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詩人講演錄（11-20）

　　大唐詩人講演錄（11-20）

　　11/張 九 齡　　＝＝＝＝＝＝

　　一輪錫鉑般的明月從大海上升起，無論人間的哪個地方，即使遠在海角天涯，你我所看到的也都是這同一輪。此時，我這個多情善感的人，真有些抱怨夜空太漫長太遙遠，以至於抑制不住對你油然而升的思念之情，甚至徹夜難眠。是啊，將蠟燭吹滅吧，因為我不忍讓那熠熠的滿月，孤獨地掛在天上，無人陪伴。我要披件衣裳，任它被露水打濕。我真恨不得將我這顆思念之心，捧在手裡贈給你，哪怕放在你的夢中，因為相見就是我們幸福的節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三十年前，我十一歲，這首題為《望月懷遠》著名詩篇就已深深印在我腦海中。那時，我不知寫這首詩的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只知道他立在窗前，眺望明月，把自己想說的話，說給月亮，然後再通過月亮，傳給遠方那也能看見這枚月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對月亮有了感覺，成年後，我寫新詩，就常喜歡用月亮的意象，比如：「月亮是我吐出的煙圈」；「月亮是我按下的手印兒」；「當月亮像一張大餅時/我想帶你回家/像帶一捆大蔥/我想把你夾在我心裡/然後一卷/然後還是一卷/你看/我就是這麼單純/就是這麼單純」等等。　　　　　　張九齡，廣東/韶州/曲江縣人。二十歲登進士第，做了九品的校書郎；不久，唐玄宗召天下文藻之士撰文廣獻國策，並親自披閱過問，他因寫了篇建議朝廷恢復郊廟祭祀禮儀的奏疏，深得玄宗賞識，就升為八品的右拾遺，專門在吏部負責選拔官吏與人才。在此任上，他表現出眾，所選人才，每次都看得很准，且極公允，所以在開元十年，連升兩級為正六品的司勛員外郎。次年，受張說舉薦，又升為正五品的中書舍人。兩年後，張九齡又因建議廣種稻、廣屯田，升為從四品的太常少卿，尋出為冀州刺史。其間還轉任過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嶺南道按察史。開元十七年，也就是張九齡五十八歲時，唐玄宗回想張說常讚揚張九齡學識淵博、堪為顧問的話（那時張說已死），就又召拜為正四品的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再升從三品的中書侍郎。六十二歲時，終於升到了正三品的中書令，加封金紫光祿大夫稱號及從二品開國縣公的高爵位，位居尚書左丞相之上。　　　　　　這裡有一段插曲，就是在唐玄宗時，張九齡曾尖銳指出「安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然玄宗一時吃不準，怕「誤害忠良」，就將安祿山放虎歸山了。張九齡死後沒幾年，安祿山果真就反了，玄宗想起張九齡當年的提醒真是火眼金睛，遂對張九齡的後人及家庭給予許多特別的關懷，以示補償。　　　　　　張九齡在仕途上唯一一次遭降職處分，是晚年任中書令時，因受同朝為官的李林甫所嫉，降了半級，改任尚書右丞相，並剝奪了他參與政事的權利，後又貶為四品的荊州長史。唐玄宗雖罷了張九齡的官，但每每啟用新人，也還要念念不忘地問一句：「風度能若九齡乎？」張九齡最後是請求掛職回鄉的。此後沒兩年，就病死在家中，卒年六十八歲。　　　　　　張九齡是以豐沛的詩文、正直的人性、超群的鑒識、為官的清廉立名於世的。當年他的同僚姚子顏曾狀其行說：「公所得俸祿，悉歸鄉園，先得賜物，上表進納，其清約如此。」他的詩文《曲江集》也有二十卷之多，遺憾的是，《唐才子傳》卻沒有把他收進去，恐是元人辛文房的偏見或失誤。　　　　　　晚些時候的大詩人杜甫，很看重張九齡。他寫過一首《八哀詩》，裡面就講張九齡作品給他的感覺是「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是啊，詩貴在留有空間，張九齡的詩便有這個特點。詩僧皎然也稱讚張九齡「才兼荊衡秀/氣助瀟湘秋」，並評價他「詩流據上游」。張九齡的詩，不獨有空間、才華、氣勢，也還有很寬廣的器度。一次，眾文官陪同唐玄宗一起賦詩，玄宗出了治國強兵的題目，張說就寫道：「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張嘉貞則寫道：「山川看似陣/草木想為兵」；徐知仁則寫道：「由來詞翰首/今見勒燕然」。以上三人的詩意，取的都是猛勇制勝的出發點。而張九齡呢，你猜他怎麼寫？他寫「宗臣事有徵/廟算在休兵」，正所謂不戰而勝，是為最高。所以，張說就嘆服他的詩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　　　　　　張九齡的詩，《全唐詩》里錄有三卷，應制詩所佔的比例不小，但精彩的還是那些不是「命題作文」的詩。他的《在郡秋懷》詩，表現出了他為官做人「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的樸素與率真；當然也傾訴了光陰飛逝、時間無多、心雖有志、力不能行的慨嘆----「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所以他也就有了要「掛冠東都門/采蕨南山岑」的歸隱思想。　　　　　　有兩首五言絕句的小詩，我以為張九齡寫得很有想像力，一首是《登荊州城望江》----

　　　　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為心哪不愁。　　　　　　荊州在湖北，長江從它的身邊流過。張九齡站在高高的城樓上，看著澎湃的江水日夜不停地向東流著，情不自禁便想到了心，也是這樣辛苦地閑不住，一刻不停地為人生而愁思。二百多年後，南唐後主李煜的那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顯然借鑒的就是張九齡的這首詩。看來，要想寫出千古名句，至少該注意三方面問題：一是想法要好，二是表達要通俗，三是語言要舒服。張九齡的這首詩，之所以沒有李煜的那句名聲響，就是吃了語言不如他舒服的虧。　　另外一首小詩是《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這一首，又是一個以月亮為意象的詩。張九齡擅長用「月」，後來的李白也很擅長用「月」。但張九齡的這一首，的確是有奇思的，將一輪滿月從圓到缺逐漸遞減的過程，象徵為對朋友的想念之情，可說是一種創意。滿月的逐漸遞減，並不是思念之情的逐漸遞減，正相反----滿月越遞減，想讓它重新再滿起來的心情就越強烈，此中也就暗含出詩人與友人能夠再次團圓的無比渴望。這個不錯的象徵，後來有沒有人再來「借用」呢？我想，一定會有，只要想找，你們就能夠找到。

　　12/劉 希 夷　　＝＝＝＝＝＝

　　初唐詩人中，若評選誰的詩最明白易懂，我就選劉希夷。我以為他的詩，比後來大家說連老太婆都能聽懂的白居易還好懂，幾乎就是「白話」。由此可見劉希夷的詩很少用典故，生澀之詞也不多見。這個「優點」也導致了他同時代的人皆認為他的詩膚淺，像順口溜，也如村夫俚語，不雅緻，所以在文人中就沒有多少人拿他當回事。劉希夷死後好多年，有個叫孫季良的人編了本初唐詩人的詩選叫《正聲集》，將劉希夷的那首《代悲白頭翁》收了進去，且評價說是這本集子中最好的一首。經他這一捧，劉希夷才算在死後受了點重視，注意他的人也就多了。　　　　　　劉希夷傳下來的詩，《全唐詩》里僅有三十五首，歌行體比較多。這種詩體最早源於漢代，魏/晉以來多用於樂府歌辭，是譜了曲可以唱的。到了唐代，曲子就沒有了，只剩下詞，也就是詩。這種詩體的最大好處，一是可長可短句數不限；二是不必非要有對仗的句子；三是韻數不限，既可以一韻到底，也可以中間轉韻；四是平仄也不必如律詩般嚴格。盛唐時期的李、杜就寫了不少歌行體，當然就更豐滿了，這是後話。　　　　　　自宋代以來，有不少研究者均懷疑劉希夷之死非宋之問所殺，理由是「吾觀之問集中盡有好句，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直狂死也」（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到宋代時，劉希夷原本四卷的詩已所剩無幾，魏泰所看到的並非全貌。即使如此，僅憑對其詩「好句不多」的判斷就否定他的死因，也是令人感到非常草率的。另外，有的學者甚至對他們二人是否就是舅舅與外甥的關係也提出了質疑，其理由是劉、宋二人在年齡上幾乎同歲，宋甚至比劉還小。這個理由也不充分。因為在中國，人小輩份大的現像是很普遍的，即使宋之問比劉希夷小几歲，做舅舅也很正常。　　　　　　就詩歌而言，我是很贊成「口語化」的，因為讓人看懂是一首好詩最基本的前提，所謂「是真佛只道家常」，也是這個道理。劉希夷不是沒學問的人，他二十五歲中進士榜，並且「射策有文名」。射策，其實就是由主考官出試題，分甲乙兩種卷子，方式是由應試者隨意抽取，然後依題所問進行論文答卷，並寫在冊頁上。劉希夷在這種現場考試中能即興寫出文采飛揚的文章，當時也是不多見的。所以元人辛文房也說他「天賦俊爽，才情如此」。有才情的人，是不靠「抖學問」來寫詩的，因為詩靠感覺。唐代詩僧齊己就曾將詩分為上中下三格，說「上格用意/中格用氣/下格用事」。劉希夷深通此道，這從他的詩中便能窺見一斑。　　　　　　　　酒熟人須飲，春還鬢已秋。願逢千日醉，得緩百年憂。　　　　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　　　　卒卒周姬旦，凄凄魯孔丘。平生能幾日，不及且遨遊。

