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論墨子
2016-03-19 11:17:55|
何新:論墨子·墨學源出孔門考
一 墨子的氏姓
春秋戰國交替之際,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學派,除儒家外,就是墨子所創立的墨家之學。《韓子·顯學》:「世之顯學,儒(與)墨也。」孟子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乃儒門弟子。可見在戰國後期,墨學的影響一度甚至在孔學之上。
墨子,先世本宋人,後遷魯。①子姓,名墨翟。故《墨子》書中稱墨子為「子墨子。」②
故墨子與孔子系出殷商同族。
顧頡剛對墨子的姓氏有過考證,其略曰:
按《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引應劭說:「(孤竹)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紀正義》引《括地誌》:「孤,……殷時諸侯孤竹國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說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胎》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則以墨子為孤竹君之後,由墨台(胎)縮短為墨姓的。」又考《史記·殷本紀》殷後有目夷氏。《潛夫論·志氏姓篇》以目夷氏為微子之後。《廣韻·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後,以目夷為氏。」則公子目夷之後為目夷氏,這個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說:「宋襄公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廣韻·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當是「宋襄公兄子」的傳訛。……《左傳》僖公八年載宋太茲父與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讓國,茲父說「目夷長且仁」,目夷說「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墨子是伯夷之後,實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後。《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則墨夷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單作墨。這可證墨子的受姓之始。
據此,墨子確是殷人之後,與孔子一樣為子姓,墨乃是其從氏。
清代學者俞正燮說:「墨以殷後,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童書業說:「墨子實為目夷子後裔,以墨夷為氏,省為墨也。」楊向奎說:「『目夷』也作『墨夷』,而『翟』與『夷』古音可以通假,因之,我頗疑『墨翟』即『目夷』的別寫。」
二 生年
據近世學人方授楚所考,墨子生年約在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即孔子死前十餘年。死於周威烈王23年(前403),活了八十多歲。①
墨子之學,源出於孔門。但墨子改革了儒黨之學,從而新創了自己的一派學術。
《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錢穆謂:「蓋墨子初年,正值孔門盛時,故得聞其教論,受其術業,非(必)謂墨子受業於孔子也。」「墨子幼年,正當孔子晚節,或竟不得與孔子並世。」
墨子精通儒家經典。這些典籍在春秋晚期已幾乎失傳,全賴孔子拯救、紹述和傳承。墨子書中對儒家經典《詩》、《書》、《春秋》多所引述,博學而精通。表明墨子確曾受教於儒門。
所以,墨子思想,多出於孔子的儒門。例如:尚賢而反對世親世貴,本於孔子。尚同而主張平等,本於孔子「有教無類」。但儒家思想中存在矛盾,其用周禮、主張親親尊尊,與「尚賢」、「無類」之思想相牴牾。墨子將孔子思想中的平民主義貫徹到底,而自成一派新學說即墨學。
墨子生活之年代,約略與子思、子夏同時。
三 墨家思想源於儒家《禮運》
金德建曾指出:墨子之學,其社會理想源於子思一派的《禮運》之學。①墨家思想大致的基本要點,確實與《禮運》思想可相印合:
1. 兼愛
兼愛是整個墨子思想的重心所在。《禮運》中也同樣主張兼愛。《禮運》說: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種主張和孟子說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些區別。孟子說中主張先己後人,《禮運》則要求破除己身、己家的觀念。這是主張兼愛的墨子同樣有的觀念。《墨子·兼愛下》說: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這種論調,亦即《禮運》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墨子·兼愛下》又說:
「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
這種論調,實際等於《禮運》的「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2. 尚同
