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與傳統文化
泱泱中華,曾經被稱為詩國,自先秦以來形成的古詩詞浩如煙海,燦若星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瑰寶。在這些作品中隱含了許多難以言傳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精深含義,給後人以啟迪,給後人以廣闊的思維空間。
儒道佛三家主要思想的出現對於古代詩歌的創作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古代,不同詩歌大家在創作中,體現出了他們對於不同理論思想的認識,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思想狀況。
古代的詩歌類型非常多,大家比較熟悉的有愛情詩、友情詩,親情詩、詠懷詩、詠史詩等,今天我要講的是這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類型,中國古代的詠懷詩。什麼是詠懷詩?就是吟詠抒發詩人懷抱情志的詩,它所表現的是詩人對於現實世界的體悟,對於生命存在的思考,對個體生命的把握,對未來人生的設計與追求,中國古代的詠懷詩,如果要再進一步分類的話,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淑世情懷,思想基礎來源於儒家學說；第二個類型是超世情調,思想基礎來源於道家學說；第三個類型是游世情趣。
一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類型——淑世情懷。「淑世」也就是積極入世的意思,積極入世所表現的是憂國憂民,志在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淑世情懷思想基礎的來源,就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大家知道,在孔子、孟子的時代有儒學,這個時候的儒學,我們稱為先秦儒學,或者是原始儒學。然後到了兩漢,到了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就有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兩漢經學。第三個階段,到了宋明時代,有宋明理學,然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出現了現代新儒學。我們現在所說的儒學,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學,原始儒學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它所張揚的是一種天下意識,一種憂患意識。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具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從孔子、孟子就開始了。范仲淹在《岳陽樓記》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詩人,他表現出來一種憂患意識。在《易經》裡邊,所表現的一種思想叫「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士人,詩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把自己和民族、國家、天下聯繫起來,他們的詩歌主要表現出這樣一種精神。
我們說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是不是關心社會,是不是關心人民,是不是關心國家,是不是關心天下事。如果他沒有關心,他可能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但是他不是偉大的詩人。在中國古代詩歌史裡邊,有些是帝王將相,比如說劉邦,他很少做詩的,但是他有一首詩流傳下來,這首詩叫《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句是對眼前風景的大筆勾勒,然易於讓人聯想到剛剛平息的秦末大亂、楚漢戰爭。次句敘事,滿懷豪情與自得。尾句透露出漢高祖為漢家天下的長治久安隱藏於胸中的憂患感。明白如話,壯麗而奇偉。曹操的《短歌行》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燕,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源說「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詩人在觥籌交錯、輕歌曼舞的盛大宴會上,並沒有沉醉,他的思緒依然久久地縈繞著統一大業的進程,難以釋懷。所以他才發出「人生幾何」的喟嘆。在極度愁苦中詩人惟有借酒澆愁。英雄的憂傷不是為了個人窮奢極欲的享樂,而在於時光易逝使壯志難酬。英雄因憂愁的沉重也可能借酒澆愁,但這只是暫時的,久久沉浸於醉鄉的不是真英雄,偉大的事業在時刻召喚著他。這種追求沒有隨著詩人的老去而淡化。曹操《龜雖壽》等詩表明:進入老境的他,雄心壯志不減當年。「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
不僅帝王詩歌有此種胸懷,士大夫也用詩歌表白著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辛棄疾《破陣子》雲:「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首尾兩句寫實,中間八句寫夢境。「醉里挑燈看劍」,六字寫出壯士形象。「夢回」接上句而來,此處的夢回不是真的夢回,而是夢中的夢回,如此使詞境撲朔迷離,讓人難以分清幻想與現實。「夢回」以下八句寫軍號響起,將軍犒勞部下,軍樂隊高奏雄壯之曲。將軍開始檢閱他的部隊。下片先借將軍的馬與弓寫戰爭場面的激烈驚險,繼寫將軍大功告成的喜悅。「可憐白髮生!」筆鋒陡轉,跌回現實。這首詞構思奇特,大氣磅礴,有力地表現了詞人報國之志難以伸展的悲哀。
