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潔：教派主義與「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政治

內容提要：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教派因素日益成為地區政治中的重要話題「阿拉伯之春」更促使教派主義因素在當前中東地區政治中不斷強化,並呈現極端主義思想泛濫、同時與教派紛爭互相推動、繼續激化的態勢。對於教派義在當前表現的分析和審視,更促使我們以歷史和比較的眼光來思考當前中地區的教派主義問題,並對宗教因素在國際政治之中的影響做出切實的評估。

關鍵詞：教派主義,伊朗伊斯蘭革命,地區政治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沒有一個宗教中不存在教派分化。在伊斯蘭教內部,教派主義長期以來主要表現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正統性之爭,以及對與之相伴的有關差異和分歧的強調。伊斯蘭教產生後不久,內部即因為種種原因出現了意見的分歧,在此基礎上進而產生了教派的區分。教派的產生與不同人群在早期穆斯林社會政治發展中的不同權力主張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本身也對政治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在此後1400多年的歷史中,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個教派的區分一直是伊斯蘭宗教和政治思想爭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時常對伊斯蘭世界的現實政治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不論是在阿拉伯帝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鬥爭中,抑或奧斯曼帝國與薩法維帝國的爭霸過程中,教派主義的旗號都曾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使用。因面,在中東的歷史上,教派主義與政治之間從來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在20世紀後期至今的中東地區,教派因素更是成為地區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一、伊朗伊斯蘭革命與教派主義因素的凸現

20世紀的前半期是中東地區各伊斯蘭國家政治格局變遷最為劇烈的一個時期。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解體之後,現代民族國家紛紛建立起來。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確立以後,教派身份不僅僅再像帝國時期那樣限於社群層面,而更多地體現為國內政治中的不同立場和派別,或是成為地區、國際政治中不同國家的標籤。雖然教派主義的問題並沒有由此得到徹底的解決,但是整個中東地區在20世紀中期出現了一種世俗化的趨勢,在政治領域,帶有世俗化色彩的思想超過了宗教背景的思想,一度成為各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同時,帶有普世主義色彩的宗教觀也在思想界擴散。

這一趨勢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派主義在該地區的影響。一些遜尼派知識分子開始號召彌合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差異,包括遜尼派和什葉派教法學派間的差異。在這一大環境下,1959年遜尼派世界最為知名的宗教學術中心愛資哈爾大學,宣布承認什葉派所屬的加法里教法學派為伊斯蘭教的第五大教法學派與遜尼派當中盛行的四大教法學派享有同等的地位。而愛資哈爾大學的謝赫馬哈茂德·沙爾圖特也發布法特瓦,允許遜尼派和什葉派一起禮拜。此後,伊朗的知名什葉派宗教人士開始在開羅設立機構,致力於彌合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差異。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一些什葉派宗教組織非常活躍,在埃及出版了不少什葉派的書籍。遜尼派和什葉派兩派宗教學者也在雜誌上共同發表了多篇文章,以調和兩個教派間的關係,促進相互理解。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這場被冠以「伊斯蘭」之名的革命讓淡化教派分歧的趨勢迅速中止。在近代歷史上,伊斯蘭世界的絕大部分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或是勢力範圍。雖然20世紀中期以來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讓伊斯蘭世界部分地區擺脫了殖民主義的困擾,但是普遍來說,社會發展狀況不盡如人意。在與受西方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鬥爭中,阿拉伯國家一方屢戰屢敗受壓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情緒在伊斯蘭世界蔓延。而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伊朗民眾主宰了自己的命運。新政府對待美國、對待以色列的堅決態度讓有著深刻挫折感的伊斯蘭世界感到振奮。霍梅尼的教法學家統治理論中雖有定的什葉派因素,但是他號召伊斯蘭世界大團結和統一的革命主張卻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穆斯林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場革命作出了解讀,有些認為這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沉重打擊,有些則視其為對順從美國的本國專制政府的挑戰,有些認為這是摒棄西方式道路、以自己本土的方式來求發展的有益嘗試,有些則視之為伊斯蘭教的勝利,或是整個非西方世界的一次勝利。從總體上來說,這場革命極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來屢屢受挫的伊斯蘭世界,其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什葉派社團,而是整個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後,伊朗開始以伊斯蘭世界團結的揮衛者自居,意識形態宣傳具有非常明顯的泛伊斯蘭特點,並採取了一系列舉措淡化自身的什葉派色彩,以證明這一訴求的正當性。在革命後不久,伊斯蘭文化和指導部宣布禁止在講道、出版、廣播和電視節目中出現一切反遜尼派的言論;此後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麥加和麥地那朝覲的什葉派穆斯林發布法特瓦,要求他們和遜尼派穆斯林一起,進行公開的集體禮拜;1982年,阿亞圖拉阿里·蒙塔澤里啟動了每年伊斯蘭教曆3月12日—17日的伊斯蘭「團結周」活動,以紀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等等。①伊朗強化自身泛伊斯蘭特性,並藉此擴展其地區影響的做法,對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地區政治影響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自20世紀初麥加和麥地那兩聖地被納入現代沙特國家的疆域以來,沙特就以兩聖地的守護者和正統伊斯蘭信仰的代言人自居,積極扮演著伊斯蘭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領袖的角色。什葉派的一些宗教信仰和宗教實踐與作為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義相悖,因此時常被認為違背了認主獨一的根本信條。生活在沙特國內的什葉派因而遭遇嚴峻的挑戰。但是沙特把建國的歷程定義為反對異族統治、重振伊斯蘭信仰的過程,此後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作為兩聖地監護者的身份更強化了其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中的地位。它倡導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會和伊斯蘭世界聯盟兩大泛伊斯蘭國際組織,憑藉掌握的巨額石油財富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活動。它領導伊斯蘭世界聯盟,並開辦學校,資助從奈及利亞一直到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學生在沙特學習,其宗教與政治影響隨之擴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團。可以說瓦哈比主義激發其雄心,而石油財富資助其事業不斷發展。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地位由此奠定。

