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時空依託

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時空依託許章潤 今天討論這一議題，可謂恰逢其時。近來世事紛紜，國際與國內牽連互動，喜慶與災難遞次相連，成長中的中國走到了多事之秋，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省察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內在緊張的一個絕好樣本。的確，就當今中國和世界的語境而言，民族主義是每個人無可逃避的情感，正如自由主義恰恰以民族國家為邊界，自由主義理念的實現有賴於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在此，無論是作為實存還是應然，「民族主義」既是自生自發性的，也是建構性的。就其自生自發性而言，它是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展現了艱難時世中命運共同體的自我和他者、奮鬥與凄惶、希望復絕望的複雜情形；從其建構性來講，它屬於一種規範性概念，引導出的是民族國家這一最為宏大的人間秩序，講述了個人成為國民這一歷史轉折與創世敘事。 一、民族主義是一種無可逃脫的國民情感 民族主義，或者說國族主義，這一語詞在英語（nationalism）、法語（nationalisme）和德語（Nationalismus）等三種主要歐洲語言中，詞根與詞尾都是一樣的，蓋因輾轉源起於基本相同的歷史選擇。它敘說的是共同生息於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基於同命運、共甘苦這一事實而萌生的共同體感，基於共同語言和文化傳承的「自己人」認同，一種將同種同族同利害的全體成員組織為政治共同體的國族感、國族意識、國族願景與國族認同。進而，它成為晚近以來東西人民關於人間秩序的一種時空向度，並反映在、落實為國族的組織原理。 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大約經歷了四次較大的運動。自1648年的「威斯特法尼亞條約」起其端緒，歷經近世三次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逐漸將其坐實，第一波民族國家運動造就了英、法等老牌西歐國家，開啟了近世以民族國家作為主要政治和文化單元的世界格局的先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後，意、德、日、俄、中等國作為民族國家湧現，為第二波。二戰後亞非拉的非殖民化運動導源於並造就了民族的集體認同，形成民族國家的勃興，為第三波。冷戰結束後再度興起的民族國家運動，諸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紛紛獨立、巴爾幹的重新組合以及東帝汶擺脫印尼組成新興國家等等，為第四波。其間，黑山與塞爾維亞的最終分立，南斯拉夫徹底消失成為歷史名詞，實際上是第四波的延續。事實上，當今世界，每一塊醞釀生命的土地均已納入民族國家格局，無可逃脫地進入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法律和政治單元的世界體系，再沒有出現「星期五」的可能性。換言之，這個世界不容忍無國籍者的存在，要求將全體人類編織進民族國家行列。你固然可以用腳投票，改換國籍，但改換的不過是另一種國民身份罷了，依然宿命性地屬於某個特定民族國家，是某個特定民族國家的成員，而無法逃隱於「烏有之鄉」。而且，弔詭在於，隸屬於特定民族國家恰恰是自由（譬如旅行）的前提，否則，真如一部好萊塢影片所述，只能生活在機場國際候機廳里了。因此，接著剛才說的民族主義是關於現代國族的組織原理、構成了現代人間秩序的一個時空向度這一命意，也不妨說，它是現代人類之所以存在的構成因素本身。 就民族主義、國族意識的產生而言，多半基於一種「現實的選擇」，屬於一種不期然間逐漸砥礪成型的社會意識和歷史認同。揆諸歷史，民族主義首先源起於近世歐洲。羅馬帝國的覆亡，將基督教的一統江山撕裂為一個紛紜的人間世，導致了四分五裂的歐洲政治版圖。土地、人民和政府，所謂諸侯三寶，一以土地為前提，至少，有了特定土地及其居民，才談得上稅收，進而有政治的運用。為了土地而肇釁的種種爭端，需要仰恃某種利器才得進行，也才能維持。這個利器不是別的，就是軍隊，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也。此於前民族國家、正當「戰國」的歐陸，可謂恰切。我們知道，當其時，僱傭軍長時間在歐洲輾轉作戰，是以僱傭者給付一定補償為代價的。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拿一份錢，辦一份差，這是僱傭軍的邏輯，天經地義。經濟待遇、軍事裝備以及封地、封爵、封侯的種種特權，換得了戰場上的出生入死，否則，誰替你賣命。也就因此，其勇敢和忠誠是可以出售和轉移的，隨利益而轉移，並且可以隨時隨地轉移。置此情形，培育軍隊，特別是構成兵源的人民政治上的認同感和文化上的歸屬感，遂愈顯迫切。