　　這首題為《故園置酒》的詩，其實與許多借酒澆愁、逃避人生煩惱之類主題的詩沒有太多區別，但其中卻也含有一個重要的象徵，就是「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這句，顯然得益於莊子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以劉希夷「落魄不拘常檢」的性格，他當然會覺得與其做入世的英雄難保全身，不如裝它個一生糊塗，反到平安無事。在唐代，不少文人持的都是這種消極態度，既然在官場上一做事就生悶氣，索性激流勇退，躲了，不陪你們玩了。唐以前的陶縣令、謝靈運等人就是這態度。遺憾的是，劉希夷雖遠離了腦袋系在褲腰帶上的官場，卻也沒能長命，三十來歲就一命嗚乎了！即使不是宋之問所殺，但遭嫉而被殺，死於非命的結局，是不置可否的。　　　　　　劉希夷是寫完那首著名的《代悲白頭翁》後，當年就死了。這首著名的詩，我們在宋之問的集子里見過，題為《有所思》。也還在一本名為《才調集》的詩集里，看到了被稍加改裝後的「贗品」，掛在一個叫「賈曾」的名下，題目也叫《有所思》。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其中林黛玉的那首《葬花詞》，無疑也偷用了此詩的好幾句。　　　　　　有關這首詩的題目，幾本書里的說法都不大一樣。《全唐詩》/《唐音》/《唐詩歸》/《唐詩品彙》中，寫的都是《代悲白頭翁》。而《韻語陽秋》/《樂府詩集》/《文苑英華》則寫為《白頭吟》。《全唐詩話》寫的是《白頭翁詠》。《搜玉小集》則又稱為《代白頭吟》。近代學者聞一多先生認為正確的標題該是《代白頭吟》，理由是古樂府詩里就有「白頭吟」的舊題，六朝時的鮑照擬作古樂府詩，就常在前面加個「代」字，有《代白頭吟》和《代東門行》等等。　　　　　　近代的另一位學者施蟄存先生則以為，「白頭吟」最早為漢代卓文君所作，當時司馬相如想納一位茂陵姑娘為妾，遭到卓文君的反對，並作了一首《白頭吟》表示要與司馬相如離婚。所以，後來以此為題的樂府詩，都是表達女子被丈夫拋棄的主題。而劉希夷這首，則與此主題無關，應該理解為「代那些紅顏美少年悲嘆人生的易老」，所以就該維持「原判」，應叫《代悲白頭翁》。劉希夷類似題目的詩還有兩首，一首叫《代閨人春日》，另一首叫《代秦女贈行人》，應可看作他絕非偶然為之的參證。　　　　　　河南人劉希夷，留下這朵如洛陽牡丹般絢麗的詩篇後，就走了！　　酒鬼劉希夷，留下這壇如酒聖杜康般甘甜的詩篇後，就走了！　　大外甥劉希夷，留下這首捨不得給宋小舅舅的詩篇後，就走了！

　　13/陳 子 昂　　＝＝＝＝＝＝

　　　　你想一夜之間暴得大名嗎？　　　　倘你冥思苦想，依舊沒什麽好法子，那就來聽聽陳子昂出名的故事。因為當年的陳子昂天天想出名，可在長安城，卻十年不為人知。此前他在家鄉四川/射洪縣，可不是這狀況，周圍鄉鎮的人都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這名氣主要源於他家是「大款」，施財無數。但到了首都，可就沒人「尿」他了。一來有錢人多，二來名流也多，像今天的北京，多一個陳子昂或趙子昂什麽的，宛如一滴水掉進大海，立碼就淹進去。所以那時，他失落極了，往日在家鄉那股風光勁兒，在長安根本找不到。　　　　　　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他在大街上閑逛，正巧碰見個賣胡琴的，被一大群人圍著。他一打聽，原來那人要價極黑，張口就是一百萬，引得人們議論紛紛，不知這把胡琴如何金貴。陳子昂一看，計上心來，他撥拉開人群，拿過那把胡琴，連價也不劃，就把錢如數扔給那人。圍觀者瞠目乍舌，真沒見過花這麽多錢買一把破胡琴的人，就又紛紛請求這位慷慨的買主能不能當場拉兩聲，讓大家聽聽，看這胡琴的動靜究竟好在哪兒。陳子昂見眾人已上套，就賣了個乖說，你們要想聽，明天就到我在宣陽裏的住處來，我給你們備好酒水和吃的，咱們慢慢欣賞。　　　　　　次日，眾人果然到齊，還招來不少京城的文人墨客及有點頭臉的人物，熙熙攘攘，好不熱鬧。陳子昂等大家安靜下來坐了穩當，便拿出那把的胡琴。你猜怎麽著，他連拉都沒拉，舉過頭頂狠狠將它摔了個粉碎。在座人一下子就傻了。陳子昂看著呆若木雞的人們，這會兒才不緊不慢地說：列位看官，讓你們受驚了。實話告訴你們吧，我對拉胡琴根本不感興趣，那都是下賤樂工所乾的事兒。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看我的詩與文章，我這兒早就備好了，現在分發給大家，你們邊吃邊喝邊看吧……就這樣子，陳子昂一夜之間震動長安。　　　　　　這段子其實是個傳說，載於唐人李冗的《獨異志》，後被《全唐詩》和《全唐詩話》引用。新舊兩唐書的正史可沒這麽寫，只說陳子昂是因作了一組三十首的《感遇詩》，被在京城為官的前輩王適看見，就在眾人中大誇這位後生說「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從此就有了名，且中了進士。不過，這野段子總要比乾巴巴的史書好看，中國人歷來好談「野史」，這「野」，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小道消息」，除有意思外，往往也很准。　　　　　　陳子昂外表就有「野相」，時人描繪他「貌柔野，少威儀」，看來不大有文人氣質。但他把錢財看得很輕倒是真的，對朋友也很講義氣，所以宋之問、盧藏用、杜審言、東方虯、王無競等等，無論比他大的還是比他小的，都能跟他成為摯友。上面說過，那三十首《感遇詩》是陳子昂出名並為人所重的發韌，可這一大組詩，又好在什麽地方呢？其實也沒什麽，就是因為有所遇、有所感，拉拉雜雜地就「感史/感事/感情」這幾大感慨所寫的詩。　　　　　　有所不同的是，這一大組《感遇詩》用的全都是五言古詩體，在初唐一派詩體改革浪潮下，簡直就是「逆流而上」。所以，陳子昂因此也得了個「復古派」的名聲。五言古體源於漢，又風行於魏/晉，到了六朝，因為在內容與用詞上基本失了漢/魏的樸素與雄渾，就被唐人所鄙棄。陳子昂重拾舊體，在詩意上也直追魏/晉古風，而這組詩其實也得了晉朝詩人阮籍《詠懷》詩中含蓄與曲筆的真髓，所以在初唐詩壇也顯得格外異樣。比如第十三首----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　　　　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單看這一首，倒有些道家的思想在裡面----久住於山林的單調與孤寂，顯得時光格外漫長；看著草木生命的緩慢變化，感到生與死在自己身上也沒什麽知覺……　　　　　　他的好友盧藏用評價他說：「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不知指的是「道德」還是「道法」。但我以為該是指漢/魏以來五百餘年所喪失的古意與人格之道。這感覺，連陳子昂自己也在登上「幽州台」時，長嘆一大口氣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這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該是他崇尚古人風貌的心裡話。我們知道，幽州就是古代燕/趙之地，在今天河北一帶。那裏的古代居民曾以慷慨悲歌、尚氣任俠而聞名。知道了這樣一個歷史背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陳子昂的這一聲長嘆，就是在嘆息古人那尚氣任俠的風神，到他這時代已看不見了。　　陳子昂曾寫過一首題為《田光先生》的五言短詩，只六句，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春秋/戰國時的義士田光先生的崇拜與哀嘆----　　　　自古截有死，徇義良獨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　　 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數年前，我也常對身邊的友人們講起田光這人，我以為他比大刺客荊軻更值得欽佩。那段史實是這樣的----燕太子/丹想殺秦王卻找不到理想的刺客，他身邊的田光就將荊軻推薦過來。三人密謀「圖窮匕首見」的刺殺方案之後，荊軻就走了去做準備工作。而燕太子/丹這時卻叫住田光，千叮嚀萬囑咐地對田光說，此事千萬不能泄露出去。田光回到家，越想燕太子/丹的話，就越覺得太子怕走露消息的人就是自己。因為此事只有他們三人知道，而荊軻身為刺客，不可能泄露，燕太子/丹是主謀，就更沒可能。想來想去，他覺得只有自己死掉，燕太子/丹才徹底放心不會走露消息。於是，他乾脆拔劍自刎，以絕太子憂慮。　　　　　　陳子昂也還用詩寫過郭隗、鄒衍等古代名士，由此可見他一心要在他那時代將自己也塑成一個具有古人風神的強烈渴望，恐一刻沒停止過。其實，每個時代都會有人感到「今不如昔」，看問題的方面與角度不同嘛。古，未必都好；新，亦然。尤其是針對----人，這個特殊「事物」，這個帶著精魂的「東西」。你怎麽說，都有理，只要能自圓其說。沒什麽真理可言，因為在真理的對面，往往也是真理！　　　　　　子昂在三十七、八歲時，曾被請到武攸宜的軍隊中充當參謀幕僚，開往邊塞前線去討伐契丹人的侵犯。軍隊裏的要官都是武則天家族的人，無才無德，屢吃敗仗。子昂看到兵卒死傷無數，就多次出謀劃策，甚至請求親自帶兵退敵，結果沒人聽也沒人理。無奈，他就借著父親死了要回家守孝的理由，辭了職，回到四川的家鄉，在父親的墳旁蓋了座房子，住在裡面盡孝。　　　　　　當時，有個叫段簡的縣令聽說子昂家中很有錢，就捏了詞兒說子昂犯了法，若想免於坐牢，就得花錢贖罪。子昂大度，就派家人給段簡送了二十萬錢，可段簡這人太貪，嫌少，結果還是把子昂關進了大牢。子昂在牢裏度日如年，就常給自己算卦，得出的結果往往是死兆，以至於絕望地感嘆「天命不佑，吾殆窮乎！」終被段簡所害，死時才四十三歲。　　　　　　一代幽憤詩人就這麽去了！友人盧藏用惋惜說，「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歿也，泰山頹兮梁欲折。」後來，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也有詩盛讚子昂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14/王 梵 志　　============

