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劉波：當罪惡悄然來臨

小時候讀歷史故事書，常常感慨為什麼古代的皇帝那麼「笨」：明明是「奸臣」，卻非要寵信，明明是「忠臣」，卻非要疏遠，乃至迫害，置之死地而後快，也常常想，假如我是皇帝，一定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只要始終信用忠臣，國家一定會長治久安。長大後，讀了更嚴肅的歷史書，才慢慢意識到，所謂的「忠」與「奸」並不像戲曲舞台上的紅臉白臉一樣顯明昭彰，邪惡的人往往隱藏得非常深，甚至往往以正義、英雄的面目出現，而王朝的衰敗，也不像道德化的傳統中國史家所宣稱的那樣，都是寵信奸佞導致的結果，通常的情況是，渺小的人受大潮的裹挾，無能為力。

小時候的想法當然是很幼稚的，但問題是，現代的成熟的成年人，真的不會在更複雜也離我們更近的問題上，有類似的幼稚想法嗎？希特勒的德國也許是個好例子。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導致納粹德國興起最大的罪魁禍首，一直被歸為英法美的綏靖主義政策。我們彷彿從一開始就知道，希特勒的本質註定了他會發動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而如果世界及時認識到他的邪惡本質，從一開始就阻止他，在他發起各種挑釁的時候，比如在他撕毀《凡爾賽條約》規定擴軍備戰的時候，在他吞併蘇台德區的時候，就及時給以他足夠的懲罰，或者至少在他進攻波蘭時能在西線發起實質性的主動攻擊，或許就能在他的罪惡擴大之前，將其扼殺於萌芽或是襁褓狀態。而且，不僅中國的教科書是如此，今天，全世界幾乎會公認，當年綏靖政策的低級和愚蠢是明顯可見的，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聰明，好像是不證自明，而當年與希特勒妥協的英國首相張伯倫等人，也似乎已經坐穩了「歷史笑柄」的位子。

綏靖主義的歷史教訓今天看來是明顯的，但置身於當時處境之中的決策者，乃至無數的身處德國的普通人，卻如同一個人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鼻底一樣，無法認清真相。即使在希特勒已經緊鑼密鼓準備戰爭的時候，許多非常睿智、非常了解德國的觀察家，仍然對他抱有幻想，對和平抱著一廂情願的虛幻期待。比如，直到1939年5月，就在二戰全面爆發前幾個月，曾在1920年代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美國記者韋根還在美國媒體發表長文分析說，希特勒幾乎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實際的威脅，因為他不大可能用他「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做賭注來冒險。但韋根絕不是個傻子，很多在德國有相當豐富經歷的人都有類似的看法。

這並不奇怪，在本書最精彩的一個段落里，曾在德國做記者、後來成為著名播音員的霍華德·K·史密斯總結了外國人認識希特勒德國的四個過程，以此說明德國的迷惑性。首先，即使是很多堅決反對納粹的人，到了德國之後，都會被第一印象迅速征服，在心理上繳械投降，因為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在表面上整潔優雅，井然有序，不由得人不心生好感，尤其是英俊瀟洒，身穿制服的德國男人，對女性頗有殺傷力。到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意識到，這是個制服和槍支構成的國家，正處於高度戰備狀態。第三階段是，你會嗅到危險，你會認識到，這些乾淨整潔的人，只要一聲令下，就會變成殺人機器。第四階段則是一種至為深切的恐懼：這是一股全世界迄今沒有見到過的陌生的黑暗力量，對文明社會本身造成了真實、直接而迫切的威脅。但可惜的是，大多數人都會停留在前兩個階段。

根據很多美國記者的記載，雖然美國在一戰中參戰並擊敗了德國，但在從一戰結束到二戰開始的這段時間裡，德國普通人對美國人都非常歡迎，甚至有些喜愛和崇拜，也許他們不喜歡法國人或者其他鄰國的居民，但他們對美國的好感是真實的。所以，當二戰結束後，美國出現流行看法認為，德國民族及其文化本身具有狂熱性、攻擊性和排外主義的時候，一些有過在德經歷、感受到德國人熱情的人，也在為德國辯護，他們堅信希特勒不是德國文化的固有產物，不能說明德意志民族本身有問題。但是，有時也令他們困惑的是，德國這個偉大的、曾經孕育了康德和歌德的民族，為什麼會跪倒在希特勒這麼一個曾被視為滑稽可笑的怪異政客的腳下。

德國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樣，都是擁護希特勒的狂熱分子。在任何一個社會裡，意識形態化的狂熱分子都是少數。據報道，即使在「第三帝國」達到其軍事勝利頂峰，即佔領巴黎的時候，普通柏林人也沒有表現出多少「復仇」成功的喜悅，不像軍政領袖那樣欣喜若狂，當天在柏林只有稀稀拉拉的人群做著敷衍的慶祝手勢。和其他國家的普通人一樣，戰爭中的主流情緒是恐懼和迷茫，人們關注的更多是生計。但為了生存，面對這場他們並不情願看到的戰爭，這場他們瘋狂的領導人發起的戰爭，大多數人只是選擇了簡單的順從。

就像是《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威廉·夏伊勒觀察到的德國人的雙重性格：作為個人，他們可以來到動物園，用自己戰時分配到有限的麵包來喂松鼠，但作為日耳曼民族的一分子，他們可以迫害猶太人，無緣無故侵佔別國土地，對婦女和兒童狂轟濫炸，一遇到反抗就殘酷地奴役和鎮壓。甚至希特勒本人也許就是個愛動物的人。美國記者赫斯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不久，還在「狼窩」對希特勒做了最後一次採訪。當時，兩人走在一條林中小道上，希特勒發現了一隻松鼠，就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袋榛子遞過去。赫斯寫道，「他動作很輕，紅潤的面頰上露出一絲微笑」，松鼠跳上了他的手心，抓著榛子跑開了。但希特勒馬上就從對動物的溫情中撤了出來，回到了政治，把矛頭指向了美國——「如果全世界都像這隻小松鼠這樣，只管自己的事就好了。」這是向赫斯暗示，不願看到美國加入戰爭。

納戈爾斯基筆下的在德美國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堅決反對和敵視納粹，呼籲美國及早介入戰爭，有的模稜兩可，主張美國走孤立主義路線，有的甚至對納粹抱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極少數人淪為了納粹的幫凶。不同的人也收穫了不同的命運。只是他們當年的歧見和爭議，歷史最終有了公論。不過，回顧當年的爭議並不是毫無價值的，它提醒我們罪惡往往是多麼具有迷惑性。

總體上看，這本書並未描寫多少真實的慘狀。書中借美國記者的眼睛，寫到了遭毆打的猶太兒童、苦苦乞求外交官幫他們離境的猶太老人、被戰火蹂躪的比利時人等，但其篇幅並不多，主要描述的是美國記者與普通德國人的交往。但與那些悲慘的記錄相比，這或許更讓人覺得可怖，因為可見人心是多麼幽暗，那麼看起來無比理智、務必正常的人，多麼容易被似是而非的宣傳煽動，多麼容易縱容那暗地裡襲來的邪惡，甚至最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地投身其中，一個表面上看起來無比正常的社會，又會何等迅速而決絕地墮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