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帝國風云：漢高祖劉邦如何擺平部下的得與失

對於那些歷代開國皇帝來說如何對待開國元勛是個很頭痛的問題，尤其是像劉邦這樣從底層一步登天的皇帝對於這個問題更是覺得棘手。因為是從底層上來的，皇室的勢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開國元勛，就無力蔭蔽天下。在歷史上，皇室勢力不及開國元勛的情況下，對待功臣的方法有兩個典型：一是大屠殺；二是厚待卻不給實權。劉邦就是第一種做法的開創者。韓信臨終前所說的那句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就準確概括了劉邦對待「危險分子」的態度。

西漢初年，天下初定，不宜再起干戈，為了加強中央權力，劉邦採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分而治之」。分封了七個功臣戰將為異姓諸侯王：楚王韓信、長沙王吳芮、越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趙王張敖、韓王韓公子信。這七個王所轄的領土幾乎佔了全國之半，對於中央政府的穩定和鞏固造成很大的障礙和威脅。所以，從分封之日起，劉邦就在策劃如何一一消滅。

猜忌--削權--殺頭，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韓信功高，有奇謀，善用兵，劉邦早有防範之心。當年，韓信掃蕩北方如風捲殘雲，到處都在繪聲繪色地傳說著他神奇用兵的故事，劉邦聯想到自己的一連串慘敗的狼狽相，心如刀絞：彭城大逃亡，在楚軍追殺中，三次將自己的一對親生骨肉推下車去；滎陽突圍，讓紀信去假扮漢王從東門降楚，自己由西門倉皇逃遁；成皋被圍，他又單獨與夏侯嬰乘一輛車從北門逃到了小修武……相形之下，他顯得無能和渺小。「說不定有一天，他也會成為自己的催命鬼。」想到此，劉邦頓時打了一個寒噤，像朗朗晴空，一片陰雲從天際襲來。當時，韓信派使者來要齊王頭銜時，劉邦怒不可遏，憤然拍案時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張良、陳平及時踩了一下他的左腳和右腳，他才冷靜了下來。那時，劉邦尚無力阻止韓信自立為王，擔心稍有不慎，逼急了韓信去投靠項羽，後果不堪設想，才強忍住怒火。

在把韓信封為楚王后，劉邦一直視他為眼中釘，後採用謀士陳平的計謀，在陳地誘扣韓信，將他貶為淮陰侯。大臣田肯向劉邦道賀，建議劉邦在關中建都，那樣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潑水一般勢不可擋。劉邦十分高興，大賞了田肯。這就是成語「高屋建瓴」的由來。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七年之間，漢高祖借口他們謀反，將韓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殺掉，張敖被廢為列侯，韓王信進入匈奴，僅留下一個勢力最小的吳芮。平心而論，被劉邦消滅的7個異姓王中，除了韓王信以外，沒有一個是真正主動謀反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韓信、彭越明顯是被栽贓，吳芮只是處置不當，張敖更是冤枉，英布原來只是防止被劉邦偷襲。從劉邦的用意看，韓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會有善終。

蒯通曾搬出「兔死狗烹」的典故警示過韓信，韓信卻聽不進去，依然如故。結果招致殺身之禍。而聰明的張良，就深知「兔死狗烹」之理，託言辟穀，跑到深山裡去避禍。辟穀原是聰明人用自殘的方式以達避禍之目的的方法，飽讀史書的張良學而習之，才得以終老安死。

劉邦同秦王嬴政一樣，是個痴迷「血緣治國」的野心家。崇尚世襲制，採用加強血緣關係的方式來治理國家。對自己的家族負無限責任，對天下子民只負有限責任。為了凈化劉姓王權，達到帝業千秋的目的，也為了給自己的大屠殺尋找借口，劉邦在總結秦滅亡的原因時，十分強調秦始皇沒有分封同姓王(即，沒有分封具有血親關係的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劉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就決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馬，和大臣們歃血為盟。大臣們一起重複著劉邦的誓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聲震屋瓦。在一片響聲中，劉邦把全國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給了劉家的9位子弟，每塊土地上建立一個諸侯國，劉家的9位子弟是諸侯國中的最高統治者--王，王是一個僅次於皇帝的等級。

至此，帝國的*們，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權力的二線，早期團隊的威脅力可以說蕩然無存了。後世人當然可以指責劉邦的殘酷無情，但卻無法迴避一個事實：從劉邦滅英布以後，整個西漢再也沒有受到異姓諸侯的威脅，新建的漢朝走向統一的道路沒有出現反覆，秦亡以後的分裂割據終告結束。從客觀效果上講，劉邦殺了功臣後，加強了中央的實力，使得漢王朝開闢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不過，劉邦大屠殺、種姓凈化的做法，也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搖擺。他死後出現了權力真空，致使呂后走上了權力的巔峰。劉家人經過了艱難的爭奪後，才再次執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給帝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史學家公認，劉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確如此，秦之後，分封制偶有複發，每次都造成了嚴重的問題，比如東晉分封引發了「八王之亂」，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難之變」，洪秀全分封最終導致了「天京事變」。

周滅商以後，周從一個西部小邦變成了一個大國。為了鞏固和擴大周王朝的統治，有效地管理廣大被征服的地區，鎮撫各地原有的邦國，周初實行了分封制。後來，一些諸侯發展壯大起來，向四周擴展，成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時期，形成了諸侯割據、列國爭霸的局面。劉邦的分封也沒能擺脫這樣的命運。

在分封之初，諸王大多是幼童，王國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強的矛盾並不突出。但是到了後來，這些封王對漢朝中央產生了嚴重地威脅。文帝時，賈誼鑒於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漢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削藩建議，結果引發了「七王之亂」。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並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使諸侯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驕奢淫逸，阻眾抗命，威脅著中央集權的鞏固。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頒布「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干侯國。這個難題才得以緩和。

劉邦的清洗運動，使權力落在了自己人手裡，這樣做也帶來了另外一個結果：*退化。在靠世襲途徑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他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視公共權力如同他們的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蔭庇自己或給予他權力者的手段、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隨著被排斥在體制外的人越來越多，在體制外就會形成一個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識的特殊人群--民間精英群體。上下溝通、流動的渠道被堵塞，民間精英就會進而尋求體制外的極端方式，新的國家*就產生了。這也就是從漢帝國開始宦官、外戚等各種歷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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