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晚學盲言》及書外思考

06-11

一、錢穆其人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著名的思想史學家、歷史學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七歲入私塾，熟習中國傳統文獻典籍。十二歲時，他的父親、晚清秀才錢承沛英年早逝。自此孤兒寡母，家境陷入困頓。錢穆十三歲進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後因和劉半農、瞿秋白等作為學生代表要求校方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未果，自動退學。府中學堂校長屠元博愛其才，推薦他到南京鐘英中學讀書。武昌起義爆發後，學校停辦。錢穆自知家貧，升學無望，於1912年春天返回家鄉。此後十年，輾轉鄉村，執教謀生。這一時期的錢穆雖然心中常有不能進入大學讀書的遺憾，但是沒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1923年後，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員，轉眼又是七年。1930年，由顧頡剛舉薦，錢穆出任燕京大學講師。其後，在北京、清華、四川、齊魯和西南聯大等校任教，抗戰勝利以後還曾出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錢穆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直至退休。此間，獲得了香港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1967年，錢穆移居台北。1990年8月逝世。

錢穆高中肄業，完全靠自修苦讀在學術界確立地位。治學上受「六經皆史」的思想影響較深，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錢穆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後來諸子各派的發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在歷史研究中，他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傳統，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並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的貢獻即在於「天人合一」的思想。錢穆晚年偏重於文化哲學的研究，潛心比較中西文化傳統的差異。

錢穆著述頗豐，代表作主要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其中多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分量極重的作品。

二、《晚學盲言》其書

《晚學盲言》是錢穆在雙目病盲後，費時六年，由其夫人協助完成的。完稿時，錢穆已九十二歲高齡。全書共九十題，分上、中、下三部，一為宇宙天地自然，次為政治社會人文，三為德性行為修養。作者在序言中說，「（此稿）大率皆久存於心，偶爾觸發，漫無條理，又語多重複。倘能精心結撰，或當更多闡申，或宜更多刪節，此則非盲目老年之所能從事矣。唯余之為此書，亦不啻余之晚學，爰題名為晚學盲言。」老夫子遺憾不能精心結撰的同時，一番謙虛，打趣說這是老了之後的學問、瞎了之後的言語。其實，初讀這本書，確實有如觀隨感講稿、讀經典註疏，不像是閱覽一本結構嚴密完整、語言艱深晦澀的學術著作。但是書中所有篇目，卻都集中體現了討論中西方文化傳統之異同的主旨，體現了作者獨有的思路與視角，體現了新儒學思想。何況錢穆博古通今，兼修中外，把數十年的學術積累信手拈來，寫出來的文字使人能讀得進，讀得懂，讀得親，讀得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說，錢先生每一題皆久存於心，博而返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問至晚年臻於化境。欲了解錢先生學問之最後進境，《晚學盲言》實為入徑；欲把握國學之精要，本書也是最好的入門。本書是關於中國學問少有的可深可淺之作，初入者與深入者讀之皆有大啟發。這個評價是非常中肯的。

《晚學盲言》分題立論，便於閱讀。作為初讀者，有半個多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攤開這部大作，讀上一篇。幾乎每篇都大量援引百家學說和理學精要，更有西方宗教、哲學和史學思想閃爍其中。引用、例證雖然繁多卻不顯得雜亂，內容淺顯卻是講大道理大智慧，不僅可讓我們去橫向比較中外文化傳統之長短優劣，還能讓我們去領略經學典籍的精華，直叫人嘆為觀止。

三、書外的思考

愛國當愛史。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1938年，錢穆將其歷史講義編為《國史大綱》一書，並在卷首加了一篇近兩萬字的引論。引論開宗明義，要求凡讀《國史大綱》者，必須具備四個信念：一是任何一國的國民，特別是達到平均知識水平的國民應該了解本國歷史；二是略知本國歷史者，須對本國歷史心存溫情與敬意；三是對本國歷史心存溫情與敬意者，不能認為本國歷史一無是處、沒有價值，更不能將人們當下的罪惡和弱點和民族的劣根性推諉、歸咎於古人；四是任何國家具備上述條件的國民越多，其向前發展的希望就越大。這一史學主張，即使放在今天，也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歷史和傳統不能斷裂，那是人類的根。我們談愛國，必須愛祖國的歷史，愛祖國的文化傳統。錢穆晚年雖然熱衷於比較中西文化傳統的良莠異同，但是我們透過《晚學盲言》的字裡行間能夠看到他那顆對中國傳統文化高度認同的心。他始終相信，「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換言之，只有也只能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來開闢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前途。

順勢而為之。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對諸子百家學說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迹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贏得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西文化思潮交匯碰撞，大師也沒有停止思考，於是有了《晚學盲言》。由此可見，凡是大學者，總能把握住學術發展的規律，暗合學術發展的潮流。

興趣是良師。錢穆早年在無錫果育學校讀書。這是辛亥革命前當地一所開風氣之先的新式學校。教員中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其中，對錢穆影響最深的革命黨人錢伯圭。錢伯圭是學校的體操教員，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較為激進。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曰「是」。錢伯圭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這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錢穆日後回憶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事實上，錢穆選准了自己想弄明白的問題，一輩子都沒有放棄。我們看錢穆做學問，做到最後還是在探究兩種文化的得失優劣。

治學必嚴謹。朱學勤先生講，魯迅、胡適與錢穆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知識界的柱樑。魯迅善於社會批判，胡適秀在自由思想，錢穆長於治學嚴謹。寫《晚學盲言》時，錢穆的兩眼已經不能見字、讀書和閱報，只能通過聽電視新聞來了解世局，幸而能夠握筆寫字，每有思索，便隨興書寫下來。寫書過程中，不能引據古典書文，寫這一個字的時候看不到上一個字，經常字與字重疊，出現誤筆。每寫一篇文章，總要囑咐夫人搜尋舊籍，考證文中援引經典、掌故的真偽。稿子寫完之後，再讓夫人誦讀，自己在一旁聽著，逐字逐句地增減修改。耄耋高年，學富五車的大師尚能如此兢兢業業，難怪成就了《晚學盲言》的含英咀華和字字珠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