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曾欲請伊藤當顧問 戊戌政變非因袁世凱告密

戊戌政變及代際斷裂

　　戊戌變法 百日跌宕

　　戊戌政變，百日維新流產，是一個歷史事件，它不是只關乎背叛與否的戲劇。

　　◎李鴻谷

　　逃亡，梁啟超

　　逃亡，總是驚險並且傳奇。戊戌政變後第四天，八月初十(公曆1898年9月25日)。

　　下官(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與另外兩名日本人伴同梁啟超，四人均換上獵裝，於晚上9時左右從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國船出發。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馬號」隨後跟蹤而來。是夜凌晨2時終於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馬號」上乘坐著清國的警部、持槍的士兵和其他20多名中國人。他們聲稱下官之船中潛藏著清國罪犯康有為。下官再三辯解，拒絕搜查，但他們置之不理，強施暴力，用繩索將下官之船纏上，強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約逆行兩町余(一町約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為，雙方展開辯論，又經過兩個多小時，終於達成協議。清國警部及持槍士兵，以警護為由，轉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決。而「快馬號」則向天津報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駛而去。翌日清晨7時，下官之船快到塘沽從帝國軍艦「大島號」旁邊經過時，下官便揮舞帽子，求其出迎。軍艦上的人遂將艦載快艇放下，準備迎接我們。清國警部與士兵見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時下官要求警部即按雙方在新河附近的協議來展開充分的討論，但警部回答稱：已無談判之必要。隨即匆匆登上另一條船，倉皇離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轉乘到大島艦的快艇上，與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島艦上稍事休息。我們將梁啟超留置在艦上，便和另外兩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車站。此時，可能是得到了「快馬號」急報的緣故，直隸總督榮祿為捕獲要犯，特派武毅軍提督聶士成、親兵總教習王得勝、天津縣知縣呂宗祥等三人率持槍士兵三十餘名，於上午9時半即來到車站。豈料彼聽到的是康有為已逃上大島艦的消息，聶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執意主張去大島艦上將要犯抓回。但王、呂二人則忠告聶士成不可如此，於是打消了抓人的念頭。本官於下午3時與聶、王、呂同乘火車返回天津，回到領事館後，立即另寫函，照會海關道詰問為何清國官吏對日本領事採取此種無禮的舉動，並要求對此事做出相當的處理，但海關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覆。其後，清國搜捕犯人，日益嚴密，目前將梁啟超轉移到商船，極為危險，所以仍然將其留置在艦上。第二天，直隸總督更派招商局總辦，會同新建陸軍參謀長來到大島艦，要求引渡要犯，艦長回答說艦內沒有其欲捕犯人。他們離艦而去。

　　(錄自鄭永昌致日本外務次官鳩山和夫密信)

　　顯然，清朝官吏以為登上日本軍艦的中國人是「國家通緝犯」康有為。在追緝與兩次交涉未果之後，經過分析，當時袁世凱發給總理衙門的電報里認為：「該華人年約三十以內，似非康犯，或為康黨。」稍後，袁世凱終於確認登上日艦的可能是梁啟超，「再三偵訪，有謂並非康犯，疑係梁啟超，已剃髮改裝，無從辨認」。

　　已在日艦藏匿的梁啟超，於是基本上安全了。誰有權並決定救他的呢？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共同見軍機，宣布慈禧再度「訓政」。史稱「戊戌政變」，即以此日為時間節點。

　　這天下午2點左右，梁啟超進入日本公使館。「他的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不能不看出事態之非常。」當時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在其回憶錄《我的七十年》里描述，「梁直截地說，請給我紙。他馬上寫出下面的文句：『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領是康有為，想也快要被捕殺頭！皇帝不用說已被幽閉。西太后一派為袁世凱和軍機大臣榮祿。如果我也被捕，最遲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權助允諾了這兩件事。林權助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好好想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但是，梁啟超還是離開了。

　　這天晚上，離開了的梁啟超又回來了。「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奇怪的一剎那，梁啟超飛快地跑了進來！」事情已無迴轉，林權助必須做出決定：救還是不救梁啟梁。

　　作為日本的代理公使，在那個時代，林權助當然有能力救助梁啟超，只是他有沒有這個權力？是疑問。當時，在日本公使館，還有一位日本人，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梁啟超下午來訪後，林權助即向伊藤報告了此事此人，但卻沒有明說自己「救助」的許諾；梁啟超晚上又回來了，問題不再可能延宕。林權助據實以告，伊藤很直接：「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伊藤博文一言而定，梁啟超剪掉辮子，在公使館住宿一夜後，由日本領事鄭永昌陪同乘火車去到天津，再後登上大島艦。

　　伊藤博文訪華

　　歷史的意外，往往超過想像。在戊戌政變發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緒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見了伊藤博文。伊藤訪華，尤其是這次接見，在當時清廷的「政治生活」里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件。只是未料，兩天之間，清朝政局反轉傾覆。前一天還「親切」接見外賓的光緒，此刻已失權柄。

　　為什麼伊藤博文會恰逢其時在這個歷史現場？這一決定於伊藤而言，並無特別深意，當時駐日的清朝公使裕庚電報總理衙門稱：「此次系無聊，回同退者來家擾，藉少避。又查看中華情形，有無機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舉動。」而伊藤派人向中國公使說明他只是「自行遊歷」，只想與「王爺」「中堂(大學士)」進行非官方性質談話，唯一的要求，「來京時求派員到車棧照料為叩」。

　　伊藤博文來訪，對當年「公車上書」的主導者康有為，尤其是一個重大機會，似乎一切也盡在掌握之中。在康有為等的鼓動下，光緒不僅同意接見伊藤，並將覲見地點定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歷史上，勤政殿的大門，這是第二次為外國人開放；上次則是接見德國亨利親王。這是清一朝規格最高的接待。

　　這個機會，看上去將會很精彩。

　　伊藤博文將來中國訪問的消息傳來，頗為激蕩中國官員的想像力：可否將他留下作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另一位與伊藤博文同列「客卿」人選的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有意思的是，李提摩太跟伊藤博文住在同一個旅館，而且李提摩太跟伊藤的秘書主任津田先生「有過長時間的談話」。兩位外國人，都在等待光緒皇帝的一個決定。

　　政治遊戲，除了超常的想像力，還要用傾力一搏的勇氣。這個機會，果真只是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的嗎？其實，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們都是被動的。準確地看，這是康有為及其維新黨獲得改革主導權的一個副產品而已。稍前，七月底，康有為及其同黨再次上奏請開「懋勤殿」——主導改革的政治機構。誰能進入這一政治團隊，鼓吹者當然希望的是康有為等維新派。伊藤博文的來訪，在「懋勤殿」的操作里，有了極其精妙的政治運作空間。若有諸如伊藤這樣國際著名的「客卿」進入「懋勤殿」這一政治機構，那麼，從理論上講，慈禧操縱光緒，這一有違國際政治通行規則的中國式政治模式，繼續下去將十分困難，甚至就此中止。而「懋勤殿」里的中國改革家，諸如康有為等人，亦將因此獲授大權。用「客卿」而獲實權，這是這場政治遊戲里最精彩的想像所在。

　　八月初五，光緒接見了伊藤博文。深入研究這一過程的歷史學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說光緒帝接見沒有國書且非政府官員的伊藤博文，在當時已屬異常事件；那麼，光緒帝在接見中的言論，更屬異常——光緒甚至提出通過總理衙門與伊藤建立一種政治諮詢關係。而之前，清朝皇帝接見外賓，所有問答都是事先擬稿，客套與禮貌而已，從不涉及政治性議題。(《戊戌變法史實考》)

　　只是，這種進步對當時渴望利用這一機會——挾「客卿」而扼慈禧的維新黨人而言，近乎失敗。光緒沒有提懋勤殿，更沒有對聘用顧問作任何表示。而且，更大的失敗接踵而來。

　　所有的政治遊戲都是有對手的。光緒以及維新黨人的失敗，甚至非常簡單，在接見伊藤博文的前一天，慈禧從頤和園回到宮裡，她見了光緒……逃亡，在接見完伊藤博文之後的第二天，就成了梁啟超的命運。

