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琅琊王文化研討會綜述

2014-05-1006:03:55來源：王汝濤我也說幾句轉發字型大小:|中共臨沂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丁鳳雲（2005年9月5日）各位專家學者、同志們：2005琅琊王文化研討會歷時兩天，今天下午就要結束了。現在，我代表研討會學術委員會，對學術研討情況作一簡要的總結。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38篇，就其內容而言，大體上可分為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王羲之研究、琅琊王氏族譜研究和其他有關方面研究四類。根據論文分類和學術交流情況，僅將諸位專家學者論文的主要內容、觀點作出綜述。鑒於作者的觀點有別，不少方面只是「一家之言」，故不作對與否的點評，以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一、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琅琊臨沂王氏家族是我國歷史上的著名世族（或稱士族）。從漢末至唐代700年間，這個家族先後湧現出眾多在全國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書畫家和文史學家等著名人物。他們以勤勞和智慧，創造了反映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閃光業績，成為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本次研討會關於琅琊王氏家族文化方面的論文有8篇，包括王氏家族的思想信仰、處世哲學、文化成就等方面。王大良先生的《琅琊王氏思想信仰主流再認識》，認為琅琊王氏以儒家思想為其核心思想信仰，雖然受到「玄風獨振」和玄、釋、道盛行的衝擊，但未能動搖儒家思想地位，為在隋唐時期的儒家思想的回歸與延續做了充分準備。朱文民先生的《兩晉琅琊王氏家族的佛事活動及其兩位高僧》，對王氏家族儒、玄並重，兼擅佛釋作了論述。認為琅琊王氏在兩漢「以經學傳家著稱於世」，魏晉之際又「以崇信道教而聞名」。作者根據《高僧傳》記載，證明王氏家族中晉代有兩位高僧，一是王敦弟竺道潛（字法深）。二是王導弟釋道寶。東晉中興後，竺法深創立佛教「本無異」宗，對佛教的發展起了傳播推動作用。王瑞柱先生的《琅琊王氏「持盈畏滿」、「盛極自損」處世哲學之管窺》，認為王氏家族「持盈畏滿」不是自我滿足或淺嘗輒止，而是以退求進，在取得成功後看到盛滿時隱藏的風險，知足惜福;其「盛極自損」則是通過家族內部的約束，達到「盈而不滿」，以使家族世代繁榮。王東惠、傅孫先生的《會稽琅琊樓與琅琊王氏書法精神》，在介紹了位於浙江省紹興市仁里王村的琅琊樓歷史上3個重要時期後，提出了琅琊王氏家族書法精神的傳承性、變法性、審美性，並將這三性歸結為「三崇精神」，認為可以「作為中華書法精神理論大廈的重要支柱之一」。王春燦先生的《淺談王謝世誼及其社會意義》，將王、謝兩大家族四代相交的歷史劃為「同期為官，初誼洛陽」、「東晉建元，重聚建康」和「會稽聯姻，千秋佳話」3個階段，突出了王導和王羲之在兩個家族聯誼中的作用，闡明了王、謝聯誼具有的現實意義。姜開民先生的《琅琊王氏家族文化內涵芻議》，綜合兩晉南北朝王氏家族成員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社會上的影響，將該家族文化分為孝悌文化、名士文化、經世文化、清廉文化、儒玄文化、學者文化和書畫文化7個方面，涉及68人。認為王氏家族不僅在門閥制度下代有名人，而且在科舉制度取代門閥制度後仍能登科入仕，繼承和發揚詩書傳家的家族文化。唐士文先生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琅琊臨沂王氏家族名家文化成就述評》，根據史籍記載，對11位書畫家、7位文學家、4位史學家和其他3位專家的文化成就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述評，並涉獵王氏家族中有文集者計54人。通過分析，他認為王氏家族名家文化成就，很多方面居這一時期全國前茅，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該家族名人輩出的原因有3個方面：一是家學家教淵源；二是社會環境和風氣影響；三是個人的勤奮努力。提出「只有進一步開展對這一家族文化的宣傳與研究，汲取精華，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衡正安先生的《關於南朝琅琊王氏籍貫及書家考》，亦對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十幾位擅書法者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二、王羲之研究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學術界在前代研究基礎上，對王羲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蘭亭序》論辯為熱點。