屈原、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陸遊、辛棄疾等人一生積極入世,寫出了許多表現拯世濟民之志的詩歌自然在情理當中,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典型的以超世為主的詩人——如阮籍、陶淵明等亦流露出一定的淑世傾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阮籍傳》)其實,阮籍至死都沒有放棄對世事的關注。陶淵明少年時代即有大濟蒼生之志,退隱田園後,壯志並未隨著田園中的裊裊炊煙而虛化,有時,有志難酬的苦楚會突然造訪詩人,攪得詩人徹夜難眠。在《雜詩》(其二)中他寫道:「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詩人抒寫的是新秋月夜,輾轉難眠,因時光的流逝,壯志難酬而終曉悲凄,情難自抑。從自身對季節變化的體悟,引出有志難酬的感慨。詩人渴求理解,內心充滿了寂寞與悲凄。這首詩寫於詩人歸隱多年之後,有人說走向田園的陶淵明終於覓到了心靈的桃花源,得到了精神的慰安與歸宿,那麼,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知道,走向田園,過上了隱逸生活的陶淵明,他的心靈深處依然矛盾,依然痛苦。
據此可知:中國詩史上著名的詩人無不具備淑世的情懷。
二
就士人、詩人的個體生命歷程來觀察,在社會政治黑暗的時代,在士人身心受到壓抑、創傷、挫折的情況下,士人、詩人易於出現超世的傾向或行動。超世情調即其精神超越於污濁的世俗之外,進入到一個逍遙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如果說天下意識主要來源於儒家思想,那麼超世情調主要來源於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思想。
道家,這也是我國本土的思想結晶。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道家強調的是無為,它認為天地萬物源於同一本源,人和大自然中的萬物從本質上來說其實是一致的,無貴賤之分,善惡之別,不要刻意地去追求,應與自然界的萬物一樣自然的和諧相處。它注重的現實生活的修鍊,克制自己的慾望,悠然自得的生活。這與當代社會追名奪利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莊子作為道家學派的代表,一生都在追求逍遙人生,他嚮往的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他欣賞的是「乘雲氣,騎日月,而游於四海之外」的真人,他描繪修道的過程是:「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這裡所謂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坐忘」等等,所說的就是心靈的超越境界。莊子告誡世人、希望世人的正在於:從混亂污濁的人世間中超越,從狹小淺陋的自我中超越,進入到空靜澄明的心靈境界去。莊子的思想給後世追求超曠逍遙的詩人指明了方向。
阮籍《詠懷》(其三十二)雲:「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游。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此詩寫詩人對於人生的洞察、對於天道的思索,其中蘊含、沉澱著深沉的意蘊,標誌著人性的覺醒。在體認到生命悲劇意識之後,詩人選擇的是「乘流泛輕舟」的超世之途。
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寫道:「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在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辭彭澤令之前,陶淵明數次入仕,又數次離開官場,在仕與隱之間搖擺不定。庚子歲(公元400年)這年,陶淵明在荊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職。這首詩表現出詩人對官場生活的厭倦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崩浪」兩句是寫實,也是借山川的風浪喻仕途的艱難險惡。「靜念園林好,人聞良可辭」是全詩的核心,是他思想中的主導方面。正是在這種思想觀念下,他體認到人生有限,應該縱情任性,不能浪費美好的時光,所以才有了後來掛冠歸去、隱居終身的壯舉。
王維《酬張少府》雲:「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前四句表白詩人後期的處世態度。「萬事不關心」,也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不同於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甚至和莊子天人思想也有區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莊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但是面對人世間,莊子是一位批判者、抗議者。而「晚年唯好靜」的王維則從人世間中抽身而出,奉身而退,退縮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心靈世界,孤芳自賞。後四句寫無我之境,讀之令人悠然神遠。
李白《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感情複雜多變,結構大開大合,起落無端,斷續無跡,語言自然豪放。在感受過壯志未酬、歲月蹉跎的精神苦悶之後,在體驗了逸興飛揚、九天攬月的幻境之後,「舉杯消愁愁更愁」的詩人在無奈中把目光投向江湖,意欲駕扁舟一葉,飄蕩於湖光山色之中。馬致遠的《夜行船·秋思》是元代隱士的內心獨白。作者否定了功業,否定了名利,流露出濃重的歷史虛無感,在百年夢幻光陰中,作者主張「紅塵不向門前惹」,與自然相親近,過一種清貧澹泊的隱居生活。作者在這套曲子里勾畫了三幅鮮明的畫面:一是古代宮闕已變為「衰草牛羊野」、古代豪傑已灰飛煙滅；二是爭奪名利之徒,如蟻排兵,如蜂釀蜜,如蠅爭血；三是隱居之士生活在綠樹青山、竹籬茅舍之中,「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生活悠然自得。在對比中凸現了作者的人生價值取向。