　　那麼，康有為呢？這個時候，他在哪裡？

　　康有為上場

　　即使100多年後，康有為予中國人一般標籤式的印象仍是：公車上書。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領導1000多名「公車」(進京應試舉人)，上書反對李鴻章談判並簽署《馬關條約》，由此名動一時，並影響至今。將此視為康有為「出世」之舉，並無不妥。

　　那一時刻的歷史現場究竟如何？歷史學家茅海建發現：這一時期，眾多公車上書，多以通過同鄉、親屬、舊友等關係而集會具稿、聯名上書；像康有為這樣聯絡各省公車聯名的，只此一例，但恰恰這次「公車上書」沒有遞呈朝廷。稍後，康有為將其這一長達一萬多字的上書在上海刊行，所題名舉人只有602名，並非康有為宣稱並被歷史教科書所記載的1200多人 (《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 。更有趣味的是，另一位歷史研究者姜鳴甚至翻出了當年《申報》的《公車上書記》一書的銷售廣告，初版，「每部實洋兩角」；兩個月之後減價，「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

　　據說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刊行後，使他的名氣一振，於是，康有為決定在上海再次刊行他的上書稿《南海先生四上書記》。很偶然，康有為因應了現代傳播介質的中國興起——書籍、報紙成為新型政治工具。之後，梁啟超更熟練地運用起這一工具，「文人論政」的中國報紙傳統，肇始於此。這也是在眾多公車上書中，唯獨這份沒有送達朝廷，而出版發行的康氏上書之所以暴得大名的緣由。刊行《公車上書記》的成功，當然需要複製，考試完畢，留在北京的康有為創辦免費贈送的《萬國公報》，系統傳播他的政治思想，同時又有別種收穫。一般而言，每科狀元才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為人所知的捷徑，但康有為顛覆了這一規則，《萬國公報》讓他在官場知曉度上，迅速高開高走。

　　後世讀史，若無通觀，而論見識，談何容易。如果單論康有為戊戌年間的行為邏輯，乖張之處，比比皆是，難以理解。但將康有為性格置之那個巨變的時代，他有意無意間與時代潮流的接軌，才是理解他的行為邏輯的關鍵。

　　「公車上書」那年，康有為因上書而速得大名之外，科舉考試成績也不錯，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算得上雙喜臨門。但是，康有為不滿意，他認為他應當得狀元，認真的後世研究者並不輕信。在《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里，歷史學家林文仁綜合當年史料分析：「但幾乎就在彼對李(文田)、許(應騤)大擺姿態的同時，也積極想走翁同龢的門路，被拒。由德宗親政在即，權力結構行將調整之現實以觀，與其雲康氏有原則，不如說彼甚懂政治行情。」

　　康有為未必只是走傳媒一途的中國政治家，從廣為人知，到真正獲得權力，其道路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遠著呢。在真正的政治運行上，康有為同樣出人意外，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里概括說：「在運動方法上，康是從上層社會著手。他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組織上，君主專制主義已經發達到了極點，一切權都在皇帝手裡。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隨你如何完美的主義，如何高強的本領，終歸無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覺做了你的傀儡，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書不達，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於七次，總要使皇帝賞識了他的議論，信服了他的主張，然後罷手。」康有為之所以有別他人，除了他有完整的一套改革思路之外，他的戲劇性仍是他人難及，以明亡之君崇禎比喻，如不改革，「求布衣而不可得」，這真有些大逆的意味了。但光緒卻對軍機大臣說：「康某何不顧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他理解這是因為康有為忠君，才有如此直言。公允而論，康有為改革之心實屬可貴，而且難得，清朝此際也處在由自強而變法進入「改革深水區」，需有強力推進。只是，政治的結果，往往以成敗而論。

　　康有為所主導的「公車上書」，於他而言，並沒有拿到上海刊行完事，他之後又以之為底稿將其重新改寫。茅海建研究分析：「該上書刪減了『公車上書』中拒和、遷都、再戰的內容，也調整了其中改革的內容。其建策分三部分：其一為富國之法六項；其二為養民之法四項；其三為社會改革。」以「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呈」為名的這次上書，在康有為自編的上書輯里稱為「上清帝第三書」，這是相對完整的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彙集。這份上書送達光緒，頗得讚賞，諭旨下發各省大吏討論。剛中進士的康有為，終於脫穎而出。

　　康有為，戊戌年的主角，這個極具傳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真正上場了。權力的現實

　　從上層著手，以上書專攻皇帝，自是伸張思想與主張的捷徑。只是，康有為的時代，權力結構特殊，傳統「皆決於上」的單極結構，此時卻是二元——慈禧與光緒共治。

　　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權力安排，是理解那個時代的核心結構。

　　光緒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常住頤和園，而光緒則基本住在宮中。此刻，光緒皇帝固然「獨立」，可以親政，只是在君臣關係之下，還有「母子」關係，這個很有機巧。從《清代起居註冊》里搜索並計算出這些時間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緒與慈禧權力關係結構之一：事先請示制度——光緒無論是請安、侍早膳與晚膳，還是侍看戲，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動與控制方式。

　　以這種柔性的事先請示制度對應，相對剛性的則是「事後報告制度」——在政變之前，光緒單獨出席「早朝」，有單獨的硃批權、口諭權，並對諭旨的形成有相當大的處置權。但在事後，準確說來，就是在第二天，必須要向慈禧太后報告。這種結構關係，意味著，「光緒帝有處理權，慈禧太后有監督權」。茅海建概括而論：「光緒帝猶如在玻璃房子里辦公，慈禧雖在遠處，仍可以大體看個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會有一些暗角。」顯然，這些暗角尤其是其間的運作，是再準確不過的觀察二元權力關係後來崩破的關鍵。

　　傳統中國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權，早在光緒十四年就做出規定，很明確，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員，其最終決定權在慈禧。

　　戊戌變法，其關鍵當然是「百日維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緒根據慈禧的旨意，下達了明定國是的諭旨。在慈禧的同意下，維新運動啟動。而楊深秀與徐致靖的上奏，卻是康有為代筆，所以說康有為開啟了維新運動，並不錯。

　　維新運動的展開，第一步驟是人事調整，翁同龢被罷，榮祿補大學士，剛毅升協辦大學士，崇禮接刑部尚書——按一般觀察，這都是太后的人馬。人事上卡位，這是慈禧權力運作的核心。不唯如此，在下達明定國是諭旨後，再有諭旨強調：「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皇太后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著具折後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著一體具摺奏謝。」人事控制，這是慈禧的權力紅線，不可觸碰。

　　康有為以二甲四十八名獲取進士，在稍後的工作安排上，光緒皇帝將他圈為「分部學習」，進入工部。康有為稱「授工部主事」，這也符合當時一般的說法。問題是排在前面的「候補」太多，茅海建計算：「康有為若依輩分補缺，以當時最快速度為計，至少也要10年，年齡將會至50歲；更有可能終生未能補上主事額缺，由此終老一生。」康有為在其《我史》里記錄：「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未能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他放棄了這個需要熬年頭才能獲權力的位置。

　　在啟動維新運動之後，光緒召見了康有為，這是第一次也是康最後一次見到光緒皇帝。當然，這同樣也是康有為獲得權力的機會。

　　召見完畢，光緒發下諭旨：「工部主事康有為，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若以此際清廷的官員晉陞方法與速度而論，總理衙門章京本是最好的權力位置，然與康有為的理想而言，實在落差太大，梁啟超記錄當時維新一派對這一任命的基本態度：「總署行走，可笑之至。」回到光緒與慈禧的權力安排，如果給予康有為更高位置，比如總理衙門大臣之類，首先至少要三四品京卿，這則需要慈禧首肯才可，反而不利。總理衙門章京之位，是無奈權力結構下最好的安排。

