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論》在詞學理論上的貢獻

《詞論》在詞學理論上的貢獻

內容提要：李清照《詞論》在詞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至少有三點：1.《詞論》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觀點，使詞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門戶，脫離詩而單獨成為一大類別，這無異於詞的獨立宣言。2.《詞論》系統地回顧了詞的產生、發展、繁榮的歷史過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時期的作家作品，提出了「聲詩並著」的創作原則。3.《詞論》還就詞的創作方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寶貴的具體意見。

李清照是我國古代最為傑出的女作家，是公認的宋詞婉約派的正宗。她的詞還反映了時代的動亂，人民的苦難，具有深沉的愛國主義感情。李清照不僅於填詞下手不凡，蔚為一代高手，而且對詞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寫出了我國詞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統的理論批評文章——《詞論》。這篇文章雖短，僅561字， 但它在詞學領域和詞曲發展史上的理論建樹，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李清照詞「別是一家」的提法，使詞這種新興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門戶，脫離詩而單獨成為一大類別。這對於進一步促進詞曲創作的繁榮起了保證作用，使詞在中國文學史上逐漸地得以佔有一席它應有的重要地位。當然，這個被社會認可的過程是比較漫長的。詞的創作在11世紀的北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實踐上早已與詩嚴格劃分蹊徑，但人們的認識卻落後於實踐，遲遲不承認它，還只認為它是詩的變體，只叫做「詩客曲子詞」、「詩餘」、「樂府」、「琴趣」、「長短句」。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一種新文體從產生到確立要經過長期、曲折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詞」這種文體在選材和表現形式方面有其特殊性。葉嘉瑩先生說：「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之中，詞是一種特殊的東西，本來，不在中國過去的文以載道的教化的、倫理道德、政治的衡量之內的。在中國的文學裡邊，詞是一個跟中國過去的載道的傳統脫離，而並不被它限制的一種文學形式，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它突破了倫理道德、政治觀點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藝術的歌詞。」⑴這就是說，詞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作「小道」、「艷科」，不登詩、文等正統文學的大雅之堂。基於這種觀念，詞雖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口口相傳，無不喜愛，但這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卻很低微。當時許多封建文人，雖心有所好，情不自禁，填了許多綺詞艷曲，卻又諱莫如深，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作品。據《北夢瑣言》載：「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佈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和凝做高官後，讓人焚毀自己年輕時的詞曲舊稿，便是這種心態的典型反映。而「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這話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一般人對詞這種文學形式的看法。晚唐和北宋初期，一些以畢生主要精力填詞的大作家亦即詞壇的大功臣，如溫庭筠、柳永，或因「能逐ｘｕáｎ＠⑴吹之音，為側艷之詞」⑵，或因「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⑶，而招致非議，一生落寞。另一些有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的大作家，雖然在各自的創作實踐中已突破了花間派倚紅偎翠的狹窄內容，大大開拓了詞這一文學形式的題材範圍和藝術境界，如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等等，但在認識領域並沒有同步進行。士大夫們習慣地認為，填詞是飲酒賞花、流連光景的小品之作。早在公元940年（後蜀廣政三年）， 歐陽炯為我國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作序言時就指出，詞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創作的：「則有綺筵公子，ｘｉù＠⑵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北宋嘉ｙｕò＠⑶三年（1058），陳士修輯南唐馮延巳詞119首，名《陽春集》， 序言說：「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ｘｕáｎ＠⑴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不光編者是如此看法，詞人自己也持這種觀點。