三
游世者的人生哲學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以物質享樂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對現實、對人生持一遊戲的享樂的態度。客觀的說,享樂和自私是人的天性,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的傾向,但人是有理智的動物,因而多數士人能夠正確的對待、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極端的享樂主義思想在任何時代都會受到正統文化的拒絕和排斥,從正統文化的視角看來,如果聽任享樂主義思潮行之於世,必然腐蝕社會機體,敗壞社會道德。因此,在古代詩人中,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是罕見的,具有一定的享樂主義傾向的詩人卻為數不少。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寫道,產生於漢末桓靈二世的《古詩十九首》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在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他們認識到:既然人生如夢,神仙不可求,功名不可貴,不如索性放棄一切追求,過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只有感官的刺激、生理的享樂才是人生的真諦。形成於魏晉時代的《列子·楊朱篇》是游世者的宣言。它公然宣布:「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彌,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丑,性命之危也。」魏晉時代,這種享樂主義思潮一時瀰漫於士林,影響廣泛。
《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雲:「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時光飄忽、人生短促是《古詩十九首》的特徵,也是整個魏晉時代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與情感。面對短暫而飄忽的生命,人,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擇。本詩的作者在「遙望郭北墓」之後,所選擇的是「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在享樂中消遣人生。當然,敢於坦白如本詩作者者,並不多見。《古詩十九首》中尚有《回車駕言邁》一篇,其中雲:「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與此詩旨意接近。不加掩飾地道破心中真實情感,這正是《古詩十九首》的可貴、可愛之處。
前面說具有享樂主義傾向的詩人代不乏人,大詩人李白亦予其列。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曰:「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其《月下獨酌》曰:「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其《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曰:「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等等,無不流露出享樂主義傾向。而將這種傾向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乃是其《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詩一開篇,便覺天風海雨襲來,「黃河之水」寫空間,「高堂明鏡」寫時間,人生一去不返,生命是渺小的,流露出深沉的感傷。「人生得意須盡歡」是享樂主義人生觀的宣言,「金樽空對月」將飲酒雅化、詩化。「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李白的名言之一,透露出詩人對自己的高度自信,強調的是「我」、「我才」、天生之「我才」,具有明顯的個性色彩,典型的李白語言。李白所唱之曲充滿憤激之情。詩篇結穴於「萬古愁」,照應篇首,深化了愁的內涵。詩人所寫的是人生短促、及時行樂的主題,但由於其中滲透著強烈的自信、懷才不遇的愁悶、政治失意的牢騷,又用一種豪放的氣概、雄肆的風格揮灑而出,所以與那些消極頹廢的享樂之徒並不可等量齊觀。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和盛唐詩人在游世之作中同時透出一種昂揚、曠達、豪爽、狂放的氣象,這在魏晉詩人之作中是難以覓得的。
四
佛家,作為宗派最多,理論最為豐富的一家,對於中國文化也有著巨大影響。佛教起源於古印度,和儒家思想一樣也是討論人的問題。它認為人生是苦,人生無常。人的存在是一種修鍊,人的痛苦存在主要是貪瞋痴三念的存在,人需要克服這三念對於自身的影響,最終達到理想的境界。
佛家有許多宗派。六祖慧能是禪宗的發揚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慧能以後,禪宗廣為流傳,於唐末五代時達於極盛。禪宗使中國佛教發展到了頂峰,對中國古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唐代高僧神秀偈雲:「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反駁並偈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個是講人的身心要善於發現,善於反省,貴在自知。一個講要活在當下、用在當下、知在當下。凡事看開想通不計較,世出世間如夢幻泡影,了不可得。
