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夢談——日本社會走向大戰與戰後重生（上）

（PS：本文照片，全部由作者親攝於東京昭和博物館）

近世以來，沒有因為日本天皇的人生比得上昭和天皇（裕仁）更具傳奇色彩象徵意義。他年僅20歲還是皇太子時就訪問過英國，雖然不說是「西方哪個國家我沒去過」、卻也是開眼看世界；作為國家首腦和象徵之於，他是一位興緻勃勃而且出色的海洋生物學家，其成果與今天橫行世間的民科們有著雲泥之別。在經歷過而戰的亞洲乃至歐美軍民嚴重，他應該是和威廉二世那樣被絞死的頭號戰犯（這點至今歷史學家們仍然爭論不休）；而對於日本民眾來說，他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是活著的神，自古以來的紅太陽天照大神之苗裔；到了「終戰」（日本人委婉的說法，其實就是投降）那天鶴音親口宣告無條件投降和戰後在麥帥刺刀下發表的【人格宣言】，把自己和昔日貌似強大的日本帝國一起拉下神壇；而在戰後經濟復興的年代裡，他仍然作為國家象徵尋訪各地、辛苦工作的無數日本國民，又不由得對這位已經沒有神性的凡人生出幾分認同感。

（昭和年間日本社會走向世界大戰使自己走上了不歸路）

經過了幾十年20世紀日本歷史上最劇烈的死與生，昭和的含義早已超脫了天皇個人，而成為了日本社會從大正以降朦朦朧朧走向大戰、到東京轟炸與廣島原爆迎來投降、最終在大戰廢墟上於1968年明治維新一百周年之際初步完成重建與復興的象徵。水則載舟，亦可賽艇。在這一幕令人感慨的歷史大戲中，天皇本人的作用可能一如八百年來的三個幕府時代那樣微乎其微，而在大眾政治與參與成為主流的19世紀以來，很大程度上正是上億日本國民給自己的社會選擇了毀滅與麾下，新生的道路。

（昭和之前的大正時代被譽為帝國烏托邦，其餘暉綿延至昭和初年）

回溯到1912-1926年間的大正時代，飽受精神病折磨而存在感極低的大正天皇下的日本，是一個一如同時代魏瑪共和國或是爵士樂時代美國那樣蓬勃發展、甚至走向多元與民主的社會。國際舞台上，大體上信守國際規則的外交官們小心翼翼地制定著與歐美國家「協調外交」的政策、壓制住軍方蠢蠢欲動的鋒芒、不到萬不得已決不使用武力；社會內部，廣大民眾承襲了幕末蜂起的米騷動與明治初年自由民權運動的精神，經過不斷鬥爭，使日本終於打破了明治元勛們（包括仍然1922年仍然健在的陸軍之父山縣有朋）力圖以藩閥政治壓制政黨制度的企圖，使日本在幕末開國70年後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成年男性一人一票的民主（明治初年這個比例不足1%，後擴展到8%）；文化方面，中原淳一的大眼睛少女（以後直至今日日本漫畫中女生形象的標配）、西方那一套「靡靡之音」和東京這樣大城市蓬勃發展的有軌電車等公交昭示著一個文化多元的美好時代，使得城裡人尤其是中產者正在過著生活質量直逼歐美的黃金生活。

（中原淳一的大眼睛少女，不被當局喜歡，大戰中遭禁止，二戰結束後又重新出現）

然而在歌舞昇平的背後，實則暗流涌動。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經濟的劇烈起伏甚至經濟危機在大正時代從來就沒有停歇過。一戰短暫地帶來了軍火和日用品海量出口的大景氣，戰後很快隨著歐美洋貨的捲土重來和戰爭產業的停息告一段落；好不容易一切似乎都快恢復常態，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使得心頭升起無明業火的日本民眾一方面拿著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捐助，一方面聽風就是風、聽雨就是雨，真誠地相信謠言大肆屠殺朝鮮人泄憤。在震後重建拉動GDP後沒幾年，就發生了1927年大正末年銀行紛紛倒閉的金融危機接踵而來的，是昭和初年席捲全球的大蕭條……

