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再審視_

當前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關乎中國未來的發展，值得人們關注。筆者在接受《深圳商報》記者說了一些自己的感受，發表在該報2010年2月1日A16版上。意猶未盡，與友人閑聊，又申說了若干意見。

友：我注意到你多次談論「中國模式」都持否定態度。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爭論，你的觀點是不是太絕對了？

袁：這件事關係中國下一步的走向，含糊不得。中國的改革到了關鍵時刻，需要政治家和領導集體高瞻遠矚，抓住要害，當機立斷，全面推進改革。而「中國模式」的鼓吹者，不是引導人們看清危險所在，尋求突圍的路徑；反而沉迷於肯定現狀，美化和固定缺陷。

友：這樣說似乎太籠統了。

袁：看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就清楚了。

經濟快速發展與「中國模式」

友：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去年又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襲擊，取得增長8.7%的好成績。面對這些不爭的事實，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這證明中國政府做對了什麼。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模式」在顯示威力。你否定這個模式，是不是有點不顧事實？

袁：問題不在中國經濟是不是高速發展。我比許多人都樂觀，深信如果不再犯違反常識的大錯誤，中國還會有二三十年的比較快速的發展時期。分歧在高速發展的原因在哪裡和今後的發展道路。

六十年了，前三十年上了俄國人的當，搞計劃經濟，就不要說了。後三十年也是跌跌碰碰走過來的。說到底，這三十年歲月，無非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相應的制度層面角力的過程。成就的根本原因來自學習市場經濟和摒棄了鬥爭哲學，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在經濟層面，從宏觀到微觀，中國人仍然處於學習階段。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金融危機的應對比較得力，贏得海內外交口稱讚。但是，有遠見的人們不應沾沾自喜，對發展中暴露出來問題視而不見。官本位沒有消退，官商勾結，官員腐化；市場混亂，治安不良；法治漏洞百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教育制度有些地方不如國民黨時代；包括醫療、住房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等等最需要顯示社會主義的領域，在我國恰恰是社會主義因素非常稀薄的軟肋；貧富差距遠遠大於四小龍起飛時期……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帶來的惡果。

總之，中國社會處於轉型階段，改革的任務非常繁重，有待解決的問題成堆。面對這樣的狀況，急急忙忙唱讚歌，嘔心瀝血稱之為「中國模式」，太不合時宜了吧？

友：他們認為堅持現在的思路，這些問題都能妥善解決。

袁：這個假設有待檢驗。其實，這些問題的存在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過程中帶普遍性的現象，如何解決也有比較成熟的經驗。例如，香港直至80年代都沒有政黨政治，但它的反貪非常成功；靠的是廉政公署、獨立的司法系統和強大的輿論監督的合力。要移植到內地，司法和傳媒的獨立就很難實現。

即使在單純的經濟領域，中國模式論者強調國家（政府）要壟斷土地、金融和大型企業。按照國際經驗，那不過是要重蹈20世紀40—5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的覆轍罷了。中國各級政府駕輕就熟！不過，這是一條腐敗叢生和效率極低、投入產出極不相稱的老路。這才是真正的陷阱！

此外，健全的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三條支柱是產權保護、信息自由流通和法治。中國的現狀是每一條柱子都銹跡斑斑，有待努力修整。此時此地，與其侈談「模式」，毋寧埋頭修理好關係未來發展的這個三角架。

社會管理與「中國模式」

友：他們設計了幾個子系統，為未來社會繪製了美好的圖景。他們認為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是成功挑戰經濟學的「市場與計劃兩分」，挑戰政治學的「民主與專制兩分」，挑戰社會學的「國家與社會兩分」的改革。今後堅持這條路，避免西方的陷阱就行了。

袁：這既是他們對過去的總結，也是描繪未來社會的圖景。不過，健康的社會制度，都是逐漸生長出來的。按照理想的藍圖去建造一個社會，往往事與願違，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而且的設計與經驗事實和眾多學者對現代社會的認知有三個明顯的不同：

