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西方為什麼這樣焦慮？

近期，一些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消極事件和負面情緒似乎在增多。隨著中國日益自信地擁抱「新時代」，西方世界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也在露出苗頭。

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和「對手」，在經濟關係、地區角色、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國大加指摘。澳大利亞國內則出現清查「中國政治滲透」的亂象，澳總理特恩布爾甚至用蹩腳中文公開喊話，面對中國的影響力，「澳大利亞人民（要）站起來」。德國駐華大使也公開發表不友好的涉華言論，稱德中關係面臨新的困難。

焦慮的西方

毫無疑問，隨著中國崛起進程的加快，中國和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之間需要新的「相互適應」。

2017年，中國經濟總量邁上80萬億人民幣關口（約為美國GDP總量的65%），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穩步推進，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越發積極主動，軍事實力也在大幅提升。特別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未來30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中國開啟了從「強起來」到「全面強大」，從「國之強」到「民之強」的新征程。

世界歷史，既見證著強國崛起，也充斥著強國相爭。人類社會，從未有過一個13多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先例。外部世界對「強起來」的中國將會扮演何種角色難免抱有這樣那樣的疑慮。正因此，中國鮮明地提出要構建新型國際關係，避免對抗、推動合作；倡導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然而，面對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和自信的中國，不少西方國家人士卻越發地感到不適。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稱，中共十九大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人相信自己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隨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國對西方的挑戰正變得更加明顯，而這種挑戰正在意識形態、經濟和地緣政治三條戰線同時發生。法國人、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中國問題資深專家顧德明（Fran?ois Godement）認為，如果說1978年以來中國是在慢慢融入國際秩序並接受相關規則，那麼現在中國正在朝著和西方發生制度性衝突的方向轉變。

當然，對中國最擔憂的還是美國人。實際上，早在2015年前後，美國國內戰略界就開啟了過去60多年來最激烈的中國政策辯論。不少美國人認為，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通過與中國接觸、合作進而促使中國「民主化」的對華戰略已經失敗，中國不會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不僅不會接受西方制度，而且還要把美國「趕出亞洲」，並在國際事務上「另起爐灶」，包括建立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

這一套涉及中國的負面認知在特朗普上台後似有愈演愈烈之勢，並且與美國國內經濟、社會和政治「困局」的深化不無關係。特朗普公然稱，美國正在面臨一個全球競爭的「新時代」，而中國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對手」。顯而易見，在中國人和美國人眼中，「新時代」的涵義有著根本不同，兩種「新時代」會否形成對撞引人深思。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的核心智囊、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更是把中國當成了「開戰對象」（《紐約時報》語）。

2017年8月班農從白宮離職後，在東京等地接連發表頗具煽動性的演講，貫穿的主題就是「全世界民粹主義者聯合起來對抗中國」。班農毫不掩飾自己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身份，宣稱百年後人們會記住其為了阻止中國稱霸世界所做的努力。班農認為，中國正在走上爭奪全球霸權的道路，「儒家重商威權主義」正在擊敗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全球化的問題恰恰是中國造成的，中國早已對西方打響經濟戰，通過輸出過剩產能等方式摧毀西方國家的工業能力，導致美歐中產階層日益窮困。班農稱，過去美歐的「全球主義」精英結成「達沃斯黨」，他們從中國的發展中得到大量利益，因此不願對抗中國，而現在民粹主義者已經覺醒，將從根本上改變面對中國時的軟弱和被動。

雖然班農的「妄語」並不是西方對華認知的主流，但它的確在提醒我們：西方人士過去擔心「經濟上的中國崛起」，如今越發擔心「政治上的中國崛起」。「政治上的中國崛起」既包括中國對自身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自信，也是指中國對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班農版「中國故事」的真正危險在於，它可能使得西方「草根民眾」和「戰略精英」兩個層面的疑華、反華情緒形成共振。

作為回應的「印太」戰略

在班農講述的「中國故事」中，「一帶一路」被視為中國爭奪全球霸權的戰略工具之一。在不少美國人看來，「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那麼簡單，它將強化中國對相關國家內政、地區安全事務的影響力。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普拉薩德稱，「一帶一路」顯示中國正在推動一種新型的多邊主義戰略，「讓北京可以將自身的影響力隱藏在一大群國家之中」，由中國設定基調、確定規則。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福山則擔心中國藉助「一帶一路」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從而對西方帶來根本性挑戰。

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宣揚的「印太」戰略是對「一帶一路」的一種回應。2017年10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戰略和國際問題中心發表的演講中，含沙射影地批評了所謂「掠奪性經濟」以及不透明的基礎設施投資，稱「我們需要與印度合作以確保印太逐步成為一個和平、穩定和不斷繁榮之地，而不是變為一個充滿失序、衝突和掠奪性經濟的地區」。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則在參加國會聽證時質疑稱，憑什麼只有中國的「一條帶、一條路」（誤解英文譯文所致），應當是「多帶多路」，他還特別提出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有損地區安全。

的確，「印太」戰略雖然從概念上而言並無新意，但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藉此「虛功實做」的影響不容忽視。即便特朗普政府拿不出什麼「真金白銀」，但美國正式宣布推動「印太」戰略必將給其他國家提供新的舞台。

近年來，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之間都已相互簽署了聯合聲明或協議，宣稱要維護「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日印還在聯手實施「亞非增長走廊」計劃。去年11月，上述四國外交部門的聯合工作組會議已經召開。12月，帶有一定政府背景的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等簽署新的協議，共同為地區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融資等方面的支持。面對有名有實的「印太」戰略，中國需要思考如何靈巧應對。

可持續的「一帶一路」

應當看到，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的上升，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關係的競爭性增多是難以避免的。過去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從發展中國家購入原材料，製成產品後銷往發達國家並賺取外匯，中國再用外匯買入美國等國的公債支持其消費能力，使它們可以源源不斷地從中國進口。這種關係模式已經幾乎走到盡頭了。

如今，西方國家不僅擔心對華巨額貿易逆差，還十分憂慮中國在人工智慧、清潔能源、新材料等領域「後來居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對「一帶一路」及其共贏敘事報以天然的不信任。

如何化解這種不信任？辯解或許無濟於事，對抗則只會背離「合作共贏」的初心。唯有讓事實說話——「一帶一路」正在不斷為超越雙邊層面的中西方合作提供空間。

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文所稱，很多西方國家企業希望向相關中國企業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售設備、技術和服務。2016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從「一帶一路」項目的設備訂單中賺取了23億美元，大約是2015年的三倍。此外，通用還與中國主導的「絲路基金」簽署協議，成立能源基礎設施聯合投資平台。美國霍尼韋爾公司為中國在中亞國家的油氣管線建設項目提供了相關技術。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則是相關「一帶一路」項目重型機械裝備的供應商。通用和霍尼韋爾分別在中國擁有2萬名和1.3萬名員工；卡特彼勒在華經營的歷史則超過40年，在很多地方設有工廠。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回望這40年，中國的發展之路也得益於與西方的合作。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將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其中無疑也應包括與西方的「合作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