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走進中南海面見總理,他到底有何來頭?
朱鎔基找他;
溫家寶找他;
李克強還找他。
20多年間,連續獲得3屆總理的厚愛,仍然穩居政府首腦的核心智囊,恐怕只有他了。
他是誰?高培勇。
對很多人來說,高培勇絕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高培勇,58歲,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除此之外,還有中國稅收學會副會長等10多個社會職務,以及20多所高校特聘或兼任教授。
頂著一堆的頭銜高培勇,其學術專長是財政經濟學、財政稅收政策分析。
但是讓高培勇出名的,並非他的學術專長,而是他經常參加高層會議。
一個月前的1月13日,李克強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在受邀的3名專家學者中,高培勇就位列其中。
從央視新聞聯播的電視畫面中,我們可以發現3個細節,印證了高培勇的重要性:
高培勇坐在劉延東的右手邊,與李克強僅一人之隔;
媒體報道中,高培勇的名字緊排在李克強、張高麗的後面;
高在3個專家學者代表中,第一個發言。
在當天的會議上,高培勇重點說了一件事,也是前段時間大家熱炒的焦點:中國企業的高負擔。
關於這個話題,前段時間在網路上引發了熱議,曹德旺的口述經歷更是讓人唏噓。雖然這事大家心知肚明,但高培勇卻將它拿到了總理的座談會上,也算是錚錚學者。
李克強聽了高培勇的話後,是這樣回答的:
「的確,我們各種明目的費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確實要進一步加快減輕企業負擔。」
這次進入中南海,在高培勇來說,並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他曾經兩次向兩任總理建言獻策。
2011年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召開座談會。高培勇參與其中,那時他的身份是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
高培勇在會上也發言了。他說,要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財政支出更多向民生、「三農」和促進結構調整的領域傾斜。
和這次發言類似,他還是著眼於減稅問題。
再把目光轉向1997年,那是高培勇第一次進入中南海,當時他才38歲,執教中國人民大學才三年,只是一名普通教授。
別看高培勇才38歲,又是受召進入中南海,可是他卻並不膽怯,去見總理時,竟然隨身只帶了一份手寫的提綱。
當天,座談會上要談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國的債務數字問題。大家請注意,當天高培勇面對的是一個被譽為懂經濟的總理,朱鎔基。
果然,會議上,朱鎔基對高培勇「發難」了。
朱鎔基問高培勇:
你說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已達到57.77%,我手上的數字卻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來的?
總理的語氣雖然平和,但是這話一出口,現場氣氛就變得有些緊張。
第一次進中南海,與總理面對面的高培勇是否緊張,我們無法知道,但是正是他隨身攜帶的那份手寫提綱發揮了作用,用數據說服了朱鎔基。
從1997年第一次走進中南海面見朱鎔基,到2017年對話李克強,時間過去了整整20年。20年,3進中南海,連續3任總理問計高培勇,用當年朱鎔基的話說就是:
今天聽你講課的可能是你教學生涯中官階最高的一批學生。但官階高不等於學問高,論稅收知識,我們都得聽你的。別擔心,儘管放開講。
高培勇出生在天津的一個小學教師家庭,並無權貴背景。
1977年考上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人民大學任教。直到1997年4月成為朱鎔基的講師,他才徹底改變了命運的軌跡。
高培勇真正被高層看重的是他在稅收領域的才華,從他與三位總理互動中,高培勇講的都是稅收問題。
關於企業負擔過重,我們無法知道當時高培勇對李克強講了什麼。就在前兩天,高培勇在一個研討會中,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闡述。
如何減低企業負擔,高培勇總結有3種方法:
1、稅制的結構性調整,增減互抵。
2、政府支出規模不變,減稅部分以融資方式替代。
3、政府支出規模和稅收同減。
所以,高培勇說,減稅最佳的選擇就是:
政府支出規模一同減,千萬不能搞成一手減稅一手增赤,那種道路走下去的話,改變不了資源配置格局,降低不了企業成本。
但是,對於降低企業稅負這一大家熱議的話題,高培勇給大家澆了一盆涼水,他說:
短期內難見成效。給企業減稅,降費,短期內難見成效,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為我幹活的稅收,90%來自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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