墨子主張尚同。《禮運》亦主張「大同」。《禮運》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所謂「天下為公」和「大同」,實際就等於墨子所謂「尚同」。
3. 天志
墨子以「天志」論破商周的「天命論。」《禮運》里也有類似觀念: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餚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蔘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
諸如此類,《禮運》里「本於天」的觀念,實際和墨子所說的「天志」意思相當。
墨子思想中拿「天」做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例如《天志中》說:
「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
其中所謂「度」、「量」云云,都可以看出是拿了天的意志來做標準的一種講法。《禮運》所說「禮必本於天」、「政必本於天」云云的所謂「本於天」,自然也是拿天來做標準的意思。《禮運》所說「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的「作則」云云,墨子的觀念都極其相像。
4. 明鬼
孔子儒家的思想本來看鬼神是若有若無。例如《論語》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只有墨家才徹底地講到明鬼(崇鬼)。而《禮運》也以鬼神並列為說:「列於鬼神。」「致其敬於鬼神。」「並於鬼神。」「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可見墨家明鬼的思想與《禮運》也相似。
5. 尚賢
道家反對賢人政治,主張「不尚賢」。但《禮運》則主張尚賢,與墨子主張相同。《禮運》說:「選賢與能。」「選賢」當然就是尚賢的意思了。墨子所稱「尚賢」具有民主「選賢」之意。例如《尚同上》說:「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這種民主選君、選王公、選官吏的思想,在戰國時惟見於墨子和《禮運》。墨子認為自己是法先王,用夏政的。孔子的早期儒家主張法後王,但子思一派儒家則主張崇古法先王。
6. 節用
墨子主張節用、節慾。《禮運》說: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這些和墨子崇尚樸實儉約的宗旨也相符合。
7. 非攻
非攻也是墨子學說的要點之一。《禮運》卻也同樣主張非攻。例如說:「講信修睦。」這不外要國與國之間保持友好,使得戰爭不致發生。又說:「城郭溝池以為固。」墨子非攻學說,本來也著重在防守的一方面;《墨子》書里就有《備城門》等多篇,專門講究防守城池。《禮運》所說固守城池,與之正合。又說:「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私家不許收藏兵革武器,當然就是要避免發生斗殺,其實這也是與墨子非攻的主張相似的。
從上面分析看,《禮運》的各項主張,都與墨子思想相合。墨子時代與子思約略同時,其思想可能具有相同的來源,即孔子。①
四 墨子是手工業工匠的政治代表
《漢書·藝文志》論述墨家源流說: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藝文志》這一段論述墨家的源流,主要是出自臆測。但我們注意到:
第一,《藝文志》所謂「清廟之守」指古時候掌管郊廟之禮的官守。《呂氏春秋·當染篇》說:「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和《藝文志》都主張墨家的來歷出於清廟之守,以為墨翟當時曾經學過郊廟之禮。清廟之守,先秦稱胥或相,也就是祭師,實際就是孔子之儒的源出由來。
第二, 所謂清廟其實是指周代的明堂制度。蔡邕《明堂月令論》說:「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所謂墨家出於「清廟之守」,也就是「明堂之官」。
第三,《藝文志》論述墨家源流,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所謂「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三老即社老、閭老、里老。五更則前人無確說,我以為,五更即五工。
五更就是五工,亦即所謂清廟之官。周禮明堂之制設五工之官,就是工匠之官。工商食官,五工之官也歸於清廟之守(大司空,即大司宮、大司工)。
墨子出身卑賤,自稱「賤人」。①方授楚云:「周時所謂賤人,與後世良賤之分不同。凡士以下之庶民,皆賤人也。」其說甚是。按「賤人」也即所謂「小人」。②
先秦制度,士以上為貴人,士以下為庶人、賤人。賤人即小人,但是身份高於奴隸,是自由民。百工、商賈,農夫皆屬賤業,小人也。③《左傳》所謂「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造、隸,不知遷業」者。
孔子自稱「吾少也賤。」商湯之賢相伊尹,曾操庖廚之業,亦被目為賤人。④
墨子也是賤人出身,其世業,其實就是木工。⑤據說墨子木藝之巧,可以爭勝於當時的名匠魯班(公輸般)。惠施曾稱讚他:「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鳶,即雁,見《韓非子·外儲說》)所以當時貴族君子認為墨子之說是「役夫之道。」⑥