沒有逐漸滋生和積累起來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一種基於我們是「自家人」這一體認而產生的、血肉相聯的命運共同體的體認，一種為了共同利益關係而形成的對於特定地域政治權威的忠誠，終究一盤散沙，難以同仇敵愾。一旦戰起，忠奸莫辨，則勝敗無法逆料。也就因此，所謂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歸根結底，不是「想像」出來的，也是無法想像出來的，毋寧，它是同處一地的人們，為了現實的生存和共同利益而逐漸體悟、生髮出來的一種共同體感覺，恰恰是生活本身逼迫使然，也可以說，屬於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這是西人的歷史，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既非思想家追求得到或者設想即成的，也不是霍布斯的「利維坦」這種宏大人間秩序純然構建出來的。如果東羅馬帝國沒有覆亡，基督教的一統天下秩序一直延續的話，就不會產生這種地方性的認同感、國族感以及張祥平教授所說的納慎主義（nationalism）。 歷史既已一路走來，自西徂東，留待我們後人的便是所謂「現實」，一種無可選擇的當下存在，或者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而現實是，從政治哲學而言，當今世界，無論何人，也不論生活在哪一個角落，每個人首先是某族的族民，其次是某國的國民，然後才是公民，以及某一職業團體，比如說大學或者公司的僱員。特定國度的國民，是每個人不可逃脫的身份。正是無數霍布斯意象中的「雜眾」（multitudes）對於民族國家的政治忠誠，共同塑造出自己的政治權威，從而有對於此種權威的自由主義制度安排，而為族民、國民與公民的福祉營造自己的政治屋頂。離開民族國家這一共同體，隱逸於一個無此人間秩序的空間，事實上不可能。當今世界，小小寰球，山山水水，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除了公海以外，均已經被劃分完畢，成為一個個政治與法律單元，它的名字就叫做民族國家。所以說國民身份是沒有辦法逃脫的，它是每個人的第一身份。 在此情形下，身為國民，作為一個歷史地形成的民族國家的一員，國族認同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必須要做出的選擇。可能有人會說，我想做一個世界公民，我從來不願意做某個國家的公民，或者說我力爭逃脫某一個國家的國民身份的局限，去做一個世界公民。可惜，理想固然高遠，卻不現實。因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逼迫著你必須拿出政治方案和文化選擇，總不能袖手旁觀，如果你自覺到並且恪盡自己的公民身份權能的話。置此情境，你雖然自詡為世界公民，卻也有自己的祖國與國籍所在之國，前者要求你奉獻文化忠誠，對於後者，奉獻政治忠誠乃是國民義務，不可以世界公民為憑閃避，否則，你移民入藉時舉手過頭賭咒發誓豈非自欺欺人。甚至於，國家利益衝突當前，你無法控制、無意識地做出了某種自己也不清楚的選擇，或者具有連自己也講不清楚的偏向。所謂「血濃於水」，雖說多煽動性，可卻擺脫不了，奈何。 或許有人會說，人的第一身份是家庭成員，而不是國民；國籍是可以改的，血緣性的家庭成員身份則不能改。是的，自社會立論，則以家庭為基本單元自屬恰切，但此處是從國家建構的層面或角度，所論為民族國家這一人間秩序，指涉個體與國家的關聯意義上，一種基於相互承認的法權而來的個人的政治與法律身份，因而，正是國民，而非家庭，才是組成國族的基本成員。職是之故，上述言說與此刻所論分屬不同語境，兩不搭界，不可不察。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及海外華裔中的「國族認同」問題。這是現代中國文化認同與政治忠誠之間存在巨大內在張力的極好個案。我個人的經歷教會我明了這裡存在著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一些華裔用腳投票，拚命爭取永久拘留權和移駐國公民身份，時時處處，恨不得把自己洗得比白人還白。所以，在家裡也不許子女講漢語。極度的追求常會導致精神的異象，聽說有一位屬於這種類型的同胞，老婆生下的孩子是金髮碧眼，對此，即便沒有任何基因知識的人，也都理解是怎麼回事，傻子才不知道。結果，他怎麼說呢？橘生淮南便為梔嘛，「你看這個水土很重要啊」，這便是他的解釋。還有一種類型的海外華人，一方面享受著西方的優良政體和自由體制的照拂，工資、福利同樣自不待言，過得舒舒服服的，另一方面，卻又難捨故國情懷，真誠地「熱愛中國」，容不得說中國一句不是，不允許對中國的任何批評，而不論批評是否有道理。但有一條，就是堅決不會回國。我在海外的日子裡常常碰到這樣的愛國者，有時不免想說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既然這麼愛國就一起回國去，在忍受環境污染、承受顢頇官僚之際為建設一個更好的中國而打拚。我說這些事，似乎刻薄，其實心中多懷同情，對於同胞和自己的同情。凡此弔詭，反映了中國轉型時段有關國家認同、政治忠誠和文化皈依中發生的千頭萬緒的衝突，非一己心力所能克服，當事人本身固然承受人格分裂的苦楚，整個中國又何嘗不是。 