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不是CEO，佛教入世不等於庸俗化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這才是佛教順應社會發展的根本「戒律」。

對於中國來說，流傳最廣，影響最深刻的宗教無疑是佛教。今天，越來越多的佛寺和僧尼，以世俗，甚至惡俗的方式，走進公眾的視野之中。當本應清靜無為的出家之人，越來越頻繁地成為人們茶餘飯後唇齒間的談資時，俗世之人不禁要懷疑，中國的佛教還是給予人們心靈撫慰和靈魂關照的宗教嗎?

在很多人的眼中，佛教應該與世俗無關，既然僧尼們號稱「出家人」，那麼，他們就理所應當是一群看破紅塵、四大皆空、清心寡欲之徒;理所應當遁匿進深山之中，不問世事，潛心苦修。實際上，個人修行固然是出世的，但宗教的發展和推廣歷來離不開世俗的社會。歷史上，佛教在中國的每一次大發展都是獲得了政治力量，特別是皇權的支持和推動。

東漢時期，正是漢明帝修築白馬寺，迎接天竺高僧到洛陽譯經，佛教才以官方的方式正式得以傳播;與東晉隔江對峙的前秦大帝苻堅組織大規模的佛經翻譯，讓長安成為了全國的佛教中心;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和南梁都曾將佛教立為國教，讓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公元644年，已經離開故國十九年之久的法師玄奘，經歷五萬餘里九死一生的西行求法之路，終於踏上歸國之旅，來到了玉門關外的于闐國。儘管歸心似箭，但玄奘卻停了下來。

在於闐，玄奘給唐太宗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託人帶往長安。在信中，他對自己十九年前未得太宗許可便擅自出關西行進行了深刻的慚愧，並將自己西行求法的全部功勞歸於太宗皇帝。

經歷了十九年的生死磨難，如今的玄奘再也不是當年西出玉門關一心只有佛法和理想的毛頭小夥子了。他深深地體會到，沒有朝廷，沒有權力的支持，自己的求法之路和未來的弘法之旅都將寸步難行。所幸，唐太宗沒有絲毫怪責玄奘之意，而是遣使者將他迎回長安。

唐初的佛教經歷了漢代和魏晉南北朝的大發展和大繁榮，但因為典籍的缺失和翻譯過程中的曲解，對於佛法和佛理的爭論非常激烈。這可謂是個佛法混亂的時代，玄奘西行求法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玄奘歸來，帶著657部佛經，更帶著自己滿腔的弘法之志。他要將這些佛教經典翻譯成漢文。這絕對不是一個人，甚至幾個人能完成的工作，他需要組建一個龐大的譯經隊伍，將全國所有的翻譯人才、佛教人才都納入自己麾下。這就需要國家的支持，皇帝的支持。

然而，唐太宗對佛教本身毫無興趣。這個有著雄心壯志的皇帝，一心一意渴望恢復西域絲綢之路的秩序。所以，他熱情召見玄奘的目的很明確，他需要知道玄奘所知道的一切關於西方世界的信息。回到長安後的玄奘覲見了皇帝。為了能得到唐太宗的支持，玄奘答應為太宗寫一部自己十九年遊走西域所見所聞的書，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大唐西域記》。

玄奘通過努力，成功地遊說唐太宗以國家之力支持他的譯經工作。此後，玄奘一直都與大唐皇室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後來，在唐高宗時期，又在皇帝的支持下，大慈恩寺營建了著名的大雁塔，用來保存玄奘取自印度的經卷和佛像。奉老子為祖先的李唐皇室以道教為國教，所以，唐王朝一直有著「先道後佛」的律法。玄奘便利用自己與皇室的關係懇求唐高宗廢除此法，一心為佛教徒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正是因為玄奘進行了積極的社會活動，爭取到了大唐皇室的支持，玄奘及其弟子才能譯出佛典75部、1335卷。對佛教在整個中國，乃至於朝鮮、日本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玄奘不僅僅是一個大德高僧，也是一個頗有建樹的社會活動家。

也許，有人會因此得出結論，宗教的發展既然離不開社會，那麼，就應該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如果，現實社會以市場為主導，寺院和僧侶就應該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於是，寺院上市，高僧更名CEO也就無可厚非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聚斂更多的財富，從而得到更多的信眾。果真如此嗎?

