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嗎？——政治學畛域的獻疑

作者介紹

王華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江蘇省無錫市委黨校講師、副主任。

正文

聽聞許多中國學者的講座或授課，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會講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是個大籮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不是教條，也不是迷信，而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事求是地運用它，能夠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與世界和諧的相處。一味地把中國現實中創造的任何新理論都冠名給「馬克思」，造成馬克思「不在場的在場」，那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容易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在實踐上容易抹殺中國自主創新的實踐積極性。

一、學界認為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發布的「十三五」規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理念後，學界圍繞「共享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概念的理論研究頗具熱度，成果頻出。事實上，關於「共享發展」、「共享增長」、「分享式增長」、「親窮人增長」、「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會共享」、「共享」等問題的理論研究，並非始於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而是早已有之。當前，學界將黨的「共享發展」政策理念淵源於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認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

第一，學界較多學者將「共享發展」的研究放在馬克思主義大框架體系內，默認了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力圖從馬克思原著中找尋「共享發展」的思想火花。

學界默認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與「共享」聯繫在一起到「共享發展」也與馬克思聯繫在一起的過程。把「共享」和馬克思聯繫在一起，比較典型的是陳進華老師。陳進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3期上發表《馬克思主義視閾下的財富共享》一文，從馬克思對「資本剝削的血腥」的批判，道出資本或財富的本質在於享受財富主體的存在，即人的存在是財富存在的本質意義所在，財富只有通過共享，包括財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共享，才能有助於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1]。文中，借用馬克思對於空想社會主義者J.F.布雷1839年《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書中「等量勞動等量報酬」的正義推導原則和「勞動不存在差異」的「空想理論」批判，在《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了更為科學的「按勞分配」主張。據此，陳進華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富含「財富共享」思想，並依據他對馬克思「財富共享」思想的解讀，提出了中國實現財富共享的現實路徑，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中國資本市場提高公民財產性收入，以防止新的社會「馬太效應」，讓中國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雖然「財富共享」不能等同於「共享發展」，但從陳進華老師的文中還是看到了馬克思與「共享」、「共享發展」理論的不可剝離性，即談「財富共享」抑或是「共享發展」既離不開馬克思，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苗瑞丹在《求實》2013年第7期上發表的《論馬克思恩格斯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及其現實啟示》一文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文中苗瑞丹老師，借用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指出馬克思所建構的科學社會主義必定是「從現實的、具體的人出發，社會的發展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人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否定了拉薩爾「為生產而生產」和庸俗社會主義「分配決定論」，指出「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在「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這裡需要作一點簡要說明的是，苗瑞丹老師在文章中把馬克思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理解成與「共享發展」思想等同的意思，而實際上兩者差異甚巨，下文論證中會詳細說明。

另外，學界也有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整體性視角，來闡釋「共享」或「共享發展」政策實施的原則、方法、路徑方面的成果。謝偉光在《紅旗文稿》2016年第15期上撰文《從馬克思主義平等觀看共享發展》認為，「馬克思主義平等觀對於指導中國當前共享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不結束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能是一種空話，無法為人們帶來真正的平等，即剝離了「物質基礎」的平等只能是「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3]。田鵬穎等在《黑龍江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上發表《共享發展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命題》，系統研究了「共享發展」與「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的辯證關係，並將「共享發展」整體性置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內，剖析「共享發展」的政策設計思路、政策願景目標、政策實施方案等，從而得出「共享發展不是不勞而獲，共享需要共建，共建推動共享，共享與共建必須統一起來」的結論^[4]。類似的研究成果，還有李騰凱在《湖北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上發表的《馬克思共享觀的三重「實踐邏輯」進路》一文，也是將「共享發展」打上了「馬克思」的學術標籤（academic label），並指出馬克思的「共享觀」，作為一種「批判性」演進的實踐觀，有著三個理路，即從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到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實現「經濟共有」的實踐邏輯進路；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批判到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是實現「社會共治」的實踐邏輯進路；從馬克思對「勞動異化」的批判到馬克思的消除「人性異化」主張「一切人的自由個性」，是實現「個體共進」的實踐邏輯進路^[5]。這些關於「共享發展」的理論成果，表明學界有較多學者將「共享發展」的研究放在馬克思主義大框架體系內，默認了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力圖從馬克思原著中找尋「共享發展」的思想火花。

