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200年的革命之路-孫驍驥的博客-搜狐博客

2010-10-02 16:18

9月18日，對中國人來講是一個特殊的日子。而在南美洲「世界最南端」的國家智利，這個日子同樣具有特別的含義。

今年是智利宣布獨立的200周年紀念，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大型閱兵式。1810年的9月18日，聖地亞哥的土生白人推翻了殖民政權，成立執政政府，實行自治。

如今，獨立革命的早已從現實走進了博物館。但走在智利的街道上，人們依然能感受到智利的革命傳統在今天的延續。

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最後演講

智利，這個被夾在南美大陸和太平洋之間的狹長地帶，在IPS-NaC新發布的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中，被列為南美最有經濟競爭力的國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為智利的經濟專門創造的一個詞語「智利奇蹟」，用以解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智利經濟令人難以相信的高速發展。

但在經濟奇蹟之外，另存在著一個智利，那是由聶魯達和米斯特拉爾的詩歌，拉美最富盛名的葡萄酒，街頭的政治傳單，甚至是情慾、暴力和鮮血構成的智利。

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被高樓的陰影所覆蓋的街道拐角處，牆壁上貼滿了數量驚人的政治傳單、標語，甚至連被人視為「影響市容」的街頭塗鴉的許多內容也無一例外地帶有政治色彩：「朋友們，讓我們聯合起來反擊一切資本主義」，「擊潰這個體制」等等煽動性字眼被明目張胆地招貼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記者抵達聖地亞哥的前一個禮拜，一位當地的歌手受到起訴，原因是他在自己拍攝的MTV中，表達了強烈的政治傾向，依照當地法律，這是不允許的。「但，這很正常。」一位聖地亞哥的年輕人告訴記者，在智利你可以選擇什麼也不談論，但有一個話題卻怎麼也繞不開——政治。

為什麼智利人熱衷於政治？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浪漫與激情。這位受訪者說，智利人很願意關心、紀念他們周遭發生的事情，所以他們關心政治。

這不難理解。在聖地亞哥錯綜複雜的街道上，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各類人物塑像。但凡對這個城市的建設有貢獻者，不論是功勛卓著的政治家、還是一座學校圖書館的捐贈者、甚至是某段地鐵的修建者，都能在這座城市的街道上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位置，獲得應有的尊重。

在這些雕像之中，有兩座特別引人注目。其一，是南美革命之父，阿根廷熱人何塞·聖馬丁的塑像。另一座，是位於拉莫內達宮前方小廣場的一座大理石塑像，矗立於數米高的米色石基上的中年男人在凝神遠望。

這個留兩撇八字鬍，戴著眼鏡的文弱男子便是薩爾瓦多·阿連德，1970年上台，在3年後卻死於政變的民選總統。作為智利歷史上「又紅又專」的一位總統，在他就職的40年後，「人們依然懷念他。」

據史料記載，當時阿連德對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態度，以及他推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意味濃烈的改革，使得美國總統尼克松感到坐立難安，他認為：智利隨時都有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危險，這是對美國的一個潛在威脅。

於是，1973年9月11日，在美國支持下，皮諾切特將軍領導智利軍隊發動了針對阿連德的軍事政變，派遣軍隊包圍總統府。在當了1042天智利總統之後，阿連德在這次軍事政變中中彈而亡，有人說阿連德是死於自殺，也有不少歷史家認為擊中他的子彈來自政變軍隊的槍口。

親歷了這次政變的美國記者馬克·庫伯（Marc Cooper）在紀念阿連德逝世的一篇文章中作了這樣描寫。「智利軍隊的坦克和軍人在總統宮殿前徘徊，兩架空軍的戰鬥機已經待命隨時準備轟炸總統府，皮諾切特將軍已經準備好攫取權力。在年輕的貼身護衛的陪同下，總統府前的台階上出現了65歲的阿連德——這位醫生，經驗豐富的議員，同時也是民選的總統……」

