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軟實力」
張國祚 現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兼職教授。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主任。 |
約瑟夫·奈 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卡特總統的助理國務卿、柯林頓總統的助理國防部長兼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軟實力」概念。人物素描:郭紅松 |
編者按今年4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應邀來華訪問,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山東大學發表演講。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張國祚教授陪同約瑟夫·奈赴山東大學演講,並擔任演講主評嘉賓。期間,張國祚和約瑟夫·奈圍繞軟實力、文化、馬克思主義、外交政策、中美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對話。本刊摘要刊發對話內容,以期對文化軟實力研究有所裨益。
張國祚:約瑟夫·奈先生,您具有深厚的美國官方背景,是位有影響的美國政界人物。特別是您提出了「軟實力」這一概念,為政治學、特別是國際政治學的發展作出獨到的貢獻。隨著我們中國越來越重視文化軟實力,您在中國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
約瑟夫·奈:謝謝!我讀過您的文章。
張國祚:謝謝!您能簡單介紹一下您關於「軟實力」概念提出的背景嗎?
約瑟夫·奈:權力是影響他者獲得期望結果的能力,可以通過脅迫、收買或吸引力來實現。1939年,英國著名現實主義者卡爾(E·H·Carr)把國際權力劃分為三種類型:軍事權、經濟權和話語權(輿論控制權)。這對我很有啟發,軍事權體現脅迫力,經濟權體現收買力,這兩者都是硬實力,而話語權則體現一種吸引力。所以,我就把通過吸引和說服獲得更優結果的能力概括為「軟實力」。
張國祚:這一概括很生動、很形象,也很科學,它揭示了吸引、說服、誘導、拉攏等力量發揮作用的本質和方式,突出了其有別于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發揮作用的特點。
約瑟夫·奈:謝謝!「軟實力」這個概念可能是新的,但概念表示的行為並不是新東西。雖然我在關於美國權力的書中再次明確了軟實力這個概念,但並沒有什麼美國特色的東西。中國古代文化對軟實力就有很好的理解,雖然沒有使用這一專有名詞。
張國祚:您很謙虛,但陳述的也是事實。我們中國人對「軟實力」的運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老子的「無為而治」,孫子的「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等,都是關於運用「軟實力」的精闢論斷。
約瑟夫·奈:您說中國學者對「軟實力」概念有不同理解,有什麼不同?
張國祚:任何學說,任何學術概念的內涵,在其傳播過程中都會發生變化。我們主要強調「文化軟實力」,我們認為,文化是「軟實力」的根本源泉。沒有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沒有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沒有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沒有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的。文化在軟實力中居於靈魂地位,發揮經緯作用。靈魂,說明文化決定軟實力發展和使用的方向;經緯,說明文化滲透到軟實力各個環節和要素中。您所說的「政治價值」和「對外政策」,都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事實上,我們賦予軟實力的功能已不僅僅是外交權謀和國際戰略,而是把它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我們提出的「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等,都是在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
約瑟夫·奈: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到現在,中國已有數百篇關於「軟實力」的文章發表。這個術語已經進入中國官方語言。中國也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任務。對中國來講,發展「軟實力」是明智戰略。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就頗具吸引力。社會和諧、禮儀、孝道、同情原則等儒家價值影響了東亞地區。但今日中國在「軟實力」方面,遠不是美國或歐洲的對手。
張國祚:僅從新聞媒體影響、電影電視和動漫等科技文化產業影響來看,您說得對,中國的軟實力遠不如美國和歐洲,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所承認的「西強我弱」。這是個事實。但我們還要看到,中國有不同於美國和歐洲的國情,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不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而是來自我們黨和政府的作用。例如,我們的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都無可爭議地樹立了中國的形象、提升了中國文化軟實力。但所有這些,都不是靠非政府組織作用,而恰恰是政府的組織力、感召力、動員力、凝聚力之使然。客觀公正地說,今日中國文化、新聞、輿論的開放自由程度,要超過許多非社會主義國家。您能應邀到中國來公開演講,本身就是中國文化、新聞、輿論開放、自由的一個證明。
約瑟夫·奈:您的詩《珍惜吧,我們有緣》有些像康德的哲學觀點,我很贊同。我和您的對話很愉快。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如果忽視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進步,也是很愚蠢的。幸好,這些進步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有利的。軟實力不必是一個國家的獲益而其他國家受損害的零和遊戲。例如,如果中國和美國,都更加相互吸引,雙方衝突的可能性會減小。如果中國軟實力的崛起降低了雙方衝突的可能性,就是一個正和(互利)關係。
張國祚:的確,我也很愉快,我們確實可以成為朋友。這不是因為我們觀點完全一致,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坦誠交流。貴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中國知識界的名氣也比較大,他寫過《大趨勢》、《亞洲大趨勢》、《中國大趨勢》等著作,又寫了《成都模式》。他的觀點未必都對,但由於他長期深入中國調查研究,所以他的著作,既能指出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又能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的體制機制的優勢有比較深刻獨到的看法,有一般西方學者所達不到的深度。歡迎您多來中國。如能時間長一些,搞點深入調研,多看多聽,我相信,以您的睿智,對中國一定會了解更深。中美兩國只要能夠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彼此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就會減少誤判、深化合作、實現雙贏。就會像您說的那樣,中美關係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正和關係」。憑兩國人民和政府的智慧,我們應該有信心實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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