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國瑾│傅山與戴楓仲——遺民精神與書法交往

謝正光、範金民《明遺民錄彙輯》末錄《秦光玉<明季滇南遺民錄>自序》，其中有雲:

三迤英賢，服官各省，聞甲申北京之變，乙酉南都之陷，悲憤填膺，棄官高蹈，其派一也；在籍縉紳，或予告家居，或丁艱旋里，一聞國變，遂不做出山之想，膏盲泉石，恥事新朝，其派二也；雖非達官，而或為孝廉、或為明經，或為諸生，或為布衣，蒿目滄桑，時懷故國河山之感，其派三也；滇中循良，聞風解印，流連詩酒，嘯傲林泉，作南荒之寓公，步西山之芳躅，其派四也；翩翩公子，隨宦來滇，值社稷之變遷投岩穴以終老，其派五也；中原鼎沸，避亂遠遊，際易姓代興之時，抱國破家亡之痛，寄跡六詔，遺恨千秋，其派六也。派別不同，而孤清凜冽，惓惓於舊國之心皆同。[1]

此序所列六派遺民之狀況，雖僅限於滇南一隅，實際上當時全國各地遺民之情態皆當如是。《明遺民錄彙輯》近一千四百餘人中，山右只有十數人。這是因為南方各省主要反抗的對象是異族的入侵與統治，而山、陝、冀、豫早在滿人入主中原以前，就遭受了李自成大順軍戰亂的動蕩，許多士夫之家、王公貴戚，城破奔潰，無家可歸，殉節而死，或遭毒荼者，所在多有。和南方遺民相比，憂患困苦，更為慘烈。今在散見的文獻資料中，得知山西遺民當不下數百人，其故國情懷，傾祚遺恨，依稀可見。於此山右遺民中，傅山、戴楓仲便是傑出的代表。

一

在明末清初，傅山所結交的友人中，以戴楓仲最為相契。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有著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門師承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朝代鼎革、社稷傾覆、華夷變遷的複雜環境中，他們的學問主旨、精神志向完全相同。

傅山出生於一個具有王戚關係的官宦之家。六世祖傅天錫曾做過臨泉王府的教授，官階雖低，儒風猶存。曾祖傅朝宣為寧化王府的儀賓、承務郎，雖憤此不能揚顯於功名，但家業之興亦賴於此。祖父傅霖，明嘉靖壬戌（1562）進士，官至遼海兵備道參議。叔祖傅震，明嘉靖辛酉（1561）舉人，官至耀州知州；傅霈，明萬曆丁丑（1577）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一門三鳳，耀祖光宗，在當時的太原府也是頗為轟動的。父傅之謨，雖為諸生，授徒鄉里，亦多有聲望。可以說，傅氏一門，食明之祿，受明之恩，不下三代。

戴楓仲雖然沒有像傅山家世那樣有著複雜的王戚關係，但從曾祖始，三代宦途，在昭餘一帶當屬於顯赫的門第。其曾祖戴賓曾為直隸大名府通判。祖戴光啟，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父戴運昌，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戶部員外郎。其食祿狀況，不亞於傅氏。

類似於傅山這樣的家庭，在李自成流民橫掃山右、進軍京師的過程中，無疑均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追贓助晌，屠戮王公貴戚，成為大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尤其傅山一族，不但因此家庭破敗，而原有田產為庄民新貴所佔，而清初又有所謂的「更名田」，失而難得。所以，懷念故國，不與新朝合作，成為甘於清貧的遺民，此種原因不可忽視。

當然，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顧炎武不事二朝以母命為辭，李二曲不受徵辟，以死抗拒。而傅山最初決心做遺民和其師袁繼咸順治三年付囑的一封信有關。袁繼咸明崇禎七年至九年（1634一1636）曾為山西提學僉事，恢復「三立書院」，選拔優秀的諸生講習。其中，傅山是袁繼咸最為愛戴的學生之一。明崇禎九年（1636），秋闈之後，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陷，被逮至京師下獄，傅山和薛宗周聯合「三立書院」同學赴京「伏闕訟冤」，袁案獲解，無罪釋放，以原官起武昌道。南明弘光朝，袁繼咸擢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江楚應皖。清順治二年（1645）六月被清軍所執，押赴北上。清順治三年（1646）六月，不屈，被殺於京師。袁繼咸被俘之後曾有書信與傅山:

獨子同憂患，於今乃別離。乾坤留古道，生死見心知。貫械還余草，傳燈不以詩。悠悠千載業，努力慰相思。

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為其從容者。聞黃冠入山養母，甚善，甚善!此時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詩一冊，付曲沃錫珽，屬之門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乙酉冬季）。[2]

臨終又書一信:

前詩到未？若未到，門下不可往取，可囑西河曹孝廉碩公緩頰取之，必藏之門下。所目今著《經觀》《史觀》二書，《經觀》薄就矣，《史觀》尚未竟，不知能終竟此業否？晉士帷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為友生也。（丙戌秋初）。[31]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亦有相同的記載:

