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何以告別革命

呼喚革命和告別革命是近代法國經久不衰的交響曲。在1791年憲法制定後，巴納夫立即宣稱「大革命結束了」；在霧月十八政變後，拿破崙·波拿巴強調「大革命結束於它得以開啟的原則」；1869年，茹爾·西蒙再次表達了終結革命的迫切願望，「有人反覆宣稱大革命沒有結束，但我們希望它結束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著名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還再重彈「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孚雷，2005）、的老調。在1789年以後的法國，革命的激情總是如影隨形，革命的夢魘總是揮之不去。於是乎，如何告別革命便成了近代法國許多傑出思想家苦思冥想的經典命題。他們提出了各色各樣的憲政方案，以求診治法國的革命狂熱病。弗朗索瓦·基佐主張實行納稅選舉的代議制（Guizot,1972:3-91），本雅曼·貢斯當和斯塔爾夫人垂青於不列顛的立憲君主制（貢斯當，1999：49-219；Mm. Sta?l,1906），托克維爾對美國的政制佩服得五體投地（托克維爾，1996），第三共和國的甘必大和茹爾·費理則信奉帶有鮮明實證主義色彩的「機會主義」（Nicolet, 1982:187-248）。他們的精英民主理論在自由主義史學家或保守主義史學家身上也得到了積極的響應。以《當代法國的起源》享譽19世紀的歷史學家H·泰納致力於創辦「自由的政治科學院」（巴黎政治科學院的前身），希望給法國「培養為全民族定下基調的棟樑」；同時代的歐內斯特·勒南對「膚淺的民主」作了更加猛烈的抨擊，主張建立「科學的政府，其成員要像科學家一樣處理問題，並理性地提出解決之道」(Rosanvallon, 1985:360-361)。當代的孚雷則追尋托克維爾的足跡，也把希望寄託於美國的憲政民主。法蘭西學院現當代史講座教授皮埃爾·羅桑瓦龍卻表示，憲政民主並不是馴服民主、告別革命的良方，更為重要的手段在於以民主的思想去武裝市民社會，進一步推動人民主權的縱深發展。本文將圍繞羅桑瓦龍對法國如何告別革命這一經典命題的思考，重點分析他對孚雷史學模式的修正，系統地梳理他的民主史研究，從而為國內學界理解近代法國民主的演變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一、法國何以告別革命？自近代民主破繭而出後，英美政制的鼓吹者多為讓-雅克·盧梭及其人民主權原則的批判者。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進一步加劇了西方學者批評甚至詆毀盧梭的傾向。卡爾·波普爾的《歷史主義的貧困》與《開放社會及敵人》、雅克布·塔爾蒙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紛紛把民主對立地劃分為「烏托邦民主」和「實用主義民主」、「極權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民主」，競相認定盧梭是「烏托邦民主」/「極權主義民主」的鼻祖（Jacoby, 2004）。此種論調是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僵化的產物，頗有嘩眾取寵之嫌，但它卻曾經一度受到西方主流思想界的追捧。在法國，似乎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堂而皇之地到盧梭身上尋找極權主義的起源。但是，閃爍其辭拋出近似觀點的人，倒是不乏其人。其中，弗朗索瓦·孚雷無疑是較為著名的一個。孚雷雖然說過「盧梭沒有哪一方面該為法國大革命負責」之類的話語，但他總是拐彎抹角地把革命恐怖歸咎於盧梭，「盧梭在無意之中製造了革命意識和革命實踐的文化材料」、「雅各賓主義的關鍵秘密就在於機關藏在人民的影子里」(孚雷，2005：48，254)，其批判人民主權的意圖昭然若揭。如果說孚雷對盧梭的攻擊尚且是含沙射影，那麼他的合作者莫娜·奧祖夫對盧梭的譴責幾乎是不加修飾、赤裸裸的，後者寫道：「唯有盧梭拋棄了這種可能的考慮(即溫和的立場——筆者注)，這是大革命無處不打著他的印記的原因之一。正是這種激進的、全新的革命決裂，創造了再生的觀念，並賦之以一種不可抵擋的力量。[……]我們在此觸及到了法國大革命與極權主義之間關係的內核，因為它們彼此都妄圖造就新人。」（Ozouf, 1988）冷戰思維對孚雷和奧祖夫的影響是不容辯駁的，孚雷本人也承認，《古拉格群島》法文本的問世是他重新思考法國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他們把現時政治的思考穿鑿附會到革命研究的做法自然也遭受了不少學者的尖銳批評。（Woloch ，1990；Christofferson ，1999）孚雷們對盧梭的無理指責經不起任何學理的審視，其荒謬的論調註定曇花一現。