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文明衝突與恐怖主義：想像還是現實？
| 摘要：當西方世界在反思「9·11」事件的時候，經常會面臨一個非常令人困惑的問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穆斯林國家反西方的政治立場，何為問題的根源？這個問題也許是不可考的。具體在恐怖主義問題上，雖然宗教極端主義是當代世界恐怖主義問題的主要特徵，但是宗教或文明並非是恐怖主義問題的根源，只是恐怖主義的一種新的表達形式。換句話說，恐怖主義並非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世界與思想蠻族之間的一種衝突。 「文明衝突」概念最早是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使用的①，但「文明衝突論」則最早出現於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2年在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做的一次演講②。1993年，為了回應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發表了《文明間的衝突》一文③。1996年，他又將這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使其在政治學界以外獲得很高知名度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衝突論認為，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將是冷戰後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但這一理論到底是提示了冷戰後時代國際衝突的根源，還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魔咒？這些都讓學者們爭論不已。 一、文明衝突論的實質 很多學者在解讀文明衝突論時，很容易陷入兩個誤區：第一，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僅僅以「文明」為範式去解讀。亨廷頓列舉了七八種文明，但是如果僅僅以宗教為核心考察要素的話，就不能理解為何主要信奉基督教的韓國和菲律賓也會被劃入儒教文明範圍之內，也不能明白為何不對基督教與天主教進行區別。事實上，文明衝突論中的「文明」概念，除了他公開宣揚的宗教內核以外，還有一些隱性要素，實際上是宗教、種族（生理特徵，如膚色等）和民族三位一體的④。並且，這三個要素在文明概念中的權重也不是標準化的，而是根據分析對象不同而區別對待。例如，在涉及日本時，更強調其民族特徵；在涉及俄羅斯時，更強調其宗教；在涉及北非的黑人時，更強調其穆斯林屬性；在涉及南部非洲的黑人時，則更強調其膚色，而不管事實上很多非洲人是信奉基督教的。 第二個誤區是：很多學者容易忽略文明衝突論提出的時代背景，並且對美國國內政治問題認識不足。文明衝突論首先不是國際政治問題的寫照，因為冷戰後的世界並非按照文明間界線來劃分的，其反而可能是美國國內政治格局的影子。但在美國，任何涉及民族、宗教、種族等問題的辭彙都是高敏感的，任何人一旦沾染上種族歧視的污點，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政界，都將沒有生存之地。因此，亨廷頓的國際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美國國內政治經驗。並且，把亨廷頓對國際政治中基督教白人在世界上主導地位喪失可能的擔憂，理解為美國國內WASP（指祖先是英國清教徒的美國人）政治主導地位喪失的擔憂也更為貼切。因為在世界上，基督教白人一直沒有占多數，不存在數量上失去優勢地位的問題。但是在美國國內，WASP在政治和社會上的主導地位確實面臨著拉美裔、亞裔和非洲裔的強大挑戰。 在解決了上述兩個認識誤區以後，我們可以發現，文明衝突論所要表達的內容，並不是一個全新的理論，而是以半公開的方式揭開一個當代世界的語言禁區：在宗教、種族和民族之間，是存在著矛盾與衝突的；並且，這種矛盾與衝突在冷戰後仍然有可能是國際、國內衝突的主要根源。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就包含了人類衝突中的大部分形態。 文明衝突論提出以後，在冷戰後世界的和平氣氛中無疑是一塊巨石，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與激辯。這一理論甚至得到很多非西方學者的推崇。因為文明衝突論強調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也就意味著其他文明擁有與西方文明類似甚至是平等的地位。這種假設讓很多非西方學者激動不已，並起而和之。但事實上，在這個理論背後隱藏著兩個基本辭彙：我們與他們。從歷史經驗來看，人類歷史上一切過於簡單化的理論，總是傾向於把一切偶然現象上升為必然、把一切片斷事件擴大為整體、把一切變化狀態固定為永恆，總是會讓人們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很多人都認識到，文明衝突論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可能破壞世界和平、為冷戰後美國重新確定目標敵人的工具。為此，伊朗領導人就曾提出一種文明間對話（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理念，聯合國則將2001年定為文明對話年⑤。從總體上看，文明衝突論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非常明顯。