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4]

傅山「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是其對先師的一個鄭重承諾，也是決心作故國遺民的一個重大原因。即使清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詞」科的徵召，勉黽就道，但終以病託辭，沒有參加考試。既周全了當地官員，又保全了自己的名節，委實不易。

與傅山不同的是戴楓仲在明祚傾覆的那一時刻，正陪伴父親於京師，親眼目睹了大順軍的暴虐、在朝官員的冷漠和京師百姓的無奈。戴楓仲的父親戴運昌，時任戶部員外郎，因為請晌事，被人彈幼下獄，後來查明屬於誣陷，冤情得解，但隨即國變，京城大亂。戴楓仲在動亂不安的情勢下，陪同父親回到故里。戴運昌歸里後，「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與時官往來。」成為名副其實的隱逸者，也是一位真正的故國遺民。正因如此，楓仲「力學面明於古今是非」，注重節義，雖結交廣泛，然從不謀仕途，其旨意與父親同歸。清康熙年間（1662--1722），其所建之「丹楓閣」也成為了全國各地遺民走訪的中心。

甲申國變之後，傅山與戴楓仲的交往越來越親密。相同的故國情懷，相同的遺民態度，成為他們交往的紐帶。先是甲申（1644）二月，李自成率眾進入山西，大學士曲沃李建泰措餉抵禦大順軍，聘傅山為軍前贊畫，傅山從太原前去平定州迎接。適太原城破，傅山滯留平定，先後避難於平定、壽陽山中或親友之家。

三月至五月，李自成進入北京，草草登基。後是清兵入關，趕走李自成，順治稱帝於太和殿。緊接著是南明弘光帝即位。八月，傅山出家為道士。此種變遷對傅山來說，如此之快，料想不及，其痛苦之狀可想而知。此見其甲申守歲詩:

三十八歲盡可死，棲棲不死復何言。徐生許下愁方寸，庚子江關黯一天。蒲坐小團消客夜，燭深寒淚下殘編。怕眠誰與聞雞舞，戀著崇禎十七年。掩淚山城看歲除，春正誰辮有王無？遠臣有歷談天度，處士無年紀帝圖。北塞那堪留景略，東遷豈必少夷吾。朝元白獸尊當殿，夢入南天建業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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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傅山一直流寓於平定、壽陽或汾陽一帶，以道士的身份，行醫謀生，走訪舊友，兼有恢復之意圖。清順治六年（1649），姜瓖反正，兵至汾陽，薛宗周、王如金見明號而加入其中，後戰死太原。這對傅山謀圖恢復的願望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順治七年，至祁縣訪戴楓仲，遂成歲寒之友。傅山《敘楓林一枝》有雲:

楓仲髻年，受知於袁山先生，許以氣節文章名世。丙子，拔晉才士三立書院課藝。楓仲聲噪社中，少所許可，獨虛心向余問字。余因其蚤慧，規勸之。甲申後，仲斂華就實，古道相助，竟成歲寒之友矣。[6]

所謂「古道相助」，即傅山每遇困難，全靠戴楓仲接濟。甲午「朱衣道人」案，對傅山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一件大事，無論是在朝的官員，還是在野的友人，多為傅山開脫。戴楓仲更是多次探監，予以寬慰。並忙前忙後，上下關說。此後等等，不一而語。

這種遺民的情誼還不僅僅體現在彼此的關懷和相互幫助的層面上，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決不能讓為大明殉國的節義之士的事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淹沒，也不能讓遺民文獻隨著朝代的更迭而流失。為此，他們對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及所見所聞進行記錄或書寫傳記，並互有側重。在這些傳記資料中，他們都站在遺民的角度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傅山在《明李御史傳》後雲:

甲申之變，李公邦華死，倪公元璐死，馬公世奇死，孟公兆祥父子死，金公鉉死。晉自曹公於汴雲亡，無真講學者矣。……甲申以後，劉公宗周死，黃公道周死，左公懋第烈死？袁公繼咸縲不官死，金公聲死，艾舉人南英倡義勞瘁死。諸生則吳應箕，劉城死。又陳公子龍死，楊舉人廷樞死。皆世所稱為門戶者，亦何死者眾也? [7]

於《汾二子傳》後亦云:

從古無不亡之國，國亡後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無論成敗，即敵國亦敬而旌之矣。[8]

於《明戶部員外止庵戴先生傳》雲:

傅山曰:戴先生晚成，官不大，又不久，跡三數行事，可不謂能厥官。然余傳先生，特取甲申以來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風概有類漢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楊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數年卒。鳴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來，孝義張公元輔舉義死城頭外，出處之際，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先生初成名，即自號止庵，於今乃信。[9]