　　當然，康有為與他的同黨並不這麼認為。在召見結束後，康有為即上奏「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統籌大局折」。「制度局」，是康有為天才般另造權力體系的設計。

　　歷史學家徐中約統計百日維新：「清廷在教育、行政管理、工業和國際文化交流領域約40項到55項變法法令頒布。」其關鍵，歷史學家郭廷以概括：「廢八股為變法第一大事，開制度局關係變法的根本。」而正是這兩項，與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衝突，也與滿朝官員衝突。

　　更具體分析這兩項變法之策，歷史學家林文仁解析：「作為變法之『參謀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擔統籌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責之外，實等於創造一取代原有樞譯二署，乃至內閣之新權力核心，透過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標之實現，一一架空原有決策機制，達到權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則釜底抽薪之計，即廢八股取士之舊法，打擊長期藉此路徑，凝聚官僚體系倫理，壟斷意識形態定義權，以建構其合法地位之『舊人』所坐擁之權力綱絡。」如此設計，當然具有戰略性思維。

　　由此而觀，有著領導改革清朝理想的康有為，如何可能在乎「總理衙門章京」那樣一個小職位。維新運動形成了一種特別局面，康有為及其維新派的許多提議都被接受，「廢八股」甚至都被採用，但在權力再造的「制度局」一項上，「惟此一條決不讓步。軍機處、總理衙門及其他高官們似乎同此一心，決不讓康有為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

　　若以現代化的中國進程角度觀察，清朝此際已進入制度變更時期，而「廢八股」與另起權力中心開設「制度局」，自是關鍵。在政治上，當然也路向正確；只是，從利益的角度——而這才是真正的政治運作實況，如何實施，技術上怎樣破題才是決定性的。

　　天才者如康有為，有其長，能洞悉國家變革之根本與方向；也有其短，比如他那戲劇性的極其符合傳播要素的性格，在二元權力結構下，未必見容於刻板僵硬的清朝官制，更未必在政治技術上能夠妥帖操作。由此，衝突自是難免。只是，這番衝突，最終演變成「零和遊戲」。悲劇。

　　衝突和變局

　　設制度局，康有為有兩次上書，第一次在戊戌年的二月十九日；光緒召見後，第二次上書要求。這個時候，光緒皇帝詢問總理衙門如何處理康有為第一份「正月制度局之折」？總理衙門的回復很直接：「似不必另開制度局，設待詔所。」對這一回應，光緒非常不滿：「著該衙門另行妥議具奏。」以光緒諭旨論，對議復奏摺如這般推倒重來，是唯一的一次。

　　皇上要辦，下面屬臣不樂意，怎麼辦？傳統中國的權力運行已經成熟：拖！

　　這個時候，禮部候補主事王照給光緒皇帝上了一道書，「書中言請皇上奉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興之由，然後將奉太后之意，以曉諭臣民，以變風氣」。王照當然看出清朝政治的二元結構，並嘗試著調和光緒母子，以破膠著格局。後來王照回憶說：「此照之意，欲和兩宮，以名譽歸太后，庶消變萌。」有意思的是，王照對變法與權力關係的認識，不同於當時斷然對立的「維新」與「守舊」兩派，在更具體的政治現實里，王照曾向康有為分析：「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極力尊奉，善則歸親，家庭間雖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是，這一選擇被康為有拒絕。政治的殘酷，參與的雙方正如硬幣之兩面，敗者常以勝者之惡名之，其實未必一定如此。後來，變法失敗後，王照亦流亡日本，他更堅持曾經的判斷：「自翁同龢黜後，大臣抗旨者，皆陰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變法，此時不得干政，激而陰結頑固諸老，實不過為權利之計耳。」按此邏輯，將變法之名讓渡給慈禧，或許能破此僵局。

　　只是，這一設想，不見容於康有為，更不見容於反對派。

　　王照沒有資格直接上書皇帝，需由禮部代奏，但這道充滿調和意味的摺奏，卻被禮部壓下11天而不送。王照當然急了，上書彈劾禮部堂官。人事本是政治的內容之一，人事糾纏卻是多數政治衝突的關鍵，按王照後來的回憶，阻擊他的並非禮部全部堂官，只是許應騤。他的理由是：「請聖駕游外洋，安知非包藏禍心。臣等若貿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則王照之肉足食乎？」——許應騤的此論確定過於小人之心。光緒極端生氣，回應這一說法：「朕心自有權衡，無庸該尚書等鰓鰓過慮。」生氣之下，光緒將禮部懷塔布、許應騤等全部6位堂官一應免職。光緒的反彈，的確猛烈。許應騤一人作為，結果禮部全部擔禍，而禮部尚書懷塔布，「到部時甚稀，在他處畫稿而不閱稿。聞革職，出涕曰：『我並未見人家摺子說的什麼話，跟他們一道革職，冤不冤？』」政治里的人事衝突，不會輕易結束，會有後戲。

　　這年的七月十九日，光緒罷免禮部六官，轟動一時，是維新期間最激烈的政治舉動。但這一事件有一個更重要的細節：光緒沒有就此次罷免，請示慈禧。

　　戊戌變法的舉措里，有一個重要的措施即鼓勵司員士民上書。罷禮部六官之後，最明顯的反應則是上書陡增。過去的機構處理不及，於是在罷免禮部六官後，第二天，光緒下令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事宜」。其主要工作即為處理司員士民的上書。

　　這四位新的軍機章京，就戊戌變法而言，意味著什麼？蕭一山在其《清代通史》里判斷：「新黨始正式參與政事。」與罷免禮部六官一樣，這項新任命，同樣也沒有請示慈禧。在權力制衡的關係結構里，林文仁的分析是，「帝黨終將權力之手，伸到後黨的鼻尖」。

　　僅僅任命四位軍機「秘書」，竟是將權力之手伸到對方鼻尖，有這麼誇張嗎？這得回到清一朝的權力制度。自雍正設定軍機處開始，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大臣的摺奏，先由皇帝拆封，做出決定，然後軍機大臣奉旨擬旨；但處理司員士民的上書，因為太多，所以變通成先由新進四章京提出意見、然後奏明，形成旨意，跟明朝「票擬」類似。雖然他們處理的是不算重要的文件，但由皇帝拿主意，還是由屬臣出主張，是斷然有別的。因此，在實際權力上，可以自己出主張的軍機新章京，當然要大過奉旨擬旨的軍機大臣。按此安排，光緒與慈禧的權力關係，無論事先請示還是事後彙報，都有可能就此落空。

　　康有為很敏銳地看到了新進四章京的價值，他極其誇張地描述：「於是軍機大臣同於內閣，實伴食而已。」不過，康此言仍一秉其「戲劇性」常態，將未來的可能移至現實。

　　在制度局沒有任何實際進展之下，有了這一未來可能的權力空間的鼓舞，康有為及其維新派此時提出重開「懋勤殿」。梁啟超定義：「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延續「制度局」的思路，增加「延聘東西各政治專家」，以新名目再造權力體系。日本的伊藤博文與英國的李提摩太，正好分屬東西政治專家，在此議之下，他們恰逢其時來到北京。

　　「懋勤殿」，動作不小，光緒雖然很贊同，卻需要請示慈禧，不敢擅權獨斷。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去到頤和園，向慈禧請示。此時，慈禧已弄權38年，何等精通權術之人，她當然一眼看通「懋勤殿」之本意。茅海建分析：「若同意開懋勤殿，將對其與光緒帝之間的政治權力關係進行大修改，而且會是實質性修改。也就是說，光緒帝10天前『擅自』罷免禮部六堂，是對其權力的否定，光緒帝此時提出開懋勤殿，將動搖她的權力基礎。從她的角度來看，光緒帝已是兩次發動『政變』。」