如，歐陽修晚年居穎州西湖，有《採桑子》10首寫穎州西湖春、夏、秋、冬四時美景和晴、雨、晨、昏瞬間氣象。他捕捉自然景觀是如此精細入微，用筆是如此細膩優美，寫得活潑生動。明明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作者卻在詞作前面加了一段短序，只以為：「況西湖之勝概，擅東穎之佳名。……因翻舊闕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北宋初年編選的唐、五代詞人選集，名曰《尊前集》。詞人自己編訂的詞集則名之《山谷琴趣外篇》（黃庭堅）、《閑齋琴趣》（晁端禮）、《酒邊詞》（向子＠⑷）等。顧名思義，多是春秋佳日，對酒浩歌之作。我們讀宋人魏泰《東軒筆記》卷五所記載的王安石與弟王安國、呂惠卿在一起閑議晏殊詞作的一段話，便知當時社會一般人的正統觀念對詞這種文體表現的內容存有偏見，基本上是持排斥和否定態度的：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這種態度就是以詞為淫詞艷語而加以鄙棄。士大夫們把自己的詞集稱作「詩餘」、「琴趣」、「長短句」、「樂府」、「漁笛譜」等，而不敢編入自己的文集，或單另結集附於文集之後，以表示詞的地位與「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⑷的文章大相徑庭，只是閑暇自適的消遣之作。俗情毀譽，雷同一響，宋代社會這種偏見若不改變，顯然大大不利於詞的發展，至少不利於詞的健康發展。北宋朝詞曲大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情況，謂：「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這所謂「新聲」、「按管調弦」就是指演奏新譜的詞曲。時至今日，唐圭璋先生輯《全宋詞》猶錄得詞人1330餘家， 詞曲19900餘首，殘篇530餘首，氣象恢宏，卷帙浩繁，足證宋代詞曲之盛。北宋朝領袖文苑的有那麼多堂堂鬚眉，但是，首先敏感到對於文壇這一非比尋常的現象有進行理論研究的必要，而提出別樹一幟的口號以撥正視聽的，卻是北宋末年一位年輕閨秀作家李清照。李清照認為，不應再把詞看作詩的王國的附屬產品。詞與詩不一樣，是詩以外的另一種文學體裁。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這一口號的影響是深遠的。它開拓了詞這種文體繼續壯大發展的渠道，並保證了詞在中國文學史上逐漸取得它應有的獨立地位。詞從此不再是詩國的附庸，而在文學史上擅一代勝場。我認為，李清照嚴格劃分詩與詞、文章與詞的畛域的巨大歷史意義正在於此。詞的創作至北宋末期，已碩果累累，至善盡美。但在理論上，大家卻還沒有重視，沒有正式承認它並加以研究。這種理論與實踐大大脫節的矛盾太突出了，直接影響詞的健康發展。李清照呼籲大家給予重視，承認其別是一家並探討其創作規律，這無異於詞的「獨立宣言」，使詞首次從詩的大家庭中自我解脫出來而另立門庭。如果我們對李清照的詞論，對她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嶄新的提法，只從狹義去理解，認為她只不過是站在保守的立場上，反對改革詞風，抵制蘇軾的「以詩入詞」，那未免有點捨本逐末，是對李文的片面理解。附帶贅言，「詩詞合流」這提法，蘇軾當年並沒有提出過，當然，李清照也不可能反對過。事實上，每一種文體都有自己表現生活的獨特形式或曰藝術境界，如果只有共性，手法都一樣了，那麼，這種文體也就無存在的意義了。所以，「詩詞合流」的提法，我以為還可以再商榷。詞的被確認，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長期的逐漸完成的而且是頗為艱辛的歷史過程。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遊65歲時，自為《長短句序》：「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余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其子陸ｙù＠⑸作《渭南文集·跋》，記載陸遊曾囑咐：「『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於集後。」這兩段記述，充分表現了陸遊自相矛盾的心理：他既表示了不可抑止的對詞這種流行文體的愛好和對自己詞作捨不得廢棄的感情，又違心地自貶說，我的這些「漁歌菱唱」（詞）不過是些鄭、衛之音的變體，不是正聲雅樂，所以，不能和我的詩、文並列，只能附於集後。再有，南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所編定的詞人合集名為《草堂詩餘》，這證明到那個時候文壇仍以為詞是詩餘。「詩餘」這個別名，如果闡明詞與詩有密切的關係，或者說詩詞同源，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在當時，更多地意味著以詞為「小道」、「艷科」，不能算正統文學，所以集為小品。近代，蔣兆蘭在《詞說》中曾予批判：「『詩餘』一名，以《草堂詩餘》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余之於詞……。今宜亟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餘』兩字自文淺陋。」清代詞學勃興，尊崇詞體。