傅山傳後所稱頌者，或為國而捐軀，或隱逸而明志。戴楓仲書傳亦然。

戴楓仲《半可集》既收錄了其為守晉土與大順軍作戰而亡的大明官員而書寫的傳記，如《蔡忠襄公傳略》《周將軍傳略》《衛巡撫趙布政畢巡道三先生傳略》，還用更多的筆墨記錄了被清兵所逼而寧死不屈的名臣傳記，如《總督江楚應皖兵部左侍郎袁公傳》和《何太師傳》。這裡的蔡忠襄公即山西巡撫蔡懋德，周將軍為鎮守寧武關的山西總兵周遇吉，衛巡撫為大同巡撫衛景瑗，趙布政為山西布政使趙建極，畢巡道為山西巡寧僉事畢拱宸，這些鎮守山西的官員在傅山的《霜紅龕集》里都有專門的記載，後來基本上都入錄了《明史》。而不降清廷的袁公、何太師即傅山和戴楓仲的恩師袁繼咸和南明永曆朝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何騰蛟。尤其袁繼咸傳是傅山和戴楓仲商定由戴楓仲來寫的。

戴楓仲的豪氣一點也不亞於傅山，正像傅山所說的 「為人在儒俠之間」。楓仲在《何太師傳》有這麼一段記述何騰蛟:

公筆立不屈，乃曰:「吾上撐日月，下奠山河，非昨者奸鎮誤我，誓將盡掃胡塵，一洗中土，令汝輩血流荒服！今有志未就，天也。死，自吾份，豈能層膝犬羊哉！」[10]

何騰蛟死於清順治六年（1649）正月，戴楓仲寫此傳至少不早於清順治七年（1650）。要知傳中「盡掃胡塵」一詞是犯大忌的。但遺民之情感到此不得不發，生命已完全不顧，這就是遺民的剛烈與操守。

如果說傅山入山為道士，在行動上是對異族統治的一種抵制與反抗。而戴楓仲已經意識到保留遺民詩文、整理故國文獻是對華夷之辨更加長遠的一種打算。

清順治十三年（1656）春，甲午「朱衣道人案」傅山出獄不久，戴楓仲就提出來刊刻傅山等遺民的詩集，其初衷見楓仲《敘晉四人詩》:

丙申春，與公他先生徘徊崇蘭老柏下，惓念晉之文人才士凋謝殆盡，幸先生與居實先生在，今壽毛、季子繼起，皆一時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各備晉人一種。商之先生，先生不可，第曰:「我非詩人。」自知甚審，且聲色堅絕，不敢固請。余亦知學道身隱者之無事雕蟲也。而於四人之詩，自不能已。積三年，所先梓壽毛、居實、季子之詩皆僅僅得之者。復請諸先生，先生不可如前。遂不謀之先生，遠近有藏先生之詩者，構錄授梓。集成，名之曰「晉四人詩」，蓋余所知晉四人也。即四人之詩，余亦未之盡見。大約四人者，心同學同，瞻識議論同，時命同，其詩則不必其同，才力厚薄，分定故耳。詩各有敘例，稍見品並，不覶縷也。回視老柏下語，又六年昭余戴楓仲書於補岩居。[11]

其又輯錄《皇明百家詩選》，和傅山共同編撰同學郭九子詩集為《曠林一枝》，並於輯錄、編撰之後，各寫序言置於篇首，以述其志。遺民之心，昭然若揭。

二

當甲申國變之際，故國遺民，志在恢復。壯懷激烈，死而後已。無論是北國還是南方，不時有舉義、有抗爭。當清廷採取殘酷手段，屠城殺戮，武力征服之下，手無寸鐵的百姓只好暫且屈服，士子遺民們也只好隱忍遁跡，以圖將來。而在此中，「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反思興亡成敗的原因，亦大有人在。

黃宗羲在浙東著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王夫之隱居石船山寫下了《四書大全說》《讀通鑒論》《宋論》，孫奇逢避處蘇門夏峰編撰有《理學宗傳》《中州人物考》《畿輔人物考》，李顒在關中則有《悔過自新說》。更重要的是顧炎武，逃避禍事，遠離家鄉，流寓於山陝，而著述有《日知錄》《肇域志》等。如果說北方的孫夏峰、李二曲之傳播理學具有以夏制夷之意，南方的黃梨洲則從學案入手，反思人心，王船山則從歷史的得失中總結教訓。頗為有意思的是，顧亭林的反思是「亡國與亡天下」，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拋開了宋明理學，直奔漢儒，主張經世濟用。這一切恰好和山西學術圏的思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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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謙慎在《傅山的世界》第三章中專門列有一節《一六六○——一六七○年代山西的學術圏》，這個學術圏的核心人物即是傅山與顧炎武，而起一定作用者則為戴楓仲。而這個學術圏的參與者並都是非山西人，如潘次耕、李天生、朱彝尊、閻爾梅、屈大均、申涵光等，即使是閻若琚雖籍貫山西，但居住淮安已曆數世，只是鄉試需在原籍，故有往來。白先生在書中言及的這個圏子涉及的學術問題應該是全面的，但因為是站在書法的角度上來闡述，重點放在了考據和金石學的探討上。實際上這個學術圏無論如何博雜，主要研讀和討論的是經史，這和夏峰、李二曲、黃梨洲所關注的宋明理學是完全不同的，這裡更多反映的是遺民們不僅懷戀故國，以故國學術相表彰，而是接武漢學，表現出和與朝廷官學拉開距離的決心。傅山的學術研究主要體現在他對經史小學的批註與議論上，因為其學術思想散見而不成系統，所以遠沒有顧炎武、黃宗羲等影響之大。即便和傅山特別友好的顧炎武在《廣師》篇中也有如此的評說：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12]