　　我其實早已按捺不住要說王梵志了。若依年齡，他大約生於公元590年，與王績差不多同齡，比「初唐四傑」中的王勃要大60歲，該在第一個說。但考慮到王梵志的詩，畢竟不是初唐乃至整個唐代詩歌的主流，所以就把他往後放了。　　　　　　王梵志的詩，絕屬「另類」，且一直流傳在民間，唐代的許多詩集均拒絕錄入，大致是因他語言「粗陋」，難登大雅。依我看，他該是「白話詩」或「口語詩」的大師，在他之前，千餘年也無人像他那樣寫過。好在到了一百多年後的盛唐，終於有「雅人」站出來提他了，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維。王維提他的方式，是在自己寫的兩首詩下的小注里，注的是「梵志體」，以說明自己這兩首詩，是效仿王梵志詩歌的體制寫成的。既然王梵志的詩能夠成「體」，並值得王維去效仿，就十分了得了，　　　　　　十多年前，我讀「梵志體」詩，受其強烈感染，曾一度不願再看所有「文質彬彬」的東西，總覺得純文人太酸，且沒什麼生活與深刻道理，真不如「俗人」王梵志，句句實話，深入淺出----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　　　　　　是啊，騎著一頭破毛驢的王梵志，若是天天與那些騎高頭大馬的人比，心裡肯定不衡平，但回頭看看還有那些赤腳擔柴的漢子，也就知足了。知足者，才常樂。所以王梵志沒什麼愁事兒，天天陽光燦爛，健健康康，十足一個樂天派。他什麼都想得開，即使是死，他也樂呵呵地告訴你說----「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這比喻真好，像饅頭一樣的墳頭兒在城外的荒郊野地里一個挨一個地擺著，活著的人早晚也要進那「土饅頭」里去，一人一個，誰也跑不了。　　　　　　王梵志是個僧人，但他何時出家，又在哪一座廟，不得而知。晚唐時期有人寫了本書叫《桂苑叢談》，說他是衛州/黎陽人，就是今天的河南/浚縣。但他的出生，簡直可就是個故事。那年月，正是隋朝，黎陽縣東面十多里的一個村子裡，有個叫王德祖的人，他家院里種了棵林檎樹，樹榦上長出個瘤子般的大疙瘩。三年後的一天，王德祖忽然發現那樹上的大疙瘩開始朽爛，就去剝那大疙瘩的皮，一剝，卻意外發現裡面有個嬰兒，於是就收養下來。可這孩子挺笨，長到七歲才會說話，並問王德祖說「我是誰呀？我叫什麼名字？」王德祖一看，就如實告訴了他的由來，並說，「既是因林木而生，你就叫梵天吧。而你又是我把你養大，我姓王，那你也就姓王吧！」從此，他就有了名和姓。　　　　　　如果這事兒是真的，估計王梵志該是個棄嬰，因那樹木是不會生孩子的。叫「梵志」也是後來所改。但據考，「梵志」二字在唐代是印度佛教一個梵文的譯音，意思類似於「居士」。其實，王梵志也寫過一首近於「自傳」的詩，那感覺，當然不是傳記，但從另一個側面也能感受到他生活清苦的經歷，其中也包含了一個詼諧而又荒誕的的生命哲理----　　　　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　　　　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哈哈哈哈……老天爺若聽見王梵志這「無理」要求，一定會坐在雲彩上氣得捶胸頓足，心想：「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啊，你個兔崽子，氣死我了！」可這才是老百姓心中最偉大的民間詩人與詩歌，而不是只能流傳在酸腐詩人小圈子裡的「布爾喬亞」。說實話，我今天所操持的新白話「口語詩」，就得益於王梵志。一首好詩，只有將它放在人民之中（而不是詩人之中）去檢驗，去聽反響，那反響才真實有效。《全唐詩》將他拒之門外，各種高雅詩選將他踢得遠遠的，但他的東西依舊以頑強的生命力，透過民間，傳到今天，這就足以令古代士大夫以及今天的中文系教授們無言以對。　　　　　　王梵志的詩，在晚唐僧人范攄所編著的《雲溪友議》一書中，只錄有十八首。南宋時費袞編著的《梁溪漫志》也僅錄有九首，且只有一首是《雲溪友議》里沒有的，就是上述那首「他人騎大馬」。後來陳岩肖的《庚溪詩話》也提到了一首以前沒有的詩。　　　　　　大量發現王梵志的詩，是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1900年，那位臭名昭著的「王道士」將無數珍貴的敦煌卷子廉價賣給了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與法國考古學家泊希和，其中便有王梵志的詩卷，後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1924年，劉半農先生曾去抄錄過一部分，帶回國內編了本《敦煌掇瑣》，可謂功莫大焉。六、七十年代，又在日本和蘇聯發現了一些，這林林總總加在一起，竟也有三卷近三百首之多。後又經張錫厚先生輯校，終於由中華書局在1983年出版了《王梵志詩校輯》一書，梵志和尚總算有了本沉甸甸的詩集問世於當代。　　　　　　由此，我們該感謝誰呢----人民！是民間和佛門無數個無名者的不倦抄寫，才保存了王梵志的思想和聲音。他的詩，在民間和僧人中的廣泛流傳，其實也影響了後來中晚唐的許多重要詩僧，如豐干、寒山子、拾得、靈一、皎然、無可、貫休、齊己等人，甚至連大字不識的六祖慧能多少也受了梵志詩的啟發，吟出了那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的經典禪偈。可見，「口語詩」的傳播力量，如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民間謠諺，長久地深入人心。　　　　　　中唐時期的詩僧皎然，寫過一本詩論小冊子叫《詩式》，在「跌宕格」里，將王梵志的詩列入「駭俗」寫法的經典範例。范攄評價他「其言雖鄙，其理歸真」。費袞也說他的詩「詞朴而理到」。其實即使沒有這些人的評論，讀者自己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來的，甚至比他們體悟的更深。　　　　　　一代民間詩歌大師王梵志，大約活了七十來歲。他的詩，一生都讓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墨客們難以接受，甚至白眼相看。但他可管不了那麼許多，照舊依自己的方式活著，正如他在另一首詩里所寫的----我把襪子脫了，我脫了，你又能怎樣？你覺得不雅觀，又聞臭，可我自己覺得舒服才是真的----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　　　　　　　　再見了，王大爺！你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