詞學家沈祥龍《論詞隨筆》高度評價了某些含諷諫意義的滲透著愛國精神的詞章，並且闡明了詞這一文學形式的特點：詞不顯言直言，而隱然能感動人心……。南唐李後主宴遊，潘佑進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謂外多敵國，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詞能如此，何減諫章。……以詞為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為小技乎？歷史已映證，詞終於成為宋代文學的光輝代表。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稱：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由此可見，對於詞這種新興文體，李清照的提法和見解基本是正確的。詞起源於樂府，它在唐代（初期階段）確實是歌詩的一種變體。但到宋代，尤其是到李清照著文的北宋末年已經完全發展成熟了。只有在人們的觀念更新和詞脫離詩歌母體而獨立的情況下，詞才能獲得進一步的健康發展，而李清照為此喊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聲。她的先見之明，使她在詞學理論方面作出了這一極其重要的值得紀念的建樹。她這篇《詞論》，理所當然地應被視為是詞的「獨立宣言」。　　二李清照以極其精練的筆墨，系統地回顧了詞曲產生、發展、繁榮的歷史過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時期的作家與作品，強調詞的音樂性，提出了「聲、詩並著」的創作原則。她這篇文章，對北宋詞壇情況的綜述，不但掌握的材料豐富，理解得深刻，觀點鮮明，而且含有總結性質，繼往開來。她敘述了詞曲的由來：「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中，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一般說法以為，詞起源於隋代。唐代燕樂樂曲盛行，公元8世紀中期， 在民間曲子詞和教坊樂曲繁衍的基礎上，少數文人也開始染指。流傳至今的唐玄宗的《好時光》、張志和的《漁歌子》、白居易的《憶江南》、劉禹錫的《竹枝詞》等，就是早期的作品。他們填詞雖然為數很少，而且僅僅限於小令，但這是文人詞的起始，因而是詞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開端。李清照的論文也正是從開元年間起筆的。李文開宗明義，提出詞作為音樂文學「聲、詩並著」的特徵，即必須以樂曲和文字內容並重作為詞的創作原則。「詞」在初起階段稱作「曲子詞」，是倚聲填字的歌詞，是王國維所謂的「伶工之詞」。當時是以曲調為主，以歌辭為輔，音樂（歌唱）的功能是第一位的，文學（詞）的功能是第二位的，處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根據唐朝崔令欽《教坊記》等資料，唐圭璋、潘君昭先生認為：「可以確認為隋曲者有七，其調名『泛龍舟』、『穆護子』、『安公子』、『鬥百草』、『水調』、『楊柳枝』、『河傳』。」⑸又據吳熊和先生《唐宋詞通論》：開元、天寶間的教坊曲，共三百二十四曲……曲名備載於崔令欽《教坊記》。教坊曲的內容是很豐富的，有用於歌唱的，有用於說唱音樂的，有用於歌舞音樂的，還有用於扮演戲弄的。用於歌唱的教坊曲，其歌詞形式有齊言聲詩和長短句兩種。演變為唐五代詞調的，有下列七十九曲：《拋球樂》、《清平樂》……以五七言聲詩為曲辭的，有下列三十曲：《破陣樂》、《還京樂》……另外有四十餘曲，入宋後轉為詞調。柳永《樂章集》中《留客住》、《曲玉管》……諸調，其名皆始見於教坊曲。這就是說，唐玄宗設教坊，由官方教習歌舞、制譜作曲，這些曲調（即後來的詞牌）已經具備了。但這些「聲」（曲調）還只是音樂，而不是文學，它究竟是怎樣轉變成側重於「詩」（這裡是「詞」的代稱）的呢？晚唐溫庭筠是第一個以主要精力填詞的大作家，「他打開了詞的一大支派，一意以綺靡側艷為主格，以『有餘不盡』、『若可知若不可知』為作風。所謂『花間』派，實以他為宗教主」⑹。溫庭筠、韋莊及花間派詞人以眾多的創作成果展示了詞這一處於萌芽狀態的文學體裁無限旺盛的生命力。雖然，花間派詞人「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風格軟膩香艷，即李清照所批評的「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但他們鍊字鍊句，鍛冶技巧，為豐富詞的表現手法，促使文人詞創作第一個繁榮期的到來以及為開發「詞」這種新型文體所作的種種努力卻功不可湮沒。公元940年，後蜀趙崇祚所編的我國最早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的結集，乃應視為詞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但那時，「詞」這種文學形態還未定型。歐陽炯的序言中稱作「詩客曲子詞」，謂是「詩客」（詩人）來為當時流行的「曲子」（樂曲）填寫「詞」（歌辭）。如果說，溫庭筠、韋莊還是以詩人身分花費一部分精力來填詞的，那麼，南唐君主卻是傾全力來填詞的，使文人詞的專門化程度又大大跨進了一步。李清照接下去寫道：「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其時天下洶洶，北方戰亂頻仍，偏安一隅的南方小朝廷西蜀、南唐遂成為當時文學（主要是詞）發展的兩個中心。就創作成就而言，南唐更高過西蜀。這一點，李清照文中說得最明白。她用「獨」字，便是帶有濃厚的主觀感情色彩，點醒讀者在五代眾多詞人中，她最心儀南唐的風格。李煜詞，特別是後期詞作，即亡國被囚之後的作品，純用白描手法，不加掩飾地傾訴心中深沉的哀痛，衝破詞原來狹窄的表現範圍，思想性、藝術性都有空前的提高，升華至爐火純青的境界。這是李後主對詞曲發展所作的卓越的獨特的貢獻。