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要為做人的使命感而活

我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是著名的攝影家焦波帶領了五六個平均年齡只有21歲的弟子，在山東的一個村莊里住了將近一年，對村莊里的老百姓跟蹤拍攝，並從幾千個小時的拍攝影像里剪輯出一個非常有故事性，打動人心的片子。

在這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境遇、面對現實的掙扎和不屈，我給他們做了一個總結「在絕望中的樂觀」。

片中最讓我感動的一個場景是，一個農民在年輕的時候寫過很多東西，也酷愛玩樂器，但是因為農村生活的困苦沒有堅持下去。但是在這個片子裡面他要學琵琶，他老婆跟他爭吵，說都吃不飽了，還要買琵琶。這個男人說人活著不是為了吃喝拉撒，還需要有精神上的生活。他有精神上的嚮往，儘管和吃喝拉撒沒有關係，這讓我感到心裡有點不同的東西。

當人活得像樣的時候不是有錢和有地位的時候，而是感覺到自己能夠看得起自己，感覺到周圍人能看得起你的時候。看得起你不是因為你有錢，而是因為這個人本身存在著某種精神，有了不起的氣質，有別人不能做的事情。

在堅持努力的過程中，很多時候會有連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

我從來沒有想過能去北京大學讀書，直到拿到通知書才相信。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能把一整本英文字典的詞條背得滾瓜爛熟，但是我用了三年的時間實現了。假如說我要一輩子在北大當老師，從助教到講師再到大學教授，我評估了一下，自己可能永遠當不了一流教授。因為一流教授在我心目當中都是梁啟超、王國維等等這樣的人，都是大師，至少也是像季羨林這樣的人。像我這樣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現在中國有好多的學者，包括像余秋雨、錢文忠等，我如果做教授那連趕上他們的影子的程度都還沒有。因為我知道變成偉大學者的前提是以從小的堅實學習為基礎的。我的英語是從16歲以後才開始學的，歷史、地理等科目除了中學課本上教的東西，其他的完全沒有。我一直到30歲的時候，才真正知道原來太平天國是這麼一回事。

我後來養成了這樣一個習慣。就是當一件事我能看得到頭的時候，我就不願意去做了。比如我如果在北大做老師那我能夠非常清晰地看到頭，就是講師到副教授，完了做個教授還可能混成個三級教授，一輩子就可能在三級教授上待著了。我的導師當時是二級教授，當時他就是兩居室，100多平方米。你會發現，一輩子在北大混，到最後可能也就是他這樣子。再加上一輩子當不了一流學者的前提條件，所以我覺得必須出來，去追求一個未知的世界。

當然，追求未知的世界需要你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可能生活只夠吃飯，也可能成功。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當你進入未知領域的時候，吃飯和成功對你的人生來說都是有很大的收穫的，永遠比你在一個已知的世界中間堅持已知的事情會有更大的收穫。

所以我才有從北大出來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夠有不一樣的世界。當然，做新東方的時候我並不是想做成上市公司，只是想自己賺點錢以後到美國讀書，因為我覺得那是存在未知的事情。當然，當時沒有實現，因為賺不了這麼多的錢。當我最後賺了足夠多錢的時候，我發現我不願意去美國了。為什麼呢？因為新東方的成長和我在中國遇到的挑戰讓我發現我個人真的成長得非常迅速。比如說，我剛從北大出來的時候，見到居委會的老太太和公安局的人我都可以害怕得渾身發抖。但是到現在我成長為見到公安局的人像兄弟一樣，這是我的社交能力成長了，這在中國非常重要。尤其看到學生喜歡聽我上的課，看到學生通過我的教授能夠得到滿分，能夠到美國讀書的時候，我的生命感、使命感就出來了，這是有生命價值的。

當然，所有東西的美麗在於你並不知道你到底想最終干成什麼樣子，但你知道你必須要往前走。因為任何東西往前走的條件是必須要有進步，而不是原地踏步。

當你向前走一萬步，你越往前走越有意義，為什麼？因為你在兩邊看到了不同的風景和人。但是，當你堅持走到100萬步，你就變成了旅行家。所以一個事做得多了，本質就會改變。

2014年4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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