晚年孚雷在《革命法國》里也對此作了一定的修正。不過，他依然堅持，人民主權的潛在危險是存在的，精英民主才是理想的民主模式。孚雷在該書中指出，唯有到了19世紀80年代，法國才真正告別了革命。他給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三共和國的國父們（如甘必大和茹爾·費理）在實證主義的基礎上，發明了一種和英美憲政民主類似的民主模式，在法國歷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兩院議會制等「正常的制度」，並憑藉於此，成功地讓「大革命駛入了港灣」。（Furet, 1992:531, 573）皮埃爾·羅桑瓦龍繼承了導師孚雷的研究方法——政治概念史，也繼承了後者的問題意識：對近代法國民主作系統的診斷，並思考法蘭西如何告別革命等若干重大的問題。羅桑瓦龍在選擇基佐這位以結束革命為畢生追求的政治思想家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時，就表明了他本人從事法國民主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在標題為《結束革命》的章節里，羅桑瓦龍指出了基佐和他本人共同思考的哲學命題，「為了告別大革命，就必須理解歷史，即要同時理解1789和1793，就必須理解為何每當法國自以為駛入寧靜港灣的時候，深淵和沮喪卻總是接踵而至。」（Rosanvallon, 1985:17）和孚雷一樣，羅桑瓦龍也認為第三共和國是法國告別革命的關鍵時期。不過他認為，第三共和國在19世紀80年代尚未擺脫革命的威脅，真正的界標應該是「1890年時刻」。(Rosanvallon, 1998, p.105)在他看來，普選制的確立或兩院議會制的建立，並沒有消弭法國人民的革命激情，因為在孚雷眼裡告別了革命的19世紀80年代，恰恰爆發了近代法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罷工運動，興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團主義。況且，復古右翼對普選制的質疑和革命左派對參議院的抨擊也從未曾停止過。在羅桑瓦龍的眼裡，徹底熄滅革命之火的決定性因素，既不是普遍選舉制，也不是精英民主。第三共和國的締造者對普選制的後果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認為它的降世將徹底終結革命。甘必大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語：「如果普選能在充分尊重主權的情況下行使，就不可能再發生革命，因為當法國已經能夠說話的時候，就不再會有人試圖發動革命，實行政變。」(Gambetta, 1882:282-283)然而，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樂觀。羅桑瓦龍在《公民加冕禮》里指出，「當普遍選舉原則被接受之際，與它再次相伴的更多地不是熱情，而是屈從或不知所措。」在許多法國左派的心中，革命的誘惑久久不能散去，讓-保爾·薩特在20世紀六十年代還揭露道：「選舉，愚蠢的圈套。」 （羅桑瓦龍，2005：311）因此，普遍選舉的展開「並沒有成功地消除數量與理性、人民與代表、制度的生活和社會的情感、自由的組織和集體力量的表達之間的張力。」（Rosanvallon, 2000:405）羅桑瓦龍對精英民主的懷疑，在其對法國式自由主義的批判里盡顯無遺。（Rosanvallon, 2002b）羅桑瓦龍表示，在孚雷眼裡能抵消「唯意志論」或人民主權之消極影響的精英民主，即「政治理性主義」，在法國卻是嚴重妨礙自由紮根和民主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羅桑瓦龍指出，和信奉代議制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不同，法國自由主義依賴理性政府，去反對專制或保護自由。重農學派以降，法國政治思想界流行著一種觀念：理性是自由的可靠保證。所以，法國自由主義「崇拜法律，鼓吹理性國家，讚美法治國家和行政國家」。(Rosanvallon, 2002b:690)這種政治理性主義在七月王朝的「空論派」身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弘揚理性主權，反對人民主權，主張實行納稅選舉，甚至還否認個人擁有一些天賦的權利。在羅桑瓦龍看來，「把民主的社會力量包容在政治精英開明領導之下的期望」和「唯意志論」一樣，都是「微不足道的、反動的陳詞濫調」。(Jainchill and Moyn, 2004:136) 1848年革命爆發後，法國人再次陷入烏托邦民主的集體狂熱之中。除了唯意志論和政治理性主義之外，羅桑瓦龍認為近代法國歷史上各種協調人民主權和理性政府的所有努力，也都沒有根治法國的革命狂熱病。