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解不開的文化情結-文房用具

一個民族解不開的文化情結-文房用具 以筆、墨、紙、硯為代表的文房用具是書房中所用的物品的總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興起於宋代，盛行於明清，常被古人冠以「寶」的愛稱。據記載，南北朝時期（420－589年）「文房」一詞專指國家典藏文翰的地方。之後，隨著隋代科舉制度的興盛、唐代經濟繁榮與文化的發展，文人傾情於詩、書、畫的情趣與筆、墨、紙、硯密不可分，「文房器物」在品味、地位上大為提高。宋代文房用具門類豐富，用途廣泛，製作材料異常講究。南宋趙希鵠作《洞天清祿集》一書，對「文房用具」的範疇已遠超筆、墨、紙、硯的範疇，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硯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筆跡、古畫等文房用器列入其中，使其在傳承中變得愈加精緻和完善，既有實用價值，更是融會書法、繪畫、雕刻、裝飾於一體，作為藝術品而收藏，開創了文房藝術的先河。 至明代，文房器物進入了繁榮期。先是明代文人對文房用具的普及和拓展，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文震亨的《長物志》對後世產生很大影響。他們從工藝、產地、考據與鑒賞的角度，論述了文房清玩，反映出世人對文房之器的喜愛和追尚，已成為當時文化時尚的象徵。其次是明皇室對文房用器的青睞，使文房用具藝術品的地位得以提高。明代宮廷保留至今的明代玉荷葉式洗、竹雕白菜筆筒、犀角雕松鹿筆架、黃花梨百寶嵌文具盒、沉香木雕松竹梅筆筒玉螭紋筆、明嘉靖江正玄御墨等文房之器多為名師所作的皇家御用文具，用料考究、工藝精美，代表了我國數千年來文房用具的發展水平和能工巧匠們的創造智慧與藝術才能，是文房用具中的瑰寶。尤其是那方「樂女墨」，樂女背倚太湖石，抱阮作彈撥狀。通體作漆衣，型古雅渾樸，既是明墨中的精品，又是案頭觀賞之物。據記載，此墨是明萬曆年間，織造內臣孫隆為取悅於皇帝製作的墨品貢入宮中：「織造內臣孫隆『清謹堂墨』款式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曾進上方，神宗愛重之。」明代善紹書《韻石齋筆談》載：明代徽墨製作進入鼎盛時期，文人士大夫爭相制墨自娛。明代的文房用具品不僅製作精良，種類更是繁多，除書寫的筆、墨、紙、硯、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掭、水丞、水注外，還有香爐、書燈、袖爐、手爐、香筒、如意、數珠、扇墜、鏡、靈壁石、崑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絲、畫匣、書桌、屏、架、幾、沉香、茶爐、茶盞等書房陳設和文玩。 到了清代，文房用具再次因清皇室的推崇、皇帝的喜愛而空前繁榮。清皇室入關前是一個金戈鐵馬、十分剽悍的民族，入關後，統治者對先進的漢文化都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提倡尊重孔孟，以掌握、運用漢族傳統思想文化為己任。他們在臨朝當政之餘，讀漢文經史、詩賦，臨書習畫。他們認為，「古者六藝之事，皆所以涵養性情，而為道德之助也」。因此清前、中期的皇帝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順治帝曾畫《牧牛圖》賜與國史院的大學土；康熙帝「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他練得一手好書法，其作品對清代文化藝術的繁榮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乾隆帝不僅書法、繪畫堪稱雙全，而且更喜賦詩，一生寫詩4萬8千餘首，從數量上看堪稱我國歷史上最多產的一位詩人。