顧炎武所敬佩的學人皆在學問的安穩上，唯對傅山評價局限於天賦，這說明了傅山學術思想的光芒與其不系統的矛盾。然顧炎武是深知傅山的，他在給門生潘次耕的一封信中說：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次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並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經歷未衰，或為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13]

由此可見，傅山的不輕言著述，怕誤導後學，或是其學術不系統的原因之一。然而，細繹傅山傳世遺作，傅山讀書與思考應當是系統而有選擇的。

傅山閱讀量最大的是史書。據《傅山全書》所收錄批點史書統計，正史部分就有《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梁書》《陳書》《南史》《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隋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可以說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官修史書。如果說傅山的家學是《左氏春秋》和《漢書》，而傅山在崇禎年間主要攻讀的是《漢書》和《後漢書》。為了讀書的方便，他在兒子傅眉的幫助下，編撰了《西漢書姓名韻》《東漢書姓名韻》。後來，又編撰了《春秋人名韻》，今惜為殘本。此種編撰，依傅眉的說法，「是吾家讀書一法也」。實際上，鼎革後傅山的讀書更廣，並給予更多的思考，其中不乏遺民情感的存在。即使是零星的眉批，從中也可以看出其言辭激烈背後的情緒。

《傅山全書》卷七十六《晉書批註(下)》於「載記」《劉元海傳》「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句，墨筆旁批：「胡奴，不勞爾！」於「尤好《春秋左氏傳》」句，旁批：「可厭之極。」於《石勒傳》「令曰：武鄉，吾之豐沛」句下，旁批：「狗奴！」於「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句後，旁批：「不知是那個狗奴秀才替羯奴妝點。」於「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句，旁批：「臭狗奴套話，胡奴也來搗。」等等，不一而足。倘若說傅山讀史書，基本上還算客觀的話，那麼，對胡人亂華或統治上國，無論是批註還是議論，都有不客氣的語言，這種華夷之辨的心態在滿人當政下表現得非常強烈。《傅山全書》中《雜文·張軌李暠論》有云：

張武公軌、李武昭暠，經術文雅，竟欲聖賢。矢誠弱晉，先後一轍。司馬家書，略生光焰，兩先生實秉炬也。葛撮先生嘗反覆目在，起敬起慤，頭俯至地千餘年，後之人亦何與於晉而不能為晉嘆泣？晉既往矣，若二先生之至今在也。

從來忠臣孝子，非忠於其君，孝於其親。性情之事，不得單復究之。自忠自孝耳。自忠自孝乃所以忠，君當奈之何？不能不爾者，孝親也。故張、李不爾晉，天也。是天也，不獨張、李有之，而張、李能不昧其天也。天至如此，亦難戴也。而後世能歷險艱而顧視者諸葛武侯以一隅之力扶全天者也。若張、李兩公者，亦可謂於西涼見昭昭之多者也。[14]

同書卷三十九《雜記·道學先生》亦云：

自宋末入元，無一個出頭地人，號為賢者，不過依傍程朱皮毛萌袂，侈口居為道學先生，以自位置。至於華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論，尚便便言聖人《春秋》之義，真令人齒冷。獨羅教授開理舉義死節，而合門三百灶，恥仕胡元。此才是真道學，聖賢之澤。元既亡，而我明興，盡有抵死不肯屈仕之人，豈可謂不知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之義者？然而人為狗死，可謂知人禽之辨哉？既失其身，不得不然。灼見可否？在出身之先，始無後弊。[15]

實際上，傅山所讀之書遠不止這些，《史記》《禮記》《周官》《說文》《廣韻》，以及諸子、佛道兩書，也多有批註於議論。當然，傅山讀史、讀經、讀子，乃至詩文，不完全是為了發泄易代之怨氣，其學其識可能還要宏闊深遠。只是華夷之辨、遺民情感的不時流露，便贏得了同氣同聲者的關注和響應。

戴楓仲讀史與傅山多有同工之處。其《半可集》上有《刺客論》：

嗟乎！吾讀《刺客傳》而愈益悲。子長之痛心也，痛不在於專諸、豫讓、聶政、荊卿，而隱痛在於曹沫。沫為魯將，三戰皆北，而庄公猶任之為將。及柯之盟，匕首一發，而所亡之地盡復，視庄公之所以待沫，沫之所以報魯為何如也。李陵之降，子長以為身雖陷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以報漢。而子長遂被腐刑，其心未嘗不日夜望陵之如此也。然亦心知陵不能如此矣。自沫至軻，五百餘年之間，僅此五人。使陵既降之後，或成或不成，一刺單于，於荊卿傳末系之，以其後百餘年而有漢之李陵之事，猶足以塞全軀保妻子之人之口。此其心子長復不敢以語人，而唯自為疑信，隱忍庶幾，竟至於沒，以不見為恨也。嗟乎！痛哉！[16]