在當時萬分危急的情況下，阿連德冒著炮火對全國做出了他的最後一次演講：「我們國家的工人兄弟們，我對智利的前途始終抱有信心……」

多年之後，他的這句著名的演講詞已經化為刀刻斧鑿，被永久地鐫寫在了這座塑像的基座上。作為國家的最高領袖，阿連德在國家陷於危難的時刻履行了自己所肩負的責任。今天，智利上了年紀的人們回憶當年阿連德的演講，依舊神色激動。

是什麼「令皮諾切特們心驚膽戰」

不過，馬克·庫伯卻認為，阿連德政府在軍事政變以前確實也犯下了諸多「決策性的錯誤」。庫伯所謂「決策性的錯誤」，是指阿連德政府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

雖然在阿連德任期的第一年，經濟改革的推行一切正常。然而在1972年，國際銅價出現了大幅下跌，智利作為銅出口的大國，銅礦生意佔到其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這造成了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終於在第二年爆發了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

阿連德的改革走入了死胡同。

皮諾切特將軍又將如何「改革」？

在1973年智利政變後不久，一些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接受過「芝加哥學派」教育的經濟學者向皮諾切特收到了一份經濟計劃書。

這份被稱為El Ladrillo的秘密計劃，確定了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方針。

在這項方針的指引下，皮諾切特政府幾乎私有化了除銅礦業外的所有國有企業部門，並消除了國內保護主義的貿易壁壘，迫使智利當地的企業跟外國企業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弗里德曼等學者據此認為，智利的「經濟奇蹟」說明了自由經濟體也可以在集權政府的國家產生。

但是，經濟的增長並沒有讓人民直接獲益。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是一個絕對獨裁，實行恐怖統治的國家。皮諾切特一上台就解散了國民議會，禁止各類政治活動，長期實行全國宵禁，軍隊甚至可以隨意入戶抓人。據《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一書作者馬克·恩薩拉克（Mark Ensalaco）的記錄，數千人遭監禁和酷刑，至少3197人因政治原因被殺害，超過1000人失蹤，20多萬人被迫流亡國外。

這令居住在智利的人們忍無可忍。聖地亞哥當地的記者帕斯·佩尼亞（Paz Pe?a）在回憶70年代的智利時，語調間依然透露著憤怒：

「在70年代早期，智利到處都是盛大的社會運動，人們不忌憚於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但是到了皮諾切特的集權統治時代，一切都改變了，不僅因為是各種政治的謀殺，折磨和流放，還因為自由經濟改革幾乎讓智利的社會組織解體。」

然而，與其說是自由經濟推翻了那個集權政府，還不如說是人民的力量將其最終掀翻。

早在皮諾切特發動政變的1973年，在位於黑島家中的智利詩人聶魯達得知他親愛的戰友阿連德以身殉職壯烈犧牲，急火攻心，竟因為心臟病突發於9月23日逝世。

隨後舉行的聶魯達葬禮變成了聖地亞哥人自發組織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成群結隊的人們跟在聶魯達的靈柩後面高呼薩爾瓦多·阿連德和巴勃羅·聶魯達以及維克多·哈拉這些「革命者」的名字。伴隨著他們的，是軍人明晃晃的刺刀和步槍、坦克和大炮。「那場面震撼人心，令皮諾切特們心驚膽戰。」曾在南美旅居的西班牙語文學研究者段若川曾這樣回憶道。

智利人對聶魯達的記憶，是與阿連德家族和他的親密交情，以及人們與對詩歌的熱愛交織在一起的。聶魯達曾經準備要參與智利總統競選，但當他聽說阿連德也將參與1970年的選舉時，就主動地退出了競選。人們紀念聶魯達，也就是變相地在紀念阿連德。或者說，就是對皮諾切特的反對。

佩尼亞回憶說，類似的遊行，十幾年來一直存在。因此，皮諾切特最終不得不與憤怒的民眾妥協，答應1990年還政於民。而當那一年大選的日子真的到來時，皮諾切特黯然發現，自己的陣營早已不再受大多數人民支持，阿連德的同情者，帕特里奧·阿爾文獲得大多數人投票從而當選總統，皮諾切特只保留象徵性的軍隊總司令職務……