第二，學界部分學者直接認為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並試圖從馬克思消除「人的異化」理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挖掘和闡釋馬克思的「共享發展」思想。

徐俊峰、葛揚在《學習與實踐》2016年第6期上撰文《馬克思社會共享思想及其當代價值》認為，「關於共享發展問題，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並加以深入論述，在吸收古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的基礎上，運用唯物史觀方法論原則和市場批判的實踐邏輯使該理論趨於成熟，建構了社會主義發展創新的原創性理論」^[6]。其論證邏輯主要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挖掘馬克思對於消除「人性異化」、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論，闡釋馬克思的「共享發展」或「社會共享」思想。文章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入手，通過羅列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血腥剝削」的市場批判和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制度主張，闡明了當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時或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時，工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革命或其他有效的形式，結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對工人剩餘價值的榨取，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進而消除「人被物束縛」的「人性異化」現象，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基於此，徐俊峰、葛揚的文章認為「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其「社會共享」思想即是「共享發展」理論源泉。實際上，該文混用了「共享發展」和「社會共享」的概念，文頭第一段講「馬克思的共享發展」，文中又使用了「馬克思社會共享思想」。

「共享發展」，作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一個「政策辭彙」，其語義大致有「人人參與、人人儘力、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意思，是指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應實現注重機會公平和成果共享基礎上的「公正發展」。而「社會共享」的語義落腳點，則是社會的財富、資源、機會等實現社會成員的「人均共享」，其實，「社會共享」作為一般的公共政策目標，類似於瑞典等西方的「福利國家」或「福利資本主義國家」，大致已實現「公共服務和公共保障的相對均等化享有」，因而也就不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理論「提出」的意義。也正因如此，在徐俊峰和葛揚老師的文中，沒有看到「共享發展」其實還是偏重於「發展」一些，即「在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基礎上的發展」，才將馬克思社會共享思想比作一個「等腰三角形」式的塔尖邏輯結構，即「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共享發展」的價值目標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處在塔尖，而人的「社會活動」（主要是生產活動）和「社會享受」（主要是消費活動）則是等腰三角形的「兩個腰」，「社會活動」和「社會享受」處在同一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偏移。這種理論設定，不僅在現實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無法實現，也是對於馬克思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關於「社會簡單再生產」和「社會擴大再生產」理論的一種遺忘或丟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基本前提是保證社會生產活動創造的「勞動產品」，既要滿足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性消費（如生產機器、生產生產所需的資料等），也要滿足於人的再生產的生活性消費（如滿足人的衣、食、住、行等），在此基礎上要實現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保證用於「社會享受」的消費資料或社會財富必須是相對小於「社會活動」或生產活動「產出」的資料，使得剩餘的資料轉化成社會積累能夠進一步用於擴大再生產。

類似的還有學者趙學清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上發表《馬克思是如何論證共享發展的——讀<哥達綱領批判>的體會》一文。文章題目醒目的表明馬克思是論證過「共享發展」的，文章內容從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論述解釋入手，指出在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裡，聯合勞動生產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享」勞動成果的物質基礎條件，而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客觀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則變成了社會成員共享發展的制度基礎，在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之上，社會成員才會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平等的享有社會扣除之後的社會總產品。基於政治經濟學的推導邏輯，趙學清老師將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視為「共享發展」概念提出的原著，並將馬克思的「共享發展」思想，簡單概括為一句話：「全體社會成員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和聯合勞動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扣除和按勞分配共享發展的成果———社會總產品」^[7]。事實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所展現的理論高度，不僅僅是讓人們共同參與社會勞動當中，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分配分歧」或「剩餘價值剝奪」，去實現社會產品的公正分配，而是基於物質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人可以擺脫對於「勞動的異化」、「人對物的異化」、「人自身的異化」，去創造屬於自己「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以此更好的解放人的思想世界。在這點上，趙學清老師的解釋就囿於文章的寫作和認識所限，尚未更深刻的挖掘馬克思的原著。可見，學界部分學者以更直接的態度，認為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並試圖從馬克思消除「人的異化」理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挖掘和闡釋馬克思的「共享發展」思想。