霍梅尼號召的伊斯蘭世界大團結,是以伊朗為首、以伊斯蘭革命為榜樣的他公開對沙特苦心經營的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兩聖地監護者的身份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敗、墮落,背離了真正的伊斯蘭道路,它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擔任麥加、麥地那兩聖地監護者。由於沙特在美蘇兩極對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屬於親美一派,霍梅尼指責沙特不過是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伊朗對沙特泛伊斯蘭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挑戰,極大地影響了沙特地區戰略的實施,伊朗和沙特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

自此之後,教派主義以一種更為明顯的方式表現了出來,並成為地區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標杆。雖然霍梅尼一直宣揚伊斯蘭世界的大團結,但與西方認知的伊斯蘭革命連鎖反應相反的是,很多伊斯蘭國家的政權並不認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蘭運動的勝利。它是一場挑戰各國現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動蕩,更是什葉派對遜尼派的宗教挑戰。代表遜尼派的沙特與代表什葉派的伊朗,在中東以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社團當中展開了以宗教為旗幟的意識形態宣傳戰,並將其與自身爭取地區霸權和伊斯蘭世界領袖的戰略目標結合起來。教派主義的影響涉及地區格局和國際政治層面。什葉派和遜尼派在歷史上就存在的差異和衝突被放置在伊朗和沙特兩個地區大國擴展自己地區影響、謀求各自政治目標的鬥爭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引人矚目。兩國帶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義宣傳使得有兩派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間的紛爭和互相攻訐,在一些國家、地區更是引發了烈度較大的暴力衝突。教派主義成為當代中東地區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二、教派主義與21世紀的中東政治

「9·11」事件之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朗周邊最大的安全威脅被去除,崛起的伊朗成為反美陣營的核心。同時,薩達姆政權倒台為一直處於弱勢的什葉派提供了難得的政治活動空間什葉派在政治中的影響力開始上升,逐漸從薩達姆時期單純的人口多數,變成了事實上的多數。同時,黎巴嫩的什葉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這一情況引發了其他人對什葉派復興、什葉派將主宰中東地區的警惕。而被視為什葉派力量的伊朗、真主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阿以問題上的一致立場,更加深了它們隸屬於同一陣營的印象,從教派矛盾視角分析中東格局的話語方式逐漸形成。

當然,「什葉派威脅」並不是「9·11」事件之後才出現的,海灣戰爭後沙特的一些學者就認為正在出現一個以什葉派為核心的中東新秩序。但「什葉派新月」概念的提出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2004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他明確表達了對什葉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影響力的關注,並提出了「什葉派新月地帶」的說法。①2006年4月,當時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更公開對阿拉伯國家的什葉派民眾予以指責,宜稱他們「都更忠實於伊朗,而非自己的國家」②。「什葉派新月」的概念迅速成為地區新秩序辯論中的核心辭彙。一些人認為,從伊拉克南部、敘利亞到黎巴嫩南部,一個由伊朗主導的「什葉派新月地帶」正在出現,這將極大地改變地區政治地圖。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黎巴嫩什葉派,以及敘利亞阿拉維深在種族和宗教方面並非完全同質。它們結成的並不是一個以什葉派信仰為組帶的宗教聯盟寧說是一個以伊朗為核心的新反美陣營。而伊朗之所以成為什葉派新月聯塑的核心,當然與伊朗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什葉派國家的地位有關,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教派矛盾被強化,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來組建反伊朗的地區聯盟的戰略」,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多的反映的是政治、實力和特權,而非神學上的差異。