同書《書陸機陸雲傳後》：

二陸雖有經正之學，少年負才，不甘沉冥。既而入洛，而嗜欲深天機淺矣。然無奇節表見，畢竟非奇人。孫惠之言曰「不意二陸相攜暗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極中其昧哉」。 [17]

楓仲藏書宏富，傅山家庭破敗之後，常常借書於戴楓仲。楓仲後來造「丹楓閣」即為藏書而所建，在北方頗有盛名。傅山讀書好批註，讀過即還，所以，戴楓仲的讀書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傅山思想的影響。正如傅山在《題宋元名人繪跡》中所說：

貧道僑西河，則薛子文伯、王子子堅與游，而西河之人謂薛、王被貧道從而廢。僑艾，則白子居實、范子垂雲與游，而艾之人亦謂白、范被貧道從而廢。今戴仲數數自昭余來徵書問字，則昭余之人無亦謂仲被貧道從而廢耶！[18]

由此看來，二人學問的高低雖然有所不同，但主旨盡然。這種互相交流、互相激勵的結果，不僅影響了晉中一代遺民、士子的學術追求，更由於顧炎武、閻若琚、潘次耕、李天生、朱彝尊等人的交遊往還，參與其中，這一代的學術逐漸由圖謀回復的意念轉變到對整個文化的深刻思考，「亡天下」與保種族的觀念開始在人們的心中確立。反觀此時期這一區域的學術明顯和其他地區有別，經世濟用、學以致用，直接原儒、承繼漢學，是這一地域的學術現象。重視金石、小學，尋繹經義，發揮諸子，隨開清代考據學之先河。王國維稱清初學術之大者，由此可見一端。

三

在現存的傅山書畫遺迹中，許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寫給戴楓仲的。其實，在明清易代之初，傅山就以敏銳的眼光勸友人戴楓仲及陳右玄，及時收藏散見於市面上的宋元和明代字畫，因為這些字畫很多都出自於官宦之府和收藏者之家，由於大順軍追贓助餉、兵亂抄家而流於兵市的。傅山有《題抑甫畫》云：

此河東府將軍宗室抑甫筆。抑甫於畫，實不濟事，而自置不常。若其於讀書苦心，則宗室中絕無此人。與王中丞浦鶴、錢輝縣虛舟、楊僉憲定一、李司馬以仁輩結詩社苦吟。吟差勝於畫也，然多識字，以其能細讀《文選》諸賦也。甲申，兩子被殺，抑甫亦病死。[19]

明崇禎十六年(1643)末至十七年(1644)初的兵亂，給山西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王府宗室，被殺者殆盡。金銀財寶洗劫一空，文玩字畫毀壞大半，流落於市者寥寥無幾。傅山每見此便甚為痛心，《題宋元名人繪跡》中即有所述：

此冊中多爽鳳黃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晉官承奉者，故多得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鑒，以文章從龍池先生游。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間為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間，曾留貧道冰龕，頗細為刪存之。既而流轉好事俗人之手，轉拱陳掾。昭余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馬，好書愛畫，真有土炭酸咸之癖於中，不受毒藥攻伐，復得而藏之，此顧物遇之數之長常。然遭此喪亂，天下名人書畫糞盒灰燼不知凡幾，即幸而未壞，歸之市井腥膻之手劫厄極矣。此冊何幸，得巋然公子補岩，亦大良緣哉！亦大良緣哉！

其中「枯柳寒鴉」一章，則右玄得之甲申兵市中。「梧桐」「美人」及毛女粗絹作「綠楊紅杏」三版，又系貧道冷眼物色於晉祠一財虜家，告之仲，仲雖賺而有之，附集中。其顛痴之趣，大似趙之固之於蘭亭佳書哉！[20]

關於對古書畫的收藏，戴楓仲《半可集》上《管夫人小畫記》中亦有記載：

絳孝廉韓霖雨公出遊，必攜管夫人道昇小畫隨所僑懸焉。國變失之，太原陳又玄得於兵市。公他先生自又玄易之於崛圍山房，憐韓也。仇猶高向紫見而咄去，愛畫也。余後十五年購高生所得之。[21]

傅山 天龍禪寺五言詩篆書軸 紙本 160.1x59.3cm 上海博物館藏

傅山之所以勸說戴楓仲收藏流落於兵市的古代書畫，一是出於對這些傳世之作的保護，二是因為戴楓仲的家境在兵亂之時沒有遭受大的衝擊，有能力來收購這些即將毀滅的傳世之作。而戴楓仲對書畫收藏的愛好，卻不僅僅在於家庭的殷實，而是源於家學的滋養和自身的素質。他曾經在《序瓮山小集》有言：