墨子出身工匠,其學風頗樸實。韓非子言:「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墨子引《詩》、《書》,常改之以適合當代口語。
墨子主張尚賢、尚同、非攻、兼愛(愛人)、交利(利人)、節財、薄葬、卑服、非樂(反對享樂)。生產(強節),此皆手工業者之價值觀念也。
所以我竊以為,墨子之學,乃共工氏(工官)之學。共工氏一族,世官世業。墨子相信果報和宿命,他說「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法儀》)
五 墨者也是一個政黨
與儒家相似,墨家之學團並不單純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雛型政黨。
可以認為,墨子學習孔子,將自己的學派組織成為一個有政治主張的團體,其內部組織之嚴密、紀律之嚴格甚至過於儒黨,有似一秘密會黨。而且其內部具有共財(共產)、平等(尚同)的原始共產主義傾向,要求成員過一種禁慾式的生活。有所相似於希臘之畢達哥拉斯學派。
【何按:畢達哥拉斯建立了一個據稱抱有倫理、宗教和政治目的的社團。他的理想是要在其門徒中間發揚政治品德,教誨他們要為國家的利益而活動,使自己服從整體。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強調道德訓練的必要性:個人應該懂得約束自己,抑制情慾,使靈魂曠達;應該尊重權威,尊重長者、教師和國家的權威。這個畢達哥拉斯社團似乎是一個實際的公民訓練學校,在這裡試驗畢達哥拉斯的理想。它的成員培育友愛的美德,訓練自我檢查的習慣以提高其品性。他們形成一個公社,像一個大家庭那樣同吃同住,穿同樣的衣服,專心從事藝術和工藝,又研究音樂、醫學,特別是數學。通常它的成員都要經過一段學徒時期,格言是先傾聽後理解。這個社團最初可能是當時出現在希臘、大規模流行的宗教復興的一種形式,其目的在於純凈生活,使全民參加禮拜,特別是參加所謂神秘宗教儀式的禮拜。這種神秘宗教的教義,指出靈魂未來的命運取決於人們在塵世生活中的行為,而且為掌管他們的行為制定了一些規章。①】
墨者這個政治組織的領袖稱作巨子。巨子,就是執掌規矩者。
《淮南子》「泰族訓」云: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為之所死也。」
《莊子》「天下篇」記:
「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死),冀得為其後世。」
此所謂巨子,又記作鉅子。「鉅子」就是墨家之首領。墨者須絕對服從之。又,所謂「冀得為其後世」一語,殊可注意。冀者,皆也。厲進者,繼承人也。墨者內部是平等的,成員皆有資格以選賢成為候選之繼承人。
六 墨者多苦行
《墨子·公輸篇》:
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此可見墨子弟子三百人,還是一個具有一定戰鬥力的准軍事團體。若非平時訓練有素,有人組織之、指揮之,而徒激於一時之義勇,斷難如是步武整齊矣。
不僅全體墨者必須絕對服從鉅子,鉅子也必須絕對服從團體內之紀律。《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墨者有法。」此種墨者之法,森嚴如鐵,違之則罰,以至處死。惟革命團體與秘密社會之所謂紀律庶幾似之。
不僅墨者之死生大故,固受「鉅子」之干涉,即普通出處及生活亦由「鉅子」指揮。
據《墨子》書中記,墨子不但對子弟傳教學術,而且為弟子安排職業。(孔子也曾如此,如安排子路為季氏宰。)墨子本人雖然未仕,但卻曾安排其子弟出仕。
《魯問篇》記: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弗)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由勝綽之事觀之,如果出仕的弟子有悖於墨子之道,則給以免職「退之」的處罰。
墨家組織之嚴密如是,加以墨子之才,好學而博。《莊子·天下篇》言「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犧牲精神,及「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之勤勞狀態,宜其倡之遂成顯學也。
墨子過的不是貴族的生活,他和他的學生所過的是當時「賤人」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有的學生「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簡直完全是貧民。同時墨家懂得工技,墨子就是個大技師,會製造武器等手工品,他和他的弟子至少從事一些手工業勞動,並不完全脫離生產。墨子自稱「賤人」,經常步行,絲毫沒有貴族架子,表示是庶人的身份。
墨者崇尚苦行,莊子云:
「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淮南子》言墨子用「夏政」,所謂夏政,即大禹治水,十年不入家門,苦行之道也。
《墨子·貴義》云:「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忍,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目,從事於義,必為聖人。」
七 墨子相信「天人感應」
墨子主張「天志」,天志就是天之意志。志,知也,天志即天智,天有智、知;志,擇也,天志亦即天擇,謂天有意志,有選擇。天志,天意也。
總之,墨子認為天是有智知、感情、知覺、意志,能主動作為的天。而人本於天,墨子以天志否定孔子所信仰的天命。命者定也。天命論是必然論、決定論。天數已定,則人力無能為。天志論是選擇論、反決定論,是主張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所以墨子說:
