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前對一個政治犯的公祭

06-11

在清朝，北京菜市口是一條令人談虎色變的街。這條街原本以蔬菜和一家名為鶴年堂的藥鋪而聞名，但有清一代，這裡也是處決人犯的刑場。

1898年農曆八月十三日，北京城剛進入霜風凄緊的秋天，這一天下午，六名人犯被押送到菜市口，在眾多翹首觀望的看客的注視下，六顆拖著長辮子的頭被一一砍將下來。

人犯的鮮血，噴洒在黃沙鋪地的街面，不消兩個時辰，這血跡便與黃沙一道，凝成了一些深黑的血塊，慢慢被來往的車馬捲起的沙石和垃圾淹沒。只有一些看客，還坐在鶴年堂附近的茶館裡，意猶未盡地談論著行刑時的種種細節。

這六個被砍了腦袋的人，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按照朝廷所宣布的名單，六君子的排名先後是：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六君子中，四川有兩人，即綿竹的楊銳和富順的劉光第。

劉光第死難後70年，我出生在他曾生活了20多年的趙化鎮。這是沱江邊一座隨自流井鹽業而興的古鎮。

111年前，劉光第遇難之後，他的遺體從北京運回了家鄉，在這裡，鄉人為他舉行了一場在今天看來也頗令人驚訝的公祭。透過家鄉父老給予劉光第的哀榮，我們或許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山雨欲來時，弔詭的歷史所蘊藏的耐人尋味的玄機。

劉光第和同案的其他五人一樣，都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死的。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史上，這是一樁極為可怕的、可能會導致滅族和凌遲的不赦之罪。忠君愛國而獲罪乃至獲極刑，雖然古今中外並不鮮見，但像劉光第那樣充滿變數的命運，卻鮮有同例。

劉光第遇難時，他位於北京繩匠衚衕的家離他受刑的菜市口近在咫尺，他的家中，只有老妻張雲仙，妻舅張鶴林，以及幾個未成年的兒女。劉光第雖然在京做官多年，但他平素不喜交遊，不像同案的康有為、譚嗣同那樣，既有眾多追隨者，也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是以當慈禧發動政變，康有為等人紛紛出逃時，劉光第之所以呆在家中，一則在於他相信自己並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朝廷的事，問心無愧，不用逃；其次則在於根本沒有人幫助他逃亡，是以不能逃。

這樣，當劉光第蒙冤詔獄，作為政治犯處決之後，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的遺孀和孤兒所面臨的慘狀：

這個貧困的家庭，倒下了這根惟一的頂樑柱。因此，到底是誰為劉光第承辦了後事，把他一家老小及其遺體從紫禁城護送回老家四川省富順縣趙化鎮，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有種與史實相去甚遠的說法，那就是所謂俠客大刀王五為劉光第料理了後事，並派徒弟護送劉的靈柩回川。

大刀王五在清末民間有俠名，熱心政治，與譚嗣同交往甚深。據說譚在獲知光緒被軟禁於瀛台後，曾打算請大刀王五率徒衝進大內，謀殺慈禧；譚在獄中留下的「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所謂兩崑崙，按一些學者解讀，即指大刀王五和康有為。

不過，不管譚嗣同與大刀王五之間有著怎樣的密約，劉光第與王五卻沒有往來，而為劉光光主持後事的，也不是大刀王五，而是劉光第的四川同鄉喬樹柟。喬系四川華陽縣人，在京任學部左丞，是劉光第不多的幾個可以交心的朋友。當時在刑部任職的唐烜，算是劉光第的同事，親眼見證了六君子被難，他以白描手法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有云：「幸賴喬公賢，為收無家骨。」這個喬公，即喬樹柟。所以大刀王五之謂，不過小說家言耳。

按照彼時慣例，凡是被處以斬首之刑的人，家人總是要用金線把已然和身軀分家的頭顱縫合起來。劉光第的遺體是否也作如是處理，史料闕如，不敢妄斷。不過，筆者曾在富順文管所見過一張拍於20多年前的舊照片，乃是當年把劉光第的墳從趙化遷往富順縣城時所拍。