　　維新運動，自此急轉直下。第二天，光緒給楊銳的密詔很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處境。楊銳是後來被慈禧下令處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兒子藏好了這道密詔，慈禧死後，宣統二年他將其呈繳都察院，才終讓世人知曉光緒那天見慈禧，大體是什麼樣的情形。——茅海建分析說：「根據上述密詔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爭論的場景，並可得出三點結論：一、光緒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議政機構的意見，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為及其黨人參加或主持此議政機構的意見，慈禧太后則提出了對罷免禮部六堂官的指責；二、光緒帝的政治權力對建立議政機構、重用康有為及其黨人以及罷免大臣，『實有未足』，該項政治權力屬於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緒帝，若有越出許可權，其皇位『不能保』。」

　　在此等情形之下，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當然不會有中國政治顧問的位置給予了。

　　由此看來，罷免禮部六官的反彈十分強勁。人事變動，尤其是這種異常的變動，提供的可操作的政治空間，以後世讀史者觀察，匪夷所思。從懷塔布的角度看，他當然有些委屈。《清代通史》記錄當時：當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後，乞其禁止皇上，西後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為乎？豈我之見猶不及汝耶？」懷塔布的妻子當然也是這群涕泣中的一個。《清代通史》記：「懷塔布之妻素侍太后宴遊，乃哭訴於慈禧，謂且盡除滿人，後因不善帝之所為，久有廢立意。」

　　當然，失官的懷塔布也沒閑著。清人蘇繼祖在《戊戌朝變記》里記錄其赴天津尋求榮祿的幫助。這當然是受委屈者的自然舉動。但是，這一變故對御史楊崇伊而言，則是另番機會。他也去天津找榮祿，清人筆記對此記載頗多，指向明確：楊崇伊糾合數人請太后再親政。楊崇伊的兒子娶了李鴻章的孫女(李經方之女)，所以楊李是故交。但在這件事上，盛宣懷檔案中《虎坊摭聞》稱：「聞楊崇伊糾眾奏請太后親政，以疏示李鴻章，李不肯簽名。楊遂赴津，謀於榮祿。此亦七月事。」

　　風暴驟起，變局在即。

　　八月初三

　　楊崇伊之奏「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折」八月初三送到慈禧處，此次上奏未經奏事處。這一天軍機處在給慈禧的奏片里稱：「……均簽擬辦法，恭呈慈覽，俟發下後，再行辦理。」也即此後諭旨在下發前，要經過慈禧太后，原來的事後報告制度，變成了事前請示制度。這顯然是針對權力逸出傳統的，處理司員士民上書軍機四章京的權力監控。除此之外，頤和園裡的慈禧與光緒，一派祥和。

　　慈禧是戲迷，這天的內務府昇平署演出的戲目是《丹桂飄香》、《昭代蕭韶》、《慶安瀾》，除了昇平署的太監戲，還外請了「義順和班」演了六齣。慈禧頒下的賞銀為403兩。這一天的戲從早上10點開演，一直演到晚上8點半。光緒在下午2點多離開頤和園回宮，接見伊藤博文是一件事，除此還需按清代禮制，上戊祭社稷壇。都是正常安排。

　　這一天，康有為要做的事真多。

　　前一天，光緒頒發諭旨，催促康有為離開北京去上海辦報，這是光緒與慈禧見面之後，回應並平復慈禧的憤怒而採取的對策。可能康有為是當天最晚知道這道諭旨的人。這天晚上，康有為記錄：「是夜，未見旨，飲宋芝棟家。李苾園尚書、徐子靜侍郎在我左右，唱崑曲極樂……」按康氏所敘，他是散席後回到家中，才看到當日明發，敦促他出京上諭；而且林旭來訪而未遇，囑他明早勿出。第二天，八月初三一早，林旭帶來光緒給楊銳的那道「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詔，見此密詔，康有為「與復生跪讀痛哭」。

　　康有為及其黨人必須行動起來。這天下午，康有為的時間已經預支，他要去見伊藤博文，後來《台灣日日新報》刊出長篇報道，記錄這次「下午3點至晚上」的見面，但是，這一報道沒有提及康有為欲請伊藤為清朝政治顧問的內容。顯然，報道刊發之際，政局已經巨變，再提此事並無益處。

　　當晚，康有為與楊深秀、宋伯魯、李岳瑞、王照相見，商議兩件大事：其一保舉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為顧問，參預清朝中樞政治；其二設計調袁世凱部進入北京。袁世凱對康及維新派，殊為關鍵，而去做說服工作的是譚嗣同。

　　這個時候，袁世凱已從天津來到北京，接受光緒的接見後，等待「請訓」——即新官上任前請皇帝予以訓示。而保舉袁世凱，請光緒破格使用的，正是康氏人馬徐致靖。八月初一，光緒已頒諭，授袁世凱侍郎候補，聽到這個消息，畢永年記錄康有為的反應：「康與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絕曰：『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康有為的興奮，基於這樣一重邏輯：袁世凱的破格晉陞，系由維新派所推薦。袁既已晉陞，當思報答皇上，而此際皇上正遭劫難，由保舉他的維新人士去相求救皇上，他勢必應允。

　　在一般想像里，這層邏輯十分圓滿，只是，康氏及其黨人的措施太險。

　　譚嗣同與袁世凱的此次見面，袁世凱後來在其所撰《戊戌日記》里有較詳細的記錄。袁的這份日記，長久被視作其自辯的偽作，多不被採信。上世紀90年代，歷史學家楊天石對新發現的畢永年《詭謀直紀》，進行深入對照比較，重新認定袁氏日記「相當可靠」。袁世凱所記可能是康有為、譚嗣同所擬上奏的密折內容：一、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二、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三、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轉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這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政變計劃。如此設計，康有為及維新黨採用暴力方式解決政爭，箭在弦上。

　　梁啟超記錄，袁世凱向譚嗣同表示：「殺榮祿乃一狗耳。」雖然如此容易，而袁仍拒絕了這一計劃，作為一種迴旋，袁提出：「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大約就在袁世凱與譚嗣同密謀之際，看完戲的慈禧開始看那道楊崇伊請其訓政的奏摺。臨時起意，「戊刻(晚上7時至9時)」決定由頤和園回到北京城。歷史學家們分析的相對一致的結論是：楊崇伊奏摺里描述光緒將可能請伊藤為政治顧問，是觸發慈禧回城的關鍵因素。很顯然，慈禧決定回城與袁世凱、譚嗣同密謀的時間幾乎一致，沒有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流傳至今的因袁世凱告密而促使慈禧回來發動政變，維新運動就此失敗的「戲劇」性轉折，不復可能。

　　袁世凱果真無辜？袁世凱的30個小時

　　慈禧回到北京城內，準確地講，不是「回宮」，因為光緒已經親政。她回來是住在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於皇宮西側，故稱「西苑」。戊戌這年，慈禧回西苑6次，其中3次是看望病危的奕？，另3次分別是咸豐的生日、光緒的生日與咸豐的忌日。這6次慈禧待在西苑的時間都極短，一般而言，沒有特殊理由，慈禧不回西苑。

　　八月初四日，清內務府《雜錄檔》記載慈禧之行程：聖母在樂壽堂進早膳畢，總管二名奏請聖母皇太后從水木自親碼頭乘船至廣源閘西碼頭，下船乘轎至萬壽寺拈香，畢，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轎至廣源閘東碼頭，下轎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轎進西直門、西安門，由西三座門進福華門，由瀛秀園門還儀鸞殿。——此時已為申刻(下午3時至5時)，光緒皇帝聽聞消息，趕忙到瀛秀園門外跪接慈禧。對比慈禧從頤和園回西苑的一般行程，此次回城，仍是從容不迫，不像有大事要發生的模樣。

　　那個時代，顯赫如慈禧者，其實回一趟西苑，安排起來也很複雜。即以此次臨時起意回城而論，按《雜錄檔》統計：慈禧所用的黃車、紅車、青車、藍車、大車達32輛；而隨行的太監、差役總數為622人，用馬538匹，用車22輛。真是浩浩蕩蕩。也正是因為安排複雜，慈禧在決定回西苑的同時，也把回程時間確定下來：初六日返回頤和園。