王國維所謂：「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已之詞，骨秀也。李後主之詞，神秀也。詞至李後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宋初晏、歐諸公，皆自此出，而花間一派微矣。」⑺這裡，形象地描繪了詞發展初期三大家各自的特色及他們間的繼承、創新關係。王國維指出李煜詞對詞風轉變和詞曲發展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詞至李後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後期詞，純化了詞的思想內容和提高了詞的藝術境界。（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他使文人詞更加成熟、雅馴，至此而可謂文人詞在詞壇定型，成為主導力量。李煜詞，可以認為是詞發展史上第二個里程碑。「詞」從在民間歌曲中產生，到逐漸發展到文學領域，經過晚唐、五代漫長時間的流傳繁衍，至北宋建國時，已趨於成熟、定型了。「花間派」與南唐君臣詞，是詞發展初期階段兩大傑作，它是宋詞的準備階段，為宋詞登峰造極架設了雲梯。李文從開元盛世、中晚唐、五代順時序而論述，起點定得准，內容連貫，體現了詞曲本身發展的規律性。宋代詞壇的盛況空前是李文論述的重點。李清照寫道：「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這裡，需先簡單介紹一下宋詞興盛的客觀環境。北宋王朝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是個軟弱的朝代，對遼國、西夏以及後起的金國，一味納銀納絹，以此換取苟安局面。統治集團不緝邊備，醉心於歌舞ｓｈēｎｇ＠⑹平。這種表面的太平盛世潛伏著日益深重的危機。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個統一的王朝畢竟不同於五代十國割據分裂的亂世。中原長期息兵，國家相對穩定，封建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的迅速發展，使封建文化亦日趨繁榮。宋太祖立國之初，便告訴功臣宿將：「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北宋王朝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給予地主階級文人以優渥的生活待遇。詞人柳永所謂：「慶嘉節，當三五。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⑻李清照所謂：「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⑼都是通過對汴京元霄燈節的描繪讚頌太平盛世、朝野多歡的景象。政治環境的相對寬鬆（北宋誅殺大臣、文人的現象比起歷朝歷代相對地少），物質條件十分優越，使地主階級官僚和封建文人有良好的創作環境和創作情緒，得以充分施展文學才華。所以，北宋在政治上雖然軟弱無能，在文學藝術方面，卻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詩、詞、散文、書法、繪畫、曲藝、音樂各部門都成績斐然。尤其是詞，這種起源於隋唐民間的新穎文體，得到如江河一瀉千里般的發展，名家輩出，風神各異，群芳爭妍，絢麗多姿。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雅好文學藝術。宋太宗趙光義、宋仁宗趙禎、宋徽宗趙佶等都嫻於詞曲；宰輔大臣如寇準、范仲淹、晏殊、宋祁、歐陽修、韓琦、王安石以及安定郡王趙令ｚｈì＠⑺均文採風流，為當時詞壇名家。統治階級的提倡、民間的廣泛流傳、北宋都市經濟的繁榮為詞曲演唱提供了客觀可能。詞是能按譜歌唱的，都會的勾欄瓦肆正是歌伎們獻藝的場所。相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⑽，可見柳永的詞在當時是何等膾炙人口，受到市民的歡迎。李清照肯定了柳永對於宋詞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是否可以這樣說，《樂章集》乃是詞發展史上第三個里程碑。因為，柳永對於宋詞，曾作出特殊貢獻，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極大的創新。宋初，晏、歐諸公的詞上承五代餘緒，沿其流而揚其波。到柳永才真正面向宋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小令受字數限制，結構、音樂都比較簡單，無法充分體現宋代統一國家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盛況，而慢詞恰適應這種需要，鋪敘展衍，淋漓盡致。柳永大量創作慢詞，對北宋詞壇的影響巨大，宋翔鳳《樂府餘論》指出：「東坡、少游輩繼起，慢詞遂盛。」公元11世紀中葉，是宋詞最為壯觀的鼎盛期。這一時期，晏叔原、秦少游、黃魯直、周邦彥……名家薈萃，群星麗天。特別是出現了蘇軾這位足以代表他那個時代文學創作最高成就的集大成者。他銳意改革詞風，為宋詞發展拓寬了通路。蘇詞是詞史上第四塊重要的里程碑。李清照這樣評述蘇詞：「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李清照不否認蘇軾有淵博的學識和傑出的文學天才，但是，李清照特彆強調詞的音樂性，認為「聲、詩並著」是詞曲創作必須嚴格遵循的原則。她說蘇軾的詞，有的不合乎音律，這也是當時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種看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師道《後山詩話》說道：「退之以文為詩，予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這種看法，也有人持異議。