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攝影作品

06-11

八尺門

北埔

歌星鳳飛飛

舞蹈家林懷民

小說家黃春明

評論家李敖

作曲家郭子憲伉儷

人與土地

失落的優雅

手的秘密

四季

台北謠言

正方形的鄉愁

證嚴法師

阮義忠:一個鄉村叛逃者的懺悔作者：鍾鋼

他曾經那麼憎恨土地，一度認為和泥土有關、沾著汗臭味的東西，都是卑瑣可恥的。但是，正是那些認命地在土地上工作、生活的人，使他從幼時噩夢中醒來，心中的怨憤，化解成為溫暖和美好。

也許你會一下子被阮義忠的相片吸引，精湛的黑白工藝，沉穩的畫面布局，被攝影定格的永恆，沒有被工業污染、看不到罪與惡的鄉村烏托邦，這些太容易調動一個人對鄉土的記憶。一旦有機會，就能吸引一大批人拿起相機，奔向鄉間，按動快門，然後過不了多久就離開。

有太多攝影師都是這樣做的。

鄉村被他們稱之為一首輓歌，對它不舍，希望留住，但他們心裡都明白，工業文明和城市化的浪潮，隨時都能將他們的鄉村席捲，而城市的道路和垃圾場正向鄉村疾速遷移和靠攏，人與土地關係的變化，真真切切地展現在他們眼前。這看上去已經成為了一場無法抵擋的「潮流」。

即便是拍攝了「人與土地」系列揚名華人世界的阮義忠，也發現自己其實無法回到那個位於台灣宜蘭頭城鎮的家鄉。「一切都在變，都在消失」，阮義忠在新書《人與土地》的序言中感嘆。

哪怕是他不多的幾次回到家鄉，也能發現自己像觀光客一樣，很奇怪的感覺，街道上儘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印象深刻的鄉親容顏，也不再從老街的過廊下出現，最熟悉的空間竟然陌生得難以置信。這位曾經的鄉村叛逃者，對家鄉生出了難以祛除的、越來越強烈的「內疚」情緒。

「我的攝影創作在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對故鄉的懺悔」，這位聲名顯赫的攝影家這樣對記者說。

怨恨

「人與土地」系列拍攝於1974年至1987年間，那是台灣戒嚴的最後歲月，台灣的經濟正處在蓬勃發展階段，並與香港、新加坡、韓國一同躋身「亞洲經濟四小龍」。

台灣的工業突飛猛進，鄉村急速變遷，村莊在發展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農產品價值低落、人口外流、農藥對土地和蔬菜的污染，運銷中間商的剝奪……當時還是年輕小夥子的阮義忠一頭扎進了台灣鄉村，一拍就是13年，累積了上萬張照片，他從中精選出84張，於1987年在台北雄獅畫廊舉辦了「人與土地」攝影展，轟動一時，他的新書《人與土地》講述的正是這84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這些黑白照片被人們視作台灣鄉村社會風貌的經典縮影，也有人說，阮義忠將一個充滿問題的鄉村徹底浪漫化了。

在一篇工作手記中，阮義忠這樣回應：「我知道那是一種十分自私的行為，我的相機，還沒有拍出這些可敬的人們面臨的一些困境……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經驗傾吐出來；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個自我救贖過程中，抓住任何可以讓我看到希望的光芒。也許，人與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種親密的關係，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們，才會有希望。」

阮義忠在掌握攝影這門手藝、並依賴它謀生前，其實已經吃盡了一個農夫的所有苦頭。你很難想見這位幾乎成為鄉土代言人的攝影師，會有一段持續多年、愈戰愈勇的鄉村逃逸史。他一開始並不愛這個「浪漫」的地方。

阮義忠是宜蘭頭城鎮一個木匠的兒子，出生於1950年，他像他的其他六個兄弟姐妹一樣，在孩童時期，除了上課，時間大半都消耗在了祖上留下來的一片河川旁的礫石地里。由於這片礫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當河水決堤，地表上的泥土都會被沖失，只有將礫石挑掉，再往下深挖，讓地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上。光是每次豪雨過後的翻土工作，就讓他們痛苦不堪。

阮義忠曾經在烈日當頭鋤土時中暑暈倒，也曾在驟雨中被淋得發抖打顫，還被頭頂的閃電嚇得哭天搶地。他幾乎是從走得動路時就開始了勞動，提得起東西的時候，就得替兄長送點心和午飯到田地里，稍大，就要幫忙推滿載著地瓜或花生、紅豆的二輪板車，接著，就是個割菜、鋤地。

勞動的苦頭，讓他恨透了這塊貧瘠的田地，他曾經把自己埋在地瓜葉中，怨恨自己的不幸身世，掄起鋤頭，狠狠地朝菜園旁的油加利樹樹榦砍打，詛咒這片不毛之地—「為什麼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繼承了這畝不育的沙礫！為什麼我們無法像堂兄堂弟那樣，一下課就可以到處玩耍，而必須被這沉重的命運釘在土地上。」

