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天慶祝雄安新區時，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人

06-11

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設立雄安新區。新華社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的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也就是說北京這個超級大都市，除了要將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還要將更多首都的產業轉移到雄安新區，讓北京專註於大國首都的功能。

讓首都專註於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載其他功能。這樣的城市規劃建設思路，早在6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提出過建議，只是沒有被採納。提出這個方案的人，就是梁思成。今天，我們在慶祝成立雄安新區的時候，不由得又記起這位中國建築師。

梁思成

保留老北平古城，建環城立體公園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蘇聯城市規劃專家也在邀請之列，在城樓上提出應開始對北京城進行改造，周恩來也在城樓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門廣場的設想。梁思成隱隱感到了這個城市即將發生的變化，他立即和英國歸來的年輕建築師陳占祥一起做了一個城市規劃方案，即著名的「梁陳方案」，建議設三個城區各司其職：舊城保存為文化中心，渾然天成的博物館；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樹立新中國形象；其南側建商務中心，展現現代都市風采。

1951年國慶節，首都學生隊伍經過天安門廣場，圖中左側為天安左門

梁思成在晚年回憶道：「當我聽說毛主席指示要『將消費的城市改變成生產的城市』，還說『從天安門上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時，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我想，那麼大一個中國，為什麼一定要在北京這一點點城框框里搞工業呢？」「北京應該是像華盛頓那樣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純粹的行政中心，尤其應該保持它由歷史形成的在城市規劃和建築風格上的氣氛。」梁思成堅決反對蘇聯專家改造舊城建新城的建議，「因為行政區設在城中，政府幹部住宅所需面積甚大，勢必不能在城內解決，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區同辦公地點的距離便大到不合實際。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萬至十五萬人在政府辦公地點與郊外住宿區間的往返賓士，產生大量用交通工具運輸他們的問題。且城內已繁榮的商業地區，如東單、王府井大街等又將更加繁榮，造成不平衡的發展，街上經常的人口車輛都要過度擁擠，且發生大量停車困難。到了北京主要幹道不足用時，惟一補救辦法就要想到地道車一類的工程。這不是經濟，而是耗費的計劃。」幾十年後的事實證明，梁思成的判斷驚人的準確。但在當時，他的方案受到嚴厲批判，被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設計新行政中心是「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在舊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礙事」的城牆就幾乎成為必然。為了保護城牆，梁思成不斷上書，向領導人請求，與「拆牆派」辯論。「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梁思成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寫下「環城立體公園」的方案，飽含感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力主拆城牆，性情溫和的梁思成與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據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她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時，由於梁思成的堅持，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與周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並極動感情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則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作答。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毛澤東給梁思成的表現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批判接踵而至，但對於梁思成來說，最大的打擊是林徽因的去世。林徽因為保護古城用盡自己生命的最後精力。1954年，她已經病的很重，拖著顫巍巍的身子去找彭真辯論。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在昏迷中離開人世，梁思成握著她的手放聲痛哭，喃喃自語：「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1956年，隨著城市建設的展開，一些單位開始從城牆上拆取建築材料。同年7月16日，報紙刊登了署名汗夫的《拆除和興建》一文，對梁思成等作了不點名批評：「去年，東西四牌樓拆除的時候，聽說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著覺」。

1957年，實在看不下去眼的梁思成在3月的北京市人民委員會議上發言說：「聽說有關方面在修築道路中要拆東直門城樓，我看要好好考慮，這個城樓是現在北京留下來唯一明朝楠木建築物。1934年，袁良任北京市長的時候，有一個日本木匠見到是古代楠木建築，願意補貼兩萬元進行維修。人們不要把這些東西只當作古董看待，它們在城市中起著裝飾的作用。」後果可想而知，東直門城樓沒有保住，梁思成在緊接著的反右、思想改造運動中違心做檢查，他寫了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稱自己「一方面走到反動統治集團的外圍，成了可供他們驅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人』，被敵人拉攏，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服務。」剛正的梁思成本不是容易自毀的人，但嚴酷的政治鬥爭環境下，一個書生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1958年毛澤東等審查北京天安門廣場建設規劃模型。左起彭真、毛澤東、李富春、萬里、周恩來

1966年，梁思成被「文革」風暴打倒。一張大字報給這位「反動學術權威」畫了一幅漫畫——脖子上掛著北京城牆，下書他的那句讚歎：「我們北京的城牆，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

善良的梁思成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竟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他被勒令一遍遍交待自己的「罪行」。年過六旬的梁思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要出門就必須在脖子上掛上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名字上還划了一個大大的叉。工作停了，工資停發，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的小平房中生活，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在無數次抄家中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冒險把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終這批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保存下來。我情願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一個偶然的機會，已被剝奪看《參考消息》資格的梁思成夫婦聽朋友說，《參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譯家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叛逃」美國的消息，梁思成睜大眼睛說：「這消息可靠嗎？」林洙隨口問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願意到國外去嗎？」「到國外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麼生活的願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願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梁思成是聽父親講南宋忠臣陸秀夫跳海殉國的故事長大的，他說過，「我這一生自以為愛國不後於任何人」。1971年底，與他一起提出「梁陳方案」的陳占祥去醫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給陳留下最後的話：「要向前看，千萬不能對祖國失去信心。他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上要有自己的信念。」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質上的貧困，使梁思成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帶著深深的遺憾與世長辭，終年71歲。當年，他為盟軍轟炸日本京都前劃定過文物古建保護區，他為解放軍解放北平時劃定過免受炮擊的文保區域，但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最終還是沒有保住古都北平的完整風貌，否則我們今天看到的北京將是比巴黎、羅馬更加輝煌、舉世罕見的偉大古城。

關於首都的討論，梁思成預言「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這句話久久地回蕩在我們耳邊。不幸的是被他一語成畿，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幸的是梁思成和他所代表的觀點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