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有見識了不起 推動了歷史發展

核心提示：評價歷史人物非常複雜，我的標準是看他對推動民族進步有沒有功績。在個人感情上，我對抱有變革之心的人都懷有敬意。從這一點看，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是有見識、了不起的，在推動歷史發展上做出過貢獻。記者：您這幾年的作品有兩個大的系列：一是戰爭系列，包括《長征》、《解放戰爭》、《朝鮮戰爭》，二是中國近代史系列，除了這本《1901》之外，還包括尚未面世的《1911》和《1921》，都關注的是對當下的中國社會發展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宏大題材和特殊階段。您的這類創作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王樹增：我原來也主要寫小說這樣的虛構作品。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時，我的同班同學包括莫言、劉震雲、余華等，現在都已在文壇聲名顯赫。我後來放棄虛構作品，改寫這類非虛構作品，主要有兩個原因：中國的作家，有「文以載道」這個傳統，有一種想「擔道義」的願望。擔什麼道義？應該就是尋找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層面上應該倚靠的東西。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我曾在廣州工作。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又是改革開放前沿，幾乎人人都在倒騰電視、手錶這樣的東西。我當時的住所在廣州的繁華地段，很嘈雜，白天晚上都要拉窗帘。那時是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期。社會的發展要靠兩個輪子，物質和精神同樣重要。至少在改革開放前期，很多人似乎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追求物質的豐富。這無可厚非，但不足以使我們這個民族強大起來。同時，我的職業是軍人，這給了我兩方面的鍛造：一是不推卸責任，二是有使命感。作家和軍人這兩者一結合起來，就把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放大加倍了。因此，我希望做點什麼，來承接民族的精神傳統，承接我們這個國家近代和當代以來的精神財富。現在的很多人對這一點是不以為然的。其實不要說大道理，一個人總得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為何而去，要知道自己的祖先經歷過什麼，尤其是他們的心裡經歷過什麼。過去，連不識字的農村老太太都知道修個家譜，作為當代中國人，更是必須有心靈圖譜，不能拋棄我們的基因和血統，否則會帶來精神上的迷茫。因此，在那個時候，我拿起筆寫作，已經沒有了虛構的心境。我的最後一部小說叫《禁止憂鬱》，在《花城》發的。這個名字也象徵著我當時的感覺，確實心裡一片茫然。正如人們現在常說的一個詞——「鬱悶」。「鬱悶」其實不是苦於物質匱乏，而是苦於精神沒有承接的鏈條。沒有「既往」就沒有「開來」。於是從1995年開始，我選定了這兩個系列進行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記者：無論是戰爭系列，還是中國近代史系列，您都特彆強調了它們非虛構文學作品的特徵。非虛構文學和過去我們所了解的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有什麼不一樣？王樹增：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是典型的中國名詞。其實文學在世界上就分兩大類，虛構和非虛構。在世界文壇上，非虛構類是很大的一片天地，擁有眾多讀者和很多重磅級的作家，每年都有經典出來。我甚至認為非虛構作品應該是讀者整個閱讀種類中的主導。在我看來，虛構類文學是小眾讀物，不是大眾讀物。而非虛構作品的讀者面更加廣泛。在中國，就非虛構作品而言，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都未成氣候，沒有市場。非虛構文學有三個特徵：一是非虛構類原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須有紮實的史料支撐。即使這個人物在作品中只有兩百字，也不能虛構。這也帶來了寫作上的巨大難題，就是採訪量、閱讀量都特別大，還常常需要作實地勘察。二是作家必須得在作品中給讀者提供一種個性化的歷史解讀，否則人云亦云，或者只是呈現了一堆資料，都沒有價值。歷史沒有絕對真實可言，我們見到的歷史都是記載者的歷史。就像《史記》，其實是司馬遷眼中的歷史。我通過讀史料，得出個人的判斷，提供作家的歷史解讀。只要能使讀者閱讀愉快，並為他們提供精神滋養，我覺得就可以了。三是具備文學性，是美文。我的著作既不是清史也不是戰爭史，而是試圖用文學的敘述和表情建立起一個文學化的語言系統。