「實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以天為法,動作為為,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相愛相利,天必惡人相害相賤。」(《墨子·天志》,略引)
墨子相信鬼神也有意志:
「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墨子·明鬼》)「執無鬼者,疑天下之眾,是以天下亂。」「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
墨子這種以天為有意志之天,以鬼神為賞善罰惡者的思想,後來被董仲舒吸收改造融匯入西漢儒家的「天人感應」論中。
因此,墨子以「天志論」,否定了孔子天命不可改變的「天命論」(《墨子·非命》)。他認為:
「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
「執有命者不仁。」
傳統的天命論是一種本質先於存在的宿命論。認為人生一切都有定命,人當安於所命,放棄努力和選擇。這實際是商周世官世業、世工世守的種姓制度的意識形態反映。
墨子認為,存在先於本質,選擇決定生活,是歷史中最早的「存在主義」者。「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同上)
「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同上)
歷史中並沒有不改的天命,只有隨時賞善罰惡的天志。沒有承受天命世官世守的貧卑富尊,而應當以善德為標準,讓賢人(哲學家)成為統治的君王。這就是他主張的「尚賢」論。他說: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墨子·非命》,略引)
八 「天命」與「天志」論的對立
墨子所批評的「天命」思想,也是直接針對孔子的。孔子崇天信命。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後來孟子闡發孔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孔子認為,「志於學」,最終目的是「知天命」。因此,孔子是宿命論者。
天命論是一種決定論,限制人類的作為。而墨子主張人可以有為,行為的結果取決於行為的價值本身。天的意志體現於人類自身行為的結果中。因此善則有善報,惡則有惡報,人應當趨善避惡,這就是墨子反對天命(《墨子·非命》)而主張天志論和明鬼論的實質。
實際上是墨子用他的學說來改造當時的政治。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托神改制」。這就是墨子的「天志」、「明鬼」學說在當時的現實意義。後來,墨子的這種思想被融合到荀子、孟子所代表的今文儒學的思想中。
墨子對統治者說:
「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同上)
「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同上)
這就是說,你們如果主張有「命」,那麼你們的賞、罰,也就不須要行了。而且暴王的時候天下亂,聖王的時候天下治,這就可以證明「命」是沒有的!墨子又對被統治者說:
「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同上)
這就是說:你們如果相信有「命」,不好好從事生產,你們就要受到饑寒的痛苦,這是你們自作自受,並不是什麼「天命」。
九 墨者重視實踐
墨子主張以神鬼之道設教而教民。因此,墨子主張相信鬼神不僅存在,並且在冥冥之中有一雙眼,一顆心,能夠賞善罰惡。
「子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神),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墨子·明鬼》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疑天下之眾,……是以天下亂。」(同上)
「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同上)
但是,另一方面,墨子又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早研究形式邏輯的人。他提出了被稱作「三表法」:本→原→用三段論的歸納推理形式。
「何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墨子主張以實踐(行)來檢驗理論: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盪口也。」(《墨子·耕柱》)
先秦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荀子、名家注意過邏輯問題。但名家注重的是語言中的邏輯問題,流於詭辯。墨子所注重的則是認識中的邏輯問題。幾乎構成了一套有系統的邏輯學。孔子已開始注意語言和語意的問題,但對邏輯問題則缺乏反思。他的言論,述而不作,多是宣諭式的直言命題,很少證明與推論。墨子反對儒家這種模糊不清的思維方法。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墨子·公孟》)
他說:我問儒者們為什麼要造房屋,他們本應說明,冬天用房屋來避寒,夏天用它來避暑,同時也用它來分別男女的住所。他們卻回答我:什麼是房屋?房屋就是房屋,那不是等於白說嗎?
