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為拐賣婦女「辯護」，引發了怎樣的倫理困境？

最近一周，賈平凹及他的長篇小說新作《極花》一直站在輿論風口浪尖。《極花》取材於賈平凹一個老鄉女兒被拐賣的真實經歷。小說主角胡蝶被拐賣到西北鄉村並懷孕生下一個兒子。她歷經磨難之後終於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難以接受周圍人對她的評判和非議，也無法割捨與兒子的親情，無奈之下選擇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賣他的「丈夫」身邊。

小說之所以引起巨大爭議，一是因為小說本身，包括故事情節設置、作家的男性視角；還有一大原因是賈平凹在新書發布會上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言論：「這個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嗎？你為什麼這麼容易上當受騙…」，「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這些話被輿論解讀為是為拐賣婦女辯護。書評周刊昨日聯繫了賈平凹，他回應稱當時採訪的記者對他的話斷章取義，引起了公眾誤讀，但他無意解釋更多，只表示作品寫完之後，就應當讓作品本身說話。「現實題材」及其製造的話題容易引起共鳴，但包括眾多評論家在內的公眾卻並沒有耐心進入小說文本的語境。這也是我們觀察到的小說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

在過去一周發布的評論文章中，批評聲音多圍繞女性和鄉村兩大視角展開。女權主義立場的批評以采苓子《賈平凹：一個作家的思想墮落之路》為代表，作者認為賈平凹的男權視角將「農村剩男」找不到媳婦的焦慮凌駕於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淪落為提供性服務和傳宗接代的工具。

另一種批評聲音以侯虹斌《賈平凹為何渴望一個拐賣婦女的農村能永續存在》、沈彬《我不在乎農村凋敝，我是城裡人，你遲早也是》為代表。認為《極花》為凋敝鄉村惋惜的同時卻忽略了其隱藏的巨大罪惡，並指出這樣的鄉村消失是大勢所趨，不值得惋惜。

在現有的討論之下，書評周刊邀請三位文學評論、女性研究、鄉村研究等領域的學者，針對《極花》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圓桌討論。力爭在現有討論之外，提供給大家一些新的有啟發意義的思考線索。

從女權及城市化進程出發的兩派批評意見，仍然缺少真正從底層視角觀察鄉村和女性困境的思考，認為鄉村消失就消失，「不值得緬懷」，「無所謂」的態度本質上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義在作祟。而實際上，這場不斷發酵的爭論背後，越來越清晰凸顯的是我們面臨的多種倫理困境：文學作品與現實社會的衝突；女性權利與鄉村婚戀問題的衝突；以及「農村剩男」焦慮與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衝突。

這種種倫理困境背後，是當下中國社會兩大重症－農村問題和婦女問題交纏的本質。這兩大重症的形成與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轉型密切相關，在轉型過程中農村付出的沉重代價最終轉移到了底層女性身上。只要這兩大本質重症不解決，「胡蝶」、「郜艷敏」的悲劇仍然會換一個名字繼續發生。而被解救後的「胡蝶」、「郜艷敏」，為何寧願選擇重新回到大山之中？因為她們即使留在城市，我們現有的制度和環境也無法給予她們更好的命運。何以如此？何以改變？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痛苦和關注所在。

《極花》

作者:賈平凹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3月

吉林大學講師，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現實題材是把雙刃劍，

文學作品與社會現實邏輯不同」

你怎麼看待賈平凹剛出版的小說《極花》所引發的輿論風波？持女性主義視角的評論者批評賈平凹為拐賣婦女辯護；也有評論徵引賈平凹的「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批評他「對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

這個輿論風波在我看來，一者是因為在一個消費主義和娛樂至上的語境中，作家（或名人）在公眾視野內的言說是極容易被斷章取義的。這就是作家在領受關注度與影響力同時，必須同時要承受的事情；二者，許多人對《極花》的這兩點批評均缺少文本依據，同時也未批評到關鍵處。如果我們完整的讀完了《極花》，就應該知道賈平凹對拐賣婦女的態度了，「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裡，每每一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的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麼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麼個活著？」

同時，許多讀者尤其是女性主義者不滿意最後胡蝶又回到了黑亮家，他們覺得胡蝶應該反抗，既然逃離了就去該尋找「新生活」。我們這樣來批評《極花》，是我們要求作家按照一個「理想狀態」去塑造人物。但我們應該知道，小說中的人物命運發展和社會現實中的人物命運發展是有著不同的邏輯的。小說中的人物只能按照小說本身的邏輯去發展，去呈現，有的時候作者也是無法控制，正如賈平凹在《極花》後記中說的那樣：「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要控訴，卻怎麼寫著寫著，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復一天……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