2010年以來,中東地區的政治劇變使得教派主義的因素成為地區政治中的個重要標籤。這場政治動蕩導致多個國家發生政權更選或政府重組,為外部力量以教派名義干涉他國內政提供了機遇,使得教派主義問題影響範圍更廣,敘利亞、葉門先後成為教派政治的練兵場。這些事件似乎印證了伊斯蘭教內部的兩大派別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存在不可消解的分歧和衝突這一預言。一些分析者把近期發生在敘利亞和葉門的事件歸因於遜尼派、什葉派兩派教派上的差異,認為伊朗對敘利亞的支持,主要是出於宗教上的同源性,而沙特炮轟葉門也是為了拯救葉門的遜尼派。還有人認為,目前的動蕩主要源自遜尼派和什葉條長期以來的歷史積怨。

但是,如果從敘利亞和葉門的教派構成上來看,情況並非如此。敘利亞執政者所屬的阿拉維派,是什葉派的支派伊斯瑪儀派的分支。在發展過程中,阿拉維派受到了歷史上地中海東岸各種宗教相互混雜的影響,其教義主張長期被什葉派主流視為異端,與伊朗和伊拉克什葉派所奉行的主流派十二伊瑪目派有顯著的差異。而葉門的什葉派,則是什葉派的另外一個支派栽德派,它與阿拉維派、十二伊瑪目派之間也存在教義上的差異。歷史上,葉門曾長期被栽德派伊瑪目所統治,遜尼派和什葉派民眾相安無事。雖然葉門與沙特鄰,什葉派統治的葉門從來沒有對沙特國家造成威脅,相反,沙特的建國者伊本·沙特當年竭力控制阿西爾地區,以便從栽德派伊瑪目手裡吞併加贊和納吉蘭。面且,期塞武裝與葉門前總統薩利赫同屬栽德派,並無教派上的差異。胡塞武裝與薩利赫政府反目,並不是出於教深身份,更多是對其長達33年的威權統治的不,乃是葉門多個政治反對派力量中的一支促使所謂「什葉派集團」在日前的政治動蕩中結盟的,並非僅僅是宗教上的親緣,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依然是國家利益。在敘利亞局勢變化中,阿拉的聯盟多國和西方的共識是推動大馬士革政權更選,進面弱伊朗,以便把伊朗的影響力壓縮在波斯灣一帶。而對伊朗一方來說,支持敘利亞、伊拉克及黎巴嫩的什葉派力量,則是自身擴大地區影響的重要途徑。為了避免戰略上的孤立伊朗必然也必須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站在同一立場上。同時,沙特等海灣國家則竭力利用這一時機,強調什葉派的威脅和教派矛盾,以建立對抗伊朗的同盟。因而可以看到,自2010年中東政治動蕩以來,沙特一方極力突出教派矛盾,而伊朗、敘利亞則駁斥教派矛盾的話語體系。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和無序成為激進思想的最佳沃土,進一步強化了狹隘的教派主義思想。自2010年以來,中東政治動蕩引發的政治無序,以及西方的對外政策和對伊斯蘭世界的進一步干涉,實際上都在培育激進思想產生和傳播的土壤。這類激進思想往往打著伊斯蘭宗教的旗號,但是宣揚的是封閉性的認同和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以及對不同文化、不同習俗和不同生活方式所體現的多樣性的不寬容。這類思想與重大事件,特別是政治事件聯繫在一起,將個體的選擇由己推人,對周邊的事物作出判斷,擴大為群體的政治反應,往往會成為暴力行動的導火索。

三、思考當前中東教派衝突

總體上來說,自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促使教派主義因素在當前中東地區政治中不斷強化,並呈現出極端主義思想泛濫,同時與教派紛爭互相強化的態勢。對於教派主義在當前表現的分析和審視,更促使我們以歷史和比較的眼光來思考當前中東地區的教派主義問題。

宗教本身是人類思想的產物。一種宗教的教義主張和神學思想,尤其是關乎核心信仰的部分往往會呈現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在不同的信仰者當中,又必然存在對核心信仰的不同認識和不同演繹,也存在展示自身信仰的不同文化傳統,這一點無可置疑。因而,教派的分化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存在,教派之間的衝突在其他宗教信仰者群體中間,其他地區也曾激化過。有時這呈現為間接介入和影響地區衝突,有時則直接成為暴力政治的旗號,引發國家間或是國家內部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

