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回聲：錢穀融談俄羅斯文學

作者：陳建華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

錢穀融，著名文藝理論家、教育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1919年9月生，江蘇武進人，1942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1951年起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57年因倡導「文學是人學」的觀念而產生全國影響，1980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等職。

錢先生長期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其主要著述有：評論集《論「文學是人學」》《〈雷雨〉人物談》《藝術·人·真誠》《中國當代大學者對話錄·錢穀融卷》《文學的魅力》《當代文藝問題十講》等，散文集《散淡人生》《閑齋憶舊》等。他還主編了多種文學叢書和教材。2014年12月，錢穀融榮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作為與五四運動同齡的知識分子，錢穀融先生已近百歲高齡。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華東師範大學今年將為錢先生慶祝百年華誕，並「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隆重舉行學術研討會，讓親承先生指授沾溉的數代學人重聚麗娃河畔，再度聆聽先生的諄諄教誨，感受先生的人格力量，重溫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誓言」。

當年作為學子，我曾有幸聆聽錢先生精彩的講課和講座，後來又有機會與錢先生有過不少交往。多年前，我從錢先生俄羅斯文學「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的話語中發現，錢先生與俄羅斯文學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而俄羅斯文學正是我研究的領域之一，可以向錢先生請教的問題很多。最近，我再次來到錢先生家中，既是在其百歲壽慶之年探望他老人家，同時也想再與先生聊聊他與俄羅斯文學的那些往事。

「俄國文學影響我的整個心靈」

陳建華：錢先生，20年前，您為拙著《20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寫了序。在那篇序言里，您說自己是「喝著俄國文學的乳汁而成長的」。您這樣寫道：「俄國文學對我的影響不僅僅是在文學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觀照萬事萬物的眼光識力，乃至我的整個心靈，都與俄國文學對我的陶冶熏育之功不可分。」這段話的分量很重，俄羅斯一家重要刊物曾引用您的這段文字，以此來說明您及與您同時代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與俄國文學的關係。那麼，您是在怎樣的情景下接觸到俄國文學，並開始對其產生興趣的呢？

錢穀融：我已經不記得最先接觸到的是哪一部俄國文學作品了。不過，我記得最初讀的那本書當時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廢寢忘食。當然，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德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都能吸引我，但是論其作品數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則無論哪一國的文學，都比不上俄國文學。俄國文學是與我青年時代的生活緊密聯繫著的。

我是1938年考入中央大學的。那時中央大學正內遷到四川，校址設在重慶郊外的沙坪壩，另在柏溪建立了分校，那裡環境很幽靜。我那時正沉浸在對父母和家鄉的懷想和思念中，便借著小說來排遣。在高中以前，我讀的主要是中國的舊小說，進了大學才開始接觸外國小說，這使我一下子眼界大開，面前彷彿出現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結識」到許多與舊小說里完全不同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愛好、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和風尚習俗，與我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特別是屠格涅夫的《羅亭》《貴族之家》等，引起了我對人生的思考，在我心頭激起對青春、對未來歲月朦朧的憧憬和詩意的幻想。一個時期，屠格涅夫使我十分著迷，他幾乎佔去了我所有的空閑時光，《初戀》《春潮》《阿霞》《浮士德》……我一部接一部專註地閱讀。屠格涅夫作品中清幽雋永的抒情氣氛，他那充滿感傷和哀愁的調子，與我自己思念親人和家鄉的凄涼悲苦心情結合在一起，使我深深地陷入一種流光易逝、好景難再的悲涼哀傷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可是，說實在的，我也並不真想從這種境地中掙脫出來，因為我覺得它雖然悲涼，卻是種甜蜜的悲涼；儘管哀傷，卻是種溫馨的哀傷。實際上我是樂此不疲的。

陳建華：除了屠格涅夫，您對契訶夫也很熟悉。我們系（指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位老師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您在為大學生演講時談到契訶夫的《海鷗》，特別投入，非常陶醉，好像整個人都沉浸到作品的藝術境界裡面去了。

錢穀融：契訶夫這個作家，我也是非常喜歡的，接觸也比較早。在我看來，他的短篇小說的藝術價值遠在莫泊桑和歐·亨利之上；他的戲劇作品同樣很出色，當年肖伯納在看了契訶夫的劇作後居然想把他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在契訶夫的作品中，我覺得也瀰漫著一種哀愁與憂鬱的氣氛。他的哀愁雖是淡淡的，憂鬱卻十分濃重。你剛才提到的契訶夫的《海鷗》，我其實不止一次在講座或文章中提到過它。這部劇作第一次在俄國皇家劇院上演時給演砸了，演員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劇本，感情不合拍，找不到恰當的節奏和色調，契訶夫的富有詩意的台詞，卻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後來，這個劇本改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柯領導的劇團演出，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莫斯科藝術劇院勝利的標誌。我給學生強調的是，藝術這東西差不得一點點，對於契訶夫作品的把握尤其如此。契訶夫在劇作中不會讓他的人物毫無節制地去鋪陳感情，他的人物都是比較含蓄的，傾向於自我剋制的。他的劇作抒情性和動作性結合得很好，抒情性更鮮明、更突出些，而動作性要清淡得多、朦朧得多，彷彿只是滲透、交織在抒情性之中的一種配色。