二、馬克思真的講過「共享發展」嗎

一直以來，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存在著類似於國學研究陸九淵式的「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的問題。當前，學界將黨的「共享發展」政策理念淵源於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來進行解讀或闡釋政策路徑設計，達到一種「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狀態，本無可厚非，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真的講過「共享發展」嗎？回答這個問題，其意義關乎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理論的徹底性和消除「人性異化」理論的深度性問題。考證馬克思是否真的講過「共享發展」，可以主要從如下兩方面求證：

第一，通過查閱馬克思著作文獻原本及譯著，並未發現馬克思提出過「共享發展」的概念。

馬克思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創始人，也是1864年第一國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思想和行動巨人，馬克思的一生，著作頗豐，為人類留下了一座巨大的思想理論寶庫。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包括恩格斯幫馬克思整理的著作，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按照發表的年份，馬克思的著作，主要有《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1838年-1841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交鋒）、《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1844年）、《神聖家族》（1844年-1845年）（和恩格斯先生合著）、《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辯證唯物主義的天才萌芽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1846年）（和恩格斯先生合著）、《罷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哲學的貧困》（1847）、《工人聯合會》（1847年）、《共產黨宣言》（1848年）（受共產國際邀請，和恩格斯合寫，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僱傭勞動與資本》（1849年）、《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1853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59年）、《福格特先生》（1860年）、《剩餘價值理論》（1862年-1863年）（剩餘價值理論科學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性，構成了《資本論》理論分析與建構的基石）、《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年）、《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馬克思與機會主義者行動綱領對立的一部晚年巨作）、《資本論》（1865年、1885年、1894年）（後兩卷由恩格斯先生整理出版，其中也不乏恩格斯創造性的思想火花）。這些著作，被收入中文版第1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53冊）中，通過查閱這些馬克思著作文獻（不包括恩格斯獨立署名的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並未發現馬克思提出或使用過「共享發展」的概念。

馬克思原著文本上並未提出「共享發展」，是馬克思沒有講過「共享發展」概念的最直接的證明。在這點上，同以上各位學者論述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理念的論文並未真正引用到馬克思著作原文闡釋「共享發展」概念是一致的。而且上述主張或認為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的學者或老師們，大抵上都持有一個語義可以混淆的觀念，即認為馬克思的「按勞分配」思想等同於「共享發展」，抑或是馬克思主張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特徵等同於「共享發展」。其實，中共政策語境下的「共享發展」，強調的是「發展過程依靠人民，發展結果為了人民」，要在現階段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礎上繼續推動發展。而馬克思的「按勞分配」強調的是「按勞動的價值量大小進行分配」，即工人應該按照自己的勞動所產生的價值量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其語境是「按勞動價值量分配的公平」。馬克思的另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思想就更不可能等同於「共享發展」概念了，因為「按需分配」的社會基礎前提是「社會生產力得到高度發展」，中共當前語境下的「共享發展」，其實質還是要繼續推動發展，而當前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能構成馬克思所說的「高度發展」。所以，硬把「共享發展」概念塞給馬克思，這其實犯了一個概念史學上的錯誤，即越是流行的概念，越是容易被人們濫用，而人們用現代的詞語（「現代性」的概念）去解釋過去的概念，往往是詞不達意或表述不清的，因為現代的人們無法擁有過去人們所擁有的時代感或歷史感^[8]。這或許也就能解釋為什麼人們喜歡「六經注我」式的將現實中的一些新概念或新辭彙，一定要硬塞給馬克思老人家，可以給自己的「理論鍍金」，同時，也不用問一下馬克思先生願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饋贈」，因為馬克思大抵上無法走出墳墓來作一番「理論徹底的批判」，幸好——馬克思的原本著作給了最好的闡釋和捍衛。事實上，早有學者指出過「脫離實際地將一些現代語境的辭彙硬冠上馬克思的名字」，會造成「增補的危險性」^[9]，容易將馬克思主義「庸俗化」，或降低馬克思原本著作力透紙背的「深度性」和「徹底性」。