戴廷栻曰：瓮山公與白岩、虎谷兩公同時，且友善。白岩公小篆圓轉茂美，毫髮無憾。虎谷能漢隸，時小出入。瓮山真書似西涯相公。[22]

瓮山、白岩、虎谷，這些書法明賢現在已難以細考，但從戴楓仲的評價中，能感受到晉中一帶篆隸二體在明末清初的繁盛景象，同時也反映出戴楓仲對書法的熟悉程度與風格判斷。如果說傅山、戴楓仲對流落的古書畫收藏的行為是為了保存有明山右文化免於毀滅的話，那麼戴楓仲對明遺民文獻及書畫的收藏就有了懷戀故國的意義。戴楓仲《半可集》下《晉逸詩序》：

甲午秋，予以絹素索書於公他先生，先生書三則付之曰：「此我所知太原三人，吾愛之敬之，其性情如此，子定解愛之敬之，幸為傳之無使泯焉。」[23]

甲午（1654)秋，傅山因「朱衣道人」案正羈押於太原府獄中，等待審判。儘管有朋友在外周旋和當地官員為其開脫，但獄中的生活對讀書人來說是十分痛苦而寂寞的。所以，探獄陪伴便是友朋相助的一種方式。學醫的陳右玄就曾經在獄中陪伴傅山月余，朱木公、白孕彩作伴三月。戴楓仲則是採取另一種方式，向傅山索書，使傅山打發孤獨與寂寥。《晉逸詩序》就是這樣一種範例。但戴楓仲索書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保存資料，不僅僅是詩稿之類的文獻，而且包括了傅山的書畫。傅山在獄中不僅寫了《晉逸詩序》中提到的太原三先生的小傳，介紹給戴楓仲，還寫下了不少傳世的書法佳作。如《講游夏問孝二章》、道教的《三官真經》和佛教經典《金剛經》。次年夏，傅山獄中又為楓仲寫了小楷《千字文》。其實，傅山在獄中為戴楓仲所抄所寫遠不止這些。近年新發現的傅山獄中寫的一封書信就證明了這一點：

楓兄數數顧我獄祠，心言綻華，私覺靈光又加拂拭於半年前矣。三日刮目之言，楓仲真足當之。見仲疾惡之嚴，樂善之誠，賦諸天者獨厚。最宜自愛自敦，不可稍稍涉於俗學。柳河東《車說》，其中內外方圓之辨，甚有益於學問。山嘗誦詩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之言，古人胸襟空闊，陶鎔萬物，何高厚也！學士安用，屑屑較量人物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吾師，吾師，孰謂刻薄之學術哉？故對俗人則學問氣佳矣，若對大賢則學問氣又俗矣。人當少時不能有得而不扶，漸長漸化，向之所扶，皆不長俊，局量久而日虛矣。君子虛受聖人於咸，舄以之咸，感人之義，而乃雲受。何也？能受斯能感，蓋隘故也。山愛仲敬仲，苦口於仲，請嘗思鳶魚詩澤之山虛受之象。數年後，自楓兄處陶得幾人為善士，補造物之德，醫風俗之頹，非僅僅一文章士相期也。偶得此箋，為仲作楷，不敢寫空言耳。山。[24]

正是傅山對戴楓仲的這種情誼和信任，傅山不便出頭露面之事，常由楓仲幫忙處理。《傅山全書》卷二十七《書札》錄有傅山與戴楓仲之書信：

弟昨入城，擬一見臬司，而少禮，勞為賒茶扇充之。今日想不得見，復當先為展意。目下需費尚欲向兄為陳湯無行之事，不敢相強，亦不得不□楓仁兄浼也"數無定，令息眉口商之。弟山。

……臬司畫冊，不得不應，恐畫成促裱則無邊材，求兄先為之地，不必宮綾，但淡月白絹即可耳。以彼人近多嫌怨，不便弟親囑也。楓仁兄，山頓首。[25]

此二信中之臬司，即為山西按察使楊思聖。楊思聖清順治十二年（1655)十月入山西按察使，清順治十三年（1656)十月即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在晉僅一年。傅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七月無罪出獄，次年三月，申涵光、殷岳、周容先後至太原訪楊思聖，四月，申涵光即返里。所以，傅山和申涵光、殷岳、周容三人的訂交可能是在此時，因為次年夏天傅山已到了江南，大約到了秋末傅山才回到山西。申涵光《楊方伯傳》中所說：「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髙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時，曾折節式其廬。」應在清順治十三年(1656)春，申涵光、殷岳、周容至太原訪楊思聖時，傅山托戴楓仲「勞為賒茶扇充之」，當在傅山回並後，表示一個回訪的禮節。至於後來傅山千里奔軹關為楊思聖治病，未至，楊故。說明二人的關係雖不見面，已為知己，多有往來。當然，其中不乏戴楓仲的作用。《半可集》收有戴楓仲《題傅公他畫寄楊猶龍先生》：

