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缺乏法制框架的民主是災難

06-11

福山：缺乏法制框架的民主是災難

China Young Scholar Read Francis Fukuyama

作者：王鵬二十六年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蘇東劇變的前夜發表雄文，以黑格爾式的斷言宣告「歷史的終結」，為西方對冷戰的「勝利」畫上圓滿的句號，一夜成名。他的名字叫福山。

如今「歷史終結論」已近而立，年逾花甲的福山再次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發表題為《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的演講。三十年世界風雲變幻，民主思潮滄海桑田，福山何所思？歷史何所憶？

的確，觀福山近年來的思想演進，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理論關懷日益凸顯，對他「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指責也漸漸淡去。但筆者以為，在更為根本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福山仍有待祛魅——我們不得不繼續追問：何謂制度之「本」？何為評價體制好壞的首要標準？人類社會真的有可能產生一種全真全善全能的「終極制度」嗎？

品讀福山：不變的民主信仰與常新的問題意識

2015年4月21日，在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學術活動上，福山進行公開演講，現場座無虛席。

當年的福山是作為美式民主最有力的背書者而登上世界講壇的，而近年來面對世界各地民主化浪潮過後的挫敗，尤其是民主燈塔——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黯然失色，似乎又開始對其一貫推崇的民主理想有所反思。對此，不少論者驚呼「福山不再是福山了」；這當然是誤讀。細讀福山近年來最重要的兩部作品，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2014年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不難看出，他對作為綱「常」名教的民主本身的信仰從未動搖，「變」的只是對實現民主的手段及配套制度的認知。用劉瑜在《序》中的話說，這兩本新書不僅不是要否定當年的「民主終結論」，而是要進一步將其完善。

福山對民主的堅定信仰從未動搖，但他的問題意識卻是「常為新的」，其理論從宏觀轉入微觀，視野的邊疆也從最早的民主制度本身逐步拓展到民主與法制/法治以及問責的互動。在演講中，他再次強調「國家能力——法治——民主」三位一體的社會秩序模型，指出只有三者間達成合適的相互制衡才能確保政治體系的良好運作，同時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發展。

不少論者驚呼「福山不再是福山了」；這當然是誤讀。

在問答環節，筆者特地請教了福山教授對民主與法治關係的看法。先生不吝教誨，援引歐洲的歷史經驗指出，歷史上對絕對權力的制約首先並非來自民主，而是源於法律。譬如，是先有1215年英格蘭國王約翰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由此逐步確立「國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基本原則，而後英國才逐漸發展出有序的民主。作為對比，他特意提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認為缺乏法治框架的民主對國家和人民都只能是巨大的災難。

祛魅福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終結者們」

三十年來，「歷史/民主終結論」的話語體系建立了福山的全球聲望。而當我們放寬歷史與學科的視界就不難發現，福山也不是唯一的「終結者」。早在達爾文、斯賓塞的進化論風靡世界之前的數千年里，人類關於「生命終極目的」和「社會最終形態」的探索就早已展開。最早是祭司和僧侶為族人描繪各式各樣的「最後之天堂」抑或「末日之地獄」。而自近代以降，或受理性主義、進步主義思潮之影響，或為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不斷取得的勝利與發現所鼓舞，一種單線性進化模式（linear-progressive evolutionary model）逐漸成為東西方哲學社科領域的主要思維定勢。

一百年前，康有為在糅合了公羊學三世說與近代西方進化論之後提出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演化路徑；而在當下，與福山齊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師亞歷山大·溫特則認為人類世界已經從互為敵人的「霍布斯的世界」轉化為互為對手的「洛克的世界」，並可能繼續「進化」成互為朋友的「康德的世界」——最終一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將不可避免地建成。遺憾的是，這種單線性進化論一方面對人類未來抱有一種近乎盲目的樂觀態度，從而缺乏對可能弊病及內生缺陷的必要警惕，同時又由於過分的自信與自負而對其他諸多可能抱有偏見和敵視，從而在理論上遮蔽學者們的慧眼，並在實踐上引發不可調和的對抗和無盡的人道主義災難。