比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不同教派間的衝突也與歐洲各國的政治緊密相關,並引發了國家間的宗教戰爭以及眾多國內的暴力衝突。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各國達成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通過近兩個世紀的努力確立了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至上的原則取代了此前歐洲國際關係中主導性的「神權至上」原則,以國家權威原則取代跨國的宗教權威,「通過建立一整套國際規章制度來確保國家主權原則,並且不承認在政治忠誠上挑戰國家主權的跨國意識形態」①。之後,雖然基督教內部各宗派間的神學分歧依然存在,但是由此引發的戰爭和衝突卻大幅度減弱。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確立解決了歐洲宗教與國際關係的問題,並確立了現代國際關係的範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亞北非各殖民地國家贏得了民族獨立,伊斯蘭國家成為當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一部分,伊斯蘭教與民族國家相容這一認識也成為伊斯蘭國家的主流認識。但是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教派衝突和矛盾依然不斷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除了大國干涉這一重要原因之外還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跨國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19世紀以來出現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在中東地區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由於伊斯蘭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和民族主義的高漲,戰後的泛伊斯蘭主義已經不同於歷史上以重建哈里發制度為目標的泛伊斯蘭主義,而主要體現為加強伊斯蘭國家間團結、互助與合作的泛伊斯蘭主義。」②在特定的背景下,這一泛伊斯蘭主義就會成為對其他國家內部事務進行干涉的合法性支持。什葉派跨國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更大。什葉派中一直存在一張複雜的超國家關係網路,這既包括宗教學者與信徒之間的宗教服從網路,還包括基於什葉派教育體制建立的師生相承和同學共濟網路,以及以宗教稅收為基礎建立的宗教慈善網路。今天,雖然這一網路受到現代國際體系的約束,但是其作用並沒有消失。

其次,受國家認同意識的挑戰。當代大部分中東國家建立在奧斯曼帝國的遺產上,其形成過程是地方權威和殖民者協商的結果,邊界劃分的隨意性使其缺乏經由長期歷史發展形成的自然地理邊界。「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同質的,都包括了各種種族、宗教、文化和語言上的少數民族,但是現代國家的公民認同始終無法取代原生性的認同,特別是伊斯蘭教的認同。」③因而,這些國家建國以來多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對本地區宗教傳統的尊重,並以此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有利手段。但是,對於試圖作為全體國民共識並分享的認同體系—一伊斯蘭教的定義分歧重重,國家建設的歷程也頻受挫折,這導致政局變動頻繁、外來影響不斷增大。由於難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國家認同,因而中東國家不僅順受到超越國家的跨國宗教認同的挑戰,又受到內部不同教派、民族、部落等次國家身份的挑戰。在這樣一種局面下,不同教派根本無法懸置分歧,更無法探討差異以達成共識。相反,民族國家的出現和不同群體在國家體制內的政治利益之爭,更加強化了教派、民族等次國家身份認同,使之成為國內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在缺乏穩固的國家認同的局面下,外界凡有風吹草動,各種少數派必然聞風而起。

最後,國家建設進程受挫的反映。當代中東的現代民族國家大都有被外力「人為」形成和塑造的歷史。由於西方的滲透和入侵,這些國家原有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受到嚴重侵蝕,舊的結構持續瓦解,新的結構卻一直不能建立。因而,它們雖然身處現代國際體系之中,但是其「不發達的結構」①,讓它們喪失了傳統上帝國和王朝時期處理宗教間關係和宗教內部教派分歧的包容性,不能因此免去宗教間和宗教內部的衝突引發的種種問題。加上中東地區政治環境的持續惡化,激進和極端思想不斷發展,這讓伊斯蘭教處理宗教多元的傳統思想資源不斷遭遇嚴峻的挑戰,更推動了狹隘教派主義思想的發展。

結語

回顧歷史,我們看到塑造中東地區政治樣貌的各種運動曾不斷受到宗教因素的助推,今天依然無法忽視這一因素持續、強大的影響。但國家行為是多種因素和動機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不是任何單一因素就可以完全予以解釋的「正如冷戰範式從來未能完全決定國際關係的本質,也未能解釋其複雜性一樣,宗教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也是既不能忽視,但也毋需高估。」②在宗教對於地區政治的強大影響背後,施加作用的無疑依然是人或者人所結成的組織的意志,而非宗教信徒所認知的獨一無二的神的意志。在對當前中東地區政治的審視中過於強調教派差異性的作用,或會造成對現實問題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