阮義忠厭惡農夫這個身份，他努力地想洗去這個父母加在他身上的可恥印記，他從土地中得到的，是一股怨恨的情緒，土地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沉悒笨重的包袱，土地令他負重前行。

逃離阮義忠不止一次地想過逃走。在念初二那年，他真的離家出走了，企圖放棄念書，背棄家人，離棄鄉村，投入到夢寐以求的城市中。

那是一次失魂落魄的城市流浪，維持了三天。他先是被台北職業介紹所騙光了身上的錢，接著又被一輛摩托車由身後撞個正著，一時癱在了馬路上，好心的路人將他送到了他在台北唯一的朋友鐵魯家。

三輪車就在小巷子里穿梭，繞來繞去，兩旁的房子越來越舊，最後是黑漆漆、歪歪斜斜擠成一堆的違章建築，這幕景象，和他三天來所見的高樓大廈、霓虹燈閃爍的繁華市容截然不同。

三輪車最終停在一家用木箱板材釘成的矮房前，這可是比鄉下最窮人家的瓦屋還要破爛的住所，鐵魯一家五口就住在這間既是卧室又是客廳、廚房的斗室，生活窘迫不堪，完全沒有他想像中的台北文明。就在那時，阮義忠對台北的多年夢想瞬間破碎。

台北的第一印象，在他後來的生活中始終無法抹去，哪怕是他在拍攝「台北謠言」系列，他眼中的台北也是臟、亂、假，是一個都市規劃徹底失敗的例子，他認為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想從街上逃掉。

離家出走、結果悻悻而歸的阮義忠，見識了都市的幻想後，厚著臉皮回到家，他開始明白以自己的年紀和能力，是一點也擺脫不了被那塊礫石地和沉重勞動牢牢捆綁的命運，即便去了，也只能像鐵魯一樣住鐵皮屋。他開始改變「反叛」的方式，與自己所憎恨的身份拚鬥。

在學校，他為了把自己裝成是一個出身於體面家庭的人，會刻意看一點書，讓自己的談吐比同齡的孩子有「深度」，他先是看文藝女作家的作品，慢慢地，連翻譯的世界名著也念得進去，最後開始看生硬的哲學書籍，偶爾還會畫一些前衛的抽象畫—一個完全沒有泥土、沒有勞動的世界。

1960年代的台灣，存在主義剛被引進島內，法國新小說也陸續翻譯出版，歐洲的觀念藝術、前衛的敲打樂器也在台北成為時髦，這些不帶有人間性和泥土味的「新」文化，正合阮義忠的胃口。

「那時的我，已覺得所有和泥土有關、粘著汗水臭味的一切東西，都是卑瑣的、可恥的。在《人與土地》中，有一張拍攝一個孩子在田裡憤怒吶喊的照片，孩子的兩隻小手舉向天空，彷彿在跟老天爺抗議，阮義忠將這張照片放在了《人與土地》成長單元的最後。

他從這張照片中看到了自己。

回歸

阮義忠的轉變，發生在他擁有了相機之後。1973年，他擁有了第一台相機，那是一台專業的單反相機。

這台相機是《漢聲》雜誌給當時的文學青年阮義忠配備的，主編黃永松交給他的工作是為雜誌拍攝配圖，當時，黃永松對攝影一竅不通的阮義忠說，只要做到「多走多看多拍」就行了。

在擁有相機的最初那段日子，阮義忠最先想到了台北的萬華老街，那兒集中了來自大陸幾十個省的民俗：畫糖人、捏麵人、刻印鋪、畫像店、打鐵店、彈棉被店、貨郎車、補鍋補碗的店……整條街鮮活地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手藝。

但在萬華街，他碰到了另外的問題，到底要拍什麼？拍眼前景物的哪一部分？在一群人當中，要把焦點凝聚在哪一張臉上？在萬華巷道上，到底是拍觀光客圍著看賣葯郎中的表演，還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每回舉起相機，他都是面紅耳赤，直冒冷汗。

「說實話，我曾經背著相機亂晃過很長久的一段時間，」阮義忠說。

更讓阮義忠意外的是，他透過相機，又看到了農林、土地、勞動和永遠在重複的生活，他該怎樣拍攝這些對象？當時他無法在自己所怨恨的一種生活方式中，去找到創作的題材，去發現自己肯定的意義。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清楚，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熬過那個拒絕土地、拒絕生活的階段，」在《人與土地》一書，阮義忠認為那段轉折對他尤為重要，影響至深。

30年已經過去，當時的掙扎、折磨，阮義忠仍是歷歷在目，一個厭倦土地、腦海中儘是前衛、現代觀念的人，在接觸相機後，是多麼的自卑、虛弱，只敢把照相機對準那些完全不會排斥他的人，《人與土地》中，就經常出現老人、婦女和小孩。