　　清朝檔案，對居上位者，比如慈禧與光緒，倒真是超乎想像的記錄翔實，雖然那些重大決策尤其是慈禧改變格局的決定，未必允許記錄，但細心研究者通過這些日常甚至瑣碎的「起居錄」分析，至少可以尋覓「環境證據」以辨虛實。細察眾多檔案，進入歷史的現場，茅海建判斷慈禧回城，就其往返時間安排上看，只是為了光緒接見伊藤博文一事。「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緒帝會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罷免禮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軍機四章京那樣，做出一些她無法接受又無法否決的『荒唐事』？」

　　回到西苑，僅過一天，初五日，慈禧改變主意，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時間推遲到初十日，而且還要帶光緒一道回頤和園。隨後，初六日，慈禧訓政令下，政變發生。

　　八月初五這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天遠比決定回西苑重要，是關鍵的一天。

　　這天，在接見伊藤博文之前，光緒單獨接見了袁世凱。袁世凱沒有投康有為們的「贊成票」；而同時因他拒絕譚嗣同的起事計劃，康有為也就沒有給光緒密折，當然也不會有光緒的密詔，令其誅榮祿。袁世凱親信幕僚張一麐後來記錄此次見面：「袁極言母慈子孝為立國之本。退朝有某侍衛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蓋西後遣人詗之，而以為立言得體也。」

　　初五這天，慈禧看到陳秉和「參張蔭桓折」，其中稱：「無怪乎康有為奉命已久，遲延不行。」光緒已命康有為出京，他還未走？這當然令要趕走康的慈禧生氣。結合慈禧訓政後第一道命令就是捉拿康有為，那麼，這道奏摺當然在慈禧決定推遲回頤和園並決定訓政上，起到相當作用，但仍憑此折，就使慈禧斷然奪光緒之權？很難。

　　所有的疑問，也即促成慈禧下決心訓教的核心因素，只可能是「圍禁頤和園」政變一節，仍在袁世凱告密與否。與這種懷疑對應，幾乎寫實的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偏偏缺了初三晚見譚嗣同後，至初五早上見光緒前這段時間的內容，有30個小時的空白。如果說，因為時間重疊，袁世凱不太可能因告密而促使慈禧從頤和園返回西苑，那麼，初五慈禧的決定，真正的翻盤的決定，推動因素何在呢？30個小時的空白時間如何理解？這是重點。

　　袁世凱後來將康有為等人的政變計劃全盤托出，這一事實並無疑問。按其在《戊戌日記》里的記錄，他是回到天津後，才將康有為維新黨政變計劃告訴榮祿，然後由榮祿傳遞至慈禧。早期戊戌政變爆發因素分析，相對集中於袁世凱在聽聞譚嗣同的計劃後，即由自己或派徐世昌，向榮祿或奕劻告密，隨即慈禧知曉這個陰謀，大為震怒，於是決定訓政。歷史學家黃彰健在1970年獨立做出一個經典性判斷，即：政變非袁世凱告密而發生，而告密加大了政變的劇烈程度。這是採信袁世凱日記里的說法的推導——初五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初七榮祿密折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問張蔭桓等7人。這一判斷最有力量之處是其與具體的維新派被捕的過程能夠對應，在史實上能夠勝出前述各位研究者利用清人筆記拼接的情節。後來，由於新材料的出現，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被歷史研究者傾向認為屬實居多，而非純粹作偽。於是，政變非袁告密而起，他只是加大了政變的烈度這一說法遂成潮流。

　　但是，這其間更深刻的疑問則是：確如袁世凱脫責所述，他只是「政變事後報告」而已；那麼，「圍禁頤和園」而斬慈禧這樣重大而性命攸關事件，袁竟如此遲滯，3天之後才有報告，慈禧事後想來，當如何判斷？果如此，後來袁世凱的晉陞還可能步入快車道？

　　30個小時里，袁世凱做了什麼，目前仍是謎。情感以及常識判斷，與事實證據，未必經常那麼合轍。

　　逃亡，康有為

　　八月初六日，在光緒失去權柄的那天，康有為在天津駛往上海的英輪「重慶號」上。此刻，追緝康有為的命令已下，在天津的梁啟超也正因為疑似康有為而被追趕得雞飛狗跳。

　　初四凌晨，等回與袁世凱密謀的譚嗣同，康有為即知道他們的暴力計劃因未得袁世凱支持，而告流產。維新一派此時的種種選擇，亦殊有趣。當時與康有為、梁啟超走得極近的畢永年，初四早上見過譚嗣同，知道袁未允諾後，午後一刻，即遷寓寧鄉館。離開康有為，還得找間離康家近一點的房子住下，以方便探究結果，這是畢永年的選擇。

　　對比之下，譚嗣同的選擇，當然蕩氣迴腸。

　　初四上午，康有為按約定與李提摩太見面，之後，康有為做出決定，初五清晨離京抵津，赴上海。這個時候，清朝的軍艦「飛鷹號」正在拚命地追趕「重慶號」。康有為很幸運，眼見快在煙台被追上了，「飛鷹號」卻沒有了煤，船開不動了。更幸運的是，清廷緝拿康有為的電報本已發到登萊青道的李希傑，可是，李希傑此時正巧不在煙台，沒有看到電報，於是，康有為有機會下船，悠閑地散步及購物。

　　上海道蔡鈞也收到電報，他在康有為的終點上海等候。捕康之網，已經布下。據英國駐上海領事白利南當時給駐華公使竇納樂的報告，蔡鈞過分急迫而且張揚的逮捕行為，反而讓英國人採取了反行動。為什麼英國人會救康有為？當時對此事件唯一的解釋是英國公使竇納樂。「白利南之所以採取這些步驟，乃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為倘若在英國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國官員捕獲而可能引起的困難。」這一解釋顯然只是外交用語。

　　八月十四日晚11點，在英國人的保護下，康有為安全抵達香港。英國公使館中文秘書戈頒陪同康一道到香港，先在中環警署住下。當時的港督卜力告訴他：「如果你害怕被人暗殺或毒害，可以住在警察局的宿舍里，等到你的朋友為你安排好妥當的住處後才遷走。」稍後，康有為搬離警署，住進香港巨富何東家中。

　　駐香港的日本官員當然也重視康有為，康剛到達香港，日本駐香港領事上野季三郎於次日向東京發電報告此事。這一天，康有為也派出自己的心腹弟子來到日本使館，表示希望會見日本領事，上野當天下午即以個人名義去拜訪康有為。因為警察署長不在，為著康的安全，沒讓上野與康有為見面。但上野打聽到康有為已與德、法領事館有過接觸。康有為的弟子希望上野能夠將康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電報發出，這份電報稱：「上廢，國危，奉密詔求救。敬詣貴國，若見容，望電復，並賜保護。有為。」顯然，康有為並未有密詔，目前已被完全證實，成為史界共識。只是回到歷史現場，康為求保命，以密詔加重自身分量，也有可原諒之處。逃亡之人，其情可憐，非經歷者未必理解。

　　經過日本政府的權衡思考，決定接納康有為，為著幫助康去日本，上野資助他350美元作為路費。離開警署去何東家當天，康有為即在何東的翻譯下，接受香港英文報紙《德臣報》(China Mail)記者採訪。在此次訪談中，康有為對慈禧大加攻擊，稱她只是一個妃子，光緒已認識到慈禧不是他真正的母親；康還稱光緒已給他密詔，讓他去英國求救，恢復光緒的權力。如此說法，不是政治家，即使是普通人也會意識到其間危險。茅海建分析：「儘管康有為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在利用媒體向英國政府求救，但似乎沒有想到光緒還在北京，正在慈禧的掌控中。他的這些內容並不屬實的談話，將會對光緒非常不利，恰恰向慈禧證明了光緒仇恨慈禧太后，且不惜利用英國以能讓慈禧下台。」結果，湖廣總督張之洞從中國報紙上看到翻譯過來的康的談話，極其震怒，隨後張與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聯絡，要求日本驅逐康有為。稍後，又輪換為山縣有朋為首相的日本政府，接受了張的建議。