第一．能不能以民本代替民主？

民主與專制的分際可以抹殺，這超乎平常人的相像。不過，這並不新鮮。清末民初，梁啟超就起勁販賣這個貨色。可是，他坦誠申明這是開明專制，實踐中則成了袁世凱專制統治的文飾。整整一百年過去了，換個名詞恐怕也改變不了事情的實質。主權在民還是主權在官？這不可能調和。主權在民是民主的理論基礎，官員是公僕，必須得到選民授權，還要受到公民的嚴密監督。否則，就會主僕顛倒，導致政權變質。民本是以官為主，最終是聖君賢相為民作主；如果碰上能幹的清官、明主，居高臨下，親民，惠民，老百姓會得到一些實惠。可是，要是上台的是貪官、暴君，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而後面這個情況司空見慣。現代政治學在權力來源和運作等方面已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並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完整的經驗。中國模式論者冀圖推翻現代政治學，另立一個學派，這個雄心壯志值得稱許。但是有三個關口等待著他們：

1.經得起反駁嗎？

2.實踐中能給公民帶來更大的自由和幸福嗎？中國人有不吃嗟來之食的傳統，未必給口飯吃就萬喙息響，甘心情願當順民。

3.老百姓願意接受嗎？一呼百諾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如果公民不聽教誨，堅持自己的憲法權利，要不要動粗啊？

第二．社會要不要從上到下的嚴密控制？

他們的設計不要公民社會；勢孤力單的個體公民，面對強勢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不但如此，他們美化一直延伸到社區和「單位」的控制體系，讚美其中的家庭氣息。我相信有些「單位」和社區的領導者比較關心人，但相反的情況不也比比皆是嗎？擺脫人身依附關係，讓公民享受應有的自由和尊嚴是中世紀和現代社會的分水嶺。政府是為保障公民的自由（比如毛澤東肯定的四大自由）而存在的；公民與「單位」是平等的權利主體，權利、義務有明確的契約規定。至於社區，是公民自由選擇的居住地，居民可以民主自治，社區對家庭和個人都沒有管轄權。為什麼公民反過來要受各「單位」和社區的嚴密控制呢？

第三．承認不承認公民個人是權利的主體？

中國模式論者與眾不同之處是處心積慮抹殺個人，力圖以家庭或其他集體取代公民作為權利主體。「集體」掩蓋的是幾千年宗法關係的延續。壓殺個性的苦頭我們吃得太多了。

說到底，論者的整套理論不過是冀圖粉飾現狀，否定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政治體制是社會管理體系的主體部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是公認的事實。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人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統治型的管理體制早就不適應經濟和社會狀況，並與公民的權利意識有很大差距。面對社會矛盾尖銳的多事之秋，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時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否定這個領域的改革，對中國的發展和穩定是非常不利的。

文化復興之路

友：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最少在文化領域是不可忽視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剔垢磨光以後必然煥發創造活力，從而支持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模式」。難道現代社會，一定要依賴西方文化嗎？老早就有人指出，現代化不是西方化。

袁：這是很有迷惑力的文化民族主義。不過，這是實踐問題，無論多麼好聽的言辭都無法掩蓋嚴峻的現實。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有很多瑰寶，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靠它自身的力量沒有培植出民主制度，也沒有孕育出獨立的知識階層，而這些都是現代社會堅實的基礎。

友：民貴君輕的思想傳統，不是民主制度良好的思想支柱嗎？

袁：不要忘記：幾句勸善良言約束不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子為專制君主的獻策，是規勸君主的箴言。「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警告統治者必須親民，以免丟掉社稷；暴虐統治害民誤己。這些箴言的前提是承認君主的專制權力。與西方封建社會不同，中國的臣民在君主面前沒有法定的權利。如果勸說幾句就能讓專制君主一心向善，歷史的進化就太容易了。