經過討論，雖《蘭亭序》的真偽亦無定論，但推動了王羲之研究的深入開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王羲之研究又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各類報刊相繼發表有關研究文章，研究的重點仍集中在《蘭亭序》真偽、王羲之思想品格、書法成就及其生卒年等方面。1990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臨沂王羲之研究會編輯的《王羲之研究》一書，收錄論文31篇；200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了2003年10月「王羲之書法藝術暨琅琊王氏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王羲之書法與琅琊王氏研究》一書，收錄論文48篇。上述兩部論文集，集中研究王羲之的生平及其家屬親屬、王羲之的書法研究、關於蘭亭論辯、琅琊王氏家族及其文化、王氏宗譜研究及遺迹介紹等方面。本次研討會有關王羲之研究的論文計22篇，內容涉及王羲之書法、思想、人際關係及有關事迹史實考證等。（一）關於王羲之書法。王玉池先生的《從部分書跡看王羲之辭官以後的生活和書藝成就》，在簡要敘述王羲之辭官前後情況之後，重點從「關心國家大事」、「同親友交往」、「造房、修園、遊歷」、「子孫情況和自身健康狀況」、「書藝作品」5個方面，對王羲之的《破羌帖》等19篇臨本、摹本書帖和其《黃庭經》、《東方朔畫贊》、《曹娥碑》三部書藝作品進行點評，指出其真偽、優劣、歷代評價及現收藏地，是對王羲之晚年書法藝術的述評之作，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在《漫談〈唐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中，王玉池先生認為弘福寺沙門懷仁「借出內府所藏王家」所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碑》，有三大功勞：使得一般人都能見到王字；有些原帖早已不存者，藉此碑保存了不少王字；許多學書者以此帖為行書範本，起到普及王字的作用。同時指出此碑存在的弊端：有些字絕非王羲之本人所寫，而繫懷仁自造偏旁拼湊；收錄大量有爭議的王羲之字。王佩芬女士的《論王羲之研究多元化的史學內涵與戰略意義》，以書法藝術為軸心，對王羲之研究的模式、成就、新時期的史學內涵及戰略意義進行探討。在曆數了自南朝至清代對王書的評價後，認為研究王羲之不僅要重視「正史」，同時又不能完全否定稗官野史中有益的內容。通過對《蘭亭序》帖的分析和學術界諸部王羲之傳略的簡析，提出「換一個角度，改變一下思辯方式」去研究王羲之，是很有見地的。在另一篇《以學術眼光審讀「二王」尺牘》論文中，孫洵先生對王羲之尺牘（文體名，後相沿為書信通稱）《初月帖》、《行穰帖》和《游目帖》等和王獻之尺牘《鵝群帖》等作了闡述，得出「二王」尺牘從內容、人文背景、書法風格等，就是祖宗傳衍下來的瑰寶，也是研究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可貴資料，「尺牘」最能揭示王羲之的書法藝術性。俞鑫正先生的《試論導致王書精神漸喪的兩個傳播因素》，認為王書精神的實質是風流倜儻的「魏晉風骨」，敢於獨創的「創新精神」。後來這種精神漸喪，原因一是「摹本」的過失——教材問題；二是帝王及各代書家的因素——導師問題。正是因為一個「有偏見的老師」帶著一本「有缺陷的教材」去傳播和推廣王羲之的書藝，導致了其基本精神漸漸喪失。日本國祁小春先生的《關於王羲之尺牘中的單、復書問題》，求證甚為細密，在弄清何謂單、復書之後，重點論證了「關於吳氏所舉復書的證據問題」和「陶弘景《真誥》所收的楊、許尺牘及相關問題」。認為東晉時「復書」的存在是可以確定的；陶弘景《真誥》中所稱「單疏」即是「單書」，「上紙」、「下紙」即指「復書」的第一紙、第二紙。解決這個問題，對理解魏晉法帖中的尺牘(特別是王羲之的尺牘)是十分有意義的。趙炯先生的《從書聖的出現看文化時態對書法的影響》，認為王羲之對書法進行變革，並將書法藝術推向頂峰，是時代的要求。王羲之所處的時代，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哲學、思想、文學、繪畫等各個領域都出現大的飛躍和變革，書法變革也勢在必行。因此，書聖的出現仍是應運而生。