二、民族主義是一種公民情感 民族主義構成了現代國民的心性，正如自由主義是公民心性的必要構成因素。不管是中國國民，還是美國國民，抑或其他國家的國民，只要你是這個國家的一員，是她的國民，你必然從情感、理念乃至於信仰層次，都無法逃避這一選擇。進而，民族主義也是公民的文化忠誠與公民情感的組成部分，從而是現代人性本身。因為公民這一概念不僅意味著你要奉獻出對於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忠誠，也要求你奉獻出文化忠誠，做出基於獨立個體良知良能的文化選擇。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是公民情感的組成部分，從而構成了現代人性的向度之一。只要是受過教育的現代人，或者，並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包括前些時候自發抵制「家樂福」的中國國民，推導其行動的不僅是民族主義，而且有一份基於公義的公民擔當在內，一種全球化時代基於獨立個體的道德律令而慨然行動的公民責任在內。 事實上，從政治哲學而言，民族主義和其他的多種主義，其中主要是自由主義，也包括共和理想和社群情懷，以及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等，構成了現代人性的綜合體，分別照燭了人性的不同向度，無人能夠擺脫。你生活在中國，在你祖國土地上發生的種種事情，悲歡離合，譬如此次的汶川大地震，無數同胞遇難，身為公民，你竟然能夠無動於衷嗎？一旦中美爆發利益衝突，你可能會本能地在情感上站在祖國一邊。其實，此事多有，近代中外歷史早已演繹出許多例證。也就因此，就民族主義是一種無可逃避的公民情感而言，即便宣稱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的毒瘤」的人，在進行如此這般陳述後卻又喟言：只有革除這一毒瘤，中華民族才能健康成長，繁榮富強，永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其間悖反與「無可逃脫」狀，何其淋漓盡致也！ 通常的印象是自由主義似乎具有普適的價值，概屬普世的理念。但是，大家不可忘記，自由主義恰恰以民族國家為時空邊界，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隱蔽命題。因為，自由主義的主要命意講述的是每個具體、獨立的個體秉持良知良能追求幸福的權利問題，從而，其進一步的命意便是制度安排對此所作回應的問題，而落實為對於優良政體的追求。正是在此，對於優良政體的追求，以及優良政體的立腳點，恰恰以民族國家為基本依託。沒有民族國家作為基本依託的時空基礎，自由主義失去了託付，往哪裡安放，從何處兌現，又要自由主義做什麼。漂浮於空中，無所歸落的自由主義理念，既無社會動員力，也無切實服務人生、滿足個體福祉的戰鬥力。須知，所謂自由不同於家政生活的私性幸福，一定要具有公共相關性，以對於公共權力的分享為樞機。如此，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大至提供基本的國家安全和尊嚴，通盤的憲政架構，小到護照的簽發，在在關乎自由，決定了個體是否享有自由，無此民族國家建制，即無自由。 尤需戒懼者，一旦將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運用於民族國家疆域之外，甚至於藉由武力施行於其他國家，則害莫大焉。此時此刻，自由主義的普泛化恰恰演變成了侵犯性的民族主義。更何況，具有「推行」普世自由主義價值能力的總是超強國族，一旦它們享有此種道義合法性，那麼，勢必等同於上帝，誰又能夠擔保它們不會假自由主義之名，行滿足本國本族利益之實呢？放眼世界，遍觀歷史，這種事難道還少嗎？！既然上帝就是上帝，俗世權力無以僭越，但卻公然假爾之名而行之，則行動本身早已悖離自由主義的真諦了。所以，美國動不動叫囂要把窮山惡水之地炸回「石器時代」，以戰爭作為工具來「推行」民主、推行自由主義的普世理念，不管這一動機和目的是真還是假，我的觀察是假的，其實導致的恰恰是軍國主義與霸權主義，哪裡還有一絲一毫的普世自由主義理念存焉。——即便是人道主義干預，一旦超越必要限度，也可能走向反面，反而釀成災難。畢竟，集束炸彈落在別人家屋頂，哪裡還有說明人道呢！ 三、國家秉具德性和倫理擔當是造就民族主義的制度條件 但是，話說回頭，雖說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生自發的國民心性與公民情感，但卻以忠誠對象做出良性回應為條件。換言之，國家秉具德性和倫理擔當是造就民族主義的基礎，也是換得公民文化認同的制度條件，更是塑造公民基於自由主義的國族政治認同的前提。因為自由主義對於個人幸福和民族主義對於國族昌盛的追求，反過來要求國家保障人權，提供優良政體，即提供足能承擔自由、民主和人權這套價值的制度體系，經此承擔，民族國家表達出自己的倫理擔當，彰顯了自己的德性，而它恰恰既是自由主義的綱領，也是民族主義的訴求。無此優良政體，何以有個人幸福，又如何會爭得國族的繁榮昌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空間邊界，民族主義作為內在動力和情感激勵機制，是自由主義發揮其社會動員能力的前提條件。