譬如，波拿巴主義從更深層次的角度而言是「一種協調民主和政治理性主義的努力」，（Rosanvallon, 2002b:697）但是，它的凱撒主義卻引發了托克維爾、基內等人對民主更為可怕的想像。法國不可救藥地徘徊於街頭暴力和封閉的精英民主之間。既然普遍選舉和政治理性主義（無論基佐拒絕普選的精英民主，還是第三共和國建立在普選之上的精英民主）都無法讓風雨漂泊的民主波瀾不驚地駛入港灣，那麼更為關鍵的因素又是什麼呢？羅桑瓦龍表示，「1890年時刻」之所以成為法國告別革命的界標，乃是因為在這個時期，工會、政黨、選舉委員會、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為普遍的社團組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乃是因為這種議會之外的「靜悄悄的革命」。（Rosanvallon, 2000:271）換言之，自治能力得到增強的市民社會，成了法國避免革命病毒侵襲的最好屏障。二、自治的市民社會讓革命駛入了港灣在羅桑瓦龍的民主診斷中，市民社會之所以能夠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和1968年「五月風暴」的影響及其本人的社會鬥爭經驗密不可分。20世紀60年代後，法國社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社團數量激增，新的公民行動興起。1968年「五月風暴」響亮地喊出了社會自治、反對官僚化的口號。然而，最令人矚目的現象，莫過於源於60年代南斯拉夫工廠自治運動的一個辭彙——「自治管理」（autogestion），在法國社會迅速流傳開來，很快成為70年代法國的時髦辭彙。「五月風暴」爆發之際，正在高等商業學校學習經濟學的羅桑瓦龍，負責領導信奉無政府主義的法國民主勞工聯合會(CFDT)的學生組織「基督教青年學生」（Jeunesss Etudiante Chrétienne）。不久，羅桑瓦龍放棄學業，投身政治運動，選擇成為CFDT的經濟顧問，並擔任其官方雜誌（CFDT-Aujourd』hui）的主編。在他的努力下，「自治管理」變成了CFDT的官方理論。(Rosanvallon,1995a:362)當時的羅桑瓦龍對「自治管理」運動充滿了期待，認為它「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也繼承了自由主義弱化國家權力、市民社會至上的原則，從而實現了對二者的超越」。(Rosanvallon, 1976:41-42)儘管「自治管理」未曾取得羅桑瓦龍所希望的成功，但他在《未完成的民主》里還是對它作出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它在三方面表達了現代民主的基本訴求：「首先，它體現了對所有集權化、等級化制度的一種反抗和拒絕，表達了把民主程序普遍化，將之運用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管理的一種願望；其次，它標誌著超越傳統代議制民主程序局限性的一種追求；最後，它也滿足了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間的關係作出新理解的需要。」(Rosanvallon,2000:410)羅桑瓦龍在青年時期參加法國民主勞工聯合會以及宣揚「自治管理」理想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政治主張和學術立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草根民主的關注，對市民社會的自治能力的期望，讓羅桑瓦龍從一開始就和其導師孚雷保持了距離，不會對精英民主或者英美的憲政民主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基佐時刻》里，羅桑瓦龍便已經指出，法國若想告別革命，不僅需要完善代議制、兩院制和普選制等「統治藝術」，在民主和自由主義之間建立一種恰當的平衡，還必須「對社會和政治權力的關係作哲學的再思考」。(Rosanvallon,1985:18)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羅桑瓦龍再次指出了傳統選舉政治和精英民主的局限，堅持發明一種「互動民主」的必要性，以加強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溝通。(Rosanvallon, 2006b)[1]故而，羅桑瓦龍並不贊同孚雷的觀點，不相信甘必大、茹爾·費理等人創製的代議制政府成功地讓「大革命駛入了港灣」。相反，他們殫精竭慮地區分人民主權和民族主權，並通過精心設計的憲政制度，處心積慮地限制民眾的政治影響，把第三共和國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絕對共和國」。(Rosanvallon, 2000:246)不過，共和國的絕對註定不能長久。