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文明與民族國家（上）｜丹尼爾·約翰遜

…………………………………………

伊斯蘭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極為不對等，這種不對等又是深刻的、多層面的和不可避免的。西方人對伊斯蘭的認知是在相對簡單的冷戰對立中建立的，為了克服這種認知失調，我試著區分了十種類型的不對等。這個清單不敢妄稱面面俱到，也並非都是獨創。但總的來說，這十種對比描述了西方和伊斯蘭對立的程度，而知識精英們尚未弄清這種對立，宗教復興作為人類未來的決定性因素將會令他們驚愕乃至打臉。

1888年，戴維·卡梅倫時代之前的一個世紀，自由黨政治家威廉·哈考特爵士宣稱：「今天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在眾多自我實現的預言中，這一個令人印象深刻。我想知道，在22世紀初，人們是否會重溫威爾士親王（即查爾斯王子）於本年初在艾爾伊瑪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蘭大學（位於利雅得）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聲稱作為英國人「今天我們都是穆斯林」。

作為第一位向伊斯蘭教瓦哈比派（Wahabbi Islam，沙特官方宗教，被認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沙特政府的財政支持下，這一教派在70年代以來傳播迅速，並具有世界影響力）宗教精英發表演講的西方人，英國國教未來的領袖（即查爾斯王子）身著伊斯蘭學者的長袍，甚至以第一人稱複數發表演講，就好像自己是其中一員：「我認為我們需要恢復有深度、精微與慷慨的想像力，尊重伊斯蘭偉大時代的智慧，這一智慧使伊斯蘭如此奪目，」他說道。「伊斯蘭信仰在其偉大時代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理解了上帝對所有時代的告誡以及當前的告誡。伊斯蘭教的偉大在於它理解了神的真義。這些，你們不僅可以給予穆斯林，也可以通過榜樣的方式傳授給亞伯拉罕的其他孩子。」那麼，猶太教徒與基督徒應該向《古蘭經》的大多數原教旨主義學者學習如何解釋《聖經》嗎？

很遺憾，親王沒有出現在2005年教皇的避暑度假地岡多菲堡（Castel Gandolfo），據報道，教皇本篤十六世當時解釋了為什麼伊斯蘭教徒不能以猶太教和基督教神學家們慣用的方式來解釋其神聖經文（即《古蘭經》）。穆斯林們相信，《古蘭經》是真主阿拉的言語——「我們一貫遵守的永恆之書的副本」，正如《古蘭經》上所記載的（43:I）。然而，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文是由人記載的，因此它事實上需要解釋，並且允許人們對其涵義進行引申。而伊斯蘭教的學者們則排斥對《古蘭經》字面解釋之外的任何解釋。伊斯蘭教神學在註解上缺乏靈活性，已經而且會繼續產生難以預料的政治影響。這是第一個，從邏輯上講，也是最重要的不對稱：一方面伊斯蘭領袖堅決要求人們適應其神聖的律法，另一方面受託保持歐洲文明基督教身份的人所變現出的致命的妥協傾向。

眾所周知，穆罕默德不會做出妥協（Muhammad does not meet mountains halfway）。政治神學中這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似乎未能打消英格蘭未來國王的浪漫念頭，即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猶太教徒都能一起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正如我們現在知道，查爾斯王子駁回坎特伯雷大主教喬治·凱里的主張，聲明考慮到伊斯蘭教的緣故，他即位後決定將把王室頭銜由「（基督教）信仰的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改為「信仰的捍衛者」（Defender of Faith）。

現如今，要捍衛基督教在英國的特殊地位，你需要成為一個印度人。例如，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宣稱，他對英國政府資助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錫克教信仰的學校，並為之提供與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學校同等待遇的決定，感到「異常震驚」。「這種做法忽視了基督教信仰的學校已經演化出寬容的氛圍，並且這種氛圍通常比純粹的宗教學校的氛圍更為寬容，」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前任院長如是告訴《每日電訊報》。「我的許多朋友來自加爾各答的聖·薩維爾學院（一所耶穌會學校）——我不認為他們只是被灌輸了基督教教義。但是新一代的穆斯林學校、印度教學校以及錫克教學校卻並非如此。」