　　九月初五日，戊戌政變一月後，康有為與三名弟子一名隨從搭上日本郵船「河內號」赴神戶。而之前，八月二十七日，梁啟超與另外一位逃出北京的官員王照，乘日本大島艦從天津駛往日本。

　　譚嗣同及六君子

　　穿越種種複雜的母子與君臣、政治理想、制度結構、人事糾纏，甚至古怪的偽造的逃亡借口，戊戌變法給中國人貢獻的一位真正的英雄是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

　　八月初八日，譚嗣同被捕。軍機四章京其他三位劉光第、林旭、楊銳亦先後被捕；康有為弟弟康廣仁、清朝官員張蔭桓、楊深秀、徐致靖亦被捕。

　　八月十一日，明發上諭，派軍機大臣奕劻會同刑部、都察院審理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康廣仁。在這一審理名單中，張蔭桓被摘了出來，稱其不屬康黨。奉旨辦案的奕劻有心寬宥楊銳與劉光第，《夢蕉亭雜記》里記錄奕劻說法：「同案六人情形亦復不同，聞楊君銳、劉君光第皆均有學問之人，品行亦好，羅織一庭，殊非公道，須分別辦理。」十三日是計劃開審的當天，參與審理者剛剛完成刑部完成相關手續，即接到諭旨，又摘除徐致靖，將其餘六人綁赴市曹正法。

　　《清代通史》記錄這天：十三日即傳呼提犯人出。康廣仁懼將受刑，大哭，劉光第曾在刑部，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牽自西角門出，劉光第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聵乃爾！」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剛毅監斬，譚嗣同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劉光第曰：「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剛默不應。再詢之，曰：「吾奉命監刑耳，他何知？」獄卒強之跪，劉光第倔立自如，楊銳呼曰：「斐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楊深秀、林旭之夫人皆仰藥而殉。

　　戊戌政變，當然慘烈。未經審理即處死「六君子」，在清一朝實屬罕見。根據清代法律，所有重案判罪者，須經刑部審理，三法司議結，最後由皇帝勾決。這一制度，即使連最為峻烈的雍正都嚴格遵守。而戊戌六君子，若經審理，未必會被處之極刑，至少不會全部。但是，為什麼慈禧此刻會如此痛下毒手？答案在為什麼張蔭桓會被摘除「康黨」。

　　通觀下來，慈禧最為痛恨者，張蔭桓與康有為兩人，康已逃匿，張被擒在握。如果慈禧有滅人之心，當屬張蔭桓，可偏偏他被放過。《清代通史》撰寫之際，蕭一山即引用當時傳言，張系外國人所救。後來的研究材料尤其是日本的檔案材料解密，真相漸漸明了。

　　八月初九日，張蔭桓被捕。這天晚上，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為伊藤博文訪華舉行答謝宴會，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兩位大臣和總稅務司赫德出席。茅海建檢索日本外交文書，復原這段現場：晚上10點，英國公使派秘書來，林權助與之即在另一房間相談。據稱張蔭桓可能被處死刑，英國公使請藉助伊藤博文之力相救。林權助與英國公使秘書相談時，李鴻章及其他清朝官員已離去。林即與伊藤相商，兩人皆認為若要救張蔭桓，論地位非李鴻章莫屬。11時，林權助親赴李鴻章寓所，施加壓力。事後林權助聽說，當他與李鴻章交談時，英國公使亦派其秘書來李寓，當時正在別的房間等候。(林權助致大隈重信密信)第二天，八月初十日，英國公使竇納樂又寫信給李鴻章，反應激烈：「西方各國認為，這種突然處刑帶有恐怖色彩，同時匆忙秘密地處決像張蔭桓這樣一位在西方各國聞名的高級官吏，將會引起很壞的結果。」日英援手，果然張蔭桓被摘除「康黨」。稍後，張被流放新疆；兩年後，庚子事變，逃亡西安的慈禧猶未忘記當年之恨，下令趁此機會將張處決。

　　迫於外力的脅迫，慈禧不得不暫時放過張蔭桓；加之康有為、梁啟超與王照也在洋人的幫助下，逃離追捕……如此而引發的反彈，官員要求立即處死維新派的上書迅速遞呈，其中國子監司業貽谷上書里稱：「倘出而居間排解，從之則無以彰國法，不從又無以顧邦交……再四思維，惟有伏請睿斷，迅飭定安。」各種力量左右之下，加之此時慈禧已經完全知曉密謀圍頤和園一事，因而，不顧祖製法律，下令處決。

　　所謂政治，得失兩端，生死分別，成本昂貴。

　　瀛台與光緒

　　就在維新黨人差不多被捕完之際，八月初十日，清廷發布一道奇怪上諭，要求內外臣工保薦精通醫理之人，為光緒看病。這當然是明確的政治信號，慈禧的後續手段果真剛烈。這一天本來是光緒與慈禧一道回頤和園的時間，結果誰也回不了頤和園了。

　　這一信號引發的議論與關注可謂強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向林權助發出電報詢問：「本地和上海傳言，清國皇帝已被謀殺或被迫自殺。立即查明並電告此事是否確實。」總理衙門對光緒是否死亡的傳言當然否定，但卻沒法提供確證。20天後，九月初一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對慶親王奕劻提出建議：「一個保證有效的使不安狀況歸於平靜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皇帝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皇帝的健康證明書。」奕劻同意了。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也在制定一項計劃，大隈重信讓在日本休假的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回任，然後以日本天皇的名義向光緒皇帝授勛，以使矢野文雄能夠親自見到光緒皇帝。

　　九月初四日，法國公使館醫生多德福獲准為光緒看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黃慶華翻譯出這份診斷書：「……陛下強調遺精，常發生在夜間，之後出現快感。這類夢遺，多由白日自覺勃起功能減退所致。經認真分析這些不同癥狀，我確信此病系腎臟損傷引起，歐洲稱『腎炎』或『慢性腎炎』。」以今天的基本醫學知識看，光緒之病雖然慢性，而且麻煩，但卻未必能夠影響政治決策時他的思維與判斷能力。光緒「被病」，並非身體。

　　當然，請個外國醫生，其實也只是過場而已。外國醫生來看病之前，八月二十三日，內務府奉宸苑《傳貼簿》記載：「春字九十三號。傳興隆廠為四扇門釘安門攢釕銱事。」茅海建分析：由此，瀛台開始加強監控。光緒進入軟禁期。

　　冬天很快就來了，太液池開始上凍。奉宸苑接到命令：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阮總管口傳，奉旨：瀛台周圍沿邊河面，現已凍冰，著奉宸苑刻急派人趕緊打開一丈余尺，務見亮水，並由明日起派撥人夫進入鑹打，不準凍上。——滑過冰面接觸光緒，已無可能。

　　由此開始，光緒在這裡住了10年。孫中山先生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在康有為嘗試在清朝內部自上而下地進行一場改革運動而未遂之後，歷史必然將會選擇孫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徑。

　　◎李鴻谷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詣《昌言報》館。枚叔(章太炎)、浩吾(葉瀚)咸在。問傅相(李鴻章)作何語？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獲此二人功勞甚大，過於平發、捻矣，吾當晉爵。語畢大笑。傅相詢余是否康黨。余答曰：是康黨。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黨，先執余可也。相曰：吾安能執汝，吾亦康黨也。……枚叔等聞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為之黨，未之前聞。比召對，太后以彈章示之曰：有人讒爾為康黨。合肥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太后默然。

　　——孫寶瑄《日益齋日記》

　　李鴻章自稱「康黨」，這當然有趣。可是，康有為會認嗎？

　　李鴻章辭世當年，梁啟超寫了一本《李鴻章傳》，對甲午戰爭的失敗，尤其是李鴻章的責任提供了公允之論：「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艦，書中謂此艦系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云。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若是乎，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