那許靈芝茹，蒼生在大荒。玉山巍鉅陸，秀色起岩廊。相業需元老，新詩看盛唐。乾坤收拾得，太史舊文章。[26]

戴楓仲對於傅山的書畫頗有經紀人的角色，他們的友人礙於情面不好意思向傅山開口，有的想接濟傅山又恐為傅山所知，唯通過戴楓仲這一環節周轉。此見《半可集》上《題傅道翁喬梓畫冊》：

慧業文人，邱壑至性，即丹青小技，一花一鳥，一木一石，莫非幽興。此公他先生橋梓小畫六葉，先生少年篤好書畫，古今圖籍無不博覽，得其用筆之妙，興之所到，聊一為之，純以己意，不類前人。蓋乘急戒緩，不入流而一往來者耶！壽毛不學乃翁，時用古法，猶小米之於老顛，雖有離合，正自家教。癸卯夏季，晤鳧盟太原僑中，縱談古今，流連累日，屬余購之。因出素藏者以贈，是十年前得之西河道蘧者。知鳧盟之不以為蘭，即以為馬，畫者購者贈者指之非指，漆園之叟得之。[27]

清康熙元年(1662)後，戴楓仲對傅山書畫的收藏更為用心。他一方面收藏傅山的文稿，充入記室，一方面將書畫作為藝術品予以收藏。這其中包括傅山的賀贈之作。楓仲之父止庵先生大壽，傅山畫《碩果圖》亦賀：

太老先生大壽，台兄稱觴，凡我知交，皆當登堂四拜，為山右碩果祝椿齡，正擬彤進，而理華見止，遂不敢違旨，滋高賢橋梓之勞。呵凍寫得《碩果圖》一章展誠，懶人不設色久矣。仰止太翁堅貞之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因此鳴草莽遺士之嚮往於夙昔者乃爾。儀狀別具。曾六哥感台兄為丹青之知，寫得淺絳山水一幅，躬往致祝。弟嘉與此作秀潤蒼翠，便欲跨吳下阿瞞而上。藝至此，顧不易得。良由為知己者搆，針芥之合所天見焉耳。因為題之，復庽弟仰止之意於中也。此兄筆大造妙，貴縣有好事者求鼎噓噓，弟亦不得懸斷。惟台兄不惜齒牙，俾有所益，幸之。弟山頓首。[28]

楓仲花甲之壽，傅山有《題自畫高閣飛泉圖》贈賀：

閣中貯書，書貯公子。書山書水，深高厥枳。百歲除六，冊年裕止。他珍非珍，我玖乃玖。登閣豈飛，壬承以癸。所之無尤，在鼎之旅。顢頇非禪，道似頑鄙。頑鄙寓言，實食氣母。俠終方儒，儒壽在腐。糟粕日蛻，輪斫自喜。儲與扈治，楓真丹矣。丹須霜教，元期貞起。楓仲仁丈六十壽，題畫瑱介。傅山。[29]

傅山 行草書寄龔鼎孳七言詩翰軸 綾本 178.7×49.2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傅山晚年最得意之作應該是《丹楓閣記》與《草書千字文》。《丹楓閣記》原是戴楓仲康熙初年依夢而寫的一篇散文，文中記述的是楓仲所夢丹楓閣的宏偉建築和美妙的環境，頗有莊子閑適的味道。傅山由此抄錄了這篇散文，並題跋其後。傅山、戴楓仲文以字顯，字以文傳，相得益彰。《草書千字文》是傅山應戴楓仲之請而寫的，時已年邁多病，但豪氣猶存。其於書後有跋：

楓仲要書《千字文》，實三四年矣。老我兩腕如鐵，豈復能矜莊應之。兼以眼花，下筆(黑知)(黑主)，皆屬猜擬。今春既杪，鞴驢將入管岑深處，而使適來，勒理前約。敗筆一支，是村僑終日握之以刷土牆者，雅與老掔相宜。枒楂其豪邁，然支離實賞厥真，振懶終之。再一回眸，欲不自辨。本不良書，而繆膺知聲，良可笑也！若復邁山，便須嗔我管城大不邊幅，是非所望于楓者耶？山附記。[30]

戴楓仲的收藏後來不僅限於傅山的作品，傅山的兒子傅眉、侄子傅仁、孫子蓮甦俱在收藏之列，這已不僅僅是遺民之間的往還問題，二十年情感已經凝結為世家之關係。這種關係的超越，既是遺民精神的延續，也是遺民不世襲的現實走向。戴楓仲《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跡》云：