制度和社會結構才是決定性的。中國傳統社會內部沒有產生出足以牽制專制統治的制度結構，更不用說演化出民主制度的制度架構和思想基礎了。

而從實踐的後果看，直至19世紀結束，中國專制統治的趨勢是加劇而不是終結。

友：中國的知識階層有「從道不從君」的傳統，從東漢的太學生到明末的東林黨、晚清的清流，士大夫的反抗不絕如縷。

袁：那些事例都是漢民族維護正義的傳統，彌足珍貴，應該繼承和發揚。

應該明確的是，荀子提出：「從道不從君」，目的是培養忠於君主的忠臣。他假借孔子之口闡明這句話的內涵：「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荀子·子道》）也就是說，要為捍衛君主的封疆、社稷而勇於爭諫。從思想體系看，他是絕對專制主義者，這裡說的道是忠君之道，不是為士大夫階層和民眾謀利益之道。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是王權的附屬體，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可以制約王權的勢力。這對後來中國社會轉型十分不利。

也就是說，要敢於正視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性的缺陷，不要盲目美化傳統，特別不能信口開河，似乎今日中國崛起淵源於中國文化有特別優秀的基因。

友：離開傳統，中國文化的復興就變為無源之水了。難道中國人要永遠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嗎？

袁：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很有迷惑力。這裡涉及幾個很有趣的問題：

第一．「中國文化復興」的標誌是什麼？

在某些人看來，文化復興總要搭上中國古代文化。其實，眼界可以放得寬一些。文化繁榮，中國上升為文化大國，就是最好的文化復興。這裡當然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最好的保護、繼承和發揚，但又不囿於傳統，敢於接受和創造新的東西。先秦思想家的建樹在當時是輝煌的，進入現代還照搬他們那一套就是思想的貧乏了。要出比孔孟老莊更偉大的思想家。要有一大批燭照未來的世界一流的科學家、藝術家和學者。

第二．文化復興或文化大國的源頭在哪裡？

只盯著傳統，不可能出現世界一流的文化巨人。文化繁榮的基礎是建構一個兼容並包的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任何國家，概莫能外！創造的源頭在自由的制度。至於應該運用哪些資源，讓學者、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自己去選擇。別人指指點點，有必要嗎？

第三．學術和國界有什麼關係？

不要被民族主義蒙住眼睛，學術文化無國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什麼附庸之類的說辭，都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而不利學術文化發展的毒藥。自然科學、技術、醫學等等固然無國界，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也是無國界的。後者只要經得起檢驗，能讓人信服，就會越過國界向外傳播。選擇了市場經濟，你就不能不讀保羅·薩繆爾森等人的著作。拒絕西方經濟學著作，視之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批判相對論一樣荒唐。

多年來，一些人高喊新文化運動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學術被殖民化了！嘩眾取寵，擺出一副思想家的架勢，贏得一些粉絲和「上頭」的恩寵，還是小事；如果多數人被忽悠，甚至讓他們把這一套上升為國策的夢想成真，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再次發動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災禍就會接踵而至。

友：照你這樣說，這個領域也沒有什麼中國模式。可是，睜開眼睛看看，好萊塢的電影，西方的電子遊戲，情人節，聖誕節……風靡全國，世界各地譴責美國文化霸權的聲音此起彼伏。難道我們不應該強硬回擊，反而當孱頭，聽之任之嗎？

袁：十多年前，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其實，所謂文明衝突無非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現代化浪潮與前現代國家中反對這個趨勢的極端分子的衝突。歷史已經證明、還會繼續證明，主動融入世界是民富國強、經濟文化繁榮的必由之路。違反這個趨勢必然給民族和國家帶來大小不一的災難。明確這個大前提，觀察具體問題才不會見木不見林。

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觀察和處理文化問題，首先要有平常心，不要動輒將文化、風俗習慣和娛樂政治化。年輕人愛熱鬧，聖誕節、情人節高高興興到處逛；美國大片進來，手拉手進影院；如此等等，就是上了美國佬的當，成了他們「文化侵略」的俘虜？說這些話的人有沒有想一想，在紐約、倫敦、東京舞獅子，過春節，辦孔子學院，放老謀子的電影，是侵略還是反侵略？