照片顯示，劉光第身首異處，頭顱形狀還十分完整，甚至隱約能看出其表情的堅忍。後來，著名雕塑家葉毓山為劉光第創作了一尊銅像，可能也是受此照影響，葉的銅像也抓住了劉光第臨刑前的那種剛毅與不屈。

在喬樹柟等人的張羅下，劉光第的家小及靈柩從北京動身，踏上了迢遙的返鄉之路。這條路，乃是當年劉光第離開家鄉，前往北京出任刑部侯補主事時次第經過的。

只不過，去時是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歸時卻是一具冰冷的屍體。返鄉之路由陸路抵天津，在天津登海船，航行至上海，再上溯長江；到瀘州後，由長江轉入沱江，從而抵達沱江邊的趙化鎮。

運載劉光第靈柩的船隻進入四川後，沿途百姓紛紛到江邊致祭。在懷德鎮到趙化鎮的最後20來公里河道上，自動加入到拉縴者隊伍的鄉人多達數百名。至於劉光第的桑梓之地趙化鎮，早在劉光第的靈柩抵達之前，就舉行過盛大的悼念活動。

臘月初八，劉光第靈柩抵達鎮上後，這座邊遠小鎮人民公祭劉光第的活動推向了高潮：船抵趙化中渡口碼頭時，大炮九響，鞭炮齊鳴，家家披麻，人人戴孝，哭聲響成一遍。在兩匹超長白布的圍繞下，家鄉父老牽引靈柩，繞行全鎮一周。游畢，停放於隆興寺――這裡距劉光第早年讀書的學堂僅有數步之遙。

初十晚，公祭儀式正式舉行，由秀才藍瑞圖主持。藍先用悲愴的聲調朗誦了文天祥的《正氣歌》，接著宣讀了祭文。這篇祭文，既有對劉光第忠君愛國卻慘遭殺害的同情與崇敬，更有對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的憤怒和指斥：

彼蒼者天，忠義何罪？

殲我哲人，邦國其瘁。

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漢唐遺穢，邦國其壞。

溝壑能填，白刃已蹈。

強固曰命，正氣浩浩。

生而為英，死明眾志。

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按一般的理解，劉光第乃朝廷欽犯，被殺頭之後運回故鄉，偷偷下葬即可，至多做幾天道場罷了。但趙化民眾卻為這個政治犯舉行了盛大的公祭。公祭也罷，在由包括秀才、舉人和鄉紳及普通民眾組成的公祭儀式上，竟然宣讀了這麼一篇痛斥朝廷――也就是當時的合法政府――的祭文，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一樁令人費解的事情：

難道這個小鎮的人民就沒想到過此舉會觸犯朝廷，會為當事人惹來麻煩甚至殺身之禍嗎？對這種以公祭為名，實為批判政府的行為，當局又將如何處置？

許多年過去了。當年輕氣盛的汪精衛因刺殺攝政王而下在刑部獄中時，他認識了在這座監獄裡當了大半輩子看守的劉一鳴。劉一鳴和汪精衛閑聊時，非常清楚地回憶起了六君子被捕入獄後的種種情形，這也與包括《清史稿》在內的諸多典籍的記載相吻合。從獄中之表現，我們不難分析出劉光第的性格特徵，以及他在這場飛來橫禍中的無辜與無奈。

從逮捕到處死，劉光第等人在獄中關押了四天。六君子分別關在兩間囚室。其中，楊銳、楊深秀和譚嗣同關押一室，劉光第、林旭和康廣仁關押一室。

在獄中，劉光第猶自誦讀《朱子全書》和《周易》，康廣仁因受堂兄康有為牽聯入獄，非常委屈，失聲痛哭說，「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年輕的林旭聞聽，笑不可抑，劉光第便轉而安慰康廣仁。

劉光第之所以如此從容，其原因有兩點：

其一，他相信不管是在刑部侯補主事上的十來年，還是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的十多天；不論是作一個無權無位的小京官，還是因緣際會與聞維新國是，自己一向公忠體國，並沒有一絲一毫之私念，更不要說叛逆與謀亂了；