　　15/賀 知 章　　＝＝＝＝＝＝

　　一天，有位八十六歲的老人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忽然住到了上帝在天上的居所。醒來後，他以為那感覺真好，就給當朝皇帝唐玄宗上了個摺子，請求能否放他回到家鄉紹興做個道士，並請求把自己在紹興的家也改成一座道觀，最好叫「千秋觀」。唐玄宗看了摺子，很爽快就答應了，並且還多加了一條批複，把紹興附近的「鏡湖」和「剡溪」其中的一截兒賜給了他，專供他釣魚、砍柴。這待遇可真豐厚，而得此待遇的人，便是「四明狂客」賀知章。　　　　　　記得我第一次知道賀知章，不是因為詩。那還是三十多年前，我不足十歲學書法時，看見了一本草書字貼，叫《孝經》。教我寫字的老先生說：「你現在還練不了他的字。不過我可以跟你說，賀知章這人可了不得，唐代的草書，他該是第一，不像張旭和懷素那樣撒野，修養和境界也全藏在筆劃里。」那時我小，聽不懂先生的話。後來大了，就拿賀知章的字與張旭和懷素反覆對比了看，確也如先生所言，那字有收有放，平和而不猙獰，自如而不較勁，想不出與「狂客」二字能對上多少號。後又回想起他那首名詩《回鄉偶書》，就更覺得那笑呵呵的橫秋與老道，與他的字很是相符。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新舊兩唐書上雖皆記載賀知章「少以文詞知名」，但他進士及第卻已到三十九歲了，可謂大器晚成。此後十年間，他做過什麼官，不知道。只知道他與賀朝、張旭、萬齊融、張若虛、邢巨、包融等吳/越名士相友善。這裡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張若虛和張旭這兩人。有關張若虛的史料很少，只知他官至兗州兵曹，曾與賀知章、張旭、包融並號「吳中四士」。《全唐詩》里僅收有張若虛兩首詩，但其中一首《春江花月夜》卻也極其著名----「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可見好詩想埋也是埋不住的，哪怕僅有一首。而張旭給我的印象當然是他的狂草書法，風傳他每每寫大草，必先喝得爛醉，然後用頭髮蘸墨胡寫一氣，酒醒後一看，簡直就不相信是自己寫的。人們也傳說他的書法是看見公孫大娘舞劍的劍法以及兩個狹路相逢的擔柴漢相爭道路而獲得靈感，看來，張旭很有舉一反三的能力。但宋朝的蘇東坡卻對張旭的草書有另一番新鮮的評價，說張旭之所以不如晉朝的王羲之，就在於王羲之用不著喝酒就能寫好，而張旭卻只能在醉後所寫的字，看上去才妙。但不管怎樣，賀知章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其它那幾個諸如賀朝、包融、萬齊融、邢巨等人，《全唐詩》里也都掛有名號，江南多才子，從此便可看出。　　　　　　我們還是來說賀知章吧。　　他的詩，《全唐詩》里收的不多，僅十九首，元人辛文房說他有集子傳下來，但誰也沒見到。好在對一個詩人而言，一生其實能有一兩首泯滅不了的詩作，就已很不簡單了。所以，我們看賀知章，已屬難得。因為他泯滅不了的好詩，除前面引用的那首之外，也還有一首，被後人反覆傳唱，那一首就是《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這詩的妙處，在於他將看不見摸不著、本無形狀的春風，巧妙移到柳葉上，讓春風「現形」。加之那柳葉恰巧也很像剪刀，用剪刀般的春風剪出剪刀般的柳葉，「原湯化原食」，里里外外一套活兒，這就地道了。　　　　　　賀知章這兩首代表作，不談政治，不訴社會，輕輕鬆鬆，只道感覺，可謂是「純詩」的一種。我們在他傳記的有限文字里，沒看到他有什麼坎坷的人生遭遇，反而了解到他「性曠夷，善談論笑謔」的樂觀性格。這天天說笑話的快樂態度，甚至影響到他的一位叫陸象先的朋友，以至於常在人前說「季真清談風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季真是賀知章的字）。由此看來，賀知章必定是個心靈格外豁達健康的人，否則他也活不到八十六歲高齡。他的詩，不悲不傷不苦不澀，恐也緣於此。　　　　　　他晚年自稱「四明狂客」，我倒覺得他並沒多少要「老來張狂」的氣象。或許他的「狂」，只針對庸人，我們不得而知。史料上雖寫著「晚年尤加縱誕」，但給人的感覺也只是一句沒有任何實際例證的形容詞。有例證的倒是他與大詩人李白的相識，那年，他已八十四歲，而李白呢，整比他小一半，四十二歲。他聽說李白到了長安，就主動到李白下榻的旅店，去拜訪這位足可以喊他一聲爺爺的小字輩。在旅店裡，李白拿出《蜀道難》那首詩給他看，還沒看完，他就四次停下來讚嘆不已，連呼李白為「謫仙」。等再看了李白的《烏棲曲》一詩，就更是五體投地地嘆賞說「此詩可以泣鬼神」。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這位八十多歲老頭兒，當時在李白面前所表現出的無比謙恭的神態。就老者而言，他們對年輕人所表現出的這神態，我見過很多，給我的感覺是：越謙恭，就越可怕。可怕的是老者深不見底的城府，對你點頭微笑永遠說「你對」的認可。　　　　　　當然，早已過了「隨心所欲」之年的賀知章，對孫子輩兒李白的讚歎，或許真的發自肺腑。因為李白的確也不是白菜，一千年都出不了一個。加之賀爺爺本身就一大把年紀，見多識廣，早就養就了平和的心性。從賀爺爺身上，我們倒也能悟出，真正有器度、有大師相的文人反而不否定人，不罵人，不寫大批判，不拿磚頭兒砸別人。因為，不論你砸的是誰，只要一砸，你就小了。就說明你還是計較，不夠火候兒，還是塊沒行開的面，還得修鍊。　　　　　　我這樣對賀知章的認識，或許有人不贊成。但在做人上，我的確真心想將自己修鍊得沒脾氣。我知道我現在還不行，像一對兒上手沒幾年的核桃（儘管已過不惑之年），還是新，還是生，讓你的手感還是不潤暢。賀知章的這兩首代表作，我以為前面那首，讓我學到了「和」與「老」；後面那首則學到了「靜」與「純」。這粗淺的體會，今天寫下，大家看了若有可取處，就取；無可取，就扔。　　　　　　人在這世界裡，活得不違背自然規律，順著，不寧，其實最難。還是用賀爺爺的詩來學著做人吧----他說：「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16/孟 浩 然　　===========