清代皇帝有如此文化造詣，作為日用必備之物的文房用品，與皇帝的日常生活朝夕相關，對文房用具的喜愛更超前代。故宮珍藏的「嵌金銀螺鈿漆筆」、「御制松花石靈芝硯」、「蘭亭雅集圖竹香筒」、「馬上封侯竹臂格」、「白玉荷葉筆洗」、「粉彩荷葉洗」、「剔紅毛筆匣」、「胡開文制大富貴亦壽考五色墨」、「文竹文具套架」等，都是當時的精品。清歷代皇帝喜愛把玩文房用具，筆筒是為其中之首：「雕竹劉海戲金蟾筆筒」、「黃楊木雕竹林七賢筆筒」、「灑藍地五彩人物筆筒」、「墨色五彩竹瓷筆筒」、「紫檀百寶嵌花卉筆筒」、「象牙雕梅花筆筒」、「青玉雕人物筆筒」等多出自當時名畫師的手筆，形成清逸典雅、雍容華貴的宮廷風格。 這些文房用品多為各地的名優特產。逢年過節、萬壽大典或外出巡視，大臣們都要向宮廷貢獻所在地的土特名產，其中又以進文具、文玩較為討喜。如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的歙硯、山東魯硯、江西龍尾硯、山西澄泥硯。尤以吉林將軍向宮廷進貢長白山地區特產的松花石硯，最受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所欣賞。清皇室的發祥地——東北的松花石顏色多和山中開放的黃綠色松花色澤近似，石質堅硬細膩，制硯「溫潤如玉，紂綠無瑕，質堅而細，色嫩而純，滑不拒墨，澀不滯筆」。家鄉物品的固有情結，康熙帝封它為「御硯」，並讚美稱：「壽古而質潤，色綠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寶也。」康熙、乾隆時期制松花石石硯八十餘方，一直為宮廷使用，並載入《西清硯譜》中。 墨的基本功能是書寫與繪畫，但宮廷御墨卻是清朝皇帝案頭欣賞把玩之物。當地封疆大吏選獻貢品,必備其墨。乾隆五十六年（1792）陝西巡撫畢源向乾隆皇帝進獻一方南唐李廷珪的「翰林風月」古墨，特僻故宮外東路養性殿西暖閣一小室珍藏，並命名「墨雲室」。李廷珪是五代十國時南唐的制墨大家，其墨用松煙、麝香、珍珠等研製，又添加藤黃、巴豆等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宋代就被稱為「天下第一品」。到了明清時期，李墨已是稀世奇珍，為乾隆帝所鍾愛，並專門作《墨雲室記》和《李廷珪古墨歌》，為其詠唱。再如，乾隆五十九年（1795）四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撫朱珪向皇帝進「端陽貢」，差千總翁貴進了「吉祥如意一柄、御制詩文字畫、扇子、手巾、食品」等，還進有「御制墨五分、御銘硯二分、朱錠一匣、宣紙一匣」這樣的墨不僅質地精良,而且形式與表面裝飾的美觀：長方形、圓柱形，還有古錢形、銀錠形、瓦當形、古琴形及仿其它古器物形，不一而足，極具品位。 宮廷文房用具更多的是清宮造辦處根據皇帝的需要定製的。清宮內務府內設有造辦處，從全國各地選拔技藝高超的工匠，在宮廷內製作各種物件，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如製作毛筆和紙張，都是皇帝提出要求，由造辦處設計畫樣，交蘇州、揚州、浙江、江西、廣東等地相關部門，交當地最優秀的匠人製作。如雍正初年，造辦處設有造紙作坊，稱「裱作」，是當時御書處的下屬部門。雍正元年（1722）九月二十日，首領太監蘇培盛把硃砂箋紙二張交給表（裱）作，傳旨：「做大片金箋紙。」次年（1723）五月初五，首領太監李統忠又和蘇培盛一起到表（裱）作傳皇帝旨意，「做黃色小箋紙一百張。」乾隆三十二年（1768）二月二十日，太監胡世傑向內務府的催長四德和五德傳乾隆皇帝旨：「著交杭州織造西寧，照樣做一百枝，欽此。」據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5）全年，浙江共為宮中製作了大筆二枝、湖筆三十匣七百五十九枝、枟香畫筆二十枝。