其二，按照祖宗法度，入獄後總得經過一定的程序進行審訊，只要一審訊，那什麼事情都能說得清楚的，大不了，就不當這個京官，「即罷歸，固所願也」。

以劉光第比照譚嗣同，我們會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發現：譚在被捕之前，曾經有機會出走，但他向勸他逃走的人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至於他在獄中題壁的那首詩，現在流傳的版本是：「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但據可靠資料表明，這首詩其實是經過梁啟超後來改動的，譚的原詩根本不像這樣慷慨激昂：「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譚在拒絕出逃時所說的流血自他始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他清楚自己已犯下了殺頭大罪；而所謂留將公罪後人論，台灣學者黃彰健認為，「譚詩用『公罪』二字與傳統用法不同。譚詩『公罪』二字，絕非『功罪』之訛……譚此詩末句，已自承有罪。」

這個細節表明，譚在被捕之前就已經明白，他將要遭到殺頭的處罰，而這一處罰，和他打算出兵包圍圓明園，用武力解決慈禧及守舊派有關。至於劉光第，他根本沒有參與譚的圍園救主行動，而譚也沒有把這位忠厚的四川人發展成自己的同黨。

因此，從客觀上說，六君子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他們的共同被難，乃是因為他們所處的職位把他們拴成了一條線上的螞蚱――他們都是企圖勵精圖治的光緒臨時提拔到身邊予聞國是的小京官，不同者乃是，以譚嗣同為代表的譚、康、梁等人的表現遠比劉光第更為激進，為了維新的順利，他們不惜動用武力，發動政變，不管是流他人之血，還是流自身之血，都在所不惜；而劉光第所設想的，卻是在遊戲框架之下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

劉光第以為將會有的把事情說清楚的審訊永遠沒有到來。久在刑部熟知審判程序的劉光第過於天真，他忘記了他遭遇的是一場詔獄。操縱詔獄的不是祖制和法律，而是最高統治者的權謀：如果一旦審訊，顯然會牽涉到已被剝奪了政治權力的光緒。

其中的玄妙，慈禧在處死六君子後的次日所發布的上諭中就不打自招地承認，如果走正常司法程序，那麼就會導致「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然而，作為書生的劉光第，又如何能洞悉這其中的政治權謀？劉光第沒有把他效忠的政府想像得那麼壞，但他效忠的政府其實遠比他的想像還要壞。這個合法的政府，在最關鍵的時刻，其職責並不是要保證法律的公正，而是要保證最高當權者的個人利益。

公元1898年，歲在戊戌。這一年，積貧積弱的中國彷彿充滿了改革的生機，至少，從光緒任用康梁變法上，可以看出這個古老的國度，似乎從上到下都打算效仿東鄰日本，通過改革，絕地圖存。

在對六君子下手之前，真正的掌權者慈禧並沒有對光緒的改革進行過阻撓――至少我們目前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這種阻撓曾經出現過。相反，這個駕馭大清幾十年的鐵腕人物，比以往任何時候給予光緒的權力都更大，這樣，光緒才有可能在短時間裡發布上百道維新詔令，並破格將包括劉光第在內的小京官提拔到權力中心。

事情的不可收拾，其實源自於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的冒險性質的急於求成。康有為一輩子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師，在獲得光緒青睞後，日以上奏為已事，而這些奏章所言的改革事體，大多在當時根本沒有施行前提。

為此，他和改革派們肯定會深受朝野――尤其是守舊派官員――之詬病。詬病之下的康譚，他們所採取的是一系列過激反應：他們謀劃通過政變的方式，囚禁乃至暗殺慈禧，以便讓光緒真正成為大清國主宰。

然而，當譚嗣同異想天開地勸說袁世凱出兵反而被出賣後，可以想像，以前對維新持默許――至少是不反對――態度的慈禧，將會有多麼憤怒。

於是乎，政變高手慈禧發動政變了，康梁出走了，譚嗣同決心殺身成仁了，而可憐的劉光第，只因被抽調到這個改革機構中任職，只因他是譚的同事，從而也被目為大逆不道的亂黨――慈禧上諭的定性是：「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