當論文字比之，古文、籀篆則典誥，以及諸子，漢隸則史記漢書，楷則則晉唐文章耳。至於今之楷，今之時文也。此中變化出沒途徑甚多，須專心致志，將歷代書法一一臨摹，得其精神。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然後縱橫行止，無不如意。若遊戲墨池，各是俗師。輕非往古，終難入晉唐之室也。傅公他先生書法名天下。祖孫父子一堂授受，如右軍大令各臻其妙，神奇渾璞，時人必未盡知也。黃先生石齋，與馬先生君常論書，晉唐後首推公他，次李燧臣，次王覺斯。燧臣者武安李爾育也。董思白見燧臣書大擊節，稱善余。丹楓閣藏思白書東坡黃州赤壁詞賦，燧臣跋，其卷後如此。公他有子曰眉，眉之子曰蓮甦，三世習書。俱自王出，真行外公他之急就，眉之小篆，遂成獨藝。蓮甦能世其業矣。漢隸一法，三世皆能造與每秘而不肯傳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樸也。公他幼習唐隸稍辨其肥扁，又似蔡李之類，後悔而改筆，一宗漢法。眉得盪陰令梁鵠方勁法，蓮甦得淳于長碑之妙，而參之以白石卒史孔宙，雖帶森秀，其實無一筆唐氣，雜之於中。二子高古矣，公他則入於化，公他道德文章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者也。[31]

儘管戴楓仲評述的是書法，但道德文章是那一代遺民所標榜的，因為只有道德文章才能夠直接對後世起到啟迪的作用。陳寅恪讀傅山《霜紅龕集》至《東海倒坐崖》一詩中「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便發出這樣的感慨：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32]

四

傅山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與世長辭，之前二月，傅眉先逝，這對傅山的打擊是致命的。自知不久於人世，所以，下帖在官場的友人對其弱孫予以看護和照顧，其遺囑中並沒有託付兩孫於戴楓仲，而戴楓仲也未見有祭文與懷念的詩，這是十分蹊蹺的事情。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戴楓仲年事已髙，滿六十七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戴楓仲的兒子戴記為了捐官，將顧炎武存儲於戴家的錢財悄悄地使用了。[33]這不僅傷害了顧炎武與戴楓仲的關係，也使得寓居於晉中一帶的遺民漸漸地疏遠了戴楓仲。為了歸還顧炎武的錢財，戴楓仲不得不變賣家中的一部分財產，家道開始出現了衰落的景象。為此，楓仲不得不在七十髙齡之時先後出任曲沃教諭和聞喜縣學訓導，雖然這是個不入流的官銜。

但實際上，戴楓仲對傅山後人的關懷始終沒有停止。傅山與傅眉去世二年後，傅眉長子蓮甦請戴楓仲為其父寫傳，戴楓仲含淚寫下了《髙士父壽毛行狀》，並發出了這樣的哀嘆：

鳴呼，余見壽毛之弱冠以迨於壯而老死，又見兒子之讀書勵志，克有成立，葬其祖父。則余之閱世已久矣，回思四十年事，話言嬉遊，學問相長，憂患與共，歷歷如在目前，不少良朋，取次凋謝，有人琴之感。而余衰遲慵惰，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為尤可悲也。[34]

注釋：

[1]謝正光、範金民：《明遺民錄彙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0頁。

[2][3]《傅山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9頁。

[4]《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頁。

[5]《傅山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頁。

[6]同[5]第367頁。

[7]同[5]第341頁。

[8]同[5]第354頁。

[9]同[5]第348--349頁。

[10]《半可集備存》，雲文齋石印本民國五年(1916)版，下冊，第51頁。

[11]同[10]下冊，第6頁。

[12]《顧亭林詩文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頁。

[13]轉引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台灣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21頁。

[14]同[5]第549--550頁。

[15]同[5]第778頁。

[16]《半可集備存》，雲文齋石印本民國五年(1916)版，上冊，第21--22頁。

[17]同[16]上冊，第32頁。

[18]同[5]第407頁。

[19]同[5]第410頁。

[20]同[5]第406頁。

[21]同[16]上冊，第52頁。

[22]同[16]下冊，第14頁。

[23]同[10]下冊，第10頁。

[24]本文配圖《丹楓閣記》，由白謙慎先生提供。

[25]同[5]第478頁。

[26]同[16]第6頁。

[27]同[16]上冊，第53頁。

[28]同[5]第484頁。

[29]同[5]第417--418頁。

[30]《傅山書法全集》，山西出版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卷，第2134—2135頁。

[31]同[16]上冊，第52—54頁。

[32]《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74頁。

[33]《顧炎武全集》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21卷，第154頁。《答三侄書》注(六二)條引顧炎武殘稿：「而山右行囊五百金寄戴楓仲者，為其子竊去，納教諭之職。以此捉襟見肘，尚未有就。」

[34]同[10]下冊，第65—66頁。

姚國瑾，字玉衡，號簞廬、南沙。山西萬榮人。師從姚奠中、林鵬，研讀經史、書法。曾問學於衛俊秀，又從張頷問古文字、經史之學。1999年在太原開設「經史講堂」，宣講國學。現為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書法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多次擔任中國書法「蘭亭獎」、全國書法篆刻展、全國書法學術討論會評委。著有《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書法基礎與欣賞》、《書法鑒賞》，參與編撰《傅山全書補編》、《姚奠中書法作品集》。主編《林鵬草書展作品集》、《徐文達書法作品集》。多次舉辦個人書法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