胡仔曾指出：「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⑾陸遊亦以為蘇詞：「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⑿據上述，關於蘇軾是否以詩為詞，蘇詞是否協音律，眾說紛紜。陳師道之評語，顯系站在傳統的保守的立場而言，不足取也。李清照的評語，對於蘇軾改革詞風，銳意創新的偉大功績，估計不足。她對蘇詞的評價，有以偏概全的片面性。從整篇文章來看，她對當時詞壇的情況了如指掌，對各家作品都作過相當深邃的研究。李清照鋒芒畢露，坦率地說出了自己對他們的批評意見，語出驚人，在當時就引起巨大反響。胡仔表示：「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此論未公，吾不憑也。」⒀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部分實在亦是李清照的文章寫得特別精采，極富於個性特色，因之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李清照涉足詞壇這個在當時幾乎為男性壟斷的文藝王國，絲毫沒有身為女子的自卑感，精神豪邁，充滿著對自己才幹的高度自信。她著此文，站的角度可謂高矣，俯視古今，不迷信權威，敢評議名家。我常想，這鮮明的個性特徵，這強烈的好勝心，這執著的對事業的熱愛與追求，乃是李清照之所以成為李清照的內因。　　三作為詞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學批評理論專著，李清照除提出自己的見解外，還致力於創作方法的研究。她考察了以往許多作家的作品，從積累的豐富經驗中，就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寶貴意見。諸如，填詞必須要「協音律」；寫作上要有「鋪敘」；用詞吐語要「尚文雅」；思想感情上要有內涵，有意境，「主情致」；內容上要典雅莊重（「典重」），引用故事、史實（「故實」）等等。這些具體寫作方法的探討，有助於進一步豐富和提高詞的藝術表現手法。當然，李清照在這裡只是闡述她個人的觀點，很大程度帶有主觀感情色彩，對於某些作家的評議也不無偏頗之處，這是無需乎求全責備於她的。《詞論》在藝術上也很有特色。比如，議論風發，有犀利的鋒芒。語言簡潔，概括力強。作者的個性鮮明，躍然紙上。作者在大量掌握材料的基礎上，對宋詞作精闢分析，觀點新，有創見。論證充分，有高屋建瓴的氣勢。詞到北宋末年已發展到極致，而且就其本身發展規律而言正面臨新的變化。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作一次總結和理論性的探討極為必要。李清照此文，基本上是光榮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的。它是詞史上第一篇壓卷之作，不但觀點提得好，而且文章寫得好，堪稱「燕許大手筆」⒁。李清照的詞寫得清新秀雅、委婉多姿、音韻流暢，總體上是合乎她本人提出的創作原則的。但在融化淺俗口語入詞這一點上，在早期作品中她就對自己在論文中所立的嚴格規矩有所突破。她後期的創作，思想內容更加深沉，藝術手法也比論文中所示的創作要求更為完美。這原不足奇。女作家坎坷一生，藝術上不知疲倦、不斷追求，才能創造出傳誦千秋的「易安體」。概言之，我以為她的創作道路和她的詞學理論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繫的。她嚴守「詞別是一家」的原則，認為詞表達思想感情的方式與詩有所不同。所謂「詩庄詞媚」⒂，詩是慷慨詠志的，而詞是婉轉陳情的。她以畢生精力來填寫詞曲，以表達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有的對外界事物敏銳而細膩的感受。她的詞學理論指導著她的創作實踐，而創作實踐又不自覺地衝破了她早期所定的理論框框而大踏步地前進。既重視創作實踐又鑽研創作理論，兩者並重，李清照在北宋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她第一次使宋詞創作理論化了。文中注釋：⑴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嶽麓書社1989年2月版，第6頁。⑵《舊唐書·溫庭筠傳》。⑶柳永《鶴衝天》。⑷曹丕《典論·論文》。⑸《論詞的起源》，見《唐宋詞學論集》，齊魯書社1985年2月版。⑹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420頁。⑺《人間詞話》。⑻柳永《迎新春》。⑼李清照《永遇樂》。⑽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⑾《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⑿《歷代詩餘》卷一百一十五。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⒁唐人蘇ｔǐｎｇ＠⑻，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二人並工文章，時人譽為「燕許大手筆」。⒂明人李東琪語。【責任編輯】寇養厚【外 字】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⑴原字為紅的左半部右加玄　＠⑵原字為紅的左半部右加肅　＠⑶原字為視的左半部右加右　＠⑷原字為言右加堙的左半部　＠⑸原字為過的寸字改為鷸的左半部　＠⑹原字為曰下加升　＠⑺原字為田右加寺　＠⑻原字為廷右加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