陳建華：您剛才在談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時，都提到了令您心動的哀愁與憂鬱的色調。您怎樣看待這種俄羅斯式的憂鬱？

錢穀融：這種哀愁與憂鬱不單單在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作品中存在，在果戈理的《狄康卡近鄉夜話》和《密爾格拉德》中，在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中都存在。推而廣之，幾乎在所有偉大的俄國作家作品中，都不缺乏這種哀愁與憂鬱的色調。我想這是與俄國人民長期處在專制政體的高壓下所產生的實際感受相一致的。中國過去也長期處在封建專制政體的高壓下，人民都經歷過類似的苦難，所以對俄國作品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特別易於接受。但我覺得在中國舊時代文人的筆下，雖然也同樣擺脫不掉哀愁與憂鬱的成分，卻總是與俄國作品有所不同。中國文人的哀愁與憂鬱，大多是偏於個人一己的切身感受，缺乏一種大氣。而俄國作家的作品卻往往超越於個人之上，直接與廣大人民的感受相通，裡面飽含著人民群眾的血淚痛苦，充滿著懇摯深切的人道關懷。這恐怕與這片廣漠的黑土上形成的厚重的民族性有關。

托爾斯泰打動我們的是真實與真誠

陳建華：您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位作家的評說不少，其中尤以托爾斯泰為多。

錢穀融：我接觸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比起接觸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作品來得晚，但我對這兩位作家印象深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的觀察之深，其解剖刀的鋒利與無情，簡直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我一面讀著他的作品，一面不由得時時在戰慄。我脆弱的心靈有點經受不住它的震撼。因此我並不喜歡陀氏的作品。但它自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叫我放不下手。我想，他的作品之所以顯得如此殘酷與可怕，恐怕正如高爾基所說，在他的「靈魂深處體現著人民對一切苦難的追憶」。

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爾斯泰的心靈是健全而強壯的，絕少病態。他的作品有一種鮮麗明朗的色彩，即使所寫的是人間的苦難、社會的黑暗，甚至一些十分陰鬱的場面，經他一寫，就彷彿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顯得是那麼不合理，那麼令人難以容忍，從而激發起人們的憤怒和不平，使他們從內心深處生髮出一種要反對它和剷除它的力量來。這是因為托爾斯泰有一顆博大的心靈，他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熱愛一切美好的東西。他尤其熱愛勞動者，熱愛善良的人民，他是本著對勞動者、對善良的人民的熱愛來從事寫作的。他曾說過，他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是獻給他所愛的勞動者和一切善良的人的。正因為他在寫作中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愛心，他的作品才能有那麼強大的藝術魅力，100多年來一直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喜愛，在他們艱辛的生活中，在他們前進的道路上，給他們以溫暖和希望。

陳建華：談到托爾斯泰，我想起了您關於托爾斯泰創作的具體性的論說，這些論說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錢穀融：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藝術家，托爾斯泰為什麼能夠寫得那麼好？他作品的藝術魅力從何而來？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值得認真地加以探討，因為它涉及與文學創作有關的一切方面，絕不是僅憑個人的主觀臆想，簡單化地提出這樣那樣的幾條原則所能夠說明得了的。在我看來，假如我們把問題僅僅限制在藝術表現的範圍以內，那麼，托爾斯泰的作品給予我的一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描繪的具體性。高爾基曾經讚歎，托爾斯泰寫出來的人物，是這樣的生動、這樣的真實，以至於他簡直想用手指去「碰」他們一下。而這種描繪的具體性，我以為就是托爾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巨大藝術魅力的基礎。

陳建華：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您能否再展開談談？

錢穀融：我認為，托爾斯泰的創作首先正是以它逼真的像生活本身一樣的具體性來吸引我們、打動我們的。他無與倫比的藝術天才，也正是在這裡表現得最為鮮明、最為使人傾倒。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每個接觸過他作品的人都會有自己一些具體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我覺得特別重要。一是托爾斯泰的作品寫得非常真實，他把真實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反對對生活的任何歪曲和粉飾。他筆下的人物符合生活的邏輯，合情合理。他作品中的場景清晰、逼真，就像我們身臨其境一般。二是托爾斯泰的作品寫得很真誠，他認為，藝術家真誠的程度對藝術感染力的影響比什麼都大。在創作實踐中，他是貫徹了自己這一主張的。

