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於新中國殯葬改革的思想與實踐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迅速蕩滌著幾百年遺留下來的社會積弊,包括殯葬習俗,開國總理周恩來則是新中國殯葬改革的推動者和示範者。

周恩來對殯葬改革的倡導

周恩來是位無神論者,但對於殯葬改革,周恩來曾經從佛教中受到啟發。五十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和當時的政務院開始醞釀殯葬改革、推行火葬時,周恩來曾經親自諮詢過趙朴初有關佛教寺院火化的問題,並從佛教火化制度上獲得一些重要借鑒。在1956年,周恩來就和毛澤東等151位當時的黨和國家高級幹部在《倡議實行火葬》的倡議書上親筆簽名,莊嚴承諾身後不保留遺體,實行火化。1957年2月,周恩來說:「火葬比土葬先進,很快骨灰就出來了,幾元錢買個磁罐裝上,深埋地下,既經濟又衛生,更不佔土地。我國現行的土葬,要穿新衣,做棺木,農村講究吃喝,還佔一塊墓地」[1]。周恩來不僅明確指出了火葬的意義,更對殯葬改革的推動作了深刻細緻的思考:國家首先要1、「大力宣傳火葬的好處」,2、「建立火葬場」,3、「制定製度」;在推進的方式上是4、「黨員、幹部帶頭」,5、「先城市後農村」;在推進的時間上不是立刻馬上,也不是儘快儘早,而是6、「經過一段時間」。周恩來認識到首先要「提高覺悟」,提供硬體保障和法律法規保障。周恩來並不要求一下子全民皆火葬,城市農村一齊實行,而是充分考慮到我國上千年的土葬傳統,推行漸進而非激進的殯葬路線。

周恩來推動殯葬改革的第一層是實行火葬,更進一層則是不留骨灰。1958年,北京八寶山、東郊兩個火葬場及骨灰堂相繼建成並投入使用,周恩來指示骨灰堂存骨灰要「 位置改小,盒子改小,層次加多,允許拿出,投水入地」。周恩來說:「人生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人死後,火化遺體,不佔地盤,骨灰撒向山川大地。落在地上的,作為植物的肥料,落到水裡的可以餵魚蝦,繼續為人民服務。人類的循環就永遠是生生不滅的。」 早在1956年,周恩來就決定自己生後不留骨灰:鄧穎超在1978年寫給黨中央的信中要求自己骨灰「不保留,撒掉」,並強調「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周恩來對殯葬改革的身體力行

周恩來從小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包括傳統孝道的熏陶,具有很濃的親情情結、報本觀念、尋根心理,用至親至孝來形容周恩來一點也不為過。1918年周恩來在日本時還惦念淮安的祖墳;1946年周恩來對記者說:「38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恩情未報。」1939年,周恩來在紹興不僅一座一座地祭掃先人墳墓,而且親筆續寫族譜。1942年,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在重慶去世時,周恩來頭戴孝帽、身穿白衣,為父親樹碑立冢。解放後,周恩來卻堅決深埋了淮安、紹興、重慶的三地祖墳,這不是周恩來不孝的證明,而是對傳統孝道「否定之否定」,是徹底唯物主義者的大孝,不僅彰顯著人倫道德之光,而且彰顯著唯物主義者的人格魅力。

周恩來不僅是黨和國家高級幹部中第一個平祖墳的,而且是第一個將自己骨灰撒掉的人。周恩來甚至在病危期間都沒有忘記自己的約定。1976年1月18日,鄧穎超對親屬說:「骨灰的處理問題,我們早就有約定,互相保證了,他還不放心,他在病危當中,說話聲音極微弱。十二月中旬(1975年)有一天,聲音很有力,還抬起頭來對我說:『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哦!』」[2]

周恩來推動殯葬改革的思想根源

周恩來從小就深受封建孝道繁文縟節之害,「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台高築,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3] 1907年,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去世,周恩來的外婆又對喪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無奈之下,周貽能只能把萬氏的棺柩暫厝於清江浦一座廟裡,再度外出謀差做事。直到1935年,周貽能終於積攢了一點錢,才將28年前停放在寺廟中的妻子靈柩接回淮安歸葬在周家祖塋地。這件事對周恩來影響很深,1949年周恩來在與親屬的一次談話中說,封建家庭一無是處,「我母親死了,原來那麼疼愛我們的外婆竟然不顧我們沒飯吃,提出那麼刻薄的喪葬條件。我總在心中納悶,究竟是死人要緊,還是活人要緊?」

周恩來徹底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死觀則是周恩來實現「最徹底的決裂」主要原因,也是周恩來推動殯葬改革的思想根源。少年周恩來在東北念書時,就認為趙蒼棄母全城,是最大的孝。當忠孝不能兩全,當取其大,而棄其小。「五·四」運動時,周恩來確立了「革新」與「革心」的思想。周恩來批評那種只圖個人「顯親揚名」,「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周恩來最終在歐洲勤工儉學期間樹立了徹底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死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周恩來得知覺悟社社友黃愛慘死在長沙瀏陽門外的消息時,無比悲憤,寫下了一首新詩《生別死離》,不僅歌頌了烈士誓死如歸的精神,更表達了自己的生死觀,「生死參透了,努力為生,還要努力為死,便永別了,又算什麼?」周恩來鄭重宣告:「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本文收入《周恩來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出版


[1]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2]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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