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怎樣看待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的盛況

春秋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由於地主階級的思想還沒能成為統治思想，這就為「百家爭鳴」創造了條件。使春秋戰國時期各階級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

戰國時期，各諸侯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識分子，因而「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初期，魏文侯尊賢禮士，在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吳起、西門豹、樂羊等。他們對魏國的強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齊威王、宣王時在都城臨淄的西門外設稷下學宮，招徠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論儒》）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後來的大貴族「四公子」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諸侯、貴族的「養士」之風顯然對「百家爭鳴」起了促進作用。

戰國諸侯對「士」往往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他們雖然有所偏重和選擇，但對各家的學術兼容並蓄。齊國的稷下學宮就是這樣，田齊政權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而禮之，允許其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議論政事。這是因為戰國諸侯為了鞏固其政權，要從多方面去總結政治得失，摸索統治經驗，因此對各家各派「兼而禮之」。《淮南子·汜論訓》說：「百家殊業，兼務於治」。可見百家學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都可以進行選擇，各取所儒。由於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者留，不合者去」，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這也為「百家爭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培養了衝破舊傳統思想的束縛、敢於探求的精神，從而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直接交鋒。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諸子百家」存在著極為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百家爭鳴」過程中，有儒、墨之爭，儒、法之爭，儒、道之爭，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內部也有不同派別的爭論。諸子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救世的主張。正如《淮南子·要略》說，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這樣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屍子·廣澤》所說：「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又如《呂氏春秋·不二》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諸子雖各有特點，但他們往往各執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評當時各家自以為是：「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荀子·解蔽》）這種情況，恐怕也是難免的。

在春秋戰國的意識形態領域裡，雖然紛紜淆亂，但各個階段仍有其鬥爭的中心問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顯學的對立和鬥爭。在戰國早、中期，則出現了儒、墨（翟）、楊（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戰國中期，在齊國稷下學宮，黃老之學有頗大的發展，到戰國中期比孟子稍晚的莊子，又發展了老子的學說，使道家有了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吳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經濟領域從事變法改革，他們對儒家的思想鬥爭，其理論並不完整，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所佔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論辯的對手是楊、墨兩家。到了戰國後期，韓非總結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才使法家的理論趨於完善。法家對儒家比較系統的批判是從韓非開始的。

從總的方面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是劇烈的社會變革與階級變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2．諸子百家的相互影響與融合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相互詰難，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但這只是「百家爭鳴」的一個方面，在爭鳴的過程中，各家還有相互影響的一方面。過去學術界對「百家爭鳴」互相詰難的一面比較重視，而爭鳴中的相互影響的一面則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爭鳴」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在稷下學宮表現得十分明顯。我在《管子學刊》創刊號上寫過《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與相互影響》一文，對這個問題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這裡僅簡要作些說明。

關於道法相互影響：《管子》的《心術》、《內業》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體現了稷下黃老之學的道、法相互影響的特點。《心術上》說：「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是講「道」、「法」的關係，顯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黃老之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為法家的政治（法）進行論證的。《尹文子》說：「萬事皆歸於一（指道），百度皆準於法」。可見道、法是緊密相聯繫的。不過尹文更強調道。他說：「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尹文子》）

田齊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為突出。《管子·君臣》上說：「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說：「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因此，田齊法家又稱道法家。後來法家韓非受田齊道法融合思想的影響很大，因而主張「因道全法」。（《韓非子·大體》）

關於儒法相互影響：田齊法家具有法家強調「法」的特點，而同時兼用儒家的「禮」、「義」。《管子·牧民》有「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之說，而且還主張孝悌之道。這些顯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

孟子在稷下學宮，也受法家影響。《孟子·盡心上》說：「舜為天子，皋陶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親）殺人」，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法官應該把瞽瞍逮捕起來，舜不能去禁止，因為這是依法辦事。僅從這一點看，說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會分工理論上，田齊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說：「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孟子則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兩者的主張大體相同。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儒法兩家的相互影響。

荀子受田齊法家的影響更深。他把儒家的「禮」進行了改造，加進了「法」的內容，常常「禮」、「法」並稱。他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因此，荀子兩個弟子韓非和李斯後來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難理解了。

關於儒道相互影響：儒家孟子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郭沫若早就指出過。他認為孟子主張的「浩然之氣」是襲取了《管子·內業》的「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而「稍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孟子的「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盡心下》）也是受了黃老之學的影響。《管子·心術上》說：「虛其欲，神將入舍」。《內業》說：「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兩者一比較，其影響是明顯的。

同時，儒家思想對宋鈃、尹文也有影響，《管子·內業》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這裡，道家的主「靜」的思想與儒家的「禮」、「樂」、「詩」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說，諸子百家「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皆相成也」。這是說，各家主張雖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樣不相容。但是並非毫無關係，往往是相滅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往往互相補充，而使學術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這個抽象概念，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源。這種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片面地強調了抽象思維的作用。墨子在認識論上特彆強調經驗，即重視感性認識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這就克服了老子哲學強調抽象思維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視感性認識的長處，建立了他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時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給理性認識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強調天道無為，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儒家糾正了老子這一弱點，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孟子又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吸取了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合理部分，繼承了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在「百家爭鳴」中各家的相互影響，還表現在思想資料的繼承關係上，並不局限於某家只繼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間互相吸取營養。比如法家韓非批判地繼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唯心主義的「道」，改造為唯物主義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中去。

諸子百家的相互影響到戰國後期更為明顯。那時，由於政治上統一已成為大勢所趨，「百家爭鳴」漸漸轉入了總結階段。荀子不僅是儒、法合流的關鍵人物，也是總結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論》等篇，正是他總結「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於批判地吸收諸家的優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觀、認識論、邏輯學等都達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據走上全國統一的趨勢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反映。

「百家爭鳴」局面隨著秦統一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的建立，也就相應的基本結束了。

總而言之，「百家爭鳴」一方面相互詰難、彼此交鋒，一方面又相互影響、彼此滲透。由「百家爭鳴」的發展而逐漸形成諸家的融合，從而導致中華大一統局面，這樣才是對「百家爭鳴」的全面理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出現，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其中春秋戰國時期文化中心轉移是隨政治經濟中心轉移而轉移的。而現實社會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爭鳴為古代科學技術和文化創新創造了先決條件，因而創造一個寬鬆的人文環境，是發展科學技術與文化十分必要的條件；學術問題有學術發展自身的規律，用行政命令的辦法是解決不了的。我想這是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所得到的啟示。

文/孫開泰（摘自《先秦諸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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