在憲法條文未作修改、政治結構未曾變更的情況下，「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正在悄無聲息地改變第三共和國的精神及其制度的實際運作。在第三共和國精神悄然發生變化的過程中，19世紀末蓬勃發展的社會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第三共和國的社會學家在聖西門、孔德、勒普萊(Le Play)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大革命哲學的批判工作，革命個人主義或者原子化的個人觀念受到了首當其衝的抨擊。有人對1789年的社會觀和現代的社會觀作了針鋒相對的比較：「在1789年人的眼裡，人類社會是抽象邏輯的創造，是個人簡單疊加的產物，和過去絕緣，與未來無涉[……]。但在現代社會學家的眼裡，人類社會是有機的生物體，擁有自身發展與保全的法則[……]。因此，大革命的觀念和現代社會學的思想之間的矛盾是有目共睹、涇渭分明的。」(Rosanvallon, 1998:107-108)作為19世紀精神最傑出的代言人，埃米爾·塗爾干更是直言19世紀法國的政治病與社會病的病根在於「個人和國家之間缺乏二級團體」。(Rosanvallon, 1998:111-112)所以，告別革命，改革政治和再造社會，需要和革命的社會觀與原子化的個人觀決裂。社會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共和派、教會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政治勢力的共同宣揚，導致19世紀90年代產生了一種全新的表象觀念，它「承認社會團體的存在及其表達」，從而「破天荒地把僵化的革命政治文化棄置一旁。」 (Rosanvallon, 1998:112-113)第三共和國告別革命的努力首先表現為它對工會態度發生的急劇好轉，並頒布承認工人結社自由的1884年工會法。自19世紀30年代里昂工人起義以來，法國歷屆政府對各類工人組織皆投以懷疑的目光，時刻警惕，並做好隨時將之取締的準備。敵視工人組織的立場在第二帝國末期有所鬆動，拿破崙三世頒布了允許工人罷工的1864年法律，並鼓勵建立相對溫和的互助社與合作社。巴黎公社起義曾經導致第三共和國頒布了打擊第一國際工人協會的法令，但共和派領袖很快認識到，工會組織的存在與發展是「秩序的原則」，而不是革命的淵藪。（Rosanvallon,2004a:253-260）總理瓦爾德克-盧梭對待工會的態度，極為典型地反映了共和國在工人結社問題上的巨大轉變，他認為工會對共和國的鞏固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與其說個人根據自身職業建立的社團是鬥爭的武器，不如說它們是物質、道德以及思想進步的工具。」(Waldeck-Rousseau, 1900:304-305)有鑒於此，瓦爾德克-盧梭在1884年力排眾議，促成了工會法的出台。雖然革命工團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盛極一時，對共和國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但羅桑瓦龍表示，「工會主義的降世，促進了一種平衡民主的漸進發展」。(Rosanvallon,1998:253)1901年7月1日結社法的頒布，是共和國對市民社會的自治運動作出肯定的又一重大舉措。儘管1901年法律的制定出於更為迫切的反教權需要，它對社團佔有財產的權利也有苛刻的限制，但其意義仍不容低估，因為它永久地廢止了嚴重阻礙法國人民結社活動的刑法第291條，後者規定凡人數超過20人以上的社團，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儘管羅桑瓦龍強調，不能過分誇大1901年法律的革命性，因為「在雅各賓的修辭背後，市民社會事實上已得到了發展，並獲得了堅實的基礎」，但他也承認，它象徵「輿論發生了一種不可否認的變化」。(Rosanvallon,2004a:307)隨著結社的合法化，政黨也開始出現並在法國政治舞台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901年結社法頒布後，湧現了大批的政黨，如民主共和同盟、激進黨、人民自由行動、共和派聯合會、社會黨等，它們的產生大大改變了法國的政治風景線。在羅桑瓦龍的眼裡，政黨的意義不止是促進了普選和代議民主的有序組織，它們還「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社會形式，能消除雙重的緊張：一方面是個人和集體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現實和建構的矛盾。……它們也能充當個人主義社會和整體主義世界的橋樑。[……]政黨還允許個人社會的差異得到表現，並賦予相應的形式」。