王維以詩才聞名於唐開元天寶年間,他善於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閑」的境界,正是得力於他的禪學修養的完美呈現。如《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王維晚年官至尚書右丞,職務可謂不小。其實,由於政局變化反覆,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艱險,便想超脫這個煩擾的塵世。他吃齋奉佛,悠閑自在,大約四十歲後,就開始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這首詩描寫的,就是那種自得其樂的閑適情趣。
王維以禪語、禪趣、禪法入詩,被後人稱為「詩佛」,以與李白的「詩仙」和杜甫的「詩聖」相頡頏。王維的禪心可以從他的許多詩中得到明證,如《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如《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如《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禪理佛趣可以說是俯首即拾。
儒道佛的三家思想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有著醒世和激勵作用,它使得古典文學更富有人格魅力,使得詩歌更為生動。我們能從詩歌中讀到古代文人對於自己理想的追求,能讀到他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和評價,更能讀到他們那崇高的人生品格。
本報記者 柳娜記錄/整理
孫明君在講座。
孫明君,生於1962年9月,靜寧縣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北京大學首屆文學博士後。1995年6月起任教於清華大學。1997年和2007年分別在韓國釜山大學和日本九州大學任教。2006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2009年所授課程《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與賞析》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2013年專著《兩晉士族文學研究》獲得北京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黨委副書記、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三曹與中國詩史》、《漢魏文學與政治》、《兩晉士族文學研究》等專著,發表學術文章百餘篇。主要研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
日前,應市文聯、平涼一中的邀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黨委副書記、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明君教授到平涼一中二部作了一場題為《古典詩歌與傳統文化》的講座。講座中,孫明君闡釋了詩歌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並特意精選了三曹詩歌、阮籍詩歌、陶淵明詩歌、李白詩歌、杜甫詩歌、王維詩歌等加以分析與評論,對各種詩歌類型及不同的文化思想進行探討。本報擷取了講座的部分內容,敬請關注。
泱泱中華,曾經被稱為詩國,自先秦以來形成的古詩詞浩如煙海,燦若星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瑰寶。在這些作品中隱含了許多難以言傳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精深含義,給後人以啟迪,給後人以廣闊的思維空間。
儒道佛三家主要思想的出現對於古代詩歌的創作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古代,不同詩歌大家在創作中,體現出了他們對於不同理論思想的認識,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思想狀況。
古代的詩歌類型非常多,大家比較熟悉的有愛情詩、友情詩,親情詩、詠懷詩、詠史詩等,今天我要講的是這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類型,中國古代的詠懷詩。什麼是詠懷詩?就是吟詠抒發詩人懷抱情志的詩,它所表現的是詩人對於現實世界的體悟,對於生命存在的思考,對個體生命的把握,對未來人生的設計與追求,中國古代的詠懷詩,如果要再進一步分類的話,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淑世情懷,思想基礎來源於儒家學說；第二個類型是超世情調,思想基礎來源於道家學說；第三個類型是游世情趣。
一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類型——淑世情懷。「淑世」也就是積極入世的意思,積極入世所表現的是憂國憂民,志在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淑世情懷思想基礎的來源,就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大家知道,在孔子、孟子的時代有儒學,這個時候的儒學,我們稱為先秦儒學,或者是原始儒學。然後到了兩漢,到了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就有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兩漢經學。第三個階段,到了宋明時代,有宋明理學,然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出現了現代新儒學。我們現在所說的儒學,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學,原始儒學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它所張揚的是一種天下意識,一種憂患意識。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具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從孔子、孟子就開始了。范仲淹在《岳陽樓記》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詩人,他表現出來一種憂患意識。在《易經》裡邊,所表現的一種思想叫「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士人,詩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把自己和民族、國家、天下聯繫起來,他們的詩歌主要表現出這樣一種精神。