畢竟，常常是民族主義訴求更能打動人心，激勵人心，進而才推導受感動者去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一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讓多少熱血男兒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義無反顧地踏上不歸路。也正是在此，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藉由民族國家這一宏大人間秩序，再次「巧遇」了兩相交集的樞機，並形諸一切以公民福祉和國家利益作為根本宗旨的法權安排。 十九世紀末年以還，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自由、民主、法治和平等、博愛等等現代西方理念之所以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力，摧枯拉朽，不僅在於自由主義理念本身所揭櫫的人世生活願景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同時是因為宣揚者和受眾分享著一個共同的信念，即藉助這些理念的引導，結束「東亞病夫」的屈辱歷史，「救國建國」，形成優良政體，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我們知道，「繁榮富強」恰恰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訴求，也是百年來中國全體自由主義者的心聲。也許，它是一種更能激發情感、打動人心的訴求。其間的弔詭，一如當下中國農村的基督徒，以禮儀廉恥、信義和平以及智、仁、勇等等價值，採用對聯、說唱的形式，來詮釋和宣揚基督教義。 從自由主義的共和立場來看，國家是公民的聯合體，既是每個公民讓度部分自由的結果，同時並為公民個體自由的實現形式。換言之，國家由此成為公民自由的託付者和守護人，而以造福全體公民，給予每個公民以德沃金所說的「平等的關切和尊重」為己任。實際上，國家對於權力的高度壟斷本身，即直接而必然地決定了國家必須擔負起絕對忠誠於公民福祉和國家利益的複雜責任。也就因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權利，一如公民對於國家的忠誠、奉獻和勇敢的品質，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也是國家全力以赴孜孜致力的最高事業。凡此一切，彰顯了國家對於愜意生活的安排能力，構成了國家存在的理由，而成為國家的合法性所在。這也就是國家的德性，即國家應然的道德責任和道德形象，由此並形成了國家的倫理功能。國家的德性和倫理功能都是國家理性的重要方面，護持人民享有免於凍餒、恐懼和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利，依然是並且必將是民族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根本擔當，而構成一切關於合法性的高蹈而庸常的實踐理性。因此，在確保公民的精神自由並捍衛公民社會的自治底線的同時，要求國家擔負起增進社會德性、營造良善生活環境的責任，既是自由主義學思內在的自我發展，也是民族主義的迫切要求，因而，國家理性命題將自由主義訴求和民族國家利益完整連為一體。 放眼長遠，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將會是二十一世紀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國家的崛起要求在觀念、價值和制度上提供世界史意義的創新，形成剛健、深刻而博大的國家目的，提煉出增進人類和平與福祉，具有全球意義的基本價值。中國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圖景，永久和平的大同理想，民胞物輿的社會價值和普世人文主義，西方啟蒙時代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綱領，刻下的社會正義、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以及文化多元主義等等，均為此種理念，而輾轉形諸制度與實踐。誰能夠率先發掘和闡揚此種理念，形諸制度，落實為實踐，誰就能夠引領人類發展方向，站在文明創發的潮頭。就此而言，以民族國家這種抽象一體性法權安排來綜合落實中國和中國人的身份建構、地緣政治、民族認同和文化歸依，於制度創新和理念創新上以地方性奮鬥經驗向世界人類提供普世性生存智慧，依然尚需全體中國人的進行持續不懈的長程努力。 四、中國需要成熟的民族主義 話題拉近到中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羅馬帝國覆亡以後歐洲的情形迥異，但卻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後，歐洲各國經由征伐而相互承認擁有國家主權，逐步形成民族國家的歷史，頗多相似之處。