這三個特質加在一起，就是非虛構文學的幾大要素。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拿這些要素來衡量，顯然是不夠的。特別是所謂的紀實文學，很多是用剪刀和漿糊貼出來的，以訛傳訛，沒有考據學上的任何意義。記者：有評論認為，您的非虛構系列作品「開創了當代中國歷史紀實文學中以細節還原歷史風貌的寫作範式」。在已出版的圖書中，我們看到也有雷頤、張鳴等一些學者所寫的反映中國近代史的作品，其中也呈現出「以細節還原歷史」的特點。您的作品與之相比有何不同？王樹增：這些學者的作品我也拜讀過一些。他們的作品是切片式的，而我的作品呈現的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脈絡，是全景式的，從高處俯瞰一段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尋求歷史的走向和規律。我的作品中的每一個章節之間都有因果關係，它們不是切片，而是鏈條。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我的這種寫法，寫好很不容易，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1901》成書60萬字，而我的讀書筆記就寫了200萬字。光把《清史稿》讀一遍都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另外，閱讀的史料越多，越覺得不夠，感覺像一個無底洞。為寫作而準備的時間很長，從比例上看，準備的時間幾乎雙倍於寫作的時間，甚至更多。我準備時間最長的是寫《朝鮮戰爭》，超過五年。現在寫朝鮮戰爭的書很多，我的這本已出版十多年了，現在每年還都在暢銷。所以說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作者的功夫不會白費。每當自己的新書上市，我都很忐忑不安，不知道能提供給讀者怎樣的閱讀感受。但我很認真，很努力，竭盡全力了。如果讀者看了之後能說，「老王的書可以看」，那就是對我的最高獎賞。現在我的書有一些讀者，出版社也對我比較有信心。大家的褒獎是無價之寶，不可懈怠。記者：莫言說，《1901》是一本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痛心疾首同時又妙趣橫生的書」。我讀完這本書之後也感到，晚清那段歷史是非常複雜甚至是有幾分荒誕的。您對此是否認同？此外，對那一時期的歷史人物，您有何觀感？王樹增：確實非常荒誕，荒誕就是真實。從文學性角度看，作家對歷史作怎樣的個性化解讀都可以，感情表達得越坦誠越好，但是有一個紅線是不能逾越的，就是不能編造杜撰。其實真實的歷史已足夠豐富，甚至比虛構還生動。評價歷史人物非常複雜，我的標準是看他對推動民族進步有沒有功績。在個人感情上，我對抱有變革之心的人都懷有敬意。從這一點看，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是有見識、了不起的，在推動歷史發展上做出過貢獻。拿李鴻章來說。後人對他的非議很多。辛丑條約、馬關條約，都是他簽署的，和他脫不開干係。然而，國人至今還在享受李鴻章所倡導的洋務運動的成果。在晚清歷史上，李鴻章這個人太重要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有守舊的一面，卻也有極開放的一面，看起來非常矛盾。李鴻章的一生，都在守舊與開放之間徘徊。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對本國歷史要持有溫情與敬意。我認為還要加上兩個字——「敬畏」，要對我們宏大的文化體系和源遠流長的文化根源充滿敬畏。作為繼承這個文化基因和血脈的後人，我們不敢說讀懂了前輩。文化是複雜的，中華文明體系的龐大、深厚、源遠流長，足以讓我們敬畏。 我建議青年人多讀歷史，這對民族，對國家，包括對個人都是有好處的。我願意用我的作品和青年人建立溝通的渠道。記者：《1901》此次修訂，和最初的版本相比，都做了哪些工作？您的非虛構中國近代歷史系列中的其他兩本——《1911》和《1921》，現在處於什麼階段？王樹增：此次修訂，我再次核實和增添了史料，增加了章節，還替換了一些史料，使用了更接近歷史本源的史料。比如我到日本去時，發現一些史料的原件，和我原來使用的有區別。因為原來使用的不是原始史料，已在多次引用的過程中被篡改，所以就進行了替換。這些修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對讀者和自己負責。可以說，我的書永遠在修訂狀態。《1911》已經創作完成，交給出版社，進入了編輯狀態。《1921》正在準備階段，讀史料、採訪、實地勘察等。這三本書，講述的分別是以1901、1911、1921這三個年份為軸，上下各推5年一共大約30年左右的歷史，其中蘊含了無數風浪和屈辱。我認為，如果能把這30年的近代史讀明白，就讀懂了今天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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