徐玉如先生的《王羲之書法接受史研究》，鑒於人們往往注意於王羲之書法作品的產生，而忽視其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狀況，從效果史、闡釋史和影響史3個方面，對王羲之書法接受史展開論述，以期在審美規律或賞析方面給人以啟示。認為「只有經過一代又一代讀者的不斷接受，才有王書的真正價值」。陳國峰先生的《〈蘭亭序〉形質美的客觀依據》，認為書法藝術最主要的是它的形質和神采兩個組成部分；形質就是筆畫、結體以及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比例關係；掌握和諧比例關係，就能達到美好的效果。他利用黃金分割律和勾股定律對《蘭亭序》中字的排列、寫法進行分析，認為《蘭亭序》達到形質美的和諧。劉濤先生的《從「鍾張」到「二王」》，列舉史料記載，認為王羲之的書法順承關係顯然淵源於鍾繇的行書和張芝的草書。文章從王羲之的正書、行書、草書和王獻之的楷書、行書、章草、飛白等方面，對「二王」新書風的發展進行闡述。主要觀點是：王羲之的新書體流行之後，鍾繇、張芝便不為世人所法；王獻之藉助「草縱之致」的筆勢，為行草書法確立了新的典範。「二王」的「奇筆」乘勢興起，正是順應了時風。王厚香的《論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對王羲之書體藝術（包括楷書、行書和草書三個方面）、書法理論貢獻作了論述，認為正是由於王羲之勇於創新，追求卓越，採擇眾長，變古制今，才能創造出雄逸矯健、媚麗流美、中和典雅的書風，將中國書法藝術推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形成了嶄新的書法藝術體系。此外，魏寶玉先生的《琅琊兩書聖——淺談王羲之與顏真卿的書法藝術》，認為王羲之、顏真卿是行、楷兩書聖，是行書的兩個里程碑，他們都是書法的革新家。（二）關於王羲之思想。王曉家先生的《王羲之道家思想源流考論》，認為王羲之思想的主流傾向是「以柔進取的積極用世的儒家思想，主要用於治國」；又以「以柔退走」的「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為輔，兼之揉和了釋家「普度眾生」的遁世思想，主要用於修身。該文所論，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汲廣運先生的《論王羲之的仁政思想》，從「重責任，憂國憂民」、「斥弊政，改革利民」、「恥空談，勤政愛民」3個方面，論證王羲之為地方官時的「仁政」思想和實行的惠民、利民措施。通過列舉大量事例說明作者的觀點，證明王羲之為官以儒家思想禮教為規範，幾十年仕途未曾改變。（三）關於王羲之傳說、軼事及人際關係。劉瑞軒先生的《試論有關王羲之的傳說》，列舉王羲之「寫經換鵝」、「筆飛與筆架橋」和「吃墨」等傳說，認為這些傳說，一是讚美王羲之崇尚高法的品格；二是稱讚他蔑視權貴，同情人民的高尚思想；三是歌頌他的勤奮精神；四是稱道他的書法成就和價值；五是反映人們對王書的熱愛。王曉真女士的《南朝書中所記載的王羲之軼事》，分「王羲之的性格」、「時人對王羲之的評價」、「王羲之和幾位知交的關係」和「王羲之誓墓辭官的真相」4個部分，輯錄除「正史」之外、主要是《世說新語》中的資料，對王羲之的性格特點、為人處世及辭官原因等進行辯析。所論並非全是「軼事」，其中有的乃是王羲之人生的重大問題。徐國兆先生的《談談王羲之與王述的讎隙》，從王羲之與王述的個人性格、品行的對比及造成隔閡的責任入手，客觀地指出王羲之性格為人不可取之處，正是由於王羲之怠慢王述甚至辱及其父母，才導致了二人矛盾激化，最後不得已而誓墓、辭官。張肇東先生的《獨秀山的書聖文化》，介紹位於浙江嵊州甘霖鎮的獨秀山，乃王羲之晚年生活之處。作者根據傳說，將讀書處、墨池、鵝池、夫人墓和祭書台等勝跡分別予以介紹，旨在供研究王羲之豐富多彩的晚年人生做參考。（四）有關事迹史實考證。考證類論文內容涉及王羲之書法、有關人物等方面。王汝濤先生的《論何延之<蘭亭記>乃是信史——附論<蘭亭>臨摹本的變遷》，以翔實的資料、平和的心情對郭沫若先生引用失當、辨別有差、認為何延之的《蘭亭記》是偽造的說法進行了論辯，用大量史實證明唐代「何延之所記的事並不離奇」；《蘭亭記》是信史而不是虛構的小說。並對《蘭亭序》臨摹本的變遷提出6點看法，繼而又與今人兩篇有關文章的「新觀點」進行商榷。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蘭亭序》「昭陵被盜真跡毀」，才使得《定武本》「臨本摹本成瑰寶」。該論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任平先生的《王羲之、王獻之書札所見人名稱謂略考》，對二王書札中「所見人名稱謂」進行考釋，這對了解他們的書札內容和二王事迹有所幫助。文章通過對30多個人名稱謂考釋後，得出了4點結論，探得男兒小字的4條規律，從中反映出東晉時期的一些文化觀念，對進一步了解二王的思想很有幫助。劉濤先生的《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與殷浩》，對王羲之的《伏思清和帖》中所稱「殷生」是否為殷浩，做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和答疑，認為「殷生」就是殷浩。