與德、俄兩國的民族國家塑育歷程，尤其堪值比較。1840年以後，尤其是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民族主義覺醒，國族意識萌發，源於被迫通盤性重構秩序這一重大危機。強敵兵臨城下，瓜分迫在眉睫，刺激出天下秩序中的華夏子民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導致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如果說戰爭造就了歐洲國家，那麼，不妨說中華民族遭臨強敵入侵之際引發的種族、文化危機，基此危機急起應對的百年奮鬥，包括綿綿戰爭，造就了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說，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三峽」旅程中的連連危難，造就了中國，塑造了國民，也培養並正在培養著千千萬萬的「中國的」公民。此次奧運「聖火」境外傳遞中遭遇的種種不義，汶川地震激發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促進了中國年輕一代走向成熟，這當中便包括了自外而言，對於民族國家利益關係的複雜互動性質的現實主義自覺，自內而言，對於國家理性重予正當性審視的政治成熟，同樣對此做出了最好註腳。凡此種種，討論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生及其與自由主義的互動，不可不察。 因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其實是一個被迫的「不得不然」的過程。在此基本背景下，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是，中國從天下一統的倫理秩序逐漸化轉為法權秩序，一種現代法制文明，而這種法權秩序或者法制文明恰恰要求由民族主義提供的一種國家實體來落實這一理想。由此，民族國家的邊界便是自由政體的起點。東西歷史均已表明，民族國家才是特定共同體的歷史－文化歸屬的法權滿足形式，也是建設優良政體，實現個體幸福的政治保障。就中國而言，民族國家作為一種人間秩序，是關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身份建構、地緣政治、民族認同和文化單元的抽象一體性法權安排。無此安排，即無中國與中國人，遑論其他。 一個顯明的事實，也是吾人的一個同情的了解，即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屬於自衛性的，主要受外部刺激而生成，因列強打壓而成長。當然，其間會否夾雜著所謂的「1840情結」，倒也未必全然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近代中國的歷史總是與遭受侵略、羞辱和壓迫聯繫在一起，它使得民族的歷史傷痛記憶，一遇外部刺激，渙然喚起，一觸即發，而引致亢奮。但是，總體而言，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衛性質的，而且，汲汲於傾向將自己融入到普世主義的世界中去，求得這個世界，其實首先是求得西方發達國家的認同。這樣一種努力和衝動，構成了近代中國一切政治努力的一個重要理路。申辦奧運也好，加入世貿也罷，其實都是為了獲得這個「世界」的入場券，也可以說，是為中國爭得一個安寧生息於這個地球上的平等「球籍」。 在此情形下，我們不能隨意指責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是一種破壞性的情感，這樣說也太沒良心了。事實上，近代以來，如本文前面已經敘說過的，民族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情感層面，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內在動力和激勵機制。如果說需要汲取什麼的話，那麼，在這裡需要探討 的一個問題是，同樣是民族主義者，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毛澤東當然是，孫中山也是，但是為什麼他們卻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選擇？當其時，激進的左派選擇了共產政體，相對溫和一點的選擇了諸如「民國」這樣一種類似於早期寡頭資本主義的政體，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我想，在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互動這一大題目下，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也曾經是並且還是中國現代性呈現和實現中的令人困惑之處。 今天，有人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太過強烈，已經到了應該退場的時候了。