雖然亨廷頓列舉了七到八種文明，但主要的論述對象是西方文明如何在伊斯蘭文明和其他文明面前維持自身的中心地位。其次，文明衝突論還有一個基本的假設：所有文明都像西方文明一樣，都試圖獲得帝國主義權力。這種假設事實上是將西方文明的經驗推廣到其他文明之中，而無視其他文明所具有的特質。最後，文明衝突論過分誇大了文化因素的意義，而貶低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等因素的重要性。 事實上，從宗教這種被文明衝突論認為是文明的核心要素出發，在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乃至猶太教之間並沒有根本的衝突。這三大宗教都是一神教，都認同共同的先知，以至於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宗教。如果一定要說文明之間存在著衝突，也不會存在於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而可能存在於一神教（monotheism）與多神教（polytheism）之間。東方多神教在根本上與那些不容忍其他信仰、堅持只有自己才掌握著真理和事實的文明不同。由於宗教上的排他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以至於在政治和其他領域，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也認為自己的國家形態是世界上唯一正確的，任何其他人和國家都必須遵循這種模式，聽從自己的指導，否則自己就可以合法地使用各種強制性手段。在這個意義上，文明衝突論確實包含著以西方文明再去征服其他文明的心態。 不僅如此，在全球化時代，很多國家和民眾都面臨著「我是誰？」這一問題，都面臨著 認同危機。結果，一些國家紛紛拿起宗教文化來作為重塑國家身份的工具。在印度，政府正在努力將印度教（Hinduism）樹立為國教，每個印度公民都應該是印度（Hindu）文化的代表；伊斯蘭國家也在用宗教來定義自己的身份；在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早就是針對其他民族的一種工具；在很多東亞國家，傳統文化正在被重新拾起，成為培養國家凝聚力、增強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文明間衝突（如果真的存在的話）的界線，似乎不像文明衝突論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文明與另外一個文明在地緣意義上的對壘，而是分散在各個國家、各個角落的不連續的矛盾與衝突。 二、文明衝突論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論述 文明衝突論的重心本來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衝突，非國家行為體並不是其關注重點。但就是在一片論戰之中，「9·11」事件爆發了。「9·11」事件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方面，很多反對者停止了攻擊文明衝突論的聲音，認為這起事件可以部分地證明文明衝突論的有效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亨廷頓本人卻在「9·11」 事件後不久就宣稱，「9·11」事件的根源不是文明間的衝突。但無論如何，「9·11」事件都使文明衝突論成為考察當代恐怖主義問題的一個角度。 在諸多論述中，亨廷頓都將恐怖主義視為文明衝突的一種形式。在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衝突中，文明衝突論將恐怖主義視為非西方弱者的兩種武器之一⑥。特別是論述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衝突時，認為儘管所有宗教都涉及不同形式的暴力活動與恐怖主義之中，但是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中穆斯林比其他宗教信徒更多地涉及這些活動之中⑦。因此，存在著一條伊斯蘭世界的血腥邊界線⑧。亨廷頓特彆強調在伊斯蘭與西方的非對稱性衝突中，一方對恐怖主義手段的應用情況，認為自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後，就在伊斯蘭與西方之間出現了一場文明間的准戰爭。在這場准戰爭中，一方使用恐怖主義手段，而另外一方則使用空中力量、秘密行動和經濟制裁⑨。 但是，亨廷頓並沒有對為什麼恐怖主義成為這些衝突中的首選武器進行系統分析，其理解還局限於「恐怖主義在歷史上就是一種弱者的武器」這一觀點上⑩。並且，他對伊斯蘭世界的分析，也沒有建立在理論和系統分析的基礎之上，而只是經驗地發現，在當代世界中，穆斯林更多地從事了恐怖活動。事實上，不僅僅是伊斯蘭教，許多宗教都曾經被用來為暴力衝突和恐怖主義提供合法性。同時，亨廷頓也認識到，介於15－30歲之間的龐大失業群體，是導致伊斯蘭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衝突的一個自然根源。但是這種現象並不僅僅限於伊斯蘭世界。 簡而言之，根據亨廷頓的分析，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伊斯蘭本身(11)。國際社會將面對越來越多的恐怖活動，在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將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或對抗。