總之，他認為政黨提供了「一種理性的多元主義，能同時兼顧認同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的需要，平衡一致性和多元性。」(Rosanvallon,1998:182-183)此外，「諮詢政府」（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ve）的誕生，也對雅各賓主義的一元論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此起彼伏的罷工和方興未艾的社會主義運動，讓執政的共和領袖認識到了1875年政治制度的不足，他們清醒地意識到，為了更好地統治社會，就必須回到社會，開放社會。為此，他們在議會之外，試圖為社會利益的表達提供新的渠道。第三共和國先後成立「高級美術與技藝委員會」（1875年）、「高級公共救濟委員會」（1888年）、「高級勞工委員會」（1891年）等共計78個諮詢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專家為政府制定相關法規出謀劃策。羅桑瓦龍表示，在缺乏英美的利益代表制或德國的階級代表制的情況下，這些諮詢機構在法國為社會的表達和利益的訴求提供了暢通的渠道。(Rosanvallon,1998:263)工會、社團、政黨和諮詢政府的出現，表明19世紀末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有了相當程度的革新，「在事實的壓力下，雅各賓主義的教條開始退居幕後，不得不為它在理論上予以否認的多元主義挪出空間。」 (Rosanvallon,1998:169)由於雅各賓主義向多元主義作的讓步，「反自由的民主」向「複雜的民主」的過渡，「1890年時刻」構成了近代法國的重要轉折。在羅桑瓦龍的眼裡，此種轉折的意義似乎並不亞於1789年大革命的爆發，因為它讓法國走出了「一種古老的、致命的進退兩難，擺脫了要麼被動接受僵化的制度，要麼沉迷於一切從頭再來的幻想的宿命。」(Rosanvallon, 2000:377)從此以後，法國無需再受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理性主義和唯意志論交替循環的痛苦折磨，大革命真正駛入了寧靜的港灣。三、當代法國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公共空間的擴大與市民社會的發展，而不是長期作為民主象徵的普選制或被視為自由屏障的兩院制議會的確立，導致法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了一種「平衡的民主」或「溫和的民主」(Rosanvallon, 1998:165; 2000:239)。市民社會自治能力的增強，使得法國人民擁有天然的敏感和足夠的力量去反抗建立專制政權的企圖，從而讓法國能在法西斯主義瀰漫西歐的三十年代，堅定地走民主道路。當時的著名作家蒂博代（Thibaudet）為此還頗為自豪地說，法國是「歐洲大陸唯一一個堅持溫和自由主義的大國。」(Rosanvallon, 2000:398)然而，反法西斯的經歷和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也給本身就極為脆弱的「平衡的民主」或「溫和的民主」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眾所周知，自誕生以來，現代民主就一直是通過其敵人形象的反面來限定自己，也就是說，通過反對神權教會、法西斯以及社會主義的鬥爭，民主的原則與內涵得到了確認與拓展。和各種專制政體以及自由主義的潛在敵人長期作戰的經歷，使得人們慣性地以為，民主只是保護個人權利、反對國家干預的政治制度。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後，在法學家凱爾森、哲學家波普爾以及經濟學家熊彼特等人的集體鼓噪下，「民主在人們的眼裡主要變成了專制的對立面；人們也不再更多地將之視為對代議制的一種超越，或對各種貴族形式的社會批判。」在西方世界的想像里，民主逐漸變成了一種平庸的程序民主，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否定性民主」（démocratie négative）。(Rosanvallon, 2000:402)「否定性民主」的局限是不言自明的，它缺乏足夠的哲學反思和自我革新的能力。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盎格魯-撒克遜的憲政民主和經濟自由主義幾乎變成了民主國家的唯一選擇，以至於美籍日裔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歷史的終結」。(福山，2003)在對英美模式向來不以為然的法國，全盤美化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在學術思想界，美國憲政民主也不乏熱情的宣揚者。