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紛爭

●關於「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爭論 　　李澤厚在90年代初於《21世紀》上發文，對整個20世紀，尤其是90年代的知識界表述了這樣的看法：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大致意思是說中國的學術研究表面上熱鬧繁榮，但卻鮮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出現。此語一出，旋即在知識界掀起了大波瀾，但各方反應不一，贊同者眾，反對者也不寡。 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理想的年代。有追求有抱負的學人很多，他們都懷著理想和希望，把學術工作和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進程相聯繫。那時的學術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學術追求和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麼不足，可能是激情高於理性，思想大於學術。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思想和學術出現了分離的趨勢。王元化撰文倡導有思想的學術，有學術的思想。這一觀點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參與討論的學者：李澤厚、王元化、朱學勤等 ●「要魯迅還是要胡適？」的爭論 　　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有過一場「要魯迅還是要胡適」的辯論。所謂「要魯迅」，就是批判現實主義，就是鼓吹革命性抗爭，而所謂「要胡適」，就是要改良而不要暴力。我們以為，這種兩分法並不見得合適。魯迅先生的諸多批判，誰也不能說是非理性的。同時我們也認為，做一個「以胡適為範式的立言者」其實並無不妥。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解，魯迅先生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鬥士」，但胡適也同樣信奉這些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觀。魯迅與胡適，其實是殊途同歸於一種人類終極的價值觀。 　　——《經濟觀察報》 　　胡適和魯迅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不同選擇。魯迅折射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毫不妥協的精神，是一種非常狀態，一般人很難達到，但正是一個民族的脊樑；胡適體現的是一種平常心，重在實施和可操作性，用漸進而理性的堅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在新世紀的中國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在一個堅不可摧的鐵幕下做到魯迅式的純粹，無異於痴人說夢，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得到。但魯迅的精神是不朽的，我們雖不能及而心嚮往之。胡適同樣是偉大的，是一種平凡中的不平凡，終身堅守著自己的信仰，有一種「西西弗斯」式的高貴和理性的光芒。因此，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格局中，讓魯迅們去魯迅，讓胡適們去胡適，是非常有意義的。 　　——謝泳編著的《魯迅還是胡適》 　　參與討論的學者：謝 泳、林賢治、李慎之、王 毅、吳江、林毓生、袁偉時、季羨林、龔育之、陳紅民、程巢父、李慶西、許紀霖、雷頤、程亞文、汪暉、陳漱渝、摩羅、曠新年、朱學勤、孫郁、何滿子、方舟子等 ●顧准之爭 　　《顧准文集》的出版使顧准成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樣」的話，那麼，1997年《顧准日記》的出版則使這個「榜樣」遭到了質疑，它直接引發了「兩個顧准」的爭論。 在「息縣日記」里，顧准「以往那種學者情懷基本沒有了，從前那種獨立思考也悄然不見了。」對文革不僅沒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卻表現出了要接受「改造」、爭取「新生」的心理活動。於是有人驚呼：在文革時期，顧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無影無蹤，幾年前的那個睿智的、無畏的思想巨人哪裡去了呢？」 　　海外的個別華人學者公開對顧準的思想學術持否定態度，其中以仲維光為代表。仲維光說：「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準的那本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價值。……在九十年代，所謂開放後，還如此吹捧顧準是個悲劇，說明中國知識界在思想上，學術還是封閉的。」對於仲維光的觀點，朱學勤認為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觸的所謂西方『學術訓練』為標準，貶低境內思想先驅的歷史地位」，是一種「知識傲慢」。 　　關於顧准思想定位問題的也展開了激烈爭論。這一問題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來的，他認為：顧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對此，朱學勤給予了有力的呼應：「他的精神指針最終定位於自由主義，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袁偉時教授也稱顧准為哪個時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義的「孤峰」。與之相反，有人就把顧准看作是一個共產黨來理解他，並說顧准才是「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驕傲」。 　　參與討論的學者：沙葉新、李慎之、林賢治、陳敏之、丁東、李國文；蕭箑父、許蘇民、仲維光、曹長青、朱學勤；何家棟、袁偉時、曠為榮、曠新年等。 ●經濟學與人文關懷之爭 　　經濟學研究涉及大量的數據和數學公式，而很多人也認為經濟學應該算到自然科學而不是社會科學中。經濟學者在用自己的學識給社會出謀劃策時，是應該堅持絕對的理性，不摻入任何的情感，只以追求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為目標，還是要考慮弱勢群體，考慮道德倫理和社會公正？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導致了學者們立場的分野。其間摻雜了學院派與民間派知識分子的對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批評規則這樣的議題。這場爭論的背後，是對新世紀學術規則的討論中國改革的方向的深層追問。 　　參與討論的學者：張曙光、劉吉、何清漣、朱蘇力、徐友漁等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 　　一般認為，以汪暉、李陀、崔之元、甘陽等學者為新左派的代表，但這些學者對於「新左派」這個名字有不同的意見，比如有人希望稱之為「自由左派」。雙方在對待中國問題的現實判斷和解決思路上，存在著重大分歧。對於被稱為（或自稱為）自由主義派的人而言，他們始終沒有忘記政治問題。他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強調法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為：新情況，老問題。 　　而與之對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而這麼做的啟發和激勵因素可以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類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1999年爆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敵視西方陣營的新左派思潮在氣勢和輿論上佔壓倒優勢。 　　參與討論的學者：汪暉、李陀、王紹光、崔之元、王彬彬、韓毓海、張旭東、甘陽）（徐友漁、雷 頤、朱學勤、秦 暉、謝 泳、吳稼祥等 ●「長江《讀書》獎」事件之爭 　　剛剛進入21世紀，便發生了2000年的「長江《讀書》獎」事件，波及大陸乃至海外整個華人知識群體，兩種立場針鋒相對，兩個陣營壁壘分明。事件的導火線是，身為本次評獎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的汪暉其著作《汪暉自選集》，以及身為評委會委員的錢理群的著作《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皆獲獎，引發許多學者的批評和聲討，幾乎所有的著名學者都對此事發表了看法，並最終演變為自由主義派與新左派的再次大論戰。 　　參與討論的學者：葛劍雄、徐友漁、雷 頤、汪 暉、黃 平、朱學勤、賀衛方、陳克艱、曠新年、龍衛球、楊玉聖、周詳森、秦 暉、、雷 頤、錢乘旦、郜元寶、毛壽龍、仲偉民、李慶西、雀之元、王春瑜、丁東、蔣 寅、黃克劍、餘三定、智效民、謝 泳、郭齊勇、張曙光、甘陽 ●民營企業家「原罪」之爭 　　21世紀初期，出現了關於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原罪問題的大討論。民營企業家的原罪，看似是法律層面的討論，其實質卻是關係到國法尊嚴與社會正義的大問題。也因此，參與討論的不光是政府官員、企業家、經濟學家，許多其他領域的學者也參與到討論中來了，尤為注目的是，香港的經濟學者也積極地介入了這場討論，乃至對這場討論的走向、其政策層面、實踐層面的結果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個事關社會公平的大問題上，知識分子的分化現象也清晰的顯現。對於是否要赦免企業家的原罪，討論者鮮明的分為兩個陣營。從這個爭論開始，知識分子尤其是經濟學家們為不同的利益集團代言的事實開始浮出水面，分歧由此拉開。 　　參與討論的學者：胡德平、劉家琛、厲以寧、趙曉、段永基、肖耿、郎咸平、笑蜀、陳志武、鄭現莉、顧則徐、盧周來、何清漣、顧則徐、楊帆、劉軍寧、袁偉時、崔宇、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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