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歷史時空，看洪流匯海 特04/05

征途走進歷史時空，看洪流匯海2016年07月01日 特04/05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特刊·追夢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部分活動地舊址舊貌今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挾書一冊，神遊天下。95年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應運而生，為了掙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束縛在中華民族身上的枷鎖，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和奮鬥。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新型的革命範式，在「五四」運動中覺醒了的中國先進分子認識到只有走俄國人的道路，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才能救中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的先進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幾大城市紛紛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此基礎上，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沿著歷史的腳印，踏訪散布各地的舊址遺迹，重走中國共產黨創立之路——原來，影響至今的歷史大事件，便在每日走過熟悉的某個街角發生；欣然，當年樓閣雖有不存，或變遷為市井或為通途，百姓熙來攘往其間。從實實在在的遺存史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五四」運動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路徑，看到深重危機，理想信念，洪流匯海，旭日東升，看到歷史選擇中國共產黨的必然性，歷史選擇上海的必然性。站在這些飽含歷史信息、面貌煥然一新的創黨遺址前撫今追昔，愈能感受我們的黨95年奮鬥歷程的艱辛與輝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無產階級興起在政治上的必然結果。自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遭遇深重的民族危機，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創建了共和，但沒有改變中國深層的社會結構。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是不徹底的革命，古老中國需要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正如李漢俊所說：「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過去既已證之，現狀亦證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會革命之一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承擔起歷史的重任。中國革命召喚新的領導階級。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社會化大工業的產物，中國的無產階級最早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外資在華企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民族資本迅速發展，無產階級力量隨之不斷壯大。無產階級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最進步、最革命、最有遠大前途的階級。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參加「三罷」鬥爭，將「五四」運動推向階段性勝利。工人階級就此顯現出巨大力量，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國歷史舞台，成立屬於自己的政黨，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解決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問題，已是必然之勢。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後轉向，先進知識分子自覺傳播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的道路抉擇。以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　《青年雜誌》（後更名為《新青年》）為核心，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向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發起宣戰。受巴黎和會的刺激，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破除了對於帝國主義的幻想，看清了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在實踐中得出向俄國革命學習，「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分水嶺，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就此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北京和上海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兩大重鎮。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中國第一次較為系統、完整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此外，北京的《晨報》副刊、《國民》雜誌，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星期評論》、《建設》雜誌等許多報刊都紛紛介紹社會主義理論。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他們深入工人群眾，促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上海具備創建共產黨的一切有利條件，共產國際代表來滬，促使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成立。自鴉片戰爭後上海被迫開埠以來，經過七十餘年的發展，成為遠東國際大都會。這裡有便利的交通設施和發達的郵電通信事業，與海內外的聯繫相當便捷。上海一市三制的政治格局，為中國的先進力量提供了政治避難所和宣傳新思想的空間。華洋雜居的國際大都市有助於本土政治人物與國際政治人物的聯絡。尤其是近代上海工業在中國佔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五四」運動前夕，上海的產業工人佔全國產業工人的1/4以上，工人階級隊伍強大。上海近代文化事業繁榮發展，大量知識精英匯聚於此。上海具備創建共產黨的一切有利條件。1920年2月，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來到上海。在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赴津途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到滬不久，陳獨秀就接觸工人運動實踐，並初步團結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同年春，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到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是其使命之一。在北京與李大釗會面後，維經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接觸。在其推動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在上海成立。該組織推進黨、團早期組織在各地的建立，實際上起到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有力地發動與指導各地早期組織，進而籌備召開中共一大，大會召開首日宣告黨的正式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指導和推動下，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等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相繼成立。建立全國性統一的共產黨組織的時機日趨成熟。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受列寧的指派來到上海，同期抵滬的還有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尼克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共上海發起組負責人李達、李漢俊商議後，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在徵得陳獨秀、李大釗同意後，中共上海發起組迅速和各地早期黨組織聯繫，通知各地選派代表來滬出席會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順理成章。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開會首日，大會代表張國燾就「首先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另一位大會代表李達回憶馬林當天的演講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義……強調著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事實正是如此，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即已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黨之路備歷艱辛，新的征程遼闊宏遠。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走中國人民自願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本文執筆：吳海勇　曹典）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推動下，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等各地早期黨組織相繼成立。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這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李大釗在介紹維經斯基一行去上海後，與陳獨秀通信相商，一致認為應加快建党進程。1920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黨組織的最初成員有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三人。1920年夏，李漢俊從上海寫信給董必武和張國恩，後又親自到武漢面見董必武，商議在當地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同時，陳獨秀也派劉伯垂到武漢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同年8月，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成立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成立會議的有劉伯垂、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鄭凱卿、包惠僧、趙子健等。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核心人物是毛澤東，他曾在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會見陳獨秀。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後，先後成立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並與新民學會的中堅分子討論建黨的問題。1920年初冬，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成員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上海黨組織建立後，陳獨秀曾致函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囑其發起組織。1920年9月，俄共（布）黨員米諾爾和別斯林到達廣州，月底與廣州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組織。由於觀點問題，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沒有加入這個組織。同年12月，陳獨秀從上海到達廣州，在他的領導下，1921年春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成員有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沈玄廬、袁振英、李季、米諾爾、別斯林等。陳獨秀曾函約王樂平在濟南建立共產黨組織，王樂平本人沒有參加，但推薦青年學生王盡美和鄧恩銘來完成這項任務。在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組織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組成。旅法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要是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形成，於1921年成立，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陳公培、劉清揚、周恩來等。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大都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在各地建立早期黨組織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等各項工作中去，大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運實踐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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