第二，馬克思「理論批判武器」的鋒利性和「革命行動意圖」的徹底性，決定了馬克思在當時社會背景下不可能提出「共享發展」的概念。

為了避免馬克思原著中文譯本可能出現的翻譯誤差，導致馬克思德文（或英文、法文等多種非中文語言）著作手稿中可能存在的「共享發展」概念未被中文版準確翻譯過來而造成論證的錯誤，造成馬克思「在場的不在場」，我們還可以考究一下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建構過程。馬克思的思想恢弘巨制，其涉獵的學科知識也是浩如煙海，若要理清馬克思主體思想中是否論及「共享發展」，可從馬克思的「兩個發現」入手。作為馬克思一生的摯友，也是最了解馬克思的人，恩格斯於1883年3月17日《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個重要的發現，一個重要發現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其運作的規律是深藏在「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表象之後，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政治建築，上層政治建築反映經濟基礎的活動，並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交互作用，推進生產關係的演變進而導致人類社會歷史形態的變遷，由此，也就建構了「唯物史觀」的基礎理念「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於物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從「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去解釋現存的物質經濟活動^[10]；另一個重要發現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由於馬克思對「剩餘價值」規律的發現，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所生產的資產階級社會的運作，就變得「豁然開朗了」，即資本主義社會是以追逐「剩餘價值」而進行的生產活動，資本家利用工人勞動創造價值，並依據勞動所創造「價值」與工人勞動力「成本價」的「剪刀差」，或直接或隱秘的剝削工人無產階級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恩格斯讚譽馬克思一生有這兩個重要發現是很「幸福的了」，但馬克思並不止步於自己所研究的任何領域，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是一個「重視革命行動」的革命家，馬克思所創立的「偉大的國際工人協會」是馬克思人生「全部活動的頂峰」^[11]。

我們可以從恩格斯對馬克思中肯的評價中，探究馬克思思想體系的兩大「重要發現」是否會在理論建構中論述「共享發展」呢？

先看馬克思第一個「重要發現」——唯物史觀的創立。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在批判的吸收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從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到1845年「辯證唯物主義」天才思想萌芽的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再到1846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歷史唯物主義」里程碑式作品《德意志意識形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思辨和演化過程。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仔細研讀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19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並批判性的吸收了這些學說中的合理部分，進而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集大成者是黑格爾，馬克思在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用「唯物論」思想把黑格爾顛倒了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指「現存的物質經濟關係總和」）」的關係重新顛倒過來，提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重要論斷^[12]。並基於這個「唯物史觀開端」的重要論點，馬克思進一步想理清，構成「市民社會」基礎究竟是什麼、又是如何決定或影響國家和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於是，馬克思由黑格爾轉向了費爾巴哈。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發現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實際上是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合理性的「理論武器」，在批判古典經濟學所論述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關係時，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物質生產在社會運作中起決定作用」的思想，這也就構成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思想基礎部分。接著，馬克思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乃至1846年《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關於「費爾巴哈」部分，均系統論述了「物質存在的社會活動決定了人們的社會意識」，包括人們的宗教、哲學、道德、法律等，乃至影響了一些光怪陸離的「怪影」、「怪想」、「幽靈」等歪曲意識的產生。馬克思發現的「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等，並不是其最終目的，其目的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轉向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判，並試圖解決「空想社會主義」所不能解決的現實問題，即無產階級通過革命變革私有制社會存在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進而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設想。正如馬克思所言，「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13]。所以，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唯物史觀」中，因其「理論批判武器」針對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批判的鋒利性，乃至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革命性」批判，決定了馬克思不可能提出「共享發展」這個概念，適用於當時的社會情境中，去作為現實的合理路徑，實現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轉變成「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宏大理想。