台灣攝影評論家郭力昕還專門進行了一番統計，他發現在《人與土地》的84幅照片中，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要題材的照片，有60幅，佔了三分之二強。這樣的討巧，幾乎在每個攝影新手身上出現，只是阮義忠做得更好。就像評論家基斯馬可評價攝影家柯特茲時說的：「柯特茲的照片簡單得像是在騙人，它們缺乏奢侈性、過渡性和經營性，而令人咋舌的是，他從一開始拍照就是這個樣子。」柯特茲正是阮義忠最喜歡的攝影家。

阮義忠攝影生涯的第一幅傑作，是在家鄉頭城鎮完成的。他知道頭城菜園邊那間矮小工寮里有一個竹器匠，他告訴對方，自己是木匠順的第三個後生，竹器匠答應了拍攝，並非常配合這個攝影新手的笨拙安排，要怎麼拍，他就依著擺姿勢，以致他把整個竹椅的製作工程全部拍完。

通過這次拍攝，阮義忠發現那些擁有可貴氣質、善良的人們，都是那麼認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活，他們大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更沒有念過什麼存在主義、現代詩，他們的一切都是從勞動、從土地中學到的。「透過觀景窗，我的童年，艱苦的歲月、自卑和誇大都回來了。有冰封的東西在我心中融解……」

在阮義忠的工作室的牆壁上，至今仍掛著一張布依族婦人的大幅肖像。這張拍攝於1980年的照片，背後充滿了偶然，並影響到了阮義忠的攝影觀。

當時，這位婦人極其配合，她就端坐在自家門口，一動也不動地望著鏡頭，阮義忠稍稍移動位置，想要避開正面角度時，她就跟著他轉方向，彷彿是相吸的正負極磁鐵。由於她只會說母語，比手勢要她不要隨他動，卻無法令她明白，阮義忠動了幾回，她也轉了幾次，始終調不出理想角度，直至泄氣地放下相機，向她鞠躬道謝時，她才整個人鬆懈下來，成為這個瞬間比他預期還要好的神態，阮義忠趕緊重舉相機，咔嚓一聲。

在拍攝手記中，阮義忠這樣寫道：「我只知道，我就是這麼一天一天地拍下來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過我的相機，令我溫暖和感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噩夢醒過來，我已不再覺得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可恥的包袱。」

即便有人批評他的照片不夠觀念，傳統而保守，阮義忠仍然相信，攝影有時就像雙面鏡，既映出對象的影子，也照出攝影師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機的人捕捉了什麼，其實，被攝的卻是他自己的心。

「攝影對我而言正是一種信仰，我相信透過照片的力量，世間的真善美可以廣泛而久遠地流傳，」阮義忠認為這是他如今一以貫之的工作法則。

即便在拍攝中，他會遇到被污染的村莊，聽到很多的不公，也會發現島民越來越市儈，見人舉起相機，便會伸手要錢，但每到這個時候，阮義忠都會選擇結束自己的拍攝，他只是想留住人與土地之間的美好，而不是怨恨。

網路上關於阮義忠的文字很多，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一篇。大概因為自己在之前的歲月里，有過一閃念，不願意自己是農民的後代，有過對土地的憎惡，它們曾經使我不喜歡春天，因為越是春天，作為農人的爺爺和媽媽就越辛苦勞累。

有一年春天，和其它單位的人一起去蘇州參加培訓學習。有一個人曾經笑話過，我的土氣，那時候我還會感覺到難過。

可是，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穿粗布棉麻，梳一束簡單的馬尾，穿一雙布鞋，拿一個布包，在那些穿得周吳鄭王的人面前，沒有一點羞慚。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不再嚮往高樓，也不再嚮往大都市的燈紅酒綠。

從什麼時候，我開始同情那些用自家的雞蛋去給孩子換膨化食品的人，開始同情那些終生都以為花生是結在樹上的人，開始同情那些只吃進口水果永遠不得享受採摘野果之喜悅的人，開始同情那些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家舍，去住在工廠宿舍里，常年吃著陳年糧食的人，開始同情那些不只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上才會長出來的品質的人。。。

土地是那麼有靈性，那麼公允。一株樹，一棵苗，在哪裡都找不到這樣敏感這樣深厚的公平，對生命的公平，在哪都找不到這樣的一份奇蹟。

阮義忠的攝影作品，給我最強烈的感覺就是，美和唯美無關。

他的攝影，不是停留在色相上，關注的是一種情懷。

也有人說，他的攝影作品是濫情主義。這讓我想起木心的一段話：「往過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往未來看，一代比一代無情。多情可以多到沒際涯，無情則有限，無情而已，可怕還在於無情而得意洋洋。當人們一發覺褻瀆神聖可以取樂取寵，就樂此此不疲了。是故未來的人類會怎麼樣，並非渺不可測，「無情」而已。」

我想我是比木心樂觀的，如果人類對那些美好神聖的東西能夠如阮義忠一樣的，歷經怨恨、逃離、終究回歸，那麼人類的未來並不是一片無情的廢墟。

如果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生命中所親歷的美，景象之美，人情之美，記錄下來，它們或許會成為種子。在一切有光之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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