斯時的朝野也看清了劉光第和康譚等人的截然不同。他們不但不是志同道合的同黨，甚至，劉光第和康有為根本就沒有交道。據同為富順人的宋育仁說，康有為在北京成立保國會，鼓吹變法時，劉光第曾經和友人前去旁聽過一次，但「聞其議，絕惡之，初未與通。」

六君子下獄後，慶親王奕劻也向當時預備參預會審的官員打招呼，「同案六人情形亦復不同，聞楊君銳，劉君光第均系有學問之人，品行亦好，羅織一庭，殊非公道，須分別辦理。」

好友兼老鄉曾遠夫聞知劉光第死訊後，寫了一首悼亡詩，更是直言不諱地認為，劉光第遭此大難，就是受了康譚的牽連：「不謀旦夕間，遽被池魚殃……死後望昭雪，言之斷人腸！」

劉光第及楊銳與譚嗣同等人的不同，慈禧未必不知道，但知道也於事無補。她必須處死這幫圍繞在光緒身邊噪動改革的人，她痛恨的不是改革，而是這些人以改革之名，竟然企圖挑戰她的核心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有應得」的譚嗣同必須死，無辜的劉光第也必須死。

今天的人可能會錯誤地以為，當時的維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實，每一個時代能看清時局的人總是極少數，而芸芸眾生往往屬於盲視的大多數。

一個令人喟嘆的情節是，當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場時，周圍那些踮起腳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們扔白菜梆子――這些白菜梆子主要扔向了譚嗣同，其次是康廣仁，至於劉光第，謝天謝地，沒有人把白菜梆子扔到他身上。顯然，在這些扔白菜梆子的草民眼裡，譚和康不是變法維新的改革派，而是理當千刀萬剮的亂黨；至於劉光第和楊銳，就像民間所謂痛腳連著好腳一樣，是受了牽連而冤死的。――京師吏民尚如此認識，何況劉光第故鄉的父老鄉親呢？

自古以來，忠臣蒙難都是最能引發人們同情之淚的。在傳統戲文里，人們早就對忠臣蒙難的故事耳熟能詳，而現在，這樣一位蒙難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的鄉黨，是自己看著長大的鄰居，故鄉父老，焉能不聞風泣下，轉而為這樣的忠臣搞一次轟轟烈烈的追悼嗎？在對忠臣的緬懷中，這些偏遠之地的升斗小民，他們最終收穫的，將是道德上無與倫比的優越。

劉光第和他的老家趙化，以及更大範圍的富順、四川，一直有著割不斷的親情與鄉情，他的人品與才華，一直為鄉人津津樂道。

劉光第祖籍福建武平，其太高祖時遷居四川富順。由小民因科舉而躋身士大夫之列，劉光第對君恩國恩深為感激。

明清兩代，官員――尤其京官――薪水微薄，所謂陋規、土規之類的灰色收入遂成為潛規則：「歲入得自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

在中進士後已授刑部主事，因母親去世而丁憂時，劉光第就清楚自己的家庭狀況，若做京官，以他不願貪墨的操守，肯定會捉襟見肘，因此他一度打算不去做官，而是留在家鄉執掌文昌書院。

對劉光第有知遇之恩的富順縣令陳錫鬯聞知此事後，熱心地為他介紹了自流井一個叫劉舉臣的鹽商，二人聯宗，舉臣為叔，光第為侄。劉舉臣承諾，每年贈送劉光第200兩白銀，作他在京為官的開銷。陳錫鬯本人，也答應每年資助劉光第100兩白銀。正是有了這兩筆比較穩定的收入，劉光第才敢拖家帶口，到北京當一個人微言輕卻又時常為國家五內俱焚的小京官。

在幾乎無官不貪的清末，劉光第是一個少見的異數，這也是他的死，為故鄉民眾痛心疾首的原因之一。鄉人每說及他的死，總有一句義憤之語，叫作：「好人命不長，禍害一千年」。

劉光第的同鄉王掄三升為員外郎，有別項進款三四千金，主動提出與劉平分，劉光第卻「不敢受」；劉光第升為軍機處章京，外地進京的某省藩司按慣例送來一筆錢，劉光第也斷然拒絕，來人很驚訝，說：「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