其次，要研究為什麼美國文化影響會那麼大？它的「霸權」不是靠槍杆子或秘密警察威脅、恐嚇建立起來的。要敢於承認美國文化有強大魅力，所以受到那麼多人歡迎。要實現中國朝野的文化大國夢，不妨向美國佬學點東西。

再次，根深蒂固的「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一切」的心態應該調整了。國際之間當然還有利益衝突，間諜戰，縱橫捭闔，層出不窮。但是，這不是國際關係的全部。自由交流，談判，折衷，妥協，謀求雙贏……這些才是當今世界的主流，也是福國利民的最好手段。

只有前現代社會才會將文學藝術和日常生活政治化，成為思想奴役和禁錮人們行動的工具。生活本來就是多姿多彩的；進入現代社會後，衝破各種束縛，多元文化並生共育成了社會生活的常態；這是歷史的進步。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娛樂、風俗習慣，只能靠本身的魅力，贏得公民喜愛而流行。把這樣的自由傳播、自由選擇判定為「侵略」，本身就是很極端的文化專制思維。

友：仁兄可能有點老糊塗了。歐洲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沒文化，你卻把它看作文化大國的典範！

袁：老弟不要激動！具體分析文化的方方面面，答案就水落石出了。

教育是文化的基礎，你不否認吧？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大部分在美國。

執科學技術牛耳的也是美國佬啊。每一年的諾貝爾獎，大部分得主都是美國學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心，也轉移到美國了。掐指算一算當今影響世界的思想家，羅爾斯，諾齊克，亞馬蒂亞·森……有幾個不是美國人或在美國工作的學者？

至於文化產業，更不用說了。

這些耀眼成就的後面是它的制度。我們要擺脫文化落後的狀態，最需要吸取的就是它的文化不斷有重大成果出現的制度基礎。至於有些歐洲人鄙薄美國文化，是不是有點老紳士懷舊情緒作怪呢？

友：你這樣講，可能有點道理，但是肯定挨罵！

袁：對！「賣國賊」！「美帝走狗」！「漢奸」……這些帽子肯定少不了；網上一定沸沸揚揚！在中國，說真話太難了！只要中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改革滯後的狀況沒有扭轉，這個局面會一再出現。不過，我深信願意考慮錢學森憂慮的人會越來越多；溫家寶總理說的「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常識一定會日益普及，逐步實現。那時有人想起這些話確實有點道理，那就是對我的最高獎賞了！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

刊登於《縱橫》雜誌2010年第二期（2010年3月出版）第12—16頁。

附記：從蔣介石統治中國時代開始，「中國特殊論」就是一道時髦菜式。這一思潮往往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以主權在國家代替主權在民的基本觀點，從而一舉摧毀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根基。著名法學家北京大學沈宗靈教授說得好：「主權在國家，根據是國家是法人，有國家意志，即主權。這種觀點有時作為作為與天賦人權論相對立的一種學說，但有時卻是可以為國家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極權國家辯護的理論。」（沈宗靈：《比較憲法——對八國憲法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06年重排本第27頁）「中國模式」論者熱衷否定個人，念念不忘以「單位」、「社區」等集體取代作為現代社會權利主體的公民個人，其實是這一思潮的新變種。陷阱在前，不可忽視！

在中國有個流行多年的觀念：強調集體利益意味高尚；維護個人利益是自私。毋庸諱言，人是社會動物，「集體」是重要的社會存在。問題是這個「集體」是怎樣結合的？500年來世界各地先後出現的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說到底是人們結合方式的轉變：由集體吞噬個人的宗法專制、封建專制……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式轉變；而其基礎就是個人權利本位。在經濟領域，離開了個人的權利，就沒有市場經濟。在政治領域和社會生活中，沒有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集體不過是專制的別名。至於個人的自由、權利和法治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那更是現代社會的ABC。在19世紀中國，轉型社會無法迴避的上述問題已經浮現。橫跨三個世紀，歷時一百多年，中國人還要繼續在這些問題費盡唇舌！歷史的腳步，你為什麼走得那麼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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