4月21日，在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學術活動上，福山與中國學者交流。

米爾斯海默等學者對福山的一個主要批判就是，他所主張的自由民主（和平論）不僅未能促進世界和平，反而成為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對外發動戰爭的動因和借口——新保守主義的美國就是這樣成為冷戰後國際戰爭最大策源地的。

跨學科的類比總是發人深省。演化生物學中的一個經典案例提醒著人們，「進步」的具體標準往往是隨時空變化而游移的，這意味著當我們評價一種「變化」究竟是「進化」還是「退化」時，不僅要在當時當地的語境下做出判斷，還必須為其轉型預留足夠空間。科學家曾注意到，在一個海島上棲息著的一種昆蟲，並依據翅膀的長短將其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分支。按照生物學一般常識，人們似乎有理由推斷，長翅蟲由於在飛行上的優勢必將在捕食、求偶等活動中佔據優勢，而短翅蟲則將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種內鬥爭中失利並走向絕跡，最終長翅亞種群將勝出並一統種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短翅蟲成為最後的倖存者。對此，一種合理解釋是，長翅蟲恰恰因為飛得太高且翅膀受風面大而被席捲而來的海風刮進海里，短翅蟲則因為飛得低而得到樹叢的保護遂幸免於難。科學家們對此仍不滿足，他們又將一定數量的長、短翅蟲做好標記，帶出海島，然後觀察其在沒有海風乾擾的陸地上的生存表現，結果是長翅蟲反敗為勝。

無論承認與否，大自然往往就是這樣的「辯證」。人類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地理環境、技術條件等因素髮生系統性變遷後，原先的優勢可能化為劣勢，原本適用的制度也可能成為桎梏。譬如福山本人在書中也曾讚歎「偉大的漢朝制度」，認為古代中國的官僚/科舉制較其西方模仿者先進了一千多年。在中華帝國漫長的黃金時代中，絡繹不絕的外國朝拜者、傾慕者，從馬可波羅到門多薩，從瓦爾特·拉雷到伏爾泰，又何嘗不認為天朝體制便是最好的制度並希冀以此為模本「終結」泰西無盡的辯論與鬥爭呢？可在近代技術與文明的沖刷下，天朝崩潰了；在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一部分失去自信力的中國人又是何等自覺地匍匐在西方話語霸權的腳下？他們刻骨地反思黃土與河殤，真誠地指望通過全盤西化為藍海文明而實現本族的涅槃重生。

時過境遷，在近代民主制的發源地，在昔日的日不落帝國，今年初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發文感慨民主或許已經「死亡」。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怎不讓人唏噓蹉跎。但必須說明的是，對於愈加自信、奮發有為的中國人而言，此刻歡慶「中國紀元」的到來，抑或宣告「中國模式」對西方的完全勝利，也可能會犯下和福山一樣的錯誤。

讓我們回歸文本，按照福山的業師亨廷頓的定義，所謂「政治制度」就是人類社會穩定的、受尊重的、反覆出現的行為模式，其功能在於便利人們的集體行為。亨氏特彆強調，二戰後一批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政局不穩並呈現「政治衰敗」的跡象，根源就在於其制度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群體的興起及其政治訴求。由此可見，制度只是一種工具而非目的本身；作為制度的一種，民主亦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應被聖化為某種現時代的一神教（modernized monotheism），否則過度穩定的政治制度本身也會成為其自我衰敗的根源。

