。明治天皇在位45年,外出體察民情便有90多次,平均一年出行兩次。

  一邊跪拜天皇,口口聲聲信仰神道教,一邊又虔誠膜拜外來神佛,是對天皇不敬的一種表現。為了進一步強化國民對天皇的崇拜之情,日本政府開始規範國民的日常習俗,佛教的盂蘭盆節,來自中國的乞巧節和端午節都先後被國家禁止,同時,和天皇相關的紀元節和天長節又被上升至相當重要的位置。

  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正是通過這些皇權教育手段,在近代才逐步形成的,可見天皇制的歷史並不悠久。

  從19世紀後半期才興起的皇權教育,到了20世紀便將全體國民都捲入了對天皇崇拜的狂熱情緒中,日本國家實力的增強,也在無形中堅定了人們對天皇是神的這一說法的信心。對那時的日本人來說,若天皇不是神,日本怎麼可以一下子成了亞洲最強的國家?怎麼可以迅速地掙脫出被列強欺負的陰影,並一舉贏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時事的變化成了皇權教育的印證,日本人逐漸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和天皇聯繫得如此緊密。

  和天皇共命運的感覺隨著對外戰爭的升級一起強化,像安丸良夫那樣在聽到戰敗消息後痛哭流涕的日本人大大有之。雖然作為戰爭的發動者,為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天皇理應被當作戰犯接受審判;雖然從道理上說,滋養了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天皇制理應被廢除,但考慮到天皇制已成為日本價值體系的核心,一旦被廢除,必然在日本掀起新一輪的動蕩。麥克阿瑟就曾經感慨道,天皇的力量比20個機械化師還要強。就這樣,日本的天皇制被保留下來,日本人對天皇的感情依然誠摯。

  1946年,新的日本憲法公布了,裕仁天皇也公開承認自己是人,不是神,民主的觀念漸漸深入人心,日本的經濟也開始復甦。國力的增強,讓日本人重新恢復了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將天皇比作璀璨的陽光,一些日本人也開始不滿當年在美國人主導下制定的日本憲法,一些日本人認為天皇制的存在讓日本人的思考方式發生了改變,戰後的民主主義即將衰落,民眾對天皇的支持率直線上升。裕仁天皇病重時,全日本都籠罩在哀傷的氣氛之中,人人搶購日本國旗,不少人自發地到神廟中為天皇祈禱,到皇宮前為天皇祈福的人成千上萬,各大報紙都不約而同地在頭版對天皇的病況做追蹤報道。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國內很快便開始了對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評價工作,為了了解日本國民對天皇的真實想法,讀賣新聞社特地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抽樣調查。

  調查將「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戰爭的結束為界,劃分成「昭和初年到戰敗」和「戰敗到昭和結束」這兩個年代,結果有13%的人認為「昭和初年到戰敗」是日本的「輝煌時代」,認為其是「晦暗年代」的佔74%。同時,有89%的人認為「戰敗到昭和結束」這一時期是「輝煌的時代」,也只有9%的人認為戰後的日本是晦暗的。

  絕大多數日本人都對戰後的昭和時代表示認可,也並沒有認同舉國狂熱的戰爭時代。調查又發現,大部分對戰敗前作出高評價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輕人絕少有對那個時代作出「輝煌」評價的,另有20%的年輕人乾脆表示自己對戰敗前的狀況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傾向認為戰前是「晦暗時代」。而從來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見的各個黨派,在對戰前戰後的看法上並沒有很大差別,大部分都認為戰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認為戰前「非常晦暗」的自民黨人佔總數的33%,社會黨人佔了41%,共產黨則佔了60%。

  幾乎沒有哪個階層認為戰後的日本不「輝煌」,無論人們年齡大小,學歷高低,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認為戰後是「輝煌時代」,親身經歷了殘酷戰爭,並耳濡目染戰爭狂熱氣氛的70歲老人為83%,只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為86%。

  有26%的人認為昭和留給他們最深的印象是「戰爭」,持這種觀點的人多經歷過戰爭,那些戰爭年間的孩童,也就是如今50歲左右的日本人為35%,戰爭時已具備了獨立思想能力的今天六七十歲的老人有43%,而只有17%20歲上下的年輕人,提起「昭和」就會想到戰爭。

  戰後日本的高速發展也同樣讓人們印象深刻,共有22%的人對昭和印象最深的是「和平、自由」或「經濟迅猛發展」,其中的大部分都為20到40歲之間的青壯年,年齡在50到70歲的人則很少這樣認為。而在日本的所有黨派中,支持共產黨的人只有5%認為昭和的「和平、自由」讓自己的印象最為深刻,而支持自民黨中的人則有18%這樣認為。

  90%以上的被調查者都認為日本是「優秀的國家」,認為日本是「糟糕的國家」的人只有6%,絕大多數日本人都對自己的國家作出了積極的評價,任何年齡階段都是如此。在支持自民黨、公明黨、社會黨的有90%以上的人認為日本是「優秀的國家」,而只有69%的支持日本共產黨的人士支持這種觀點。同時,有24%的支持共產黨的人認為為日本是「糟糕的國家」,持同樣觀點的自民黨支持者僅為4%,民社黨的支持者為2%。

  儘管新憲法實行了幾十年,日本早已成為現代繁榮的國家,可傳統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舉足輕重。讀賣新聞社在調查中發現,有64%的人都希望日本盡量使用古老的元號,而支持使用西方曆法的只有28%。即便是在高度現代化的大城市中,也依舊有58%的人更傾向使用元號記年。雖然調查顯示城市越大要求使用西曆的人就越多,但在大城市中,只有32%的人願意使用西曆。就連最講究時髦的20歲左右的年輕人,也都對透著濃濃歷史氣息的元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支持使用元號的幾乎佔了一半,比願意用西曆的多出7個百分點。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調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將這兩天作為節日,而反對把天皇生日當成國家節日的只有2.9%,令人驚訝的是,越是年輕人越希望定這兩天為節日,在20歲的被調查者中有91%的人都贊成把這兩天當成節日,這些從沒有受過皇權教育的年輕人,對充滿傳統文化氣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在日本人的潛意識裡,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徵。戰後初期,國勢衰微,日本人開始剝去了天皇神聖的外衣,對天皇制進行深刻地反思,正如他們對國家、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一樣。而隨著國力的恢復,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喚醒,埋藏於他們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結也一齊蘇醒。戰後初年頹廢抑鬱的日本人根本想不到在幾十年後,90%的日本人都堅信日本是「優秀的國家」。明治初年,政府還要為樹立天皇權威制定節日,而戰後的日本人則根本無須國家號召,就對將天皇生日作為全民節日充滿期待。日本文化因為天皇的存在格外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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