賈平凹在《極花》新書發布會上

我們應該對小說中的人物或者作家為何這樣塑造人物有「理解之同情」。我們面對世俗生活會有各種各樣的無奈、妥協、順從，同樣作家也是這個世俗中人，他同樣會妥協，會退讓，小說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只是我們彼此妥協、退讓的內容和方式不一樣罷了。因為「爬行」久了，我們慢慢地就喪失了「直立行走」的能力，更遑論飛翔了。面對胡蝶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反身自省，或許就不會太苛求賈平凹創造出一個激烈反抗的「烈女」胡蝶了。

批評賈平凹在《極花》中表現出了「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也未必有多少道理。我們知道一個優秀的作家，往往會有自己的文學世界，如「未庄」之於魯迅，「湘西」之於沈從文，「呼蘭河」之於蕭紅，這些鄉土世界都是這些優秀作家的文學世界，他們看待世界與人生的基本姿態皆出自於此。而「商州」或陝北的「鄉土世界」於賈平凹而言也是如此。

再者，我們很喜歡用歷史或社會的進步性去判斷一個作品的好壞成敗。固然，展現「時代精神」與時俱進的作品可敬，但同時那些與時代「錯位」，甚至是「落後」於時代的作品，同樣有許多偉大的經典。文學的視角應該是「玩轉曲折」的，不該是「直線進化」的。直線進化固然態度堅決，乾脆明了，但往往忽略了事情的複雜情態；婉轉曲折則可展現事情的百態千姿，複雜多面，正如賈平凹所言的「對於當下農村，我確實懷著兩難的心情，這不是歌頌與批判、積極與保守的問題。我就是在這兩難之間寫出一種社會的痛和人性的複雜。」

你認為小說的「功能」是什麼？需要肩負對現實的呼籲與引導作用嗎？賈平凹創作以「拐賣婦女」為題材現實主義小說，卻認為自己「用不著和被拐賣的婦女群體接觸」，你認為這裡存在作家的倫理問題嗎？

我不大想用「現實主義」這個概念來概括《極花》，我覺得用「現實題材」來分析《極花》可能更準確。寫現實題材的小說，對作家而言，我以為是一把雙刃劍。在賈平凹的創作中，有很大一分部分是屬於現實題材或者是社會熱點問題的。這是賈平凹創作中的一個持久傾向。此前的《帶燈》，這次的《極花》寫的均是社會熱點。一個與上訪有關，一個是以被拐賣婦女為主線。對現實與社會熱點的關注，體現了一個作家的現實關懷，也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持有的道德與倫理姿態。

賈平凹在《極花》新書發布會上

但與此同時，是否意味著像有些人批評賈平凹時說的那樣一定要「接觸小說原型」，我想未必如此的。「小說原型」對作家而言，只是一個創作的原初動力，整個的創作過程還是要靠作家自身的運思。文學本質上是虛構。作家只要營造一個適合人物發展的情境，符合人物發展邏輯的推動情節，是最主要的。至於在這些情境和情節中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是虛構的，其實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本身固然會有一種「教化」功能，但我們也不可據此就期待一部小說去影響多少人，去改變多少現實。誠如魯迅所言，文學有的時候是很無力的。更何況文學已經被邊緣化的今天，就不必期許更多了。

作為文學評論者，你認為《極花》是部好作品嗎？

《極花》在我看來也不是完美之作。作家面對當下的熱點，很難對其進行「間距式」的審視，同時也容易順從多數人的想法，難有獨創的見解。從小說的敘述來看，《極花》的敘述太過拖沓。同時小說語言、故事顯得有些粗糙。這或許與賈平凹近年來的持續高產有關。

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現當代中國文學、性別和家庭研究

「農村為現代性悖論付出的代價

轉嫁給了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

作為一名女性主義學者，你怎麼看待賈平凹剛出版的小說《極花》所引發的輿論風波？

雖然拐賣婦女（及兒童）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正面反映這個問題的當代中國小說卻並不多見。《極花》通過拐賣婦女問題切入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問題，題材的現實力度值得肯定。

然而，賈平凹在新書發布會上接受採訪時發表的言論卻掀起了軒然大波。這番言論當然體現的是極強的男性中心立場，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批評，但它卻也指向了當下中國社會的兩大癥結：農村問題和婦女問題，以及它們之間深刻的糾纏與矛盾，而這也一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議題，困擾著自民國以來諸多知識分子、社會改革者、和現代文學的寫作者。

日益凋敝的鄉村

我們自建國以來，城鄉結構和性別結構經歷了幾次改寫。如何把農村問題和婦女問題在文學作品中的張力，放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

建國之初的新政府就面臨著這兩大問題的挑戰。 一方面，新婚姻法的頒布和推行旨在確立平等的兩性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塑造新型婚姻家庭關係，以提高婦女地位，解放婦女的社會生產力；另一方面，這一「家庭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高離婚率導致的父權家庭制的動蕩，引起了農村男性的不滿。