反對者針鋒相對，主張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是太過強烈，相反，倒恰恰是太過羸弱，較諸成熟的西方國族，弱到許多國人其實並無明確的國族認同和國族利益意識的地步。英國的一位華裔學者就持此種觀點，其實代表了相當多數人的看法。我想，此種說法道出了中國民族國家成長中的諸多困惑，是一種令人同情的觀點。但是，若要把脈現代中國，與其說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太強或者太弱，毋寧說是一個成熟與否的問題。 如果說此前一百多年中國的現代性取向是從倫理秩序進展到法權秩序，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民族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正在逐漸朝著民主政治和大國政治邁步，努力使中國從經濟民族進境於政治民族，走向政治成熟。事實上，大中華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局域性成功，早已對此做出了圖解。在此意義上，也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不能退場，而且，恰恰相反，應當善予撫育和引導，促進其成為全體中國人的一種現代心性。而刻下的問題在於，整個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尚未最後完成，不僅許多邊緣農村地區依然還是一個混沌的天下主義，即便是城市地區，缺少教育的國民，也還是缺乏此種心性，尚未進入到現代民族國家文化自覺的程度。 就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互動而言，成熟的政治民族多半總是立足現實，高揚理想。立足現實意味著對於自己的利益邊界保持高度自覺，對於國際秩序的無政府性質懷持清醒的認識，而首先求得生存，沒有民族主義，如何可能。高揚理想就是倡導自己的道德智慧和倫理擔當，也不妨講講所謂的「天下主義」。如果非要墮落到運用馬基雅維理主義話語不可的話，那麼，不妨說「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兩手玩得好就是政治成熟，玩不好就是傻帽。其間張力不免，收放自如，才是成熟國家的智慧。此間情形，正如芝加哥大學德裔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坦言： 儘管大國幾乎總是按現實主義行事，但它們經常宣稱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標而非均勢的考量所驅使。而且，它們把對手描繪成邪惡或不道德的另類。這種行為模式在美國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世界舞台上，美國常常舉止粗蠻，卻總是口口聲聲稱自己得行為是道德的、正確的，而對手的行為是邪惡的、錯誤的。……美國的精英們常常用理想主義術語談論外交政策，卻以現實主義方式行事。[1] 如果都像某位房地產富翁那樣，公然宣稱「我就是給富人造房子，窮人住不上活該」，那便是「政治上不成熟」了。 說到民族國家的政治成熟問題，我們需要區分鄉愿、「愛國賊」與此刻所講的成熟的政治民族應當具有的民族主義的界線。民族主義常常飽受詬病，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庇護所」，便是一句廣為流傳的名人名言。但是，凡此「惡棍」或者暴民，並非一定孕育於民族主義，比如法國大革命造就了暴民，就並非是民族主義的產兒，毋寧，是啟蒙以還的自由主義鼓動的結果，是自由主義理想的負面產品。 有人說「民族主義總是要找敵人」，因而是禍亂之源。這便混淆了自衛性民族主義與進攻性民族主義的界限。晚近兩百年的世界歷史表明，自由主義恰恰也存在著尋找敵人的問題。其與極端民族主義混合後，更以「先發制人」出之。而民族主義多數時候體現為自衛性質，對外護守國族利益，對內恰恰是不願意製造敵人，但是自由主義對內則非找敵人不可。刻下中國一些標榜自由主義的人士好鬥，，總是批判別人，似乎也沾染了這種習氣。 有人說，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早已被證明為是一個失敗的體系。我認為現在下這個結論為時尚早。因為，如前所述，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從誕生到現在，其實也就是兩、三百年的時間，剛剛經過了「四波」的發展，現在還處在第四波的發展過程當中。總體而言，民族國家作為現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結構和基本格局，還處在演變過程之中，是一個尚未完成的歷史。包括中國西北、東南邊疆的統合問題在內，其眼見的未來可得循依的基本模式，依然是民族國家的體系，而看不出可得替代的方案。的確，二十世紀後期的全球化對於國家主權學說產生了相當衝擊，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正在發生的事實。