　　清朝30年的自強運動，自甲午一役，宣告失敗。梁啟超雖則是對戰爭失敗的解釋「以一人而戰一國」，但卻深刻地揭示了自強運動的結構性矛盾。

　　晚清歷史，起伏跌宕，若只是細看某一事件，比如甲午失敗、維新失敗，以致辛亥何以「革命」？並不容易獲取認識。因此，拉開足夠的時空，才是建立識見之道。

　　自強運動的標誌，是1861年3月清朝建立總理衙門——外國人將其稱為外交部，但在清朝政府結構里，卻更像是軍機處的一個下屬機構，而且是臨時性衙門。隨著清朝對外關係事務增多，總理衙門實質性的權力逐漸增大，「它不僅辦理外交事務，還開展一些現代化項目。它提倡新式學堂、西洋科學、工業和交通」。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徐中約分析，「這使它經常遭受到一些死硬的守舊派的挾擊，而外國人也時常批評它步伐不夠迅速」。

　　主導成立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最先意識到的正是守舊派的批評，在制度設計上，又在總理衙門之下成立「北洋大臣」與「南洋大臣」兩職——將由中央處理的外交事務，分任為「北洋」、「南洋」處理，貌似外交事務仍一秉傳統，是地方事務。這一設計看起來很成功，1870年李鴻章獲任北洋大臣之後，徐中約評論：「在此之後25年里，李鴻章在天津的衙門實際上成了中國的外交部。」

　　恭親王奕的設計，在清朝處理外部事務上，很巧妙也很無奈地找到了一個最佳的平衡點，但不是沒有代價。這種設計一方面能夠滿足「拚命做官」的李鴻章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則更強化了外交事務被守舊人士攻擊的機會，只是攻擊目標由「中央」轉向「地方」而已。這種攻擊更深刻的因素則是，自平定太平天國始，曾國藩、左宗棠以及李鴻章等漢人疆臣的崛起，清朝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地方越來越重，權力越來越大。而總理衙門之下的北洋、南洋，不僅延續了這種失衡的結構，而且在制度上強化了。對於清朝而言，這當然是危險。

　　如此一來，形成死結。歷史學家石泉對此問題的認識，極具洞見。在《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里，他描述這種兩難：「純就自強而論，當時情勢，苟真欲合全國之力，以大有為，則仍不得不賴中樞之統籌。然姑無論滿清統治者是否能有此認識，即令有之，其自身亦未能有充分之人才、實力，以發之自上。則勢必依恃漢人實力派之先覺如李鴻章等，始克有濟。而李鴻章等又決不可能進入滿清統治集團之核心中，以相與統籌全局，合作無間者也。反之，苟因自強工作之推進，而使淮軍或某一系漢人勢力因而獨盛，則自當時滿清統治集團之立場而言，其威脅固不下於外患，甚且過之也。」

　　內患甚至高過外患。如此，既要使用先進人士如李鴻章，又要防止其坐大，這是晚清統治者的現實。換一種描述，自強運動的後期，如何「再造中央」則為清朝核心的國家議題。看起來，能夠讓人有想像力的機會，是光緒親政。讓這個皇帝像個真正的皇帝，恢復祖上之光榮，這至少是光緒的師傅翁同龢的夢想。

　　甲午戰爭，翁同龢及其勢力日漸龐大的「清流」一意主戰。從事後的中日雙方實力與條件分析來看，不諳「洋務」的翁師傅，主戰意識確有誤國的一面，30年自強運動也就因此失敗而一夕斷送。但如果從「再造中央」恢復中央權力壟斷的思路上看，歷史學家郭廷以亦有洞見：「光緒頗欲振作，他的師傅翁同龢亦望一戰而勝，樹立光緒的威權，擺脫慈禧的控制。」這場戰爭對光緒很重要，既是擺脫慈禧控制，又是中央建立威權的機會。只是，光緒所用非才，「主戰者，為僅能作空論的幻想派」。歷史的錯位，亦足嘆惜。

　　甲午戰爭失敗，清朝的現代化運動進入新的範式轉換，在種種限制條件下，誰能夠領導這個國家前進？歷史已經過去，結果當然明確。1895年，康有為與孫中山均露頭角。

　　老派歷史學家比如郭廷以、李劍農對歷史的觀察與思考沒有後來者那些斷代概念的約束，更具連續性，亦更近歷史本相。在1946出版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里，李劍農將後世標準稱謂的「自強運動」稱為「西法模仿時代」——似乎更準確；而之後由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則統稱為「維新運動」。這一運動的領導人物，「孫中山與康有為」，劍農分析兩個人的不同：「出生務農家庭的孫中山在十一二歲時便表現一種自然活潑的思想，不以做洪秀全第二為污辱。孫幼年所受是西式教育，以科學為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觀感是直接的，所以他的思想不涉於玄想。初聞其議論的人彷彿覺得謬妄膽大，然實際很切於實情；出生讀書人家的康有為在成童時，便套入理學圈子裡去，口口聲聲要做聖人。康所受教育，是東方的舊式教育，以玄學為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間接的，所以他的思想，總免不了玄杳空洞。初聽，覺得新穎，但實際上終不能脫去舊圈套。」

　　這兩個人後來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所以，如果失去綜合的連續性的觀察，失去對他們面對同樣的制度與環境不同選擇的思考，很難說能夠理解那段歷史。在相當的意義上，康有為與孫中山不同道路的選擇，亦是中國人尋找國家生存與發展之路的不同方向。夠戲劇的是，他們如此不同，卻又一先一後進入歷史的核心。

　　為什麼是康有為而不是孫中山先聞著於世呢？李劍農解釋說：「中國政治向來是奉聖經為準衡的，故六經就是中國的憲法。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經裡面抽繹出來的，他所以能做維新運動的領導者，造成一時的大風潮，也是因為他對於六經做了一番維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啟超說：『今日中國聞立憲共和之論而卻走者尚佔大多數，不引征先聖最有力之學說以為奧援，安能樹一壁壘，與二千年之勁敵抗耶。』」

　　只是，獲得進入廟堂機會的康有為，身份將由思想家而迅速轉變成政治家，所以我們得以政治行為來觀察他的進退選擇。清朝那些內憂外患以及結構性矛盾，等待他去破解。

　　康有為1895年考取進士，3年後，完全是由於他不斷上書影響光緒皇帝而帶來的聲名，總理衙門召見他，問計清廷改革。這個時候，清朝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康有為「公車上書」期間判然有別。甲午戰爭結束，日本與俄國在遠東的爭奪越來越劇烈；剛剛跟日本打完仗的清廷，為抗日本，派出李鴻章出使俄國，並簽訂共同對付日本的《中俄密約》。因此背景，日本朝野上下為對抗俄國，有意與清朝修好關係。俄日兩國剛剛安定，1897年德國又借口山東教案派軍艦佔領膠澳；與清朝有密約的俄國，不僅不幫助清廷，反而派出艦隊進入旅順口；而英、法亦有行動——列強擴張，是激發清廷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也是康有為得以崛起的關鍵。

　　比較之下，此時日本的對華政策顯得相對溫和。茅海建分析：「清朝內部從甲午戰爭時期出現的極度仇日由此發生了變動，相當多的重要人士表現出親日甚至聯日的傾向，其中有光緒帝、張蔭桓、張之洞、劉坤一、陳寶箴……李鴻章出訪後制定的清朝『聯俄拒日』的外交方針，已經動蕩崩析。」康有為當然也在這一潮流里，在保國會《演說辭》中，康有為說：「考日本昔為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以日為師，以日本維新為樣板改革中國，是康有為的核心主張。

　　輿論運動當然能影響一時，但真正改革需要有權才能實施。所以，康有為的權力之路，才是我們理解戊戌變法的重點所在。中國政治之傳統，不脫人事與制度兩端，而且先人事後制度。我們需在「人事」之中理解康有為的政治行為及其結果。