本質上，真正決定一套制度/體制價值的普適標準，並不是看它能否具體促成某種特定人類行為或社會功能的實現（如普及投票權或提高社會治安度等），而是取決於它對新環境、新形勢、新挑戰的適應與應對能力，即制度彈性。任何舍「本」逐「末」的追捧或模仿，註定會為本國帶來無盡的遺憾。因此，我們在判斷一個體制的好壞時，不僅要客觀評估它當下的表現，更應看重其自我更新與調適的能力：如果有一種制度，即便的確如其所聲稱的那樣能夠保障一定程度的公民參與，也能夠為政府提供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依據與問責等等，但是用動態、發展的眼光看，它正走向一種自我裹挾且難以逆轉的衰朽，甚至整個社會的衰敗都與之相隨，那麼人們就必須對其保持警惕並有所反思。

反思福山：「政治衰敗」還是「社會衰敗」？

數年前，清華孫立平教授曾指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前者是「外傷」，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後者則是「內傷」，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社會潰敗的核心病灶在於權力從內部失控，其表現是腐敗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

美式民主的鼎盛時期，也是美國最具領導力的時期。然而近年來，外界輿論卻往往認為美式民主的燈塔日漸暗淡。

理論上看，孫教授的分析是鞭辟入裡的，他的擔憂也絕非杞人憂天。但對人民而言，更為幸運的是，兩年來習主席和黨中央的反腐利劍披荊斬棘，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公平公正的實現與人民對黨信任信心的重建開出一條明路。想當年，「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宣言也曾被個別媒體和貪官嗤之以鼻，以為不過又是一輪政治運動，風雨過後彩虹依舊；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中央高壓反腐的新常態不僅贏得了全國人民的交口稱讚，也在全世界樹立了威信和榜樣。追問：為什麼原本「不可治理」的腐敗終究被「治理」了？為什麼這種難度極大、風險極高的改革偏偏在中國能夠成功？用清華閻學通教授的話說，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Leadership（領導力）與眾不同。結合薛瀾、胡鞍鋼、王紹光、潘維等學者的科研成果，就是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傳統，能夠將最有魄力、執行力、戰略眼光以及自我犧牲精神的領導人從基層層層拔擢，然後以經年培養加以陶鑄，最後賦予其必要的自主權，讓他們能夠在憲法的框架內大刀闊斧地力除積弊、銳意革新。

這種制度優勢是美國所不具備的，原因就在於美式民主太完備、太穩定了，其「超穩定結構」既阻止了戰爭狂人或獨裁者覬覦權力，同時也使整個政治體系在面對致命挑戰和重大轉型時自縛手腳，改革無力。

筆者以為，以「改革困境」為代表的「政治衰敗」還只局限於廟堂之上，較之更為要害的卻是波及江湖之遠的「社會衰敗」。

秦暉教授在觀察西方國家內部黨爭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那樣一個競爭性選舉體制下，為了贏得選票，左派永遠是理直氣壯地主張「高福利」，但對於這背後的代價——高稅收卻避而不談；同理，右派在高懸「減稅收」的胡蘿蔔時說得天花亂墜，但絕不會告訴你他們要大幅裁減國民福利。於是，左右兩派輪番上台執政造成極其惡劣的非預期後果：為討好選民，「低稅收+高福利」的惡性螺旋造成財政的枯竭和國家能力無可逆轉的損毀。對此，有人會問，為什麼這類國家有的早已破產，而有的卻能依舊強大？

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跳出國內政治的藩籬，用國際視野加以比較。一句話，弱國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決定其只能以懇求援助（或威脅不給援助就濫發籤證）的方式轉嫁國內危機；而強國，尤其是同時掌握世界貨幣金融體系和頂尖軍事力量的超級「金鐵大國」則通過剝削邊緣國家（哪怕如中國這樣富有、強大卻仍未主導國際政治與金融體系的大國）來實現以鄰為壑式的自我救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對此已有系統闡述，筆者茲無贅言。