（關東大地震的後續驗證了當時日本人的德行，一如幕末高呼尊王攘夷的義和團式「志士」）

儘管明治維新已有半個世紀之久，日本當時比起歐美，仍然是一個工業化程度不深，以出口絲綢紡織用品等為主要產業的國家。除了福爾康既姓福又滿族外，很難說日本人口中很大部分民眾覺得「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在廣大民眾、尤其是收入不足中產、投胎不在城鎮的芸芸眾生們眼中，這個時代經濟雖然發展、卻使得他們無法分享紅利；看似有一人一票，但是選出來的政客與財閥勾搭在一起，似乎選誰都一樣；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到來之時，那些在血汗工廠里夙興夜寐或是鄉下農田中辛苦勞作的工人農民們，不得不賣女兒為生，以至於發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女子海外賣淫，在大正盛世數以十萬計。

（大正末年到明治初年城鎮越來越像歐美，而廣大鄉鎮則是另一幅景象）

城市裡權利意識和組織能力強大的工人本有可能結成社會主義政黨甚至布爾什維克，至少會以社會主義思想慰藉與罷工之類鬥爭發泄的形式展現出來（大正早年風起雲湧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與工人團體證明了這一點），然而1925年的【治安維持法】斬斷並壓制了這一切。而在明治初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面前，千千萬萬無助的工人與農民發現似乎只有參軍一條路能有一口飯吃，甚至有體面的生活。大蕭條使得日本農業受到空前打擊，尤其是東北六縣（山形、秋田、青森、岩手、福島、宮城）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赤地千里、民眾絕望。這裡的人民倔強、堅強、甚至固執。曾是大和朝廷最初幾百年擴張中對抗蝦夷並開疆拓土的前線、戊辰戰爭中螳臂當車、抵擋天皇軍的奧羽列諸藩同盟之所在，風氣保守、人民任勞任怨、頗受政府和徵兵官青眼，以至於事實上在大正年間，來自東北的兵員和少壯派軍官已經自成一派系，取代了明治以來曾經薩摩和長州兩地兵員壟斷中高級軍官之為的局面。軍隊給了無數原本設想要面朝黃土背朝天一輩子的農家子弟一個全新的世界，一方面使他們認識日本乃至世界之大（第一次世界大戰、西伯利亞出兵甚至濟南事變等），另一方面使明治以來教育系統充斥著民族主義的忠君愛國教條深入士兵心中。

（軍國主義自明治以來就一直在政府扶植下在日本社會暗流涌動）

目睹家鄉遭災、同輩貧困的少壯派軍官，很自然就將所見所聞與城裡資本家與政客們的醉生夢死、外交場合上一個有一個人畜無害的條約聯繫起來，以之為國賊。在1927年前後，激進的軍隊中下層中已經形成了一股輿論，仿照幕末志士那樣刺殺幕府要員、退反腐敗政府、「重振」天皇權威，是為「昭和維新」之構想。

（軍國主義教育從娃娃抓起）

與其他絕大多數走向大戰威權政體都不同，日本一直到1941年或1945年都沒有一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那樣似乎想要歡迎大戰到來的克里斯馬型獨裁者。然而，整個日本社會自大正以來經歷了過於嚴重的社會撕裂，積累了太多戾氣，而明治以降一位強調日本特殊性慾民族主義的教育又使得這樣的淤積怨氣似乎有了一個發泄的方向。到了1927年，成為天皇的具體是誰已經不甚重要。軍隊中的激進軍官將邁出第一步導致日本在國際舞台上走向外交孤立；然後明治以來寫入憲法的軍隊特殊性使海陸軍成為黨衛軍在納粹德國中那樣自刷存在感、孕育幾年後政治恐怖主義的存在；民眾與媒體一起在經濟危機沖昏頭腦的格局下一味求戰、精神上裹脅政客；最終將出現那種聰明政客誰都不像真正發動自取滅亡的太平洋戰爭，卻因為微妙的集體主義文化不得不夢遊般地一起合力把日本帝國推向了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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