中國的歷史上，玄奘之外，還有兩位僧人非常有名，對佛教的發展同樣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個是東晉時期的高僧法顯，一個是大唐開元天寶時期的高僧鑒真。

法顯在玄奘西行之前兩百年，便已經克服千難萬險西行求法了。但法顯西行所求之法與玄奘不同，他要尋求的是佛教戒律。

戒律，是指佛祖釋迦牟尼針對僧團集體所制定的紀律規定。它是約束僧侶的行為準則。

法顯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南北割據，大動蕩、大分裂的時代。由於佛教的興盛，僧侶數量眾多，卻沒有一套系統完整的清規戒律來規範他們的行為。這些數以萬計的僧眾甚至被割據政權利用，裹挾進戰亂之中，給普通民眾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傷害。所以，法顯西行，要尋求的就是印度佛教的戒律，以濟中國佛教之窮。

同樣的問題出現在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年間。這個時候的日本雖然佛法興隆，但佛教界沒有一位具備三師七證可以授戒的高僧，又因大批流民混入佛教界，使得佛俗混亂，綱紀大墜。於是，日本佛教界求助於大唐高僧鑒真，希望他能東渡弘法傳戒。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東渡日本難如登天、百無一至。時年已是五十五歲的鑒真卻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日本留學僧的邀請，並在未來的十一年中六度渡海，終於成功抵達日本。

從法顯到鑒真，我們看到的是戒律對佛教發展和僧尼信徒的重要性。

戒律為何如此重要?通俗地說，佛教的戒律就是俗世社會中的法律。今天的我們都知道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將所有人一切的言行納入法律的準繩之中，是我們構建和諧、文明社會體系的先決條件。

作為宗教團體，很難想像沒有嚴格的戒律、整肅的儀軌，袈裟僧袍之下的僧侶將如何與世俗之人區別。更加難以想像的是，沒有清規戒律作為行為準則的僧侶，如何能一心向佛，將口中的佛經念成世俗之人心中的慰藉。

也許，要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之下弘揚佛法，讓更多的人接納和信仰佛教文化，我們的確需要玄奘那樣有著卓越社交活動能力的高僧。但是，歷史中最真實的玄奘是以出世之心做著入世之事，唐太宗和唐高宗多次要求他棄緇還俗，共謀朝政，一心向佛的玄奘都予以拒絕。儘管得到皇帝器重、信眾景仰，玄奘依舊是個志行明敏、儀軌整肅、恪守一切的清規戒律的僧人，絕對沒有道德品質的瑕疵和私生活的緋聞供人閑談。

再舉一個現實社會中佛教入世弘法的典型例子吧。

慈濟功德會是台灣的一個佛教慈善團體，如今已經發展為一家橫跨社會服務、醫療、媒體、教育、環保等多個領域的非政府國際組織。其創始人證嚴法師推行的是「人間佛教」，以「慈悲為懷，濟世救人」為宗旨。慈濟不僅有自己的醫院，開辦了自己的學校，還有自己的包括月刊、電台、電視台的宣傳媒體。在每一個大災難面前，都有慈濟人活躍的身影。

慈濟是不是我們中國人在現代社會之下發展最好、最成功，且最接近大乘佛教教義的佛教團體，今天的我們也許還無法評說。但可以明確的是，慈濟的入世之舉是非常成功的，號召了一大批信眾，以慈悲為懷，四處濟世救人。

需要說明的是，慈濟的創始人證嚴法師沒有為自己標註任何世俗的標籤。她不是CEO，也不享受副省級待遇，她只是被自己的會眾尊稱為證嚴上人，或者被尊為台灣的特蕾莎修女。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也許，這才是佛教順應社會發展的根本「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