再追問：像這樣的一個國家，它在國內又是怎樣的一種「社會」？答曰：衰敗的社會。受福山和孫立平教授的啟發，筆者將「社會衰敗」界定為，在一個以「鄉愿」粘合的共同體中，國內不同黨派、利益集團不僅以福山所觀察到的「否決制」為工具爭權奪利，為了短期的選票收益而無視長遠的國計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過度民主」（福山本人語）的政治生態背景下，其統治精英與國內民眾藉助選舉系統在事實上達成某種默契與合謀——統治者藉助該國的全球霸權向全世界人民徵收「鑄幣稅」並轉嫁危機；通過「剪刀差」等貿易手段合法地對世界各國進行剝削並獲得超額利潤；當其國內生產「空心化」所導致的實力衰退已無力支持它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繼續護持霸權時，通過推出區域性自貿協定排斥他國，從而鞏固並延續區域性經濟霸權；同時還以精明的移民政策「收割」全球政商學精英為其效力；最後，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拿出一點殘羹冷炙以社會福利的方式安撫草根，從而在形式上貌似無比公正合理的「問責」中名正言順地獲得統治合法性。在這個社會中，一部分民眾或知情或不知情地也都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統治者的某種「同謀」——他們似乎已無其先輩那開拓進取、產業革新的銳氣，不過如尼爾·波茲曼所嘲弄的那樣，在沙發薯片肥皂劇的濃湯里「娛樂至死」。

誠如孔子所言「鄉愿，德之賊也」，這種體系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譚復生倘若復生，亦必斥之曰「唯大盜利用鄉愿，唯鄉愿工媚於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民主」。而從工具理性角度看，它貌似嚴絲合縫、穩定持久的表象也遮蓋不住由其內在制度革新動力之匱乏所決定的脆弱。於是，當外部出現一個可能的替代品、一個全能型競爭者時（而非如冷戰時期日本徒有經濟優勢、蘇俄全賴軍事實力），其反應之大、芥蒂之深也就不難理解了。而鑒於其成熟度之高、穩定性之強，似乎看不到有什麼內部力量能夠衝破一切阻攔，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既不道德又不可持續的治理模式。是故，有英吉利布公問：民主其歿乎哉？對曰：尚在；然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超越福山：中國崛起的全球性制度貢獻

崛起的中國正在世界新體系的形成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一帶一路的構想和建設全球矚目。圖為維基百科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有關「中國崛起」的話題已熱議多年。但論者似乎始終更多地關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硬實力對世界的衝擊，卻不問「中國崛起是否可能對全球的制度變革貢獻智力」。這或許也是一種西方中心論-民主終結論的現實反映罷——作為異質性「他者」的中國力量，終究要被融入美式民主的大熔爐，經過鍛造而後成為歷史終結的另一件標本。但必須申明的是，筆者對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紀元」也始終有所保留。浩瀚的太平洋足夠大，能容「中國式協商民主」與「美國式自由民主」平等對話。縱觀人類文明的千年演進，都是在不同文明文化、不同制度理念間通過對話、試錯、競爭、合作、相互借鑒、取長補短而踽踽前行。崛起中的中國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力將自己在制度實踐中所總結的經驗與教訓貢獻給這個矚目中國的世界；同時也應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毫不猶豫地學習人類一切先進文明成果。陳樂民先生生前就曾說道「不讀中國史，不知道中國何以偉大；不讀世界史，不知道中國何以落後」，這樣的審慎與胸懷的確值得我輩學習。

縱觀人類文明的千年演進，從來不是由某一種理念、一種體制一統天下。

大師終歸是大師。同樣二十年多前，亨廷頓發表了反駁其弟子福山「歷史終結論」的論述《文明的衝突》——歷史並未終結，只是鬥爭焦點從「意識形態」轉為「文明之爭」。數十年來，無數年輕的學者因批判亨氏「文明衝突論」而成家成名，但學術的萬神殿里至今仍只供奉著亨氏的神龕。同理，筆者也不敢奢望一篇小小的評論就能衝擊福山先生三十年來的全球盛名，但為一習作，直抒胸臆，求教方家，庶幾無愧於學、無愧於心、無愧於時代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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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鵬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