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婦女解放先覺們的「大心腸」

康有為和三個女兒（左起依次為康同壁、康同復、康同薇）

王緋專欄 戊戌維新後，一小群康同薇式的近代婦女先覺以「反閨吟」的全新姿態和社會政治牽起手來，躋身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大舞台。

在中國封建末世，一些才女並不甘於性別角色下的「閨吟」，懷揣文人化的夢想，希望把閨房當成書房，能夠像男性文人/士子那樣挑燈「夜讀」，把自己變成一個大書痴或者書獃子。於是，便有了駱綺蘭的「每日聯吟到夜闌」；有了夏伊蘭的 「妙理耐鑽研，閨房當書舍」。或許，在那個「知筆墨非婦人事」的時代，只有「夜讀」才可能使她們享有時間和空間的最大自由，不必為「婦人事」所累，靜悄悄地「相親相愛架上書」，讓自己文人化的夢想成真。 可是，19世紀末驚天動地的戊戌維新革命，卻向這寄望於通過摹仿士子的「夜讀」超越性別角色的一群，拋出了匕首和投槍——其中，出言最狠的當屬跟隨父兄鬧革命的婦女解放先覺者。比如，在維新變法運動的發起、領導人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眼裡，當時「中國二萬萬之女子」里的「上者」雖知書識字，卻都是一幫批風抹月、弄草吟花、寫妖艷之詞、發言情之句的無用之人，先覺不能不對這類「淑秀」不屑一顧、嗤之以鼻，因為天下女子要是都像這幫人那樣一心做「蔡文姬之徒」，整個國家就沒救了。 為此，一小群康同薇式的近代婦女先覺便以「反閨吟」的全新姿態和社會政治牽起手來，通過投身民族/國家革命，與政治親密接觸，獲取了走上社會、參與歷史變革的資格與憑證，躋身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大舞台。這些人中，有不少是維新革命時期男性精英的女眷，除了康有為的女兒，還有梁啟超的夫人李端惠、譚嗣同的夫人李閨、康廣仁的夫人黃謹娛、經元善的夫人魏媖、陳季同的法籍夫人賴媽懿、陳季同的弟婦薛紹徽等。 和西國比起來，中國婦女解放的經歷很特別，往往是男子首先起來召喚並解放被壓迫的婦女，然後才是女子站起來解放自己（當然，在受壓迫的層面上也同樣如此——先是制度派生和保障下的男人壓迫女人，然後是女子比男人更嚴酷地壓迫自己和性別同類，進而將這種壓迫制度化）。那麼，維新革命時期的男性精英，在鎖定以變法和平手段實現民主憲政、尋求國富民強革命大目標時，為啥要不遺餘力地解放婦女呢？ 原因很簡單：男精英們個個都有一付大心腸，並不像小說《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僅是崇尚人道的女性同情論者，「興女學」也好，「戒纏足」也罷，無不繫於其大心腸下的男性政治遠謀。在康有為看來，為人類自立計，女不可不學；為人種改良計，女尤不可不學。他的學生梁啟超就說了：占國人一半的女子全都無業，成了嗷嗷待哺的「分利之人」，逼得另一半可生利之男不得不在「一人養數人之世界」中討生活，釀成「中國之無人不憂貧」和民族/國家的積弱，從此我們的主權蒙損，中國人受盡外強凌辱；所以，要想民富國強，就得「使人人足以自養」；「興女學」，既可以為女子們充任職業打基礎，又可以提高其文化素養，保證她們能更好地相夫教子，孕育培育出優秀後代來強國強種。「戒纏足」的男性政治謀思，更是出於這種強國保種的大心腸，眾精英們所闡發的有關纏足之害及戒纏足意義的要旨非常清楚——天下婦女對纏三寸小腳痴迷不悟，這惡習本身「患猶小」，大患在於由此而成廢疾的女子都成了男人之累，不光影響她們相夫教子，生養出的孩子也是沒有康健體魄的弱種，後患無窮啊。男精英們反對纏足的第一要義明明白白，就是要為民族/國家的利益而自強其種，以保證男女一致對付外強的力量不被削弱。 這種被男精英稱之為「一舉而獲數善」的政治謀思，對生活在其身邊的女眷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大到了幾乎掌控她們的所言所行——義無反顧地跟隨父兄的革命身影前行，一絲不苟地遵循父兄的教導與安排辦事，如出一轍地依照父兄的思想或語錄撰文，成為近代婦女解放先覺最初與政治牽手的典型姿態。 1897—1898年間，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子社團組織——中國女學會，以及中國女學堂、女學報在上海創建。雖然是以「女」冠之，但女學堂的實際倡興與籌辦者卻是梁啟超、經元善、譚嗣同、陳季同、康廣仁等人，有關女學堂的文字如《倡設女學堂啟》、《中國女學堂稟北南洋大臣搞》，也都出自這些男性精英之手。只是隨著操辦的日漸成熟，為了工作和行事之便，擔任「外董事」的男性領導者才逐漸放手，按照《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的相關規定，把組織工作及出頭露面的事轉交給擔當「內董事」的婦女。實際上，在女學堂的整體工作中，「外董事」們仍充當重要角色，起著主導作用。 在婦女解放先覺們的思想文字中，隨處可見她們從父兄那裡一脈相承的大心腸，如《女士潘道芳論中國宜創設女義學》的洋洋大篇，無非從頭到尾把梁啟超《論女學》的原話作為經典「語錄」，大同小異地鋪排一遍；就連康同薇痛斥披風抹月才女的狠話，也不過是借用梁啟超言的個人發揮。這種踏著父兄的思想足跡言說的情形，就像當時男性維新革命精英的思想與表達相互傳染一樣，較為普遍地嵌入近代婦女解放先覺的檄文里，如女學報主筆裘梅侶的《論女學堂當與男學堂並重》，即是對梁啟超的生利分利思想準確又全面的演繹，她說：中國的男子人人有妻子之累，室家之憂，「富者坐養數十人，以分其財；貧者竭畢生之力，而不足數女子之奉」，只有大力興辦女學，才可以讓女子「廣其學識，盡其才能」，「自謀生計，不必分男子之財」，一旦中國二百兆如「聾瞽瞽gǔ 」似的婦女都有了聰明智慧，「其必大有益於強種富國之道」。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那時的婦女解放先覺就沒有發出過自己獨有的聲音嗎？當然不是。以上，只是她們最初與政治牽手時的情景，一百多年後再回望，我們真應該向她們的大心腸致敬。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主要著作《睜著眼睛的夢》《空前之跡》)