陳建華：您提出了創作態度的真誠問題。那麼，真誠與真實會不會有矛盾呢？

錢穀融：說托爾斯泰把真實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同時又說他把藝術家的真誠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好像有些自相矛盾，但其實這兩者並沒有什麼矛盾。真實，是就客觀方面而言；真誠，是就主觀方面而言。藝術創作是主觀與客觀的結合，是兩者的對立統一。一個作家總是因為生活現實打動了他，使他產生了一定的是非愛憎感情，他才來進行創作的。他所寫的，只能是他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生活現實，並且是注入了他的思想感情、又經過一番陶鑄熔煉功夫的生活現實。客觀的生活現實和作者主觀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是融為一體的，在藝術創作中，絕對沒有純客觀的、未經心靈觀照過的真實，也沒有獨立於客觀的描寫對象之外的真誠。托爾斯泰認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從作者的心靈裡面歌唱出來的。作家在進行創作時，必須順應自己的內心要求，必須有真誠的態度。只有這樣，他才會有充沛的熱情，寫出激動人心的藝術作品。

「文學是人學」是對高爾基文學理念的闡釋

陳建華：錢先生，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蘇聯文學的？

錢穀融：我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開始接觸到蘇聯文學的，也讀過一些作品。就其成就和藝術價值來說，也是多姿多彩、不乏佳作的。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全面學習蘇聯的口號下，蘇聯文學給予我們的影響就特別巨大而深切。

陳建華：您的那篇三萬多字的長篇論文《論「文學是人學」》是1957年發表的，文章問世以來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對俄蘇文藝批評家很熟悉，對當代蘇聯文壇的動向也很了解。您的文章就是從闡釋高爾基把文學稱之為「人學」的見解切入的，文章一開頭就結合中國文壇的現狀，批駁了當時蘇聯文壇的理論權威季莫菲耶夫的一個錯誤論點，即「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

錢穀融：這個論點確實是我的文章所要批駁的一個核心觀點。當時的蘇聯文壇對這個觀點毫無異議地接受，在中國也是如此。但是，在我看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按照這個觀點，人在作品中就只是處於從屬地位，作家對人本身並無興趣，他的筆下在描畫著人，但內心所想的、所注意的，卻是所謂「整體現實」，那麼這個人又怎能成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著自己真正個性的人呢？假如作家從這樣一個抽象空洞的原則出發進行創作，那麼，為了使他的人物能夠適合這一原則，能夠充分體現這一原則，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為其心目中的現實的圖解，他就只能抽去這個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這個人物的靈魂，把他寫成一個十足的傀儡了。正是因為這種理論在當時是一種支配性的理論，在我們的文壇上就多的是這樣的作品：就其對現實的反映來說，那是既「正確」而又「全面」的，但那被當作反映現實的工具的人，卻真正成了一件毫無靈性的工具，絲毫引不起人的興趣了。這樣來理解文學的任務，是把文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等同起來了，是違反文學的性質、特點的。這樣來對待人物的描寫，絕對寫不好真正的人，而會使作品流於概念化。文學要達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必須從人出發，以人為注意中心，否則就抽掉了文學的核心，扼殺了文學的生命。因此我認為，對於高爾基文學是「人學」的見解，有必要特別加以強調——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再次強調的必要。

陳建華：當時學界在討論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其創作方法的矛盾。有學者認為，托爾斯泰的進步思想之所以在作品中佔優，原因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勝利」。對此，您也提出了不同意見。

錢穀融：這個結論在當時也很流行，但它無疑是錯誤的。一些學者機械地搬用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論，認為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這一類作家創作的成功，是因為他們先進的創作方法突破了其落後的世界觀，並把這種現象歸結為現實主義的勝利。但是這種解釋過於機械和生硬，不能令人信服。即使就常識上來說，也是很難說得通的。在我看來，在文學領域內，一切都決定於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真正的藝術家絕不把他的人物當作工具、當作傀儡，絕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他的人物身上。這裡，重要的在於作家對於人物的態度，在於作家對於人物的評價。假使作家並不尊重他筆下的人物，假使作家對他的人物做出了錯誤的評價，也就不會有所謂的現實主義藝術的力量了。而對人物的態度問題、評價問題，與其說是現實主義問題，不如說是作家的美學理想問題、人道主義問題了。

陳建華：您對俄蘇批評家的不少著述有過研究，發表過不少中肯的意見。譬如，E.多賓的論文《論情節的典型化》和《論情節的提煉》。這兩篇文章譯介到中國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中的觀點被當時的中國文壇普遍接受。而您卻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問題，並進行了質疑。