再看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剩餘價值理論。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成功運用自己所發現的「唯物史觀」，透過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表象，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研究工人勞動中「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二重性」，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賺取工人勞動中所創造「剩餘價值」的秘密，解決了空想社會主義所未觸及的「資本主義社會內在根本矛盾（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擴大化之間的矛盾）是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必將滅亡」的理論問題，從而奠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事實上，早在1847年馬克思發表的《哲學的貧困》以及同年12月所寫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的報告中，馬克思就對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作了區分，即資本主義社會所給工人的工資只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中的一小部分，雖然當時馬克思並未直接使用「剩餘價值」概念，但是馬克思已經清楚地知道了「『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而且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樣『產生』的」^[14]。隨著1848年法譯本《共產黨宣言》在巴黎的第一次印行，馬克思越來越意識到必須更加深入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進而從「唯物史觀」的核心基礎出發，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隱藏的「剝削秘密」，從而反駁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辯護者們的「荒謬和虛偽」，喚醒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革命動力」和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願景^[15]。

帶著這樣的歷史使命，馬克思科學總結了1848—1849年德國工人運動革命的原因、性質和經驗教訓，在1857—1858年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草稿）中，系統闡釋了「剩餘價值」理論，從考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和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入手，解剖了商品的構成，區分價值和使用價值、勞動和勞動力、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等，進而更加清楚地揭示了資本家或資產階級想法設法榨取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秘密。由於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工人無產階級艱苦生活，馬克思痛恨一切階級社會中的私有制，隨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剩餘價值」規律的發現，馬克思迫切想要拿起「唯物史觀思想」和「階級鬥爭批判」的武器，組織起工人無產階級通過鬥爭或革命方式，去推翻一切「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階級統治社會，建立《共產黨宣言》中所描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6]。所以，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對工人無產階級的壓榨和剝削，馬克思所要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不妥協的和徹底的，不會以「共享發展」之名，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坐在咖啡廳里漫談「怎麼共享資本主義生產的價值和財富，又怎麼樣實現在共享的基礎上一起發展」的，而是要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鬥爭到底，直到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更明確的指出，「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絕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17]。

從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不能直接發現馬克思使用過「共享發展」這個概念，而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建構歷程中也能看出馬克思不可能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用「共享發展」這個概念，來闡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生產活動中可能通過「共享發展」來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秘密就是賺取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工人的勞動也因為私有制下各種剝削形式的存在發生了「勞動異化」，工人日益同自己生產的產品相異化、同生產的過程相異化，進而勞動者本人也發生了「人的異化」，工人日益同人的類本質相異化、同人與人的關係相異化。「私有制」是任何階級統治社會產生「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的根源。馬克思主張消除「人的異化」和「勞動異化」的理論必然是徹底的，是要同舊社會一切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相「決裂」，才有可能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被舊歐洲一切勢力所恐懼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到1871年《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工人階級「勞動解放」的政治主張，馬克思不希望再看到工人階級受到「一切形式的奴役」、「一切的社會貧困」、「一切的精神沉淪」，「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統治的壟斷特權，而是要爭取一切人自由相處的平等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一切階級統治」^[18]。所以，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很鮮明的評論了馬克思一生的追求，「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也正因為馬克思一生的奮鬥，使得「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是消滅產生「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根源的私有制^[19]。鑒於此，從文本著作到理論體系，馬克思都是沒有講過「共享發展」的，他樹立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理想是共產黨人追求的「最高綱領」，與「共享發展」的階段性追求是不同的。