弗朗索瓦·孚雷和他的前輩托克維爾一樣，對美國模式讚賞有加。孚雷雖然不否認1789年理想的價值與意義，但他認為，把權利的話語擴展到所有的生活領域會產生許多危險，而美國模式的長處在於它能有效地遏制個人權利理想的普遍主義。（Baker,2002）皮埃爾·馬南立場也和孚雷無異，認為「愛民主，就應當有節制地愛它。」(Manet,1993:181)但是，美國的憲政民主是法國應當接受的政治理想嗎？羅桑瓦龍的答案是否定的。羅桑瓦龍在對2004年對美總統選舉所作的評論里指出，美國並不是可供選擇的普遍模式，相反，它「是一面哈哈鏡，每個國家都應該在裡面認清它自己的面貌，正視它自己的嚴重問題或潛在的發展。」(Rosanvallon, 2004b)對於經濟自由主義，羅桑瓦龍在《烏托邦資本主義》（1979年）里就對它作了鏗鏘有力的反駁。羅桑瓦龍指出，市場社會的烏托邦並非始於今日，它在亞當·斯密以「看不見的手」超越社會契約論的宏偉抱負上已得到了體現。霍布斯、洛克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專註於探討社會的起源、恰當的社會政治制度及其正當性的基礎，卻無法圓滿地解決國家間的戰爭與和平問題、社會契約中義務的基礎問題。(羅桑瓦龍，2004：44)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當時風靡一時的原因，就在於它相信市場的自發調節、勞動分工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換便能促進社會福祉的普遍增進，從而避免完全不必要的戰爭。但是，斯密學說背後的自然利益和諧論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在19世紀取勝的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野蠻資本主義」。（羅桑瓦龍，2004：248)所以，市場社會不是理想的社會模式，近代西方歷史已充分暴露了它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不足，因而是一種應該被超越的烏托邦。為此，羅桑瓦龍兩次捍衛福利國家，（Rosanvallon, 1981;1995b）對「社會契約的物質條件」、「當代社會在社會分配問題上達成共識以及實現團結所需的條件」作出了嚴肅的哲學思考。(Rosanvallon, 2006c:3)此外，羅桑瓦龍在對2005年法國騷亂的反思里，也批評了法國社會幹預的不足。(Rosanvallon, 2005)[2]同樣，以限制人民主權或公意為基本出發點的麥迪遜式民主在羅桑瓦龍的眼裡，也是不夠的。羅桑瓦龍承認，當代社會不再能夠像盧梭那樣，以近乎神聖的語言去描述和思考民主，或如卡爾·施密特所言，「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人們不再能夠把社會視作一個統一的且不可分割的神聖整體，開始進入了「普通政治的年代」（l』age ordinarie du politique）。但是，人民主權從此便喪失了意義嗎？羅桑瓦龍給出了斬釘截鐵的否定回答。他強調說，人們「用不那麼神聖的話語去思考民主，要和隱含在昔日民主理想之下的創世說決裂」，「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創造人類的歷史，至少，不應該放棄掌握人類的歷史。」 (Rosanvallon, 2000:421)事實上，當代西方國家的人民仍以各色各樣的形式，繼續行使不再神聖的人民主權原則，追求公意的表達。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治領導人的腐敗與貪污、政治選舉中棄權人數的增加等現象，讓許多西方學者驚呼「政治衰退」、「意志衰落」或「民主危機」。但在羅桑瓦龍的眼裡，西方學者的憂慮基本上是對當代民主的一種誤讀。他認為，當代人對民主的困惑、失望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種把選舉民主等同於民主的狹隘民主觀念造成的。他表示，「假使選舉的民主不容辯駁地蛻化了，那麼表達的民主、介入的民主和干預的民主，卻是得到了毋庸置疑的發展和肯定。」(Rosanvallon, 2006a:27)在他看來，繁多的草根組織、強大的新聞媒體、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等團體與機構空前加強了市民社會對公共權力機關以及政治領導人的控制力與約束力。除了和普選、議會、政黨相連的選舉民主外，「監督的民主」、「阻止的民主」和「審判的民主」等非議會民主形式，即所謂的「反民主」（la contre-démocratie），為公意的表達提供了新的渠道。由此，民主的內涵與外延得到了豐富和拓展，公民對政治的影響也不再停留於消極的投票，他們兼具「選舉人和控制者」的雙重身份。