在他看來，在20世紀80至90年代，伊斯蘭國家的整個趨勢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對伊斯蘭社會和信仰構成的威脅，認為西方文化是物質主義、腐敗、頹廢和不道德的，是世俗主義的和無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12)。事實上，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在西方並不少。美國學者羅賓·賴特就認為：「伊斯蘭的復興進一步鼓勵了一個新的伊斯蘭集團的形成。伊斯蘭文化正日益填補著意識形態真空和幫助恢復這些伊斯蘭國家間歷史上的聯繫。」(13)而在另外一方，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也與其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同行一樣，傾向於使用簡便的反帝口號和把西方惡魔化(14)。當被問及對文明衝突的態度時，本·拉丹 （Osama Bin Laden）就回答道：「這（文明衝突）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15) 如果僅僅從上述這些事實和立場出發，文明間的衝突似乎是必然的，不僅僅會導致大規模恐怖活動，還有可能導致像在古代和中世紀那樣的文明群體間的大規模戰爭。也可能是想到了這些，一些西方政要和伊斯蘭極端分子才會很自然地從「9·11」事件及其隨後的國際反恐怖活動，聯想到十字軍（Crusader）東征。這種狀況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前本·拉丹專案分析人員米切爾·休爾（Michael Scheuer）的憂慮：「目前，本·拉丹領導的力量與美國領導的力量之間的對抗，正在迅速地向文明間衝突的方向發展」，「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暴力衝突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成為世界事務的主要特徵」(16)。 但即便被很多文明衝突論者認定是文明間衝突的十字軍東征，在其表象與事實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儘管當時的西歐教會與貴族鼓吹，這是一場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生死搏鬥，但實際上十字軍戰士不僅僅在巴勒斯坦與穆斯林作戰，還消滅了法國和德國的猶太人以及拜占庭（Byzantine）的基督教徒。十字軍東徵實際上只是那些主張用武力解決問題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博弈。這一歷史經驗，對於我們今天認識恐怖主義和反恐怖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9·11」後世界恐怖活動狀況 「9·11」事件給人們留下的最大疑問是：這一規模空前的恐怖事件，是否源於基督教與穆斯林、美國人與阿拉伯人，或其他文明要素之間的衝突？或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潮流，是根源於文明差異還是根源於利益衝突？事實上，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衝突，經常被雙方的很多人描繪為文明間的衝突，稱其將會日益惡化。但是，過去8年中所發生的事件，在恐怖活動和反恐怖活動等方面，都與文明衝突論的主要觀點不一致。 首先，伊斯蘭國家不僅沒有形成反西方的統一戰線，一些重要的伊斯蘭國家反而加入了美國領導的反恐怖志願者同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之中。從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度尼西亞到摩洛哥，從土耳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亞塞拜然到烏茲別克，穆斯林國家積极參与到國際反恐活動之中。在其他文明群體之中，中國等東亞國家、拉美國家、很多非洲國家都與美國建立起密切的反恐合作關係。反而是西方陣營中的法國與德國， 在很多問題上與美國分歧很大。 其次，與很多人的預計不同，世界恐怖主義形勢並沒有因為美國領導的國際反恐活動而惡化，所謂美國反恐「越反 越恐」的說法，雖然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是經不起認真的結構分析。從表1可見，雖然從總量上看，「9·11」後世界恐怖主義局勢急劇惡化，但安全局勢真正 急劇惡化的只有伊拉克等少數國家。而伊拉克問題主要源於戰爭後遺症，不能反映世界恐怖活動的整體狀況。另外，南亞的恐怖主義局勢看起來也有惡化趨勢，但這一方面是由於主要的南亞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參與到美國領導的反恐怖戰爭之中，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反恐怖時代，很多國家更樂於將本國發生的暴力事件定義為恐怖事件，從而影響了統計標準和最終的統計結果。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文明衝突論全無意義，也不意味著文明不能作為一種有價值的分析範式。如前所述，文明衝突論中的文明，除了公開宣示的宗教等文化因素以外，還包括著種族和民族等要素。在這種定義之下，文明對恐怖主義的影響還是非常明顯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將比同一文明間的衝突更加頻繁、持久和暴力」(17)；這一論斷也是部分正確的。