同義反覆,確是常見於儒家思維。
墨子在實踐中,也以非常強的邏輯理性為指引。例如: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違)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墨子·貴義》)
十 以「兼愛」反「私仁」
儒者主張「仁」,但「仁」是有等級親疏遠近之施取的。墨子反對這種「仁」。他說: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貴義》)
在墨子看來,這種「仁」不是真正的「仁」,因為它不是兼愛,而是偏愛。儘管儒家說得很漂亮,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但是實際做起來,主要還是「親親」,這樣儒家的「仁」就很難越出貴族階級的範圍。
墨子認為,儒家的「仁」,僅僅是從愛己出發的,為愛自己,推廣一步,就愛自己的父親、兄弟、子女,這便是所謂「親親」;再推廣一步,才愛到其他人。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這個意思。
儒家這種以「孝弟」為本的「親親」的「仁」。墨子認為並不是真「仁」,而只是「專愛」和「私愛」。他反對「孝」,而主張均愛於天下,博愛一切人。
因此墨子認為,必須倡導用「兼愛」代替「仁」;不但要「兼相愛」,而且要「交相利」。只有「交相利」,「兼相愛」才有實際的內容。只有兼相愛,才能體現真正的博愛天下之大「仁」。
儒家主張復活周禮,恢復尊卑有秩的等級階級制度。墨子則主張打破等級身份的界限,實行階級身份平等(尚同),主張破除私愛(孝、悌)和專愛(仁)而實行博愛(兼愛)。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孔子主張君子不言利,墨子則是一個務實的功利主義者。墨子認為講義,就要講利,「義者,利也。」在這裡,墨子是使用了聲訓,義借為益。有益,就是今語所謂「好」。好事就是給人帶來利益之事。不但於己有利,且於眾人、社會有利,方為「大益」大義也。
十一 「尚同」即民主
什麼人能給眾人帶來大利益呢?墨子認為,只有賢人。所以墨子主張推舉賢人執政。極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選賢」的方式,墨子提出要求回到古代民主選舉制的思想,這就是「尚同」。所謂「尚同」,就是尊重眾意之「同」,多數決定政治,墨子是中國古代一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定)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罟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賢》上)
「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賢》中)
實行這種民主選舉制的前提,是必須打破等級身份制度的禮制,首先承認一切人在身份上的平等,這就是所謂「尚同」。墨子說: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
天子、三公既以(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
意若聞善而(與)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天)災猶未去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誠)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尚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這一國家起源論與近代霍布斯的利維坦理論頗為相似。)
因此,墨子主張建立層層選擇的制度,由下對上進行監督,重新組建一個理想的國家。連國君也由民選的仁人、賢人來擔任。
過去許多人沒有讀懂墨子的「尚同」,以為「尚同」就是儒家的「大同」即大一統,甚或以為是主張建立中央集權制,這完全是荒謬的誤解。同者,通也。尚者,等也。尚同即上下通。是主張眾意選舉、上下通氣的民主制。
墨子說: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放)佚而錯(措)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
墨子還是一個反對戰爭(非攻)的和平主義者。
但是,墨家不反對一種戰爭,就是所謂討伐不義的「征誅」之戰。墨子說: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所)謂誅也,……」(《墨子·非攻》下)
孟子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
十二 儒墨對立的根源
從學派淵源說,墨家是出於儒家的。但由於立場不同,墨家從儒家分離出來以後,就成為儒家的對立物。
儒墨兩家的思想鬥爭,是先秦各學派中思想鬥爭最激烈的。差不多整個戰國時代,儒、墨兩家並峙為兩大政黨、兩大學派。墨子脫離儒家創立自己的學派後,對於儒家一直進行激烈的思想批判。(現傳的墨子書中有《非儒》,據說就是後期墨家的作品。)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第四十八》)
這裡墨子攻擊儒家四點:一、不信天鬼,二、厚葬久喪,三、弦歌鼓舞,四、相信天命。
儒墨的思想鬥爭其實是階級鬥爭。「儒者曰:親親有術(殺),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所以墨家反對這種思想,歸根結底,是反對儒家以等級身份制(禮制)為核心的貴族宗法思想。
「儒者曰:君子必服(法)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掩函(陷)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何故相(與)?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人)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賤(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墨子·非儒下》)
儒家主張保守,墨家主張改革;儒家著重在「述」,墨家著重在作;儒家以仁義為用,墨家主張徹底實行;儒家主張妥協之中道,墨家則主張對於敵人應當竭力攻擊,不除不止。`
儒家主張國家主義,君權至上。墨子主張民粹主義,平民至上。①墨子學說中已經具有一種庶民革命的傾向。在孔子、子夏之後,儒家演變為專謀治國之術的法家。而墨學的平民主義、庶民主義,則隨著手工業者地位的低落而在秦漢以後消亡了。
孔子之後出了墨子,墨子之後又有楊朱。楊朱之學是商人之學,是徹底反對墨子的。墨子主張摩頂放踵、犧牲個人以利天下。楊朱則主張徹底謀私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以自我為中心、極端崇尚自我存在的個人主義、存在主義,來反對墨子的原始共產主義。這也是戰國思想中極其有意思的一種演變,十分耐人尋味。②
(本文首刊於深圳特區報,2002年。收入《何新論孔》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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