但是，同樣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它並沒有而且也不足以沖毀現有的民族國家體制，以及由此體製為基礎而形成的基本世界格局。畢竟，如果在我們今後的人世生活中依然存在個人和作為個人的政治結合的民族，不可抹煞種族的存在，那麼，民族國家便是一個最為現實可行的公民共同體的集體認同形式。就可見的將來立論，也是一種尚未看出存在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前景的形式。畢竟，迄而至今，這個世界的基本預設依然是無政府秩序，占絕大多數的中小國族，還是覺得仰賴此種秩序較具安全感，換言之，「一個由民族和民族國家組成的多元化世界，仍是防止專橫和暴政的惟一保證」。[2]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不等於少數強權的全球統治，那麼，也就不能抹煞作為個體的民族國家及其法律共同體的存在的合理性。 至於「歐盟」的出現，更多地屬於一種「泛歐洲民族主義」，而不是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主義。歐洲駐國之所以自願組成這一聯盟，根本目的還是在於護衛本國利益。同理，之所以在吸收東歐諸國入盟過程中出現反對聲音，特別是多數歐洲國家堅決反對土耳其入盟，讓土耳其的脫亞入歐歷程成為一個嘗盡羞辱的痛史，還不是因為擔心一個異種異教的國族的加入，會銷蝕歐盟的文化同質性與宗教的一體性，而這恰恰是一種典型的民族國家理路。 所以，輕言民族國家是一種失敗的體系，與事實不符。當然，你可以反駁我說，兩次世界大戰難道不是民族國家體系造成的嗎？我覺得，大戰肇源於現代性問題，或者說，現代性的野蠻性問題，連民族國家體系也是現代性的一方面一環節而已，因而，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例儻論民族國家體系的失敗，將大戰歸咎為民族國家這一人間秩序格局，未免張冠李戴了。 今天我們在全球視野中討論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不可忽視國族力量對比於此施加的影響。換言之，身處弱勢，常常秉持民族主義；位居強勢，往往倡言世界主義。至少近代以還，西方以世界主義自詡，不僅因為位居強勢，因而觸角遍及全球，世界主義恰恰於己有利，而且，其思其慮，更有「選民觀念」這一基督教觀念源頭。基督教設想的世界是一個基督王國，一個普世的人間樂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一普世的世界是以這樣兩個核心概念建構起來的：第一，這個普世的人間樂土必為基督教世界；第二，它是一個白人主宰的世界。由此出發，引導出其國族本位以及同質性世界的預設。選民觀念使得其秉持者高高在上，衍生出罪惡的種族主義；國族本位意味著排他性，實為霸權主義的體制根由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東、西方力量對比非均衡狀態下，強者對於弱者的任何非議常常表現得極為敏感，動輒以「民族主義」指責之，某種意義上，這恰恰暴露了強者的極度自我本位和捍衛既得利益的高度文化敏感、高度自覺與高度警覺，倒恰恰是極度民族主義的表現。進而言之，它表現了位居優勢者基此敏感、自覺和警覺，將任何挑戰力量扼殺於萌芽之中的希圖。 當今世界，中國的崛起態勢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構成了世界變局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甚至意味著第二期樞紐文明已然的孕育，徹底改寫東、西方關係。置此情勢下，利益衝突和文化競爭在所不免。為天下蒼生計，為人類的永久和平計，化解、中和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內在緊張，也許用得上從以賽亞.柏林到耶爾·塔米爾這一脈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理路（liberal nationalism），將自由主義對優良政體的追求和民族主義對於國族繁盛的追求統一起來，將民族理想與公民理想合一，共同服務於大同世界的浩然願景。也許，這既是一種理論進路，也是中國此刻應當努力的實際方向。註：[1]（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頁39。並參詳（美）羅伯特·卡根：《天堂與實力》，肖蓉、魏紅霞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頁40以下「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2]詳【英】安東尼·D·史密斯著，龔維斌、良警宇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社，2001年版，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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