　　與傳統中國官員憑同鄉、同學、同年(進士)而形成權力資源網路，在熬年資的過程中藉此網路而獲得晉陞機會稍異，康有為創造出一種自壯勢力、另造權力體系的方式。1895年，康有為考取進士的當年7月，他與楊銳、陳熾、袁世凱等發起成立「強學會」——這一組織最初宣稱的工作是「編刊、譯書」，但它隨後的演變就不再如此單純。李鴻章迅速提出有意捐2000兩白銀作為「會費」，要求加入此會。林文仁分析：「其時之合肥，正值告別北洋，留京辦事之宦途最低潮，韜光養晦之餘，其敏感之政治神經，畢竟關注著所有與朝局發展相干系之動向。其時一陣變法浪潮，合肥焉看不出此中之政治可能性？一旦此條人脈打通，至少不致在可能之新局面中，更加邊緣化。」但是康有為與強學會拒絕了李鴻章。如果說李鴻章已經邊緣，棄之雖可惜，食之卻無味，放棄亦無妨，但另一位顯赫人物張之洞，最後也被康有為放棄。當時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康有為找到他遊說開辦「強學會」，張提出條件讓康放棄「孔子改制」之論便可，結果康拒絕。

　　排斥李鴻章，拒絕張之洞，林文仁結論是：「強學會派系色彩更濃。」強學會隨後受楊崇伊彈劾而被撤銷，之後，康有為又成立「粵學會」，以廣東同鄉在京者為主，同時向京官所集之各會館進行串聯；同時還創立「經濟學會」——林文仁分析，這是為著照顧高層人脈經營。康有為以接近傳統的人脈組織方式經營自己的勢力網路，同時卻又對諸如李鴻章、張之洞等重量級人員予以拒絕，另開局面的企圖明顯。此後，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出「制度局」設計，後來演化成「懋勤殿」，亦秉持同一思路。傳統的人事關係，亦即代際傳承，眼見中斷。

　　政治是一個充滿妥協，並且連續性的過程。康有為的崛起，使這個連續性本身有了疑問。

　　就直接服務清朝而言，康有為聲名達至頂點是戊戌年四月光緒皇帝的接見。當時光緒住在頤和園，康有為必須晚上在頤和園附近住一宿才不會誤了第二天的接見。張蔭桓為康提供了住所。在張的日記里記錄：「傅相(李鴻章)有明日詣謝太后之事，冒雨回園，索留行廚。余遂留待一宿。傅相、長素(康有為)、菊生共晚飯畢，勸以早睡。」當時李鴻章已是日薄西山，而供職總理衙門權柄甚重的張蔭桓都「冒雨回園」安排李鴻章之事，比較之下看康有為曾經的拒絕，康確是特立獨行之人。

　　在光緒接見那天，康有為在頤和園碰見了榮祿。榮祿問康有為對時局「有補救之術否」。清人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記》里記錄：「康以非變法不可對。榮相曰：『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忿然曰：『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卻變矣。』榮相怒其狂悖，已有必殺之心，即其請訓出京時，暗請太后留神，敦請太后訓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禍萌也。」榮祿是慈禧太后的人，這在當時十分分明，榮祿的詢問無論虛應還是真誠，康有為以「殺人」相對，很難說不是挑釁，或者至少會容易被對方如此理解。另外一位清人曹孟記錄了這一對話之後的事：「……榮相唯唯，循序伏舞。因問皇上視康有為何如人？帝嘆息以為能也。已而榮相赴頤和園謁皇太后，時李文忠(李鴻章)放居賢良祠，謝太后賞食物，同被叫入。榮相奏『康有為亂法非制，皇上如過聽，必害大事，奈何？』又顧文忠，謂『鴻章多歷事故，宜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頭，稱『皇太后聖明』。太后復嘆息，以為『兒子大了，那裡認得娘，汝作總督，憑曉得的做罷』。榮相即退出。」

　　「敵人」已經很明確，康有為沒有任何退縮，「殺一品大員」；而朋友呢？自強運動的領導人李鴻章已非選擇，另一洋務運動的疆吏張之洞也已拒絕……比這一現實更糟糕的是，就在康有為等候接見住在頤和園附近的那晚，張蔭桓告訴他：翁同龢被罷官。

　　翁同龢是光緒的師傅，他當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光緒成為一代明君，此時他已成為清廷最重要權臣。但是，正當戊戌變法啟動，光緒渴望憑此而建立功勛之際，卻罷免了他。一般的分析認為，這是慈禧擔心翁同龢坐大而做出的決定，但此際光緒與翁同龢在變法的問題上，也漸不能相融。翁同龢日記很詳細地記錄了兩次跟光緒的衝突：

　　(四月初七)上命索康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林文仁分析這一君臣，又是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衝突：「一路檢讀翁氏日記，味君臣師生多年恩誼默契，到此一段，真令人為之深感沈痛。翁之積抑，由向守謹禮之『臣對』而失筆為『臣曰』，流露其時心緒之激蕩。德宗隔一日提同一問，等於在給翁氏一夕深思後，盼彼有所修正，卻換來更直接之攤牌，德宗終於抑不住激動，少有甚且僅有地對乃師提高分貝。其實德宗與翁氏之關係破裂，實已伏於此日。」

　　這段君臣不爽的對話後第三天，恭親王奕去世，去世當日，恭王府派人將軍機印鑰送給翁同龢。依清朝規制，軍機處鑄有方形銀印，印匣鑰匙，由領樞大臣佩帶。恭王既逝，而禮親王世鐸又已卧病很久，此時將印鑰交翁氏，亦形同轉移軍機處領導職權。此時的翁同龢，已達到從政生涯的最高峰……只是，半個月後，他被罷官。

　　翁罷官第二天，即他69歲的生日，而第三天，光緒接見康有為。在康有為的《我史》里，康敘述翁同龢相對恭謙，暗示是翁提攜了他。相對於李鴻章、張之洞，當時翁氏所擁有的權力，當然權傾一時。令人遺憾，也讓人深覺意外的是，翁同龢與光緒的爭執竟是為了康有為。徐中約對這段衝突的解釋是：「翁在將改革的領導權和皇上的恩寵輸給康之後，也因為保守派指責他把康引見給皇帝而煩憂。因此，翁轉而阻礙康的工作……(衝突事件後)翁和這位皇帝學生之間的那種長期信任和親切的關係顯然出現了緊張，皇帝變得能夠接受黜退翁的提議了。」只是，翁的退出，能夠平衡慈禧與光緒，改革激進派與守舊派之間最關鍵的力量，也因此消失了。政治傳承的代際關係，至此完全崩裂。

　　晚清最重要的國家議題，再造中央，重樹光緒威權。此際，只能夠由康有為及其維新黨獨力擔當了——他可能的同盟者已先後退出。而重樹威權最隱秘，也最關鍵的慈禧與光緒二元權力結構的解決，同樣也須由康有為面對。

　　或者光緒也竟是如此輕易驅逐同盟？如果將強學會一路而來的制度局、懋勤殿種種另造權力體系的康氏思路併入思考，可能另有理解。林文仁提供的解釋是：「德宗之策略，在求以變法徹底改變舊有權力結構，扭轉長期被動之局。或許這已是在變法觀閃現下，所能運用以一翻局面的惟一途徑。」因此格局，解決晚清中央與地方結構性矛盾，以變法而求得進入現代化軌道的努力，至此，回到中國傳統政治的舊窠：帝黨與後黨殊死權力之爭。

　　結果很明確：光緒為此付出瀛台囚禁10年的代價。

　　戊戌變法失敗後，「後黨」代表、軍機大臣剛毅說：「改革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設吾有為，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代際斷裂的後果，鞏固以一個以慈禧為主導者的「中央」，而滿漢矛盾、中外矛盾日益突出。兩年後，庚子義和團運動爆發。

　　既然「寧贈友邦，勿與家奴」，與此對應，孫中山先生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在康有為嘗試在清朝內部自上而下的進行一場改革運動而未遂之後，歷史必然將會選擇孫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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