從總體上看，文明曾經作為旗號或黏合劑，在集團性衝突中發揮過減緩或加劇的功能，但是文明很少（如果不能說從來沒有）是衝突的真正根源。 表1 世界恐怖活動狀況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伊拉克 3 14 147 849 2024 3946 2343 中東其 506 612 351 507 1025 594 76 他國家南 亞 180 811 610 463 883 1206 422 世界其 1043 1211 791 828 1064 914 638 他國家合 計 1732 2648 1899 2647 4996 6660 3479資料來源：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MIPT， http：//www.tkb.org/Home.jsp，2008年1月29日。該資料庫已經關閉。 冷戰結束以後，恐怖主義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異常的社會行為，更是少數族裔、邊緣群體與主導文化之間的一種互動方式。恐怖主義問題因為兩個現代社會的特徵而被惡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現代技術賦予個人的力量。在過去，個人和小組織不可能攻擊整個國家和社會；但是現在通過複雜的現代技術和通訊手段，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現代恐怖主義的這種特徵，不僅僅與文明間的差異沒有因果關係，反而與文明間的融合和相互滲透有關。在全球化時代，不同的文明特徵共同匯合成一種無特徵的全球性文化，恐怖主義往往體現為一種個別的、以無政府主義形態表現出來的不連續的活動。恐怖主義不僅僅不是文明主體對壘、對抗的一種方式，反而是一個文明世界中小的、功能紊亂的因素針對文明主體的一種暴力方式，是各文明主體共同面臨的挑戰。 四、恐怖主義的本質與文明衝突 文化差異並不必然會產生衝突，但是文化差異又與暴力衝突和恐怖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僅僅從文明範式出發，並不能認識恐怖主義問題的全貌；而完全排斥文明範式，也不符合當代恐怖主義問題的全部事實，特別是不符合當今以基地網路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反對整個非穆斯林世界的事實(18)。19世紀末以來，人類社會經歷了四次恐怖主義浪潮：無政府主義、反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衝突和宗教極端主義(19)。而在目前正在盛行的第四波恐怖主義浪潮中，伊斯蘭教無疑是最受關注的。雖然學術界和有關國際組織迄今不能達成一致有效的定義，但是對恐怖主義還是形成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從目標上看，恐怖主義是一些非國家行為體（個人和組織）用來迫使政府進行重大政策調整的戰略或戰術。像伊斯蘭極端分子，就想通過恐怖主義手段來迫使本國政府接受其對伊斯蘭教的極端解釋（20），並根據自己的極端解釋來重組政府甚至是國際關係。但必須注意的是，恐怖主義並不是宗教極端分子的專利工具。長期以來，一些極左、極右和民族主義組織也經常視恐怖主義為重要手段。並且，恐怖主義既有可能作為一種實現最終政治目標的戰略，又有可能作為一種實現短期目標的戰術工具。恐怖組織可以通過恐怖活動來破壞政治穩定，通過惡化支持群體的生存環境來擴大自己的支持群體（21），也可以吸引媒體的更廣泛關注。 當然，上述戰略和戰術目標，也可能通過非恐怖主義手段來實現。一些組織之所以選擇恐怖主義，是因為受到了以下三個因素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的制約：第一，這些組織或群體被排斥在政黨的政治過程之外，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合法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和要求；第二，缺少足夠廣大的群體支持基礎，沒有辦法形成強有力的政治運動；第三，與政府或國家之間的力量關係嚴重不對稱，處於弱勢狀態(22)。因此，任何一個組織或運動，在上述三種因素的制約之下仍然試圖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都有可能走上恐怖主義道路。在很多情況下，恐怖主義這種非對稱性手段，可以給予弱勢組織在時間、空間和手段選擇上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恐怖組織選擇目標，主要與其戰略價值而不是身份有關。在相同條件下，一名官員的被襲擊的概率要高於平民，因為這更能引起媒體的關注；西方人的戰略價值也有可能高於非西方人，因為這將更能引起居於主導地位的西方媒體的關注，有利於傳播恐怖組織的聲音（23）。另外，一個國家的對外干涉活動越多，就越有可能與 恐怖主義的直接目標相關聯，就更有可能成為恐怖活動的目標。西方國家是對外干涉活動最多的國家，而伊斯蘭世界中很多國家受到西方的干涉。結果，來自伊斯蘭世界的、針對西方目標的恐怖活動就成為當今世界恐怖主義問題中的重要部分。在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國家的這一問題中，文化差異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並非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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