我們說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是不是關心社會,是不是關心人民,是不是關心國家,是不是關心天下事。如果他沒有關心,他可能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但是他不是偉大的詩人。在中國古代詩歌史裡邊,有些是帝王將相,比如說劉邦,他很少做詩的,但是他有一首詩流傳下來,這首詩叫《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句是對眼前風景的大筆勾勒,然易於讓人聯想到剛剛平息的秦末大亂、楚漢戰爭。次句敘事,滿懷豪情與自得。尾句透露出漢高祖為漢家天下的長治久安隱藏於胸中的憂患感。明白如話,壯麗而奇偉。曹操的《短歌行》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燕,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源說「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詩人在觥籌交錯、輕歌曼舞的盛大宴會上,並沒有沉醉,他的思緒依然久久地縈繞著統一大業的進程,難以釋懷。所以他才發出「人生幾何」的喟嘆。在極度愁苦中詩人惟有借酒澆愁。英雄的憂傷不是為了個人窮奢極欲的享樂,而在於時光易逝使壯志難酬。英雄因憂愁的沉重也可能借酒澆愁,但這只是暫時的,久久沉浸於醉鄉的不是真英雄,偉大的事業在時刻召喚著他。這種追求沒有隨著詩人的老去而淡化。曹操《龜雖壽》等詩表明:進入老境的他,雄心壯志不減當年。「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
不僅帝王詩歌有此種胸懷,士大夫也用詩歌表白著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辛棄疾《破陣子》雲:「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首尾兩句寫實,中間八句寫夢境。「醉里挑燈看劍」,六字寫出壯士形象。「夢回」接上句而來,此處的夢回不是真的夢回,而是夢中的夢回,如此使詞境撲朔迷離,讓人難以分清幻想與現實。「夢回」以下八句寫軍號響起,將軍犒勞部下,軍樂隊高奏雄壯之曲。將軍開始檢閱他的部隊。下片先借將軍的馬與弓寫戰爭場面的激烈驚險,繼寫將軍大功告成的喜悅。「可憐白髮生!」筆鋒陡轉,跌回現實。這首詞構思奇特,大氣磅礴,有力地表現了詞人報國之志難以伸展的悲哀。
屈原、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陸遊、辛棄疾等人一生積極入世,寫出了許多表現拯世濟民之志的詩歌自然在情理當中,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典型的以超世為主的詩人——如阮籍、陶淵明等亦流露出一定的淑世傾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阮籍傳》)其實,阮籍至死都沒有放棄對世事的關注。陶淵明少年時代即有大濟蒼生之志,退隱田園後,壯志並未隨著田園中的裊裊炊煙而虛化,有時,有志難酬的苦楚會突然造訪詩人,攪得詩人徹夜難眠。在《雜詩》(其二)中他寫道:「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詩人抒寫的是新秋月夜,輾轉難眠,因時光的流逝,壯志難酬而終曉悲凄,情難自抑。從自身對季節變化的體悟,引出有志難酬的感慨。詩人渴求理解,內心充滿了寂寞與悲凄。這首詩寫於詩人歸隱多年之後,有人說走向田園的陶淵明終於覓到了心靈的桃花源,得到了精神的慰安與歸宿,那麼,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知道,走向田園,過上了隱逸生活的陶淵明,他的心靈深處依然矛盾,依然痛苦。
據此可知:中國詩史上著名的詩人無不具備淑世的情懷。
二
就士人、詩人的個體生命歷程來觀察,在社會政治黑暗的時代,在士人身心受到壓抑、創傷、挫折的情況下,士人、詩人易於出現超世的傾向或行動。超世情調即其精神超越於污濁的世俗之外,進入到一個逍遙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如果說天下意識主要來源於儒家思想,那麼超世情調主要來源於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思想。
道家,這也是我國本土的思想結晶。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道家強調的是無為,它認為天地萬物源於同一本源,人和大自然中的萬物從本質上來說其實是一致的,無貴賤之分,善惡之別,不要刻意地去追求,應與自然界的萬物一樣自然的和諧相處。它注重的現實生活的修鍊,克制自己的慾望,悠然自得的生活。這與當代社會追名奪利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莊子作為道家學派的代表,一生都在追求逍遙人生,他嚮往的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他欣賞的是「乘雲氣,騎日月,而游於四海之外」的真人,他描繪修道的過程是:「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這裡所謂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坐忘」等等,所說的就是心靈的超越境界。莊子告誡世人、希望世人的正在於:從混亂污濁的人世間中超越,從狹小淺陋的自我中超越,進入到空靜澄明的心靈境界去。莊子的思想給後世追求超曠逍遙的詩人指明了方向。