　　東漢末年，荊州刺史劉表來到湖北/襄陽，聽說附近的峴山南面住著一位大隱叫龐公，他就去尋訪。結果，數次去請龐公出山，就是不答應。劉表乾脆就在峴山住下來，天天做龐公的「思想工作」，並開導他說，您想保全自身，怎麼能比保全天下更有意義呢！龐公笑著說，鴻鵠住在高林之上，神龜游於深淵之下，人住在茅屋中，安逸地生活，各得其所，這怎麼是天下所能保全的呢？劉表又勸道，您在這耕田受苦，不肯做官享受榮華，豈不是對您的後代不負責任嗎？龐公則說，有人擔心子孫後代受窮，但也有人擔心他們得不到安寧，只是擔心不同而已。劉表看看，實在是說服不了他，就失望地回荊州去了。此後，龐公帶著妻兒也換了地方，去了襄陽南面的鹿門山，以採藥為生，終生未返。　　　　　　這漢代龐公歸隱的鹿門山，便是詩人孟浩然常在此隱居的地方。但龐公身處亂世，隱也就隱了。而孟浩然的所處卻正是「開元盛世」，政治開明，國家穩定，人民安居，倡藝重文，又有何隱之理呢？其實理由很簡單，一是因為那地方正因有那位龐公歸隱的紀念地，那隱居的「氣場」就多少對當地人會有心理影響；二是孟浩然的內心其實並不「安分」，一直有著「先隱後鳴」的大志，只是一時找不到一鳴驚人的機會，才不得不「忍著」。二十來歲時曾與他同隱過的一個哥們兒叫張子容，就忍不住了，找了機會去了長安。而剩下浩然自己，真是寂寞難耐。這心情，在他一首《田園作》的詩里就說得很明白----「三十猶未遇/書劍時將晚」（看，他多著急呵）「衝天羨鴻鵠/爭食羞雞驚」（聽，他抱負多大呀）「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瞧，身邊沒知音，官場也無親無故將他推薦，他多不平啊）。　　　　　　倘若你也是文人，就有體會，就不難理解，不論哪朝哪代，文人的內心始終雜交著「江湖與魏闕」的矛盾心理。這種兩面共存性，不能用簡單的「身在江湖/心系魏闕」來解說，也不完全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溜」的滑頭處世觀。這其中也有無奈，也有「不願陪你玩」，也有遺世獨立，也有「老裝孫子」……等等複雜心態。而今天的文人，其實比古代反要「澹泊」，因古代還能通過寫詩寫文章做上官，而現在就沒門兒了，所以文人們索性也就不想。若想，想的也是出出「文名」而已。　　　　　　孟浩然是要做官的，用他自己的詩說，是要「忠欲事明主」的。而李白贈他詩，贊他「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只是看到他隱居鹿門山的表象，並不知他真心想法。孟浩然若是真隱，就不會忍不住在四十歲時離家到京城去考進士。也正因沒考上，他才又回到襄陽老家重新「隱居」。其實在四十歲前，他也並沒閑著，三十六、七歲時，為廣交朋友，尋求仕途出路，他隻身到了洛陽，結交了張九齡、包融、儲光羲、綦母潛等人。在洛陽呆了近一年後，就又折回襄陽，在家鄉只小憩了片刻，便又南下嶺南，又憑弔屈原，又探訪老友。當年底再回襄陽，還是沒停多長時間，就又下揚州，準備再去廣陵。巧的是，在黃鶴樓他碰見了李白，於是就有了李白贈他的那首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心想，在黃鶴樓，自己既然寫不過崔顥，可寫寫贈別朋友的詩總還可以。其實，李白這首詩，只要細咂磨咂磨，就覺得什麼也沒寫，基本是廢話。　　　　　　四十歲落第後，孟詩人心緒受挫，回到襄陽就更坐不住了。他想了想，乾脆出趟遠門，雲遊一番散散心再說。於是就打點行裝，奔吳/越的方向開始了長達四年的遊歷。這一度，他到過潤州、杭州、天台山、虞江、會稽、樂城等地。尤其是在會稽，他呆了足有兩年，結交了崔國輔、孔伯昭、朱升、沈太清、陶翰、謝南池等一大批朋友。四十五歲時，回到襄陽，可沒停多少日，就又去四川了。孟大詩人真忙，他在四川一帶又遛噠了近一年，其間又與老友張子容混了些日子，若不是得了場病，還不願回家。四十七歲那年，他終於又回襄陽了。可等到病情稍有好轉，轉年就又走了，去了湘江和贛江，遊歷了洞庭湖和彭蠡湖，直到年底才回來。回來沒倆月，張九齡又把他叫走了。那時，張九齡被派到荊州做大都督府長史，需要個幕府做幫手，他想起了孟浩然一直閑著沒事兒，又有才，也談得來，就選中了他。我們的孟大詩人也認為來了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就跟去了。結果不到一年，沒找著什麼感覺，還是告辭回了家。可以說，孟浩然真正的隱居生活，是從五十歲才開始的。而他總共才活了五十二歲。　　不過，孟浩然的氣質相貌，還是很具隱者風度的。當年他在長安應試不第後，大詩人兼大畫家王維，曾給他畫過一張像。後來被唐代一個叫張洎的人收藏，還題了個款識。多虧了這個款，我們才有幸知道孟浩然的粗略形象大致是「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也知道了那畫面上還有「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是啊，又高又瘦的孟浩然，身穿白色長衫，頭和腳上都是深色鞋帽，騎一匹步履閑緩的馬；還有位書童牽著韁繩、拎著書箱、背把古琴在前面走。看了這情狀，真的很牛！我也想這麽走在馬路上，英姿颯爽的。可惜王維的這張畫，到宋朝時，就只有贗品了。那時，王維看他情緒不好，整日悶在旅店裡，也還贈他一首詩，勸他回家歸隱算了----「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蘆」.可王維哪裡知道孟大詩人一回到襄陽，就沒坐住。　　　　　　孟浩然的詩，沒有太多的好句，諸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類的，看跟誰比。若跟包融、崔國輔、張子容等人比，還好得多；若跟李/杜，差得就遠了。但近代詩人兼學者聞一多先生另有高論，覺得看孟浩然的詩，須看整體，他說：「真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築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詩沒有；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甚至還給予極高的評價說：「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並沒有第二個詩人到過這境界。」　　　　　　聞先生評孟，看來是超過陶淵明、謝靈運的。但我們不能忘，對孟浩然而言，陶/謝畢竟是田園隱逸詩的前輩，是在無路處走出路來的人。孟浩然儘管也被冠以有唐以來第一個「開創」田園詩的人，但沒有陶/謝的真創，他恐也找不到田園的感覺。至於他的詩比之於陶/謝孰高孰低（指境界），就不好講。俗話說，「吃饅頭蘸尿/各好一套」，審美趣味這東西，用「老子」的觀點，則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宜，沒什麼是非可言。況且，看詩總要看人，真正的隱士是韜光養晦、老死無人知道。所以，凡能留名於世，就沒一個算真隱。　　　　　　我這樣講，並不是要否定孟浩然的詩，否則也就不寫他了。而我看他的詩，也與聞先生不同。在我眼裡，孟的詩始終是一個矛盾體，既有出世境界，也有入世志願。總之還是人間的玩意兒，說的是人話，而不是神話。他的「淡」更多體現在「詩歌寫作與表達技術」上，也並不是「淡到看不見詩」。以聞先生舉過的孟詩為例----　　　　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閑。魚行潭樹下，猿掛鳥藤間。　　　　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還。　　　　　　倘若「真看不見詩」，那第二句就不該帶有「心亦閑」這種觀點性敘述句；而「求之不可得」句也不該如此表達。如同你若描述某個人很煩躁，就不該直接用「煩躁」這兩個字來表達，而應該用「那人一會兒從椅子上站起來，一會兒又走到窗前；一會兒坐下來抽煙，一會兒又站起來踱步；一會嘆口氣，一會兒又看看錶……」等等。因為真「淡」，是沒有觀點的，不加議論的，說穿了，就是白描。　　　　　　而聞先生所說的「整體感」這一點，我是同意的。不過，倘若既有好句，又能照顧整體，那詩就好上加好了。孟浩然有這樣的好詩，我引出來，留個好印象吧----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