(Rosanvallon，2006d)羅桑瓦龍表示，和傳統的選舉-代議民主相比，與市民社會同氣連枝的反民主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簡單地說，反民主的優點恰恰是選舉民主所缺乏的品質：持續性。在定期的政治選舉（市鎮選舉、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之後，各種形式的反民主還能繼續施壓公共權力機關和政治領導人，起到監督政治活動、糾正錯誤決策、抵制腐敗行為的作用。而且，由於反民主不需要固定的人員、邏輯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因而比選舉民主更容易取得成功。(Rosanvallon, 2006a:184)甚至，羅桑瓦龍還認為，「在人們不再相信代議制政府能代表公意的情況下，反民主構成了實現公意的唯一希望」，(Rosanvallon, 2006a:305-306)構成了全球化時代人民主權的重要表現形式。羅桑瓦龍對反民主的弘揚，似乎再次回到了早年自治管理運動的政治理想。在他看來，反民主的多元主義色彩能消除麥迪遜、托克維爾等人憂心忡忡的民主消極面，避免多數暴政或獨夫統治的可能，確保民主的發展不會偏離自由主義的軌道，從而有效地克服民主與自由主義的張力。在談到「阻止的民主」時，他指出「否定政治的降世標誌著自由主義的真正勝利」。(Rosanvallon, 2006a:183)羅桑瓦龍也由此表現出了一種和孚雷、馬南大相徑庭的立場，認為深化民主的發展，鼓勵市民社會的自治，才是維護自由的正途，而不能如後者那樣宣稱「有節制地愛民主」。當然，對於反民主或市民社會的缺陷，羅桑瓦龍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表示，政治冷漠（impolitique）是反民主的孿生物；輿論民主的泛濫或者極端化，也有可能導致走向民粹主義。因此，羅桑瓦龍提醒人們說，「如果任何人都不得宣稱代表人民的意志，或以人民的名義說話，那麼相應地，也沒有人能夠宣稱唯有他本人才能以批判地立場，表達人民的意志。」 (Rosanvallon, 2006a:306)禁止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壟斷反民主，保證反民主形式的多樣性與多元化，無疑是反民主健康發展的前提。更為要命的是，多元的反民主並不能提供一種為大家共同接受的綱領，因此羅桑瓦龍認為，民主的鞏固與成熟，離不開它在三個維度的齊頭並進：選舉-代議制政府、反民主以及對政治的反思。(Rosanvallon, 2006a:318)自加入法國民主勞工聯合會，參加自治管理運動以來，羅桑瓦龍從未放棄過一個基本的信念，「為了理解民主生活，就必須把理解民主生活中具體的問題和困境作為根本的出發點」，因此，在別人滿足於代議制民主、直接民主孰優孰劣的爭論之際，他早就立志把理解「民主的熵以及民主能量衰落的問題」作為政治思考的主要對象。(Rosanvallon, 2006c:1)棄政從學後，羅桑瓦龍的民主史研究也堅持了相同的立場，無意於描述法國民主演變過程的細枝末節，而專註於理解政治的局限性，「探討民主折戟沉沙的風暴區與混亂區。」(Rosanvallon,2002a:31-32)在這個意義上說，羅桑瓦龍的現當代政治史研究基本上是對近代法國民主病理的一種診斷。根據羅桑瓦龍的診斷，法國民主弊病的根源是大革命，因而它的根治則需要徹底告別革命，走出革命。在他的表述里，近代法國歷史上用以診治革命狂熱病的精英民主或市場資本主義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在悄無聲息中發育並逐漸成熟的市民社會卻不經意地成為法國民主的唯一救贖。在對精英民主與經濟自由主義作出雙重否定後，羅桑瓦龍把恢復民主活力的希望寄託於民主原則在市民社會中的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對「反民主」價值的鼓吹則集中體現了羅桑瓦龍對市民社會自治能力的信任與期待。然而，和他對法國民主史的獨到診斷相比，羅桑瓦龍革新民主的方案則顯得太過蒼白，不過是以更實證的方式去複述早年自治管理的理想。不難看出，羅桑瓦龍沾染了所謂「新法國思想」的通病，他們的哲學「大體上是診斷性的，而不是創新性的或綱領性的。」（Lilla, 1994:15）[3]美國學者賈吉爾和莫因也附和道，羅桑瓦龍隸屬的第二代左派「對他們反對什麼遠比對他們應該贊成什麼更加清楚」。(Jainchill and Moyn, 1994:153)即便如此，羅桑瓦龍對法國民主病理學的診斷，對我們理解、審視並推進民主政治而言，依然具有一種不可辯駁的參考價值，他復興民主活力、擴大民主內涵的目標更是永遠不會過時。