為宣傳推廣新婚姻法， 緩和社會生產和人口再生產之間的矛盾，「山藥蛋派」山西作家趙樹理髮表了一系列想像新型兩性婚戀關係的作品，比如《登記》、《羅漢錢》、《小二黑結婚》。這些作品將農村青年男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成為以勞動美學為基礎的新型浪漫關係的主體。

在對於傳統家庭倫理的改寫脈絡中，我們甚至看到在《我們夫婦之間》、《李雙雙》、《五朵金花》等文藝作品中，農村女性往往被塑造為更加激進主動的一方，具有更強烈的改變個人生活乃至鄉村日常生活空間的意願和能動性。

《五朵金花》電影劇照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政治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文學作品中所謂「陰盛陽衰」的性別政治也重新被改寫。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文學中，主人公多為男性（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代表現代啟蒙理性和科技進步的前沿力量，而女性常扮演的是他的仰慕者和跟隨者、傳統倫理的化身（如《人生》中的巧珍、《牧馬人》中的秀芝），乃至保守勢力的代表（如《芙蓉鎮》中的李國香、《人到中年》里著名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等等）。

尋根文學雖倡導重返鄉村，尋找中國文化之根，但他們（除王安憶《小鮑庄》外，尋根作家皆為男性）試圖重建的是遠離社會現實、亙古未變的、未經政治「污染」的「原初」鄉村場景。這種充分浪漫化了的鄉愁從屬於時空未明的雄性民族史詩或神話，而女性則被刻畫為神秘的地母，或原始情慾的承載體。這不僅客體化了農村，並且客體化了女性。

隨著女性視角的被遮蔽，體現了「歷史與生活的同一性」（楊慶祥語）的李雙雙式的農村新女性從當代文學作品中退場，不再是參與和改變歷史的主體。將兩性浪漫關係與改造農村日常生活和家庭關係聯繫起來的文藝實踐也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文藝作品中凸顯的城市背景下現代化和浪漫愛情的統一性。

所以，以賈平凹為代表的一批鄉土作家在尋根文學中對鄉村的懷舊，再現了現代性的邏輯下，淪為他者的「農村」和淪為他者的「女性」。那麼，現代性又是以何種邏輯再生產了農村對女性的壓迫？

在討論《極花》的寫作動機時，賈平凹一再強調的是他面對當代農村凋敝的痛心：「農村的衰敗已經很久了，而我這幾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沒有了人，殘垣斷壁，荒草沒膝，知道它們在消失。」

這種對消失了的鄉村圖景的嘆息恰與他八十年代的獲獎作品《雞窩窪人家》（後被顏學恕改編為電影《野山》）的主題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的主人公是一對接受了現代文明，試圖用科技進步來實現現代化的農村夫婦。

《雞窩窪人家》

作者:賈平凹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1月

這一新的時代英雄的塑造也代表著八十年代以來文學電影所歌頌的主旋律：現代化往往就意味著都市化、科技化、市場化、資本化，日益空心化的農村已不再是「希望的田野」，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唯一的「好生活」的可能, 而年輕一代的生命價值和文化想像更是已被納入城市化進程。所以不難理解，《極花》里的農村女孩胡蝶一心嚮往城市文明，並因此而上當被拐賣。

在此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父權制已與資本邏輯整合為一體，不僅壓迫女性，也壓迫男性。既然不同地域、不同社會階層的生命價值和勞動報酬之間的差異如此巨大，那麼無論農村青年是否愛勞動、能生產，都無法成為新型資本主義父權體系里的愛慕對象，從而實現主體（生物的、也是社會的和文化的）再生產，因此只能通過最赤裸直接的金錢和身體交換關係來達成基本慾望的滿足，也就造成了拐賣婦女的盛行。而在此環境下，超越這種交換邏輯的唯一方法就只有訴諸女性的偉大犧牲與神聖母性了，因此我們才看到對於「嫁給大山的女人」的種種讚美和歌頌。

如果不能把改變農村青年在婚姻市場的地位和改造農村的性別主體、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空間重新聯繫在一起的話，對鄉村的懷舊就只能淪落為對父權制和父權文化價值的招魂，而農村為現代性的悖論而付出的沉重代價也只會再次轉嫁給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

黃燈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從事文學及文化研究、批評。春節期間引爆輿論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作者