　　17/王 之 渙　　＝＝＝＝＝＝

　　王之渙的詩，是讓我能醒過悶兒來的詩。所謂「醒過悶兒」來，是因為猛一看，挺好；細一看，就不如留著那猛一看的感覺。尤其是他那首著名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太陽貼著山落下去了，黃河也奔著海流過去了，要想看得遠，在這座鸛雀樓上，你就得再往上爬一層。多新鮮，太陽不貼著山落，也得貼著地平線落；黃河不往海里流，難道往喜瑪拉雅山上流？想看得遠，當然就得站得高，而且眼前還不能有東西擋著……王之渙竟說大實話，如同那個老鐵匠臨終前把「打鐵的秘密」悄悄告訴他的徒弟說----熱鐵，別摸！　　　　　　所以，王之渙的詩，是屬於那種你不能反覆看的東西，看的遍數一多，你就想雙手合十，悄悄蹲下來，在他背後朝他糞門的位置冷不防戳一下過去，然後彼此哈哈一笑，說句「逗你玩」，就各忙各的去了。說著玩呢，好在王之渙從小就喜歡跟別人開玩笑，結交的也都是豪門子弟（我也是個紈絝子弟），提籠架鳥，牽鷹打獵，狂聊縱飲，若活在當代，我肯定跟他是朋友。　　　　　　史料上，有關王之渙的記載非常有限，新舊兩唐書根本沒他的傳記，《唐才子傳》也是廖廖幾筆，且有錯誤。《全唐詩》僅收錄了他六首詩，而且至今也就只那六首，沒發現新的。唐人薛用弱寫了本《集異記》的書，裡面有一則王之渙的段子，我後面再講。對他的生平，有重大突破的，是清朝末年出土了一塊墓碑，金石學家仔細一驗，原來正是王之渙的。上面刻著一篇墓志銘，撰寫者是唐代一個叫靳能的人。　　　　　　有了這塊墓碑，一下子就解決了不少以往不知道或錯判的問題。首先是他的生卒年：聞一多先生在《唐詩大系》里標他生年是公元695年，且打了個問號，也沒標卒年。而墓誌上記他卒於唐/天寶元年，春秋五十五歲。這樣一上推，他準確的生卒年就出來了，應是公元688-742年。第二是他的籍貫：《唐才子傳》上講他是「薊門人」（今北京/德勝門外/古薊丘之地），但墓誌很清楚地說是「太原人」，該以墓誌為準。　　　　　　從墓誌中，我們還獲知了其它一些新信息：1/王之渙在家中是第四個兒子；2/不滿二十歲就能寫得一手好文章；3/做過九品冀州衡水主薄的官；4/因受小人擠兌又棄官回鄉，閑居十五年；5/後又受友人舉薦做了八品文安縣尉；6/為官期間去過邊塞；7/曾有大量詩篇被時人傳誦。　　　　　　這最後一條是他作為詩人立名的最好證據，同《集異記》上所記載的他與王昌齡、高適二人在酒樓比歌妓唱誰的詩歌多的那段故實較相吻合。明代的胡應麟曾懷疑過他們三人聚會酒樓的真實性，理由是說高適五十歲後才開始學作詩，而開元中期的高適還不到三十歲；再有就是說高適的集子里並無與王之渙酬唱之詩。其實這兩條，哪一條也沒說對。考高適的編年詩，最早一首當作於他十九歲，那詩的題目是《送鄭侍御謫閩中》；而他也有寫給王之渙的詩，是在他二十八歲遊歷薊門、邯鄲時寫的，題為《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其實這也怪不得胡應麟，畢竟明代時的信息與出版都很不發達，他漏看了高適贈王之渙與郭密之的這首詩，當很正常。　　　　　　當然，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敢說他們三人在「旗亭」的聚會就一定存在。畢竟那《集異記》是小說家言，類似於《太平廣記》或《述異記》。但高適見過王之渙卻是不容抹殺的事實。七、八十年後，詩人白居易也有評論說，之渙在開元時與王昌齡、崔國輔等「聯唱迭和，名動一時」，也可作為依據。白居易與寫《集異記》的作者薛用弱幾乎為同代，較為可信。我們也可退一步講，王之渙的詩正因通俗易懂，才很有可能被歌妓傳唱的更多。因為大凡要唱出來的，必要有「一聽就能懂」的基礎條件，這也是歌詞有別於詩的重要特徵。詩與歌，到宋/元以後之所以要徹底分家，將它們從詩里划出去，叫「詞」和「小令」，再弄上詞牌或曲牌獨立唱去，就因為純詩的東西唱一遍已不容易懂，唱也白唱。唐代的「竹枝詞」、「涼州詞」、「出塞曲」等就是將「詩」逐漸「歌化」的過渡產物，所以也普遍好懂。　　　　　　由此說來，王之渙該算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歌詞作家」，即便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鋪路作用。後來的劉禹錫，其作品向歌詞衍變的傾向與數量就越發顯明了。況且，他們的許多「詩作」在當時就已被譜成曲子唱出來，證據已很確鑿。另外，唐代的許多詩人，在群眾中之所以具有廣泛知名度，恐也因了「歌」的緣故。如同今天，詩人之所以不如詞作家出名，並不是詩人不如詞作家，而是詞作家借了歌的廣泛傳唱，用了巧勁兒。　　　　　　王之渙傳下的可憐六首詩中，也還有一首很著名，就是《涼州詞》，也叫《出塞》，還叫《聽玉門關吹笛》----「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高適有一首詩叫《和王七聽玉門關吹笛》，岑仲勉先生在他所著的《唐人行第錄》一書中認為，高適所「和」的「王七」，就是王之渙，因為高詩所押的韻也與王之渙這一首相同，曰：「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閑/借問落梅凡幾曲/從風一夜滿關山」。這個判定，理由應很充分。通常，「和詩」大都所依對方的原韻而作，在唐人的相互和詩中，此例極多，在此就不舉了。　　　　　　就「涼州詞」這個稱謂而言，《唐語林》一書記載說「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也」。稱這種詞為「樂章」，這樣一說，王之渙的這首《涼州詞》，能唱，就很是顯然了。可惜我們見不到譜子，不知是什麼調。清朝道光年間有位叫謝元準的人，曾編了冊《碎金詞譜》，唐宋元明清歷代人的作品都有，還有譜子，但都是帶有詞牌的詞。新版的此書已有人將古代的「工尺譜」改成了現代人能看懂的五線譜，我曾讓一位識五線譜的朋友試著哼哼過其中的幾首，不老好聽的，慢悠悠像老和尚念經。由此可想，王之渙的「涼州詞」，現代人若依譜唱出來也不會好聽多少。但古人認為好聽就行，畢竟時代不同，審美情趣與標準也不同，無可非議。　　　　　　有關王之渙，就只能說這些。不過，我還是期待未來某一天，某某考古學家或某某農民若能在祖國大地的某個倚角旮旯再挖出點兒什麼古文獻，撣撣上面的土，定睛一看，媽呀，這不是王之渙的詩集嗎，研究唐詩的學者們就會像蒼蠅一樣撲過去，把它啃爛！而我一定也是其中的一隻，只怕趕不上熱的。　　　18/王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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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灣這人，我本想隔過去不講，因他這輩子就指著「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20個字牛逼於大唐詩壇。但想來想去，隔過去不說還不行，因他這首五律詩有兩個版本，兩首做對比，八句中有四句都完全不同，而哪一個更接近王灣原作，就得論論了。　　　　　　他的這首詩，最早見於唐代的兩本詩選集，一本是唐人芮挺章所編選的《國秀集》，成書於唐/天寶三年，也就是公元745年；另一本是唐人殷璠所編著的《河嶽英靈集》，成書比前面那本晚十年。　　　　　　《國秀集》中，此詩題為《次北固山下作》，詩如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題目里的「次」就是「停」的意思，這裡當指「停船在北固山下所作的詩」。再考「北固山」，在今江蘇/鎮江，唐時稱潤州，挨著長江。可以認定，「潮平兩岸闊」指的就是長江途經鎮江的那一截兒。《國秀集》選詩220首，計90人；只選詩，不評人；收錄王灣的詩也只這一首。　　　　　　《河嶽英靈集》中，此詩題為《江南意》，詩如下：　　　　南國多新意，東行似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　　　　　　《河嶽英靈集》除選詩234首外，編選者殷璠還對24位詩作者進行了或長或短的評說。這也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帶有評語的詩歌選集，其中選了王灣的七首詩。對王灣的評說是：「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這「不過一二」的話，指的就是這首詩。這一首之所以著了名，也還由於早在張說任丞相時，曾親筆抄寫過「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十個字，掛在他丞相府的政事堂上，作為能寫好詩歌的楷模。　　　　　　兩詩明顯的不同處已躍然紙上。為方便敘述，我們將《國秀集》簡稱為[國本]，《河嶽英靈集》簡稱為[河本]。先說頷聯「潮平兩岸闊」這句，「闊」字在[河本]中錄為「失」字，清人沉德潛在他編著的《唐詩別裁》所錄入的此詩，就是[國本]，只不過他認為應將其中的「闊」字改為「失」字才對，並說用「失」字要比用「闊」字有味。現代學者施蟄存先生也傾向於[國本]，但卻不同意改那「闊」字。　　　　　　就此二字孰優孰劣，我是同意沉德潛的。因為施先生對「失」字的理解看來有誤。「失」字用在此處，並不像施先生所說的是「失去」或「看不見」的意思，而是「賓士」，且正確發音也應讀「易」音。因為這個字與「佚」和「逸」二字通叚。《荀子/哀公》曰：「其馬將失」，其中的「失」字就讀「易」音，也是賓士之意。而「兩岸失」，當然就是岸在跑了，同時也形容船隻行進得很快。所以，「失」字若當「看不見」來理解，就不好；若當「賓士」來理解，就意味大好了。　　　　　　這會兒，我忽然想起當代詩人食指的那首《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裡面就有「一聲尖厲的汽笛長鳴/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北京在我腳下/已經緩緩地移動」這句詩，用的就是這種「客觀」的方法，他不說自己所坐的火車在移動，而說北京車站的建築在移動，這與王灣說岸在賓士，而不是船，可謂異曲同工。　　　　　　就五律頷聯的規範平仄聲韻而言，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失」字是前半句的最後一字，那位置是仄聲，「失」字是入聲字，所以無論怎麼用或怎麼讀，皆合要求。再有，以行家的話說，「失」字下字不俗，也很「險」。　　　　　　就兩詩整體感覺來說，[國本]比[河本]要和諧得多，理由主要在於：其起句的首聯與壓軸的尾聯能很好與中間的頷聯和頸聯相交織。首聯「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間」句，與接下來的「潮平」句，詩意的連帶關係很緊。而尾聯是「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考王灣籍貫，正是洛陽人。此詩所述又是在遠離家鄉的江南，「鄉書」的意味又能與首聯的「客路」有前後呼應，就顯得完美。　　　　　　好在沈、施二人都擁護[國本]，清人方回所編的《瀛奎律髓》一書，選此詩也依據了[國本]。選[河本]的則有宋人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和清人顧小謝的《唐律消夏錄》。　　　　　　那末，說了半天，究竟哪一首才是王灣的原作呢？而不是原作的那首又是誰亂改的呢？施蟄存先生一看這事剪不斷理還亂，乾脆一拍驚堂木說，兩首皆是原作，只不過一個是初稿，一個是定稿。但施先生的理由太不充分了，沒列舉出任何證據，那口吻也是主觀臆斷式的。看到此，你們有何感覺？想問問我嗎？哎吆我的看官們，你們真要問我，我就說：去他的吧，我才不費這個勁呢，我看[國本]的那首好，就認定是[國本]的那首。而折騰了這半天，折騰了一千多年，我要是王灣，就在地底下偷著樂，知道答案也不告訴唐詩學者。是啊，若告訴了，學者們豈不沒飯吃了！