錢穀融：應該說，多賓的這兩篇文章中有不少見解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些關鍵的觀點我認為有問題，如果不加以糾正，會對我們的創作實踐帶來危害。譬如，他在文章中談到，果戈理之所以將《外套》素材中順利的結局改為悲慘的結局，是因為它符合「典型性」原則。在我看來，多賓的這個見解完全脫離了果戈理的內心感受、內在要求，脫離了作家的創作衝動，而完全從外面、從作品的客觀意義上來立論，彷彿把藝術創作完全當作純理智的事情來看待了。在我看來，是因為《外套》的素材衝擊了果戈理的心靈，使他看到了許許多多卑微的小公務員的面影，他不得不提起筆把他心頭所蓄積的愛和恨，通過藝術形象的創造盡情傾訴出來。我的說法和多賓的說法中間有著重大區別：一是以人物的創造為核心；一是以「典型性」的要求為樞紐。一是從作家本身的感受，從他對現實的理解、認識，從他在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出發；一是從作品對現實反映的深廣程度，從作品的思想意義的要求出發。從前一說來看，人物形象的胚胎是在作家的心靈中孕育出來的。從後一說來看，則人物形象彷彿是可以根據作品的典型性的需要而隨心所欲地加以捏制的。顯然，前者是符合文學藝術的特點和規律的，後者則有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危險。

陳建華：由於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學的多重因素的作用，20世紀是俄蘇文化深刻影響中國的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強烈地認同俄蘇文化中蘊含著的鮮明的民主意識、人道精神和歷史使命感。俄羅斯優秀的文學作品曾風靡整個中國，深刻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精神上的成長。您的經歷可以說是一個代表。當然，如您前面所說的那樣，有些錯誤的理論也對我們的文壇產生過不良影響，過於濃厚的政治傾向也一度阻礙了人們對俄羅斯文化的更為全面和客觀的了解。

錢穀融：是這樣的。近100多年來，俄蘇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之密切，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學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回顧兩國文學相互交往的歷史很有必要，特別是要認真總結一下其間的經驗教訓，這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今後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和作用。

經典文學作品具有永久的魅力

陳建華：近些年來，人們對一些傳統的俄國經典作家關注少了，托爾斯泰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出現過，當然那時情況很不一樣。當時有些人排斥托爾斯泰，甚至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托爾斯泰沒得用》這樣的文章，因為在他們看來，托爾斯泰作品屬於「封資修」之列。現在托爾斯泰不受重視，更多的可能是認為像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不夠現代，太傳統了，過時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錢穀融：我覺得，這個現象不正常。經典文學作品有它永久的魅力，經典之所以不朽，不僅僅因為它能夠不斷刺激我們的想像，引起我們繼續追求的熱切渴望，還因為它在讓我們對社會有真切了解的同時，又立足於現實的高處、超脫於現實，並透過今天瞻望未來。經典具有全人類性，可以超越時空、超越國界。你看《戰爭與和平》問世100多年來，在全球還在一直不斷以各種文字再版，並不斷被其他藝術形式改編。

陳建華：2015年，BBC重拍的六集電視連續劇《戰爭與和平》在英國上映，外媒報道說，這使得托爾斯泰這部篇幅讓人望而卻步的史詩巨著又登上了英國暢銷書排行榜。

錢穀融：我一直認為，托爾斯泰寫的小說是最好的了。最好的小說都產生在18、19世紀，20世紀的現代小說理性太強了，思辨的東西太多，不能讓人感動、讓人動情。像昆德拉、卡夫卡我也看，但都不能讓我激動，即使魔幻現實主義也是如此。而文學本身主要是通過移情、審美來感染人、教化人的，如果不能打動人，哪怕其敘事技巧再高明，其藝術力量也是要打折扣的。

陳建華：您說過：「沒讀過托爾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會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國界的。」

錢穀融：是這樣。經典就是能夠反覆讀，百讀不厭。

陳建華：錢先生，您的文學與人生堪稱美麗的傳奇，現在很多年輕學者和學子都成了您的粉絲，不僅因為您當年論「文學是人學」的過人勇氣，還有您舉重若輕、瀟洒自如的人生態度。在您百歲期頤之年即將到來之際，您對年輕學子有何希冀和寄語？

錢穀融：對於愛好文學的學生來說，我還是要強調「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就是說，文學是人寫的，同時又是寫人的，是寫給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學必須首先學做人，人品好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要踏踏實實、要光明磊落——這是我以前經常對自己的學生說的。其次是要回歸文學經典。現在信息鋪天蓋地，而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讀就要讀好書，讀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包括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作品，積累下來絕對會使你的一生受益無窮。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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