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國落入的可怕陷阱，中國有能力邁過！憑什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樹立歷史眼光，強化理論思維。豐富知識素養，堅持問題導向。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既要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1月29日起，經濟日報重磅推出「打好風險防範戰略主動戰」系列報道，首篇為《中國有能力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有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中等收入陷阱」。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換擋以來，有關中國經濟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論不時浮現。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嗎？中國能不能跨過這一陷阱？近日，經濟日報記者採訪了多位專家學者，從不同視角和維度還原「中等收入陷阱」的本來面目，以期形成更多共識，推動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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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提法最早可追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2006年世界銀行在其研究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了這個概念，意為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述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廣泛關注。為何有些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由中等收入階段過渡到高收入階段，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卻出現了停滯，遲遲無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導致國家之間產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增速、勞動生產率增速、經濟開放程度、市場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環境、社會穩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們發現，落入「陷阱」的國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徵：既喪失了與低收入、低工資經濟體在製造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沒有能力同發達經濟體在高技術創新領域展開競爭，經濟無法由依靠廉價勞動力或資源能源類自然稟賦向依靠高生產率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

實際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種均衡狀態，即在一些促進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髮揮作用之後，由於此類因素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持續性，其他制約因素又會將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長陷入停滯。這也說明，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階段很可能失效。可見，能否在中等收入階段成功轉換增長動力機制、調整發展結構，是一個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眾說紛紜——

人為設定的收入指標

目前，國內理論界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不一：

以許小年教授為代表的專家認為，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多年數量型增長已導致資本的邊際效益遞減，中國已陷入人均GDP1萬美元的困境中；

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為代表的專家認為，中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有望在2025年前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含義，首先要了解全球各經濟體收入水平是如何劃分的。

按照世界銀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標準劃分，

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屬於下中等收入經濟體；

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人均GDP超過12236美元則屬於高收入國家。

2016年，全球低收入經濟體共31個，下中等收入經濟體共53個，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共56個，高收入經濟體共78個。

「我國人均GDP在2016年超過8000美元，2017年預計將逾9000美元。從全球看，我國已屬於上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中間水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許召元表示，儘管離1.2萬美元的高收入標準已經很近了，但剩下這段差距非常關鍵。如果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在不考慮匯率升值和標準變化的情況下，再經過幾年發展，我國有可能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我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種統計現象，而不是我們國家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但作為學術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成為我們發展中的一面鏡子、一個警鐘。」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較為樂觀地認為，如果我國能保持當前的發展速度，大約到2020年就能達到高收入水平的下限。

必經之路——

把握髮展的階段性特徵

從國際社會看，「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

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數十年里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從上述研究結果看，我國正處於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存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需要各方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經過多年調整，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經濟運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風險尚未根本消除，中國必須跨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這「三大關口」。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直接表現，就是看一國能否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特別是能否保持和提升該國在中高技術製造業上的國際競爭力。」許召元表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多數表現為中高技術產業競爭力不能提升，沒能實現向高附加值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轉型升級。

數據顯示，阿根廷在1984年至2002年間，高技術製造業比重從16%降低到10.3%；1992年，巴西高技術製造業出口比重為14%，在2005年提高到26.0%，到2013年時又下降到16.0%；馬來西亞於1977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其製造業結構中，高技術製造業規模在人均GDP8000美元後不增反降，出口比重也沒有持續增長。

在蔡志洲看來，政治體制上無法創新，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特別是隨著經濟增長帶來的腐敗行為滋生，再加上技術創新乏力、對外部市場過於依賴等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些國家長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對照『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所面臨的困境，『四個全面』『五位一體』布局對於有效防範化解風險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蔡志洲認為，當前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向好，市場潛力巨大且產業體系完善。與此同時，中國高度重視創新驅動，已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全球兩大創新中心之一。應該說，中國不會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積極應對——

以高質量發展實現跨越

「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2014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表示，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帶來的風險，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深刻調整和變革等，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

許召元表示，近年來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提質增效、脫貧攻堅等方面展現出眾多積極變化，為邁向高質量發展奠定了紮實基礎。未來，中國經濟將不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攔所困，平穩有序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後期，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將成為經濟的主導產業，企業發展模式將從要素投入驅動為主轉向創新驅動為主，要適應這個轉變，政府和企業都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和調整，但根本在於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許召元說。

學者賈康也在多個場合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對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改革取得「決定性的成果」，才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後勁。要通過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的空間，以這「關鍵的一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表示，從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看，要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門檻，無論從資源條件、科技發展來看，還是從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來考量，目前已不再是太高太遠的目標，中國未來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並無多大懸念。

「不過，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GDP僅為其五分之一左右，還有很大追趕空間。」蔡志洲表示，在跨越這一水平之後，得益於較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中國還將保持相當長時間的中高速發展。當前，我們不要為各種「唱衰論」所左右，而是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合力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一招

現在我們談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內涵與實質，遠比世界銀行提出此事之初及我國社會爭論之初豐富得多。

在世界銀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初，還僅僅是一個數量統計的概念。2008年國內開始談論「中等收入陷阱」時，我國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2017年我國人均GDP有望超過9000美元，「十三五」期間將闖過1萬美元大關，「十四五」時期將超過125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的分界線。應該說，從統計意義上來談論「中等收入陷阱」對我國並沒有太大意義。

現有國內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產生原因的分析，不外乎從產業、社會、體制等幾個方面來探討。然而，分析過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歷史，不難發現，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前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核心技術依附於發達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水平逐步接近，出現了生產率持續下滑的情況，使得實體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並導致經濟增長與發達國家的較低增長逐步收斂，難以滿足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經濟轉型政策不力，可能導致大量資金流出實體部門或實體經濟部門，債務風險高企；如果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失當，將進一步導致債務風險暴露和資金從實體經濟抽逃，加速經濟進入衰退通道。在這種情況下，在高速增長時期掩蓋的矛盾逐步凸顯，國家將出現產業轉型艱難、社會矛盾突出、體制障礙重重等問題，進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解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關鍵是要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盤活存量資源逐步消化經濟高速發展階段遺留的諸多問題，通過形成增量資源加快培育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和新動能，同時避免宏觀經濟政策大起大落和出現失誤。

一是推進存量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生產要素進入新產業領域。「三去一降一補」正是要加快存量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釋放傳統產業的積壓要素，通過去庫存檔活房地產資源，通過去槓桿減輕實體經濟債務負擔，通過降成本吸引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領域，通過補短板加快實體經濟自生能力的塑造。應該說，近年我國存量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為下一步推進增量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是推進增量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形成發展新空間和新動能。要加快落實各項改革新任務，在繼續推進存量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消化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力爭「破、立、降」三個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殭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為新動能培育留出有效空間。主動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形成一批高成長的新技術和新模式產業領域，為未來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核心動力。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通過增量改革形成培育新動能的良好制度環境。

三是實施穩健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培育新動能創造良好宏觀環境。要長期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關鍵是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促進經濟轉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新動能產業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其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應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研究員 曾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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