　　19/王 翰　　＝＝＝＝

　　賭徒王翰/酒鬼王翰/才子王翰/詩人王翰/狂徒王翰/大款王翰……總之不管是哪個王翰，反正有一年他隨軍來到大西北邊塞，在某位將軍的行轅里，耳濡目染著頻繁的探報與進進出出屢次披掛上陣的將士們，真是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提筆揮毫，出口成章。而他所流傳下來的名篇，也叫《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從初唐乃至開元盛世，邊界上各少數民族對中原的侵犯其實始終未斷，所以朝廷必須屢派軍隊前往禦敵。而軍隊里除了帶兵打仗的武官，也還需要一批文官隨軍掌管文牘事務，這樣一來，大批的文人就有了去邊塞參戰的機會，「邊塞詩」的發達也就由此而生。用後來杜牧的詩說，「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可見以「涼州詞」這種新樂府體裁所寫下的詩篇，不止於王翰，諸如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岑參等人的許多「涼州詞」，也都為初唐詩壇帶來了無比振奮的新氣象。　　　　　　王翰是以駕部員外郎的身份前往西北前線的，「駕部」是專門負責往前線輸送馬匹與糧草等軍需物資。員外郎是個副職，基本也由文職人員擔任，所以不忙不閑的，也還有時間作詩。王翰的這一首，顯然是站在某位即將奔赴戰場的將軍角度上寫就的----那將軍在行轅里正痛飲著甜美的葡萄酒，而此刻，探子忽然來報說敵軍到了。他來不及將剩下的酒喝完，催他披掛上陣的琵琶聲便也奏響。他放下酒杯，跨上戰馬，這會兒似乎又感到酒勁兒有點上來了，搖搖晃晃的。不過，臨行前他還是對身邊的僚屬們開了句玩笑說：沒準兒我是醉倒在沙場上的，而不是被敵人打死的，即使如此你們也不能笑話我，因為自古到今，本來在那戰場上就沒幾個人能回來。是啊，這的確是個幽默的筆法，清人施補華評這結尾兩句說：「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　　　　　　王翰的詩，傳下來只有十四首零兩句半，收在《全唐詩》里，外加《全唐文》收他一篇文章，也就這麼多。新舊兩唐書里說他有文集十卷傳世，可宋以後就沒人看見了。他的生卒年，歷代學者始終沒有搞清楚，聞一多先生的《唐詩大系》定其為公元687-726年，也就是說他活了不到40歲，但並無確鑿證據。傅璇琮先生曾寫過一篇《王翰考》，考了半天，結論是「但據現在所能掌握的材料，還無法考知其確切的生卒年」，又說了點別的，就過去了。唐代詩人有一大批，我們都不知道生卒年，新舊兩唐書也缺德，每個人的傳記，老是不寫生卒年，尤其是生年，幾乎少得可憐。《唐才子傳》就更別提了，這方面不僅很少寫，即使有寫的，許多也都錯誤百出，辛文房畢竟是元朝人，也難為他了。　　　　　　我們了解王翰，只能是他的中段。史載，他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時就有放蕩不羈的習性。考取進士大概是在公元710年。當時并州（今太原）有位長史叫張嘉貞很欣賞他的才氣，總是對他「禮接甚厚」，他也就時常不好意思，為這位張大人寫了不少樂府詞曲，還請他吃飯喝酒，親自在酒席上又唱又跳，那目的其實也有兩個，一是表達謝忱之意，二是顯示自己的才華。這一招，果然很靈，連當時到并州來接替張嘉貞任長史的張說，也領略了王翰的這套活兒，且也對王翰推崇倍至。沒兩年，張說升任三品的兵部尚書，也沒忘了提拔王翰，做了個九品秘書正字的小官。不久又找了個機會，一下子把他提為七品的通事舍人。三年後再升為五品的駕部員外郎。　　　　　　那時，張說權貴朝野，又統管集賢院，重視「詞學之士」，所以身邊經常聚集著諸如張九齡、李邕、許景先、韋述、袁暉、趙冬曦等人，王翰自然也在其中。他們這些人，在當時其實是個緊密的文人兼官僚小團體，還曾經給文壇排了個座次，選了百餘人，分成九等，然後將名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寫出來張榜公布，來看的人數以萬計。看罷你猜如何，結果是眾人「莫不切齒」。為何呢？因為不公平，像張說、李邕、王翰等人，均排在一等裡面，而許多被公認為才華出眾且知名度很高的人皆被排斥在名單之外。可見，這件事乾的很有些遭恨了。據說那時王翰很有錢，家裡養了好幾匹名馬，還有十來個歌妓，整天喝大酒賭大錢，自命王侯，狂妄一時。　　　　　　不過，既然王翰是因張說的提拔而升的官，那他的倒霉被貶，也就跟著張說接二連三地被貶而貶了。張說被罷了丞相後，王翰同時也被貶為六品的汝州長史，被支到河南。沒多久看看貶的還不夠，就再貶成從六品的仙州別駕。王翰到任後，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邀五邀六地聚一幫文人墨客，又打獵又唱堂會的，好不開心。知名的文士祖詠、杜華等人也都是他的座上客。那杜華的老娘崔氏特別羨慕又有錢又有才的王翰，常對兒子說，「我聽過古代有個孟母三遷的故事，如今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去和王翰做鄰居吧，你只要能和王翰在一起，我心裡就踏實了。」聽聽，這都是怎麼了，跟誰做鄰居不好，偏選王翰。這樣一來，別人可就有反映了，意見反映到朝廷，結果再貶王翰為道州司馬，一下子把他從河南支到了湖南。此後，王翰是死是活，就沒有音信了。　　　　　　據張說講，王翰筆頭子很快，很能寫。有一個叫徐堅的人曾問過張說當代文士誰寫的好，張說回答道，「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這番議論該是在說王翰的文章，而不是詩。可惜他留下來的文章太少，我們也就無法判斷張說的評價是否公允了。　　　　　　從王翰留下的十四首詩上看，他寫七言要比五言好。他有一首題為《飲馬長城窟行》的歌行體，也真的看出了駕馭語言的才氣和看問題的獨特角度，其中如「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雲是秦王築城卒……」，如此看來，他對秦始皇累死萬民而修長城怨氣不小，甚至還指責說築長城就是在「築怨」，而秦始皇的弱智也在於此。　　　　　　他還寫過一首《飛燕篇》和一首《古蛾眉怨》，恐是在遭貶以後所作，因為內容涉及到諷刺宮中奢侈生活及哀嘆宮女命運不幸，估計也是想泄泄私憤。好在他也有鼓勵宮女的話，雖算不上有多積極，但也比較適合於他自己---「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