2006年12月的一天，海報和橫幅蓋滿了聖地亞哥的義大利廣場，數千名激動的市民舉行慶祝集會，他們開啟香檳酒，用勝利者一般的語氣歡呼著：「今天是狂歡節，將軍死了！」，「獨裁者死了！暴君死了！」這一天的頭條新聞是：皮諾切特病逝。

「企鵝革命」的成功

世界銀行在2000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正確的經濟政策、政治體制改革、良好的國際環境是智利從90年代以來缺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但這份報告也說，儘管智利政府並沒有對缺點明顯的80年憲法作出修改，但重拾民主制的智利，在言論自由上確實與皮諾切特時期不能同日而語。

最顯著的區別在於，智利的電視、報紙和雜誌徹底脫離了政府的控制，成為獨立運作的新聞媒體。唯一的媒體管理機構是國家電視委員會（CNT），但他們作用僅僅在於審查節目內容中有哪些是包含過多暴力與色情的成分，並將這些節目的播出時間安排在深夜播出。在今天的智利，接入互聯網是毫不受限制的，人們表述意見的平台多種多樣。對於人們來說，合法的遊行、集會與罷工再一次成為了家常便飯。

這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2006年的智利學生運動。

當年的4月24日，巴切萊特政府宣布了全國學校學費、交通費的上調，這對於本來就對現行教育不滿的智利學生更是難以接受。

據智利的最大報紙之一《La Tercera》報道，在聖地亞哥最寬闊的一條街道，阿爾米拉達大街上，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公立學校的中學生。他們手挽著手，高高舉著橫幅和標語，要求政府收回提高教育費用的政策，並進一步要求當局徹底實行教育免費化，廢除市政府對教育的控制等等。

很快，政府調集了警察，對學生運動實行武力鎮壓。BBC新聞透露說，截止到當年5月末，警察逮捕了超過1000名智利學生，其中大部分暴力衝突事件都發生在聖地亞哥。

親歷了當年遊行的記者帕斯·佩尼亞回憶說，「智利的警方確實對學生態度強硬。我還記得看見過警察使用催淚彈對付學生的場景，不少人被逮捕了。警察在遊行最開始的幾周態度十分強硬，但過了不久，當他們開始了解學生們的訴求是合理的時候，他們的鎮壓明顯減輕了」公眾輿論，已經開始向著學生一方傾斜。

這場被媒體稱為「企鵝革命」的學生運動迫使巴切萊特在是年6月1日發表電視演講，對學生做出妥協讓步，答應滿足學生提出的要求，並在73席的總統諮詢委員會內專門為中學生增設7個席位。智利的中學生們這才決定停止遊行，回到學校上課。

菲力佩·科德羅（Felipe Cordero）是智利出生的大學生，學生運動後去了加拿大學習，在談到當年學生罷課的事件時，他認為，這完全是中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過去智利的教育質量並不算高，如果不進私立學校學習的話，一般的學生很難接受像樣子的教育，更不要說獲得出國深造的機會。」

但一般的私立大學學費高昂，豈是工薪階層有能力負擔的？「在智利當一個中產階層可不容易。」 帕斯·佩尼亞說。工薪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50萬智利比索，約合1000美元，這對於普通的四口之家來說顯然是非常微薄的一點收入。警察不可能不理解這個道理，於是在弄清真相以後，轉而不再對學生進行鎮壓，有一部分還支持起了抗議的學生。

雖然政府與學生達成了諒解，但在佩尼亞看來，如今的教育其實並沒有因此取得實質的多少改變。不過，她也承認，至少現在智利人面對社會的不公與罪惡時候，能夠有機會自由地走到大街上，大聲呼喊出自己的憤怒，而不至於因此慘遭屠戮，這與皮諾切特的智利時代相比，無論如何是種進步。

如果說智利的現代民主進程比喻為一條向前行進直線，那麼皮諾切特政府則在1973到1988之間為這條直線打了個死結。然而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皮諾切特下台，這個民主的死結又被重新解開。在獲得獨立200年之後，今天的智利繼續著自己的「革命」傳統。

（原刊《周末畫報》6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