「要警惕把農村底層『剩男焦慮』

帶入『男女結構性對立』的話語之中」

你怎麼看待賈平凹一部《極花》引發的輿論沸騰？小說題材似乎又喚起了公眾關於郜艷敏事件的記憶。

男女問題永遠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一部作品，諸如賈平凹的《極花》，一個人物的命運，諸如「郜艷敏」裹脅身心傷痕出現於公眾視野。在喧囂的話語泡沫中，關於男女話題的爭論，很多時候，除了加劇我們對社會的撕裂感印象，一種通過言論介入現實的無能無力，伴隨觀點分歧所致的戾氣橫行，成為每次爭論過後留在不同主體內心的真實感受。

非理性討論空間的逼仄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討論過程中，如何警惕談論的多重陷阱，也是一個基本前提。在時代急劇轉型的當下，問題叢生的現實，早已在社會所有層面暴露其真實、嚴峻面目，農村底層的「剩男焦慮」和被拐賣的「郜艷敏」，不過以「男女」關係和個體的離奇命運感，呈現於公眾視野，其背後所折射的真正困境，更多來自於社會的無力和整體性崩潰的危機。

在今天，農村在現代化都市人的眼中，很多時候象徵著封建父權制的殘留。重男輕女的遺存觀念造成了計劃生育初期農村大量的溺殺女嬰現象，和今天適婚男女結構的嚴重不均衡——底層出現了上千萬光棍。在種種歷史原因面前，似乎今天公共輿論中一談底層的「剩男危機」就是政治不正確的。那麼，面對「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現象，我們今天該怎麼談底層的「剩男焦慮」？

農村底層的「剩男問題」，不僅僅是「男女」問題，大量消失和溺殺的女嬰與此沒有必然因果關係，當農村作為中國社會底層場域的最終呈現時，「剩男」是農村經濟凋敝、文化荒蕪、人心渙散、組織潰敗等一系列重症，在婚戀關係的終端發炎、潰爛。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促進城鄉關係的協調發展，不能從根本上讓農村獲得自我的造血能力，「剩男」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郜艷敏」的命運，所能導向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換一個名字的必然。

在具體討論層面，要警惕將「男女」問題的社會屬性引向「男女」群體的簡單對立，男女關係，說到底不是一種對立關係，而是一種共生關係，將「共生」範疇置於「對立」層面來談，只會帶來「開撕」的視覺效果，無助於營構一個更為理性的對話空間，更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更大的危害在於，在話語泡沫中，容易掩蓋此類問題更為本質、深層的矛盾，最後只能將問題停留於「口水化」爭論，事情過後，始終難以推到解決問題的階段。

賈平凹針對《極花》在受訪時的言論「如果永遠不買媳婦，那這個村子就會消亡」（暫且不考慮這句話是否是出於採訪者斷章取義的結果），讓我們看到，跳不出「男女」關係的人倫表象正確，就算是知識精英，也意識不到自我價值觀中，所隱含的冷酷和偏見到了怎樣的程度。

文學作品《極花》的主人公和郜艷敏這一新聞事件的女主角作為被拐賣的婦女，最終都選擇留在了大山裡，和「犯罪者」一起過上了「幸福生活」。且不提文學作品的情節設置，回溯到郜艷敏事件，她的選擇引發了公共輿論中典型的中產階級式的發難——指責郜艷敏患有斯德哥摩爾綜合症。社會要如何面對郜艷敏們帶來的倫理困境？

以依託婦女拐賣的非法手段，目標指向解決農村剩男問題的「郜艷敏」事件為例，在進入具體的談論時，我們要區分作為個體的「郜艷敏」和作為事件的「郜艷敏」，兩者涉及到的範疇完全不同，如果將兩者混淆，必然帶來中產階級發難個體的「郜艷敏」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指責。

以郜艷敏被拐賣經歷改編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

因「歌頌」郜艷敏的「犧牲精神」曾引起廣泛爭議和批評。

我們可以通過「郜艷敏」個案，讓社會關注這一群體在社會整體結構中的悲慘，並呼籲各方力量正視「拐賣婦女」的毒瘤，竭力從制度上阻礙罪惡發生的土壤。但在具體談論「郜艷敏」的個人抉擇時，卻不能單純以行動的正確，來替代個體複雜的情感抉擇，物是人非，對女人而言，生育的影響，會讓她在人生的感悟中，做出很多理智戰勝情感的個人選擇，就如當初的反抗真實、慘烈一樣，今天和罪惡、恥辱生長在一起的，也有她親情的羈絆和對過去傷痕的迴避，對一個行動自由度有限、個人能力和社會佔有資源也有限的女人而言，現實層面，留給她做出選擇的餘地並不多。

讓我們陷入倫理困境的，不是「郜艷敏」做出願意和「犯罪者」過上「幸福生活」的選擇，而是她放棄這一選擇之後，是否有更好的命運，在制度和現實的保障下，讓她能夠徹底平復內心的隱痛？

鄉村的問題，隱匿於婚戀層面，背後灑滿了女性的血淚，「剩男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積重難返的社會整體就潰敗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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