參考文獻：本雅曼·貢斯當，1999，《適用於所有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原則》，《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閻克文、劉滿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弗朗索瓦·孚雷，2005，《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北京：三聯書店。弗朗西斯·福山，2003，《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托克維爾，1996，《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皮埃爾·羅桑瓦龍，2004，《烏托邦資本主義》，楊祖功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民的加冕禮》，呂一民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Baker, Keith Michael 2002, 「In memoriam: Fran?ois Furet」, The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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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ccording to Pierre Rosanvallon』s analysis of the pathology of French democracy, it is just an illusion. In fact, what succeeded in keeping France away from revolution is not political rationalism 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more decisive factor is that civil society』s capacity of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has been growing since 1890s. Moreov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civil soc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and promoting liberty for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countries. Rosanvallon』s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French democracy offers for us an origin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limits of market society, the inadequacies of Anglo-Saxon democracy and the antinomies of democracy itself.Key words: Pierre Rosanvallon democracy liberalism civil society--------------------------------------------------------------------------------* 本文是浙江大學「董氏文史哲研究獎勵基金」的資助項目（205202-U20801）。[1] 羅桑瓦龍自我批評道：「我也屬於這樣一代人，在相當長的歲月里，希望能找到英明的政治領導人，希望他們能賦予市民社會的願望以意義和形式，但希望卻落空了。我們應當在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社會批判和改革綱領之間發明一種互動的民主。」[2] 羅桑瓦龍在談論2005年大規模騷亂時，指出傳統的共和主義模式已不適用擁有龐大數量移民的當代法國，「最近的騷亂表明，問題不再是『為了整合，還需要做什麼？』或者『他們應當遵守怎樣的模式？』，而變成了如下的問題：『為了容納這些年輕人，增加他們的機會，法國社會做了什麼？』」。[3] 馬克·里拉（Mark Lilla）用「新法國思想」的概念去指代皮埃爾·馬南、馬塞爾·戈歇（Marcel Gauchet）、呂克·費理（Luc Ferry）等新一代哲學家的學說，不過羅桑瓦龍的文章並沒有被選入同名的論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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