阮籍《詠懷》(其三十二)雲:「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游。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此詩寫詩人對於人生的洞察、對於天道的思索,其中蘊含、沉澱著深沉的意蘊,標誌著人性的覺醒。在體認到生命悲劇意識之後,詩人選擇的是「乘流泛輕舟」的超世之途。
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寫道:「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在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辭彭澤令之前,陶淵明數次入仕,又數次離開官場,在仕與隱之間搖擺不定。庚子歲(公元400年)這年,陶淵明在荊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職。這首詩表現出詩人對官場生活的厭倦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崩浪」兩句是寫實,也是借山川的風浪喻仕途的艱難險惡。「靜念園林好,人聞良可辭」是全詩的核心,是他思想中的主導方面。正是在這種思想觀念下,他體認到人生有限,應該縱情任性,不能浪費美好的時光,所以才有了後來掛冠歸去、隱居終身的壯舉。
王維《酬張少府》雲:「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前四句表白詩人後期的處世態度。「萬事不關心」,也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不同於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甚至和莊子天人思想也有區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莊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但是面對人世間,莊子是一位批判者、抗議者。而「晚年唯好靜」的王維則從人世間中抽身而出,奉身而退,退縮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心靈世界,孤芳自賞。後四句寫無我之境,讀之令人悠然神遠。
李白《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感情複雜多變,結構大開大合,起落無端,斷續無跡,語言自然豪放。在感受過壯志未酬、歲月蹉跎的精神苦悶之後,在體驗了逸興飛揚、九天攬月的幻境之後,「舉杯消愁愁更愁」的詩人在無奈中把目光投向江湖,意欲駕扁舟一葉,飄蕩於湖光山色之中。馬致遠的《夜行船·秋思》是元代隱士的內心獨白。作者否定了功業,否定了名利,流露出濃重的歷史虛無感,在百年夢幻光陰中,作者主張「紅塵不向門前惹」,與自然相親近,過一種清貧澹泊的隱居生活。作者在這套曲子里勾畫了三幅鮮明的畫面:一是古代宮闕已變為「衰草牛羊野」、古代豪傑已灰飛煙滅；二是爭奪名利之徒,如蟻排兵,如蜂釀蜜,如蠅爭血；三是隱居之士生活在綠樹青山、竹籬茅舍之中,「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生活悠然自得。在對比中凸現了作者的人生價值取向。
三
游世者的人生哲學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以物質享樂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對現實、對人生持一遊戲的享樂的態度。客觀的說,享樂和自私是人的天性,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的傾向,但人是有理智的動物,因而多數士人能夠正確的對待、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極端的享樂主義思想在任何時代都會受到正統文化的拒絕和排斥,從正統文化的視角看來,如果聽任享樂主義思潮行之於世,必然腐蝕社會機體,敗壞社會道德。因此,在古代詩人中,極端的享樂主義者是罕見的,具有一定的享樂主義傾向的詩人卻為數不少。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寫道,產生於漢末桓靈二世的《古詩十九首》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在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他們認識到:既然人生如夢,神仙不可求,功名不可貴,不如索性放棄一切追求,過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只有感官的刺激、生理的享樂才是人生的真諦。形成於魏晉時代的《列子·楊朱篇》是游世者的宣言。它公然宣布:「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彌,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丑,性命之危也。」魏晉時代,這種享樂主義思潮一時瀰漫於士林,影響廣泛。
《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雲:「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時光飄忽、人生短促是《古詩十九首》的特徵,也是整個魏晉時代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與情感。面對短暫而飄忽的生命,人,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擇。本詩的作者在「遙望郭北墓」之後,所選擇的是「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在享樂中消遣人生。當然,敢於坦白如本詩作者者,並不多見。《古詩十九首》中尚有《回車駕言邁》一篇,其中雲:「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與此詩旨意接近。不加掩飾地道破心中真實情感,這正是《古詩十九首》的可貴、可愛之處。