三、「共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需要

從著作文本到思想體系，馬克思並未提出或使用過「共享發展」這個概念，但是，也不能據此就割裂「共享發展」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中國化」聯繫。從政治學的語境看，「共享發展」更是一門「利益分配」、「社會穩定」與「政治動員」的學問，即如何讓一個國家的人們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下，通過「政治動員」宣傳來激活各種發展社會經濟的力量，既能夠在社會發展中促進「社會穩定」，也能夠在「社會穩定」發展中增強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政府或政黨的政治合法性。正如政黨政治學家艾倫·韋爾所言，「在現代政治社會，任何一個政黨都會有代表功能、溝通功能和表達功能」^[20]。中共「十三五」規劃政策語境下的「共享發展」概念，正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民主集中制」溝通社會了解民生需求，權威地表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當前「既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又要依靠人民推動發展」的現實訴求。而這正是最好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因此可以說「共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過程中的現實需要。具體，可從如下幾方面理解：

第一，「共享發展」是維護中國社會和諧的現實訴求。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優越性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鄧小平同志「現代化」建設思想的指引下不斷開拓進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社會發展成績。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越深入，取得的成績越突出，伴隨發展所產生的問題和風險也在逐步彰顯，比如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經濟轉型期的「去庫存」、「殭屍企業」如何「軟著陸」的淘汰、城鎮化土地徵收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國如何保護自然生態系統、黨政體制內部系統如何治理腐敗等^[21]。正如學者S·亨廷頓所言「現代化和全球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但「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在「亨廷頓悖論」的背後，亨廷頓建構了一個治理「現代化動亂或政治動亂」的框架性公式，即「社會動員/經濟發展=社會頹喪」、「社會頹喪/流動機會=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其內在邏輯在於「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動亂，需要政府提供一整套有序的社會制度，在保證公民擁有流動性的社會機會和能夠有效政治參與表達訴求的情況下，政治動亂才有可能避免」^[22]。新時期中共政策語境下的「共享發展」理念，主要基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倒逼全面深化改革」邏輯，以「人民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人民共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成果」為路徑，彰顯了人民平等地享有參與勞動、推動發展、共享成果的社會機會，恰如其分應了中國維護社會穩定、增進社會和諧的現實訴求。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共享」、「福利主義」、「價值普世」等理念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有中國實際的「共享發展」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給人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讓中國發展成果更加「普惠於民」，激發社會活力，更好促進發展，後者更多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掩蓋資本主義剝削「新形式」的「社會插花」政策，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的階級矛盾發生方式」——階級剝削形式也更為隱蔽了，包括西方技術資本主義對工人勞動價值的擠壓、「高房價」背後的「由生產剝削到消費剝削的轉嫁」、新金融對工人無產階級的「套牢」、虛假民主選舉背後的「黑金政治」分攤等。

第二，「共享發展」是實現中國共同富裕的工具理性。

雖然馬克思沒有提出過「共享發展」概念，但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規律的兩大發現，以其理論的深度性和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的徹底性，最終給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定出了一個「最高綱領」——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為了實現馬克思的這個「最高綱領」，各個國家的共產黨人都有自己相對獨特的探索。列寧曾經批判蘇漢諾夫、考茨基等人「庸俗的生產力論」，認為「特殊歷史條件下，工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政權後，在社會主義制度環境里發展社會生產力，直到生產力得到高度發展，國家才會自行消亡」^[23]。1917年，俄國工人無產階級通過「十月革命」，跨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蘇維埃政權，並鑄就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陣營的超級大國蘇聯，但終因蘇聯在發展社會生產力過程中不注意「民生經濟」發展，以及蘇聯共產黨人的腐化和其他國際國內諸多因素導致其解體。1949年，以毛澤東為核心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政權，並隨著1953~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由於未經歷馬克思所論及的「社會形態一般更替規律」，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在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之上，所以，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矛盾，別無他法，只能實事求是的發展生產力。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既有成績，也有不足，歸根結底都與是否偏離了發展生產力的實際情況相關。因此，1978年，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開拓創新，堅信「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4]，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圍繞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中國「共同富裕」的目標，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發展經濟的「政策工具」不斷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情況而變遷，由「小康社會」的「三步走」戰略、「先富帶動後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又快又好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今天的「共享發展」，都可概括為是中共實現中國共同富裕的工具理性選擇。