　　　 20/寒 山　　＝＝＝＝

　　說寒山這廝，最麻煩。無論是哪方面，都眾說紛紜，一團亂麻，夠你摘幾年的。先說他的生卒年吧，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幾乎囊括了整個唐代，有持他是初唐人的，有說他是中唐人的，也有人認為他該是晚唐人。現在，我必須列個表格讓大家看看這些學者對生卒年的研究「成果」，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暈----　　　　1/胡 適 700-780 白話文學史1928年 80歲　　　　2/餘嘉錫 691-795 四庫提要辯證1958年 104歲　　　　3/錢 穆 680-810 讀寒山詩1959年 130歲　　　　4/陳慧劍 720-840 寒山時代考證1973年 120歲　　　　5/錢學烈 691-793 寒山子與寒山詩版本1983年 102歲　　　　6/孫昌武 750-820 寒山傳說與寒山詩1987年 70歲　　　　7/嚴振非 584-704 寒山子身世考1994年 120歲　　　　8/連曉鳴 713-766 試論寒山子的生活年代1994年 53歲　　　　9/周 琦 766-835 試論寒山子的生活年代1994年 69歲　　　　10/錢學烈 725-830 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證1998年 105歲　　　　　　從上表我們大致可判斷出，寒山的壽命若在60-80歲之間尚比較挨邊，60歲以下和80歲以上，就很可疑了。因為寒山有一首詩已寫道，「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黃泉。」從詩中可以看出，此時他在寒山那地方已隱居了三十年，而在隱居之前，他是有妻子有家庭的，他自己也有詩說是三十歲以後才離家上了天台山，這樣一算，至少就六十歲了。再加之他說回鄉一看，往日的親友也都大半過世，可說明寫此詩時，他至少也到了「耳順」的老年。而說他活到一百多歲的結論，我以為很不可靠，因為對在山中隱居的寒山子而言，無論其生活條件與飲食條件以及身體保障條件，都很難確保他的健康能夠長期處於無病狀況，而一但有病，也不會得到及時救治。基本的健康都保證不了，更何況長壽了。　　　　　　第二個難以說清的方面就是他的詩。因為看他所留下的三百多首詩，「儒/釋/道」及世俗等諸多思想全都夾雜在裡面，你簡直鬧不清寒山子這廝究竟信奉什麽。所以，有許多學者就猜測，這些詩恐不是寒山一人所作，而是出自一個「寒山詩人群」。加之有一部分詩他與另一位詩僧拾得也有重疊，就更是添亂。但就他詩歌語言的風格而言，大家的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皆認為他是自王梵志以來的又一位「口語詩」或「白話詩」大師。而第三個難以說清的方面就寒山詩的版本，有關寒山詩的版本，宋/元/明/清幾代加在一起已有百餘種，當代學者陳耀東先生就此還開列出一個「寒山詩集版本源流總表」，看過之後就更暈了。　　　　　　我想，對寒山及其詩歌的講演，與其掛一漏萬，不如毫無牽掛！我就只當他活了八十歲，只當他介於初唐與中唐之交，就只當他「儒/釋/道」以及世俗等等什麽思想都有。其實我以為不獨寒山，每個人都一樣，不可能思想純粹或乾凈到只有孤伶伶一種，也很難說自己腦袋裏究竟都有哪些「雜念」。中國的儒/釋/道，一向有其思想重合的部分，比如儒家的仁愛禮賢、佛家的慈悲為懷、道家的上善若水，說的其實是同一種道理。所以老百姓們也很務實，凡是對自己有利或有用的，信誰都行。　　　　　　我以為寒山就是這樣一個人，對各種思想，既有吸收，也有批判，有好的就撿，壞的就扔。這當然也與他人生的經歷有關，因他三十歲隱居前，是有過一段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世俗生活的，也刻苦讀過經史子集，還到處遊歷過，甚至去學仙煉丹，這在他的詩裏有所提到----「出生三十年/嘗游千萬裏……煉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所以，在三十歲前，他的內心便已有了儒/道兩家思想。而三十歲後他一跺腳上天台山隱居，恐與他此前的學仙經歷不無關係。而天台山又是「道/佛」兩教共立並存的一座名山，兩教在此山上都有道觀和廟宇，寒山也就進一步受了道家的醺染。　　　　　　由道轉佛，是他遇見國清寺僧人拾得之後。拾得本是國清寺禪師豐干在路邊撿來的一個棄兒，因是「拾而得來」，豐干就索性叫他「拾得」了。寒山與拾得的相識，無疑是促使他削髮為僧的催化劑。他本就有一顆追求清靜無為的「道心」，這會兒正好又能與拾得談得來，遁入佛門當很自然。是啊，正因如上所述，寒山身上所「雜交」的儒/釋/道，現在看來也就不足為怪了。　　寒山的詩，他自己講，是「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但傳到今天，只剩半數，311首。傳說，他往往把詩寫在山中的樹葉或竹木或石頭上，寫完就不管了。多虧有好事者看見就抄，所以才留下這許多。但他的詩在唐代只流傳於佛門，在任何一本唐人所編的詩選裏都找不見。入宋以後，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陸遊、朱熹等文壇名流才逐漸注意到他，提了提，但也並沒大肆推崇和宣傳，主要依然通過佛門流傳。其詩真正登堂入室、進入國家（朝廷）正統視野，是在清/康熙四十二年，聖祖玄燁命翰林彭定求、沈三曾等人編篡《御定全唐詩》，總算將寒山、拾得以及豐乾等人大量作品收了進來。1928年前後，胡適等新文化巨擘倡導白話文，重提寒山、拾得、王梵志等詩僧，著實火了一陣子，但一鬧抗日和內戰，就又沒人理了。　　　　　　將詩寫成俗語或白話，在古代為什麽廣泛出現於僧人和道人之中呢？這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大凡信佛求道之人，皆是人間百姓，識字無多，即使是遁入佛門道觀的出家者，也大都來自鄉村野舍，沒多少文化。可佛要傳法，道要普及，那「真理」雖深，卻要淺出，所以禪偈或道語往往用的都是「直給」的樸素方法，「簡單粗暴」，卻極實用。寒山是屬於文化底子較厚的那類鄉村知識份子，隱居前又狠讀過不少書，所以詩裏常能瞥見經史子集的典故，比王梵志相對就「雅」。儘管如此，總體上他還是白話的調門兒，很少用生詞僻字，甚至從不寫標題，直接就是一首首的詩，像順口溜，既易懂，又好記，所謂「是真佛只道家常」。　　　　　　就他具體的詩而言，其實是不必講的，因為太明白，讀者不如直接去看，省我些筆墨。需要講的是，他的詩也有階段，若讀他年輕時寫的，古體的就比較多。但他三分之二強的詩，幾乎又都合聲韻格律，這一點，也是許多學者判斷他是中唐甚至晚唐人的依據。因為初唐的格律尚未完備，進入盛唐和中唐後，合乎規範格律的詩才越來越多。再有，就是前面所談到他思想與詩中「儒/釋/道」的雜交，我們幾乎不可能像分黃瓜、豆角、番茄那樣各分一堆兒，很清楚地將他的詩分門別類地攤明，因為即使他的「世俗題材」詩，有不少裡面也夾雜著禪意與道性，比如這首《東家一老婆》----「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渠，就是「她」的意思）。這樣一首詩，表面看是世俗題材，但結尾一句就一下子把道理弄深了，真讓你感到有些「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轉運意味，那意思是說，光陰倘若再轉一個周期，就又該輪到你窮、我富了。這就夾進了佛家的輪迴觀，儘管是以諧謔的口吻道出。　　　　　　再如《寒山頂上月輪孤》一詩----「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表面上這是首講佛理、言眾生佛性該在自身之中、不必去別處找尋、只是深藏不現而已的意思。但仔細嚼嚼，就不同了，他讓你咂磨出寒山是在說自己如一塊純潔璀璨的璞玉，卻無人認得，如今只能被埋在深山古剎裏空耗才華。這想法顯然又夾進了世俗中的懷才不遇，是逃不過明眼人的。　　　　　　歷史上有許多懷才不遇者，在世俗生活裏絕望之後都紛紛遁入山中或空門裝瘋賣傻，所謂「高人」也大都出於此類，不說人話，神經兮兮。先前固然是裝，而裝久了也就習慣，也就成真。日本畫僧春屋宗園曾畫過一幅《寒山/拾得圖》，畫面上兩人的樣子皆蓬頭垢面，咧著笑嘴，看去就是瘋子形象。許多史料上描述的寒山也是「狀如貧子，形貌枯瘁……樺皮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寒山自己在詩中則更說----「時人見寒山/各謂是瘋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寒山當年在國清寺大小僧人中是個什麽「職務」呢？豐干禪師告訴我們說，在伙房燒火。這樣一來就更是大師了，大師皆是其貌不揚，被人忽略。還是再引一首寒山的詩來結束我這篇充滿了武斷與偏見的講演吧，或許寒山並不是我說的這樣----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　　 閑書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