此外，「每年軍機處同僚按例可分五百金以上，而光第亦分文不取。」劉光第一家人在北京，靠著微薄的收入艱難謀生，他本人「一布袍服，十年不易」，他的兒女「敝衣破褲，若乞人子」，家務全靠妻子操持，以致於不到40歲，就衰老得如同老婦人。抓捕劉光第時，「緹綺見傢具被帳甚簡陋，夫人如佣婦，皆驚詫曰：『乃不是一官人』!」

可以斷言，深受儒家道德化育的劉光第，他所堅守的乃是儒家的傳統。他關心國家，為時局擔憂，極主改革；由於在京師鮮有知音，他常常把對國事時政的批評寫成長信，寄給遠在故鄉的劉舉臣父子。

甲午戰爭之後，他寫下了數千言的條陳，希望國家改革，以圖生存。但由於他本人級別不夠，而別人又不肯代他上奏，這一條陳只能寄給劉舉臣和家鄉父老閑覽而已。因此，可以說，劉光第雖然在京師做官，但他的思想，他的為人，他的品行，他的近乎固執的安貧樂道，卻在故鄉到處流傳。

一定意義上，他是故鄉人――尤其是故鄉讀書人的偶像和驕傲。當這個大廈將傾的國家竟然把自己的偶像和驕傲斬首示眾，家鄉民眾在悲痛之餘，必然會對這個國家產生深深的懷疑，所以才會發出忠義何罪的質問。

如果說，忠君愛國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是每一個故鄉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並被感動的話，那麼劉光第對家鄉的熱忱則給予過他們見得著的溫暖。

劉光第在京師時，偶然得知他的發矇老師李少崖年老失明，衣食無著的窘境，當即寫信給劉舉臣之子劉慶堂，希望他從每年給予自己的200金中，先拿出30金，送給這位孤苦的老人。故鄉四川兩次遭受震災和洪災，劉光第立即和同鄉京官一道，籌措善款寄回故鄉賑災。

在故鄉民眾眼裡，劉光第是一位恪盡職守，廉潔奉公的清官，是一位熱心公益，時常照顧家桑梓的同鄉，是一位曾經教化鄉間，啟迪後學的儒者，同時還是一位如同戲文里演出的忠君愛國卻慘遭奸臣殘害的忠臣，而原本與他們相距遙遠的戲文里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看著他長大，看著他考取進士，看著他坐上木船遠走京華的街坊鄰居，這樣優秀的人、親切的人竟然被處斬，這到底是什麼鳥世道？

因此，趙化民眾對劉光第的追悼其實既是在哀輓他們的偶像，也是在藉以表達對政府的強烈不滿，同時還是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殘酷現實的絕望。

劉光第被捕之前，曾經義憤地對友人說過，「吾屬死，正氣盡矣。」事實也正如他的斷言，當這群希望通過改革使國家走出瓶頸的知識分子被處死之後，後來的知識分子，再也不願相信這個日薄西山的王朝，他們不再對改革維新抱希望了。而在民間，就連最底層的民眾也已經明白，為了保他人的江山而冒風險改革，乃至於把自己的腦袋也改掉，是一樁得不償失的傻事。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閑坐一旁，冷眼旁觀江山易主，王朝變姓。

至於這場聲勢浩大的對政治犯的公祭，是否會像我們曾擔心的那樣，招來當局的彈壓呢？出人意料的是，政府竟然對此聽之任之，既沒有阻撓，更沒有派兵抓捕這些不明真相的群眾。

其原因，其實，在劉光第早些時候對時局的批評里就已經有了答案：「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祿養交；小臣鬥巧鑽營，便私阿上。辦事認真者，以為固執而不圓通；上書直言者，以為浮燥不鎮靜。」

如此盛大的公祭，地方官員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這種「苟安目前，敷弄了局」的官風之下，既然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沒有對此事有過任何批示，那麼，地方官最好的辦法就是假裝沒看見也沒聽見，而沒看見也沒聽見的事情，也就相當於從來沒有發生過。

2009-11-9，改定

【來源：聶作平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