第三，「共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創新。

馬克思主義不是死氣沉沉的「機械教條」，而是生機勃勃的「行動指南」。如果俄國人一直迷信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教條，跳不出「庸俗的生產力決定論」，那麼列寧不會領導俄國的工人階級創造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如果中國人一直迷信於俄國十月革命「城市包圍農村」的經驗，跳不出「機械的革命經驗論」，那麼毛澤東不會領導中國的工農群眾創造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套語」，甚至作為一個教條，僵化馬克思主義就等於「扼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鄧小平同志不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成功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當教條，所以，他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領導黨和人民創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理論。同樣，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接力棒，從鄧小平同志傳到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習近平同志，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當「行動指南」，不把馬克思主義當「經驗教條」，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向前發展，直到實現馬克思所定的「最高綱領」——「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此可見，「共享發展」，雖然不是馬克思所直接提出來的概念，但它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為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創新政策」，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改革開放建設、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激活改革開放活力、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政治願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性創新。

四、餘論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25]馬克思的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智慧結晶，它是一個客觀的、完整的、獨立的、批判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既是解決馬克思所處時代人類社會所面臨問題的良方，也是指導人類社會今天和未來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能夠穿梭歷史，對話人類社會發展的今天和未來，歸根結底就在於馬克思理論的客觀性、完整性、獨立性、批判性。所以，馬克思的理論，因其客觀性、完整性、獨立性、批判性，而具有了科學性和實踐性，任何真正宣傳和解讀馬克思理論的工作者，都不能隨意地根據自己的需要而作出「危險地增減馬克思理論」的行為，因為那不是在建構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而是在通過破壞馬克思理論的客觀性、完整性和獨立性，進而解構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和可實踐性。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時代發展至今，馬克思的理論在其中國化過程中，已經創造出兩次偉大的飛躍，一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二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隨著實踐的發展，馬克思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還會創造出新的成果和新的飛躍。中國共產黨針對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會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斷地調整和更新政策，創造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政策辭彙，包括「共享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等，以民主的、合理的、科學的政策指導全面深化改革實踐，創造出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業績。作為理論工作者，在運用馬克思的理論，解讀中共政策實踐中的「新辭彙」、「新理論」時，一定不能解構馬克思理論的客觀性、完整性、獨立性和科學性。要注意防止兩種錯誤的傾向：

一是不能把中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中所提的政策概念硬塞給馬克思。近年來，除了本文所指出的「共享發展」政策概念被國內學者硬塞給馬克思的現象，實際上還有很多中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所創造出的新政策、新概念，均被國內學者有過「應景式」的解讀，包括「共同富裕」、「先富帶動後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科學發展觀」、「又好又快發展」、「全面深化改革」等。其中，部分學者對這些中共政策概念的「應景解讀」就存在著硬塞給馬克思的現象。這並不是對馬克思理論的創新發展，而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和學說的曲解和誤讀，其後果是破壞其思想的完整性、科學性和說服力。二是不能硬找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概念為中共改革中的現實舉措做合法性論證。這一方面難以自圓其說，另一方面也低估、誤判了中共相關政策的創新價值和實踐意義。馬克思的理論有自己獨特的時代背景和時代任務，中共在改革開放中遇見的困難前所未有，而一旦走過道路的荊棘，所創造的政治業績也是前所未有。唯一能夠為中共改革中的現實舉措做合法性論證、辯護和檢驗的只能是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檢驗政策合法性的唯一標準。同時，能夠為中共及其改革中的現實舉措做合法性支持的，還包括我們的人民，因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實踐者和創造者，中共的政策及實踐，是否保持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繫，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而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及其著作文本。

文章來源：原文發表在CSSCI來源期刊《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