這些毛筆的筆桿大多為漆、玉、象牙、紫檀、黃花梨、琺琅等珍稀材質製做，筆桿紋飾或雕刻或彩繪，工藝之精湛更是登峰造極。 清代皇帝除了關注「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外，還親自關注對各種文玩進行底座設計策劃，潛心發展「文房四寶」的輔助工具，如乾隆三十五年（1771）內廷檔案「匣作」記載御旨：所列配座文具有「白玉佛手筆掭一件，（配木座）白玉雙魚洗，掐絲琺琅水注，霽紅筆洗一件，青花白墨罐一件……配得合牌座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交淳化軒續入多寶格內擺。」清代皇帝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水平在使用與欣賞、「文人品味」與「宮廷風格」的拓展中，提升了文房用具的實用價值和欣賞價值。清代的康熙、乾隆祖孫二人還根據自己的學習特點，設計、製作適合自己的「御用文具」。 故宮藏有康熙時期的「手搖計算器」、「象牙分離尺」、「銀鍍金摺疊矩尺」、「康熙御用銀制角尺」、「遊標卡尺」、「銅鍍金帶半圓儀比例規」、「康熙御用繪圖儀」等多件天文學、幾何學、力學的「洋文具」。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禁以來，西方傳教士和洋貨在廣州登岸，「洋文華」激發了康熙皇帝善於學習、積極進取的態度。他請西方傳教士為自己講課，學習了五、六個月後，「精通了幾何學原理，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以至於一看到某個定律的幾何圖形，就能立即想到這個定律及其證明」。於是，一張帶有算數表的楠木炕桌應運而生。算學桌長９６公分、寬６４公分、高３２公分，桌面鑲嵌三塊拼接的銀板，板上刻有「開平方比例尺」、「求圓半徑比例尺」及表和圓線內外各形比例表等。其中一塊銀板上刻有精確到千分之一的分厘尺，上方刻五條射線，分別標有一、五、十、直到千、萬、十萬乃至千萬萬數字。射線兩側分別為「開立方」、「測米堆」、「求球半徑」等比例尺，下部兩側有「開立方體表」、「相比例體表」等等。 乾隆帝效法其皇祖，既嗜古又喜歡創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親自下旨製作的「旅行文具箱」，可與康熙皇帝的算學桌媲美。旅行文具箱又稱文具桌，長74cm，寬29cm，高14cm，箱底和箱蓋各高7cm。箱為紫檀木製作，設計得極其巧妙，其展開摺疊為桌，合閉為箱。箱上裝有鍍金暗鎖，鑰匙孔設在箱底，桌腿設計在箱槽內，用活動薄板支撐，再用銅鎏金暗扣加以固定。箱內裝屜盒，為兩層裝置，每屜按其器的形狀、大小而特製相應格擋，共設計64個形式各異的擋格，分別放置64件（套）文房用具及文玩器物，如白玉洗、松花江石硯、玉臂擱、筆筒、獸鎮、石章、描金雲龍紋筆等等。這些器物均是乾隆皇帝喜用、賞玩的文房佳品，其中有清代宮廷畫家周鯤的設色山水畫小手卷、山水小冊頁及《類苑儷語》（上下）二冊，均形制尺寸小巧，為掌中賞玩之精品。箱內還有雙陸棋盒一個，並裝有棋子、棋盤，配備有可組裝的小蠟盞，蠟台上用支架固定銅鍍金畫琺琅西洋風景圖立罩。 「旅行文具箱」將多種文房器具裝於一箱內，隨時都可打開作為炕桌，用以題詩賦詞、處理政務、對弈論棋以及欣賞書畫。此箱設計精巧，每件器具都小巧精細，嚴絲合縫，適宜外出旅行使用，為清代乾隆時期文房器具中的傑作。同時，旅行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華，反映了清代御用文房用具的最高水平。故宮藏筆、墨、紙、硯表達了當年皇帝的文化思想和對文具的感情，體現了他們的文化內涵和修養，也有著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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