文章通過對殷浩生卒年的考證和《右軍書記》中所見殷浩的別稱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解決了殷浩卒年與《伏想清和帖》書寫時間的衝突。此外，錢方法先生在《王羲之緣何辭官並歸隱剡縣金庭之小考》中，認為王羲之晚年辭官並歸隱金庭有3個原因：一是官場兇險為內因；二是崇尚玄學的社會環境為外因；三是剡地山水秀麗是動因。王家德、張富春先生的《王羲之購置會稽田莊的歷史環境》，認為王羲之在土地資源豐富、人口相對稀少的會稽購置田莊，是東晉朝廷有效調解北方南遷士族與土著百姓利益的政策促成的。包括王羲之在內的南渡士族購置田產，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三、琅琊王氏族人研究在琅琊王氏族人個體人物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劉曉煥先生的《論王戎》，對西晉大臣王戎從童年時代、「竹林七賢」、從相國府屬到平吳功臣、同心輔政與改革吏制等方面作出述評，既肯定了王戎的功績，也指出其苟媚取容、明哲保身、貪吝成性的「污點」。但作為琅琊王氏家族中的顯赫人物，值得對其深入研究。梁宗奎先生的《論王導在家族、君臣、同僚關係中的協調作用及研究意義》，論述了王導在東晉初期的重要作用。文章從王導協調家族、君臣、同僚關係方面，論證他對穩定政局作出的貢獻，肯定王導治國重人才、注意與同僚聯絡感情、講究協調方法、治國有方、具有令人佩服的品格，並引申出王導此舉的現實意義。孫麗女士的《東晉初王導推動清談之風的原因及影響淺析》，認為王導在東晉初年極力推動清談，但其清談並非僅僅是為了「自托風流」，而是以清談的方式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達到團結南方士族，安撫北方士族，鞏固東晉政權的目的。四、琅琊臨沂王氏族譜研究王思印先生的《臨沂琅琊王氏族譜的幾個問題芻議》，根據地方志和史書記載及留居臨沂幾個分支的宗譜中相互抵觸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在為今後編修《琅琊王氏通譜》提供一些參考資料。牟元珪、王友明先生的《王姓源流考》，從中國姓氏起源與特點說起，先談王姓的姬姓之王、媯姓之王、子姓之王、虜姓之王和河南、馮翊、營州、安東等地王氏的起源和變遷，再談琅琊王氏起源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及以後的變化，所用資料有一定研究價值。王汝濤先生的《纂修琅邪王氏會通世譜芻議》，通過援引《人民日報》海外版刊載的短訊《孔子家譜和女書載入吉尼斯記錄》，提出「家譜更具有傳錄中華古老文化，凝聚愛中華情操的作用，適時地纂修舊譜、續修新譜便不能單純視作延續封建余脈的行動」的觀點，繼而從琅邪王氏在我國歷史中的地位、傳世的王氏譜及其現狀、纂修王氏通譜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三個方面作了詳細論述，為市委、市政府和有關單位今後纂修王氏族譜提出了可貴的意見和建議。五、其他方面研究劉家驥、郁華章先生的《臨沂右軍祠始於唐朝》，根據趙明誠《金石錄》記載的「唐立王右軍祠堂記」，得出唐代臨沂即有右軍祠的結論。周郢先生的《〈臨沂右軍祠始於唐朝〉補考》，對劉家驥、郁華章的文章作了補考。作者根據宋人陳思的《寶刻叢編》記載，確定此右軍祠當為越州（今浙江紹興市）之祠。該文還對祠堂記的撰文者王師乾其人作出補正，「實其人為王羲之『從十一代孫』」。以上綜述，不過是粗略點到而己，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如存有對一些專家學者的論文、觀點概括不全面、不準確之處，請予諒解。總的來說，2005琅琊王文化研討會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前年召開的「王羲之書法藝術暨琅琊王氏國際研討會」的研究領域相彷彿，但增強了對琅琊王氏家族整體文化的研究；在重要史實考證方面，有的取得了新的突破。這也是本次研討會的顯著特點。正是由於與會專家學者本著求真、創新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才使得琅琊王氏家族與王羲之研究的領域得到進一步的深入和拓寬。希望各位專家學者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繼續努力，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為資政育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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