譯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33～）生於印度，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後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曾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讓我用女兒阿加莎的親身經歷，為阿瑪蒂亞·森教授做個現身說法吧。工黨政府鼓勵對話與相互理解，本著這一精神，她所在的天主教「信仰學校」的8歲孩子班，被帶去參加2006年7月在倫敦舉辦的伊斯蘭博覽會。這可能是在歐洲舉辦的類似展覽中最大規模的了，也是全年度伊斯蘭文化活動的高潮部分。我女兒被教授了一些伊斯蘭藝術後回來了，但還是不明白伊斯蘭教的「五功」（譯註：即念功、拜功、課功、齋功、朝功）、先知穆罕默德等等。事實上，她受到了攻擊——被狠狠地踢了兩次——她在排隊等候同學時被一個陌生女人踢的；當老師表示抗議時，嫌犯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她回來時帶回了一個禮品袋，裡邊裝有一本給小孩子看的活動書。其中包括用來填充顏色的車尾貼，比如：「安拉至大」，「百分之百的穆斯林」以及「伊斯蘭教=和平」。這樣的口號對基督徒或其他的非穆斯林孩子非常不適合。但是，真正令我擔憂的是伊斯蘭救助（Islamic Relief，譯註：英國的一家伊斯蘭教慈善組織）的募款箱。它不是一家普通的慈善組織，而是一家被以色列譴責為資助哈馬斯恐怖分子的飽受非議的組織。因此，我的小女兒，本是天真地去進一步了解她的穆斯林同伴們的信仰，卻傷痕纍纍、又驚又怕地回到了家，且竟然間接地支持了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作為包容的一課，這幾乎談不上有何啟迪。她所在的學校屈從於文化多元主義，長途跋涉去參加伊斯蘭博覽會——不僅受到英國政府還受到天主教會的祝福。而想像一下我們本地的穆斯林學校，即由沙特資助的法赫德國王學院，將其小學生送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花一天時間熟悉天主教義——這簡直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實上對於少數族群而言，有一項更加艱巨的義務，即熟悉多數人的習俗與宗教。那些聲稱代表伊斯蘭教的人正在濫用人們將穆斯林整合進英國民族國家的誠摯願望，而儘可能地在各個層面爭取（人們對伊斯蘭教的）寬容。

森教授也本能地指出了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的第二個不對稱：對待寬容的態度。伊斯蘭教要求（並且在歐洲他們也做到了）人們對他們最難以忍受的做法進行寬容。從壓制言論自由到女性的從屬地位，隨著在現實中逐步認可伊斯蘭教法，那些一直以來被西方視為野蠻的行為正在變得「正常化」。作為回報，伊斯蘭教在公共領域對其他信仰幾乎沒有讓步或包容，在其私人生活中更是沒有。

有兩種寬容：因軟弱產生的寬容以及因強大而產生的寬容。後者是從洛克到密爾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珍貴遺產。18世紀及19世紀早期，圍繞著解放天主教徒與猶太教徒的論戰確立了一項原則：宗教少數派可以獲得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但是作為報答，他們必須明確忠誠於國家、社會以及法律。宗教顧慮也需要考慮到例外情況，例如，在效忠宣誓時，必須有這樣的共識：對上帝的服從，不能與對民族國家成文或不成文憲法的效忠相悖。在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達成了一個隱性契約；如果少數派破壞了這個契約，他們的寬容就會相應受限。

因軟弱產生的寬容完全是另一回事兒。抓捕阿布·哈姆扎（Abu Hamza）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他多年散布仇恨、暴力以及恐怖主義後，終被官方熟知，儘管他的全部破壞程度尚不為人所知——其中包括我在內。當我們天真地允許孩子們在這個邪惡的人周圍玩耍時——甚至夢幻般地在他家門外唱起聖誕頌歌——警察、軍情五處及內政部卻在搞「攻心戰」。當局太過於擔心而社區過於大意以至於不能保護自己。

在無休止的關於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的辯論中，第三種不對稱通常被悄然略過。伊斯蘭教不是一種文明，西方也不是一種宗教。的確，伊斯蘭教曾在過去深刻地影響了幾個東方文明，正如西方文明確實是源自猶太—基督教一般。然而，文明與宗教顯然不是一回事兒。從阿拉伯的沙漠起家，伊斯蘭教被強加給那些更為悠久、更為複雜的文明——從西班牙到拜占庭，從波斯到印度。我們的文化相對主義者引導我們相信，伊斯蘭教與西方文明是相容的，但是歷史證據並不支持這一命題。伊斯蘭教沒有在西方法律（基地組織稱之為「十字軍的法律」）下生活的傳統；而且說服或強迫他人服從伊斯蘭教法，是穆斯林義不容辭的義務。

因此，嚴格說來，當前伊斯蘭教與西方的對抗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伊斯蘭教要把神權政治的宗教強加於世俗文明，而且必要時會採取武力手段。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這是不對稱的衝突，因為，西方沒有也不可能會用武力方式迫使穆斯林改變信仰。最為嚴重的是，世俗的西方不願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它將面臨一場聖戰，而對此它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

這種不對稱值得詳加探究。伊斯蘭教使用的傳播手段是聖戰（Jihad，穆斯林的法學家認為這是踐行主道）。聖戰是每個穆斯林義不容辭的義務，用他的內心、他的口舌、他的雙手、甚至是他的利劍。最終訴諸的方式是聖戰（holy war）。那些否認Jihad意味著holy war（歷史上可以證明）的伊斯蘭教護教士，是不誠實的：從《古蘭經》中好幾處章節都可以明顯看出來，尤其是後來麥地那的啟示中，穆罕默德打算讓其追隨者像他那樣通過利劍來傳播伊斯蘭教。

（未完待續）

…………………………………………

小編的話：本文全文有1萬餘字，分三次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