前面說具有享樂主義傾向的詩人代不乏人,大詩人李白亦予其列。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曰:「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其《月下獨酌》曰:「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其《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曰:「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等等,無不流露出享樂主義傾向。而將這種傾向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乃是其《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詩一開篇,便覺天風海雨襲來,「黃河之水」寫空間,「高堂明鏡」寫時間,人生一去不返,生命是渺小的,流露出深沉的感傷。「人生得意須盡歡」是享樂主義人生觀的宣言,「金樽空對月」將飲酒雅化、詩化。「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李白的名言之一,透露出詩人對自己的高度自信,強調的是「我」、「我才」、天生之「我才」,具有明顯的個性色彩,典型的李白語言。李白所唱之曲充滿憤激之情。詩篇結穴於「萬古愁」,照應篇首,深化了愁的內涵。詩人所寫的是人生短促、及時行樂的主題,但由於其中滲透著強烈的自信、懷才不遇的愁悶、政治失意的牢騷,又用一種豪放的氣概、雄肆的風格揮灑而出,所以與那些消極頹廢的享樂之徒並不可等量齊觀。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和盛唐詩人在游世之作中同時透出一種昂揚、曠達、豪爽、狂放的氣象,這在魏晉詩人之作中是難以覓得的。
四
佛家,作為宗派最多,理論最為豐富的一家,對於中國文化也有著巨大影響。佛教起源於古印度,和儒家思想一樣也是討論人的問題。它認為人生是苦,人生無常。人的存在是一種修鍊,人的痛苦存在主要是貪瞋痴三念的存在,人需要克服這三念對於自身的影響,最終達到理想的境界。
佛家有許多宗派。六祖慧能是禪宗的發揚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慧能以後,禪宗廣為流傳,於唐末五代時達於極盛。禪宗使中國佛教發展到了頂峰,對中國古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唐代高僧神秀偈雲:「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反駁並偈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個是講人的身心要善於發現,善於反省,貴在自知。一個講要活在當下、用在當下、知在當下。凡事看開想通不計較,世出世間如夢幻泡影,了不可得。
王維以詩才聞名於唐開元天寶年間,他善於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閑」的境界,正是得力於他的禪學修養的完美呈現。如《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王維晚年官至尚書右丞,職務可謂不小。其實,由於政局變化反覆,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艱險,便想超脫這個煩擾的塵世。他吃齋奉佛,悠閑自在,大約四十歲後,就開始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這首詩描寫的,就是那種自得其樂的閑適情趣。
王維以禪語、禪趣、禪法入詩,被後人稱為「詩佛」,以與李白的「詩仙」和杜甫的「詩聖」相頡頏。王維的禪心可以從他的許多詩中得到明證,如《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如《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如《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禪理佛趣可以說是俯首即拾。
儒道佛的三家思想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有著醒世和激勵作用,它使得古典文學更富有人格魅力,使得詩歌更為生動。我們能從詩歌中讀到古代文人對於自己理想的追求,能讀到他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和評價,更能讀到他們那崇高的人生品格。
孫明君,生於1962年9月,靜寧縣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北京大學首屆文學博士後。1995年6月起任教於清華大學。1997年和2007年分別在韓國釜山大學和日本九州大學任教。2006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2009年所授課程《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與賞析》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2013年專著《兩晉士族文學研究》獲得北京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黨委副書記、對外漢語文化教學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三曹與中國詩史